庄生叹曰：“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郄，忽然而已。”诚哉斯言！曾几何时，我侪聚集珞珈山下，何等风华正茂？30年过去，今皆年届花甲上下，可不正是迅疾有如骏马飞奔穿隙？回顾往昔，难免感慨万千。自思一生所为，没有中流击水，也无跌宕起伏，大体是安时处顺、随性适己而已。

　　少年不知愁滋味，只知贪玩，不思读书。尽管先父管教甚严，在我幼时就课以背诗诵文、识文写字，自己却心不在焉，百般敷衍。那段岁月的“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三年自然灾害，都没有在自己脑海里留下什么直接记忆。就是先父在运动中被错误地“拔白旗”、取消党籍而险遭不虞，自己也浑然不觉。少年时代的深刻印象，就是与玩伴上山捕雀摘果、下湖摸鱼捞虾，还时不时惹事打架，被邻居长者目为顽童。

　　糊里糊涂，读完小学；不知不觉，考入初中。直至初一下学期，我才真正开窍知事，觉得读书有点趣味了。哪知初一还未结束，书就读不成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掀翻了校园的课桌。逍遥两年后，听命老人家的一声令下，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成了数百万“老三届”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

　　下乡后，白天在田野里战天斗地，晚上在土屋中谈天说地，沉下心来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起初我也不觉得有多么苦和累，反倒很享受大碗饕餮新米饭的快意、结伴串队悠游的乐趣。不过，夜深人静之时，辗转反侧之际，往往思念的是学校的课堂、家中的藏书。于是，回家探亲归来，背囊里总有几部书籍。

　　1970年，国家企事业单位在知识青年中招收工人。因时顺势，我被招入所在县里的公路部门，成了一名养路工。身份虽已改变，拿上了工资，吃上了商品粮，但我的劳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却与在农村相去无几，只是将锄头、齿耙等农具换成了铁镐、铁锹等工具，将田野边的集体土屋换成了公路边的集体砖房。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读书热情也日益增高。工余之时，我再也不爱与人不着边际地闲聊；节假之日，我再也不愿与人无所事事地周游。在公路部门工作8年，我最大的喜好就是读书，不仅时时将家中带来、街上买到的书籍读完，而且不遗余力地到附近农村去搜求、借阅文革中未被烧掉、劫后余存的旧书。有时手中无书可读，我就找来当时风行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竟然也能读得津津有味。读着读着，我自然就越来越向往进入学校读书。入校就读，成了我当年的迫切愿望和美好梦想。1973年，省公路系统选拔优秀青年工人到交通学校学习，我因被评为地区先进工作者而首先获得推荐，却由于先父所谓的“历史问题”而落选。此事对我打击很大，一度萎靡不振，甚至感到絶望，好在寄情书中使我得以自拔，坚信求之不怠，终有所得。

　　1977年9月，先父来信告知即将恢复高考，鼓励我参加高考。大喜过望的我丝毫没因自己仅有初一学历而犹疑，唯知不能放弃这个圆梦的机会。当年国庆，我赶回武汉搜罗了初一到高三的各科教材和相关资料，随后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边工作边备考，其中甘苦，难与人道。在县城中学参加高考的早上，看到黑压压一片的考生，心中顿生紧张之感：呀！这么多的考生，高于我学历者大有人在，我能考上吗？下午再入考场，环顾上午坐得满满的教室里有了好几个空位，不禁添了几分自信：有人自知考得不好而退出了。次日上午，看到考场里空出的座位几近半数，令我信心大增，试卷也做得更加顺畅。呵呵，能够坚持考完者，多少是会有希望的。待收到武汉大学的録取通知书时，美梦成真的欣慰无以言表，最为感慨的则是：天道酬勤！

　　大学4年，我除了努力学好专业课程之外，一心就想着多读点书，虽然积极参与校、系、年级和班组的集体活动，但主动性不够，事不关己则不闻不问，对同学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一些大事趣事都不知其详。晚上，图书馆、教室都按时关门，学生宿舍也定时熄灯，为了不受干扰而多读点书，我利用教师子弟的“特权”经常到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里读书，每每读到半夜一二点才回到寝室，却没想到同室的少舟敏感，非要等我归室上床后才能入睡，这也成为毕业后两人相聚时他经常打趣的往事，令我心怀歉疚。想来，当年的我尽管是蹑手蹑脚地归室上床，也难免会搅扰同室的杜华、少舟、诗红、安东、运抟等的好梦，只是这些可爱可敬的同学却并没有怪罪我。在此，我深表歉意并由衷致谢，感谢你们的宽容和理解。

　　日月不居，毕业将至，我忽然觉得自己读书方入门道，兴味正浓，唯恐失去读书的优越条件，乃向辅导员郑传寅老师表达了希望去高等院校或科研单位工作的意愿。毕业分配，适己遂愿，颇有踌躇满志之感。

　　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除了有少许政治性和事务性工作之外，可以不用坐班、不打考勤而自由自在地读书写作，自我感觉真是爽快。可是，结婚生子之后，有了养家压力，就体会到这份工作的清苦。尤其是儿子渐大，需要入托、上学且开支益大，更觉没有权力部门和高等院校的后勤条件的生活颇为艰难。1980年代末，全国经商大潮奔涌，世人纷纷跃入商海，来访友人见我依然如故地守清贫、耐寂寞、坐冷凳、伴孤灯地校阅古籍，善意地嘲讽我不识时务、不谙人生。其语也让我心生犹疑，反躬自问，甚至一度激发出涉足商海的冲动。但看着书斋里积累渐多的书籍，犹疑再三也下不了离弃的决心。自己不仅在书斋里坚守下来了，而且从文学研究所转入了楚史研究所，读书的涉猎领域从文学拓至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沉溺书中自得其乐的同时，有所心得辄发诸笔端，先后出版了《楚文学史》、《楚文化流变史》、《长江流域诗词史论》等著作。

　　2001年，我应邀受聘到华中师范大学，创建了楚学研究所。工作单位虽变，工作性质依旧，只是又顺应时势，在研究楚文化暨中国历史文化的主业基础上，我首倡并与同仁创办了国内外第一个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本科专业，读书和研究乃从古代延及今世、从学术扩及应用，即将出版的新著是《文化遗产学》。

　　屈子自咏：“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借其诗句，写照自我，则是“余独好书以为常”。学海无边，书山入云，生也有涯的我，命定是在无边的学海、入云的书山中度过一生了。

　　好书者以书为宝，书斋里堆积的先父和自己两代人的藏书被我视为莫大的财富。然而，还在儿子读中学时，我曾指着满墙书架上的书籍对他说：“这么多书，将来够你读的。”孰料儿子答曰：“这么多书，我读不了，也不想读。”果然，他进大学自选的专业是经济管理。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呜呼哀哉！百年之后，奈我书何？！

　　2012年元旦

　　蔡靖泉自述：

　　从无自述生平的打算，倒是有过不写自述的想法。曾经翻阅过两本《名人自述》，掩卷若有所思，自述乃名人之事，寂寂无名者何劳此为？又念及自述是人生的总结，有盖棺定论的意味，过早自我终结则于心不甘。还有感于“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无知之所无奈何”，人生在世，知其可为而努力为之，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至于晚年，更宜不为物累，不因穷达、富贵、得失、毁誉伤神损性，何必反省自我，倍增哀乐；甚至是检讨一生，徒生喟叹？！今主编要求、同窗响应，也就不能固执己见，只得自述几句，写下这篇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