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是河北省饶阳县。1957年桃花盛开的季节，出生在北京西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3岁随父母迁居天津市，学前常在天津电影制片厂和天津自然博物馆里玩耍，培育了对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的兴趣。7岁又随父母工作调动，返回出生地，在北京西城区第一师范小学学习。

　　小学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时代大潮之下，学校改名为“起宏图小学”，我脖颈上的少先队员红领巾，也被忠于领袖的红小兵臂章取代。

　　高小时，父母下放至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我过上了数年“小鬼当家”的日子。初中赶上按片招生，就近在北京西四中学入学——据说这个学校前身是工读学校，人称“流氓小偷学校”。可能是因为所谓的“根红苗正”、学习又比较认真，被班主任刘怡芹老师任命为红卫兵中队长。15岁入团，不久当选班团支部书记。所幸遇上恢复高中，就随着班上成绩尚可又有继续上学要求的同学，一并升入高中。

　　在初、高中期间，学习上乏善可陈，只依稀记得，曾获学校打靶冠军和年级女子体操亚军，高中班主任梁培育老师曾在课堂上朗读我的作文以示鼓励。

　　1976年元月，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报名到北京远郊延庆县花盆公社花盆大队第三生产队插队落户。这个生产队也叫“耗眼梁”，传说因最初在这山梁上居住生活的两兄弟眼睛红如耗子得名。在作家浩然的笔下为“浩雁梁”。

　　虽说是京城郊区，就当时的交通条件，也要一天一夜才能到达：一清早先乘长途汽车，是夜住进大车店（那个年月，好像县城里还没有旅馆，只有马车店），第二天换乘去河北的另一趟长途汽车，至中午途经花盆公社时下车，再背上行李翻山越岭来到生产队。实际上这个生产队就是由一个坐落在山上的自然村组成。山下是一条叫“黑河”的清澈河流，这也是全生产队人、畜饮水和农作物灌溉的主要水源。社员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确切地说，是天不亮就开始劳作，天黑时才收工。不久我便磨练出了一副“铁肩膀”，因为出门就与扁担为伍，不是挑水，就是挑粪、挑粮、挑菜、挑柴……心里时常同情队里的小毛驴，每次驮的水、柴草等比人多好几倍，上山坡时脖子伸得老长、四条细腿累得直哆嗦。村里的老乡常说，“咱们这苦地方，毛驴都得累跑了”。

　　再苦再累，青年人仍然充满改天换地的激情：晚上队里不“夜战”的时候，便开办夜校，为村里没机会读书的姑娘、小伙儿上识字课；按照科技图书的介绍，和知青们动手制作太阳灶，让老乡吃上不用柴火蒸熟的馒头；骄阳似火的盛夏，培育杂交玉米试验田，探索增产增收的方法；在冰天雪地的数九隆冬，加入到开山修路的队伍，缩短山村与城市的距离……

　　还没来得及写入党申请书，我却意外地受到来自公社的政治审查——因“四五”运动时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受到政治追究。虽然没有因此受到乡亲们的歧视，但是政治上的挫折还是在内心深处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两年的知青生活，磨砺出吃苦耐劳意志。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战胜重重困难，融入高考洪流。1978年樱花三月，我来到美丽的武汉大学。在大学期间，收到了组织上为我平反的信函，撤消对我的政治追究。如释重负的心，从此畅游在知识的浩瀚海洋之中。在同学联欢会上，一首《我的祖国》表达了我对祖国、对校园、对老师和同学的热爱。

　　我不是个成绩出色的学生，却也算是个认真学习的学生，处处贵在参与，事事助人为乐。学文学、学政治、学历史、学外语……珞珈山上、东湖水边、樱花林下、图书馆里、教室内外、宿舍楼道、餐厅食堂、体育操场，美丽的校区里无处不留下我勤奋学习的身影。四年的学习生活转瞬即逝，与各科师长、各位同学结下了深厚情谊。只可惜离别匆匆，成为心中永远的痛。

　　张天文自述：

　　1982年元月，我来到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从开始的不安心工作，到后来的服从组织安排“干一行钻一行专一行”。

　　1983年，去北京第二棉纺厂实习一年，期间撰写反映基层工会干部风采的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工人日报》上，后又收入相关作品集中。1986年，论文《论社会生产力发展与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的关系》，先后刊登在《工运研究》、《工人日报·理论版》、人民大学所编社会科学论文精选上，并获得全总机关优秀论文二等奬(一等奬空缺)；另一篇论文，《工会参政议政是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规律》，发表后被选入多家刊物和书籍。

　　1986年7月入党。1987年，在中国工运研究所获助理研究员（中级技术）职称，同时被聘任为编辑。由我担任责任编辑的《宣传〈工会法〉专辑》(1992年版)、《工会十二大专辑》、《学习宣传〈劳动法〉专辑》出版发行后，以质量取胜，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994年就任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运》杂志副主编，幷兼任全国工会系统权威理论研究刊物《工运研究》、《工运理论政策研究参考资料》等期刊以及《工人日报·工会理论与实践》专刊的责任编辑，中国工会期刊协会副主任和秘书长。20多年的编刊工作，逐步坚实了工运理论功底，提高了文字能力。

　　1995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举办的“应用社会学硕士学位课程高级研修班”学习，2003年考取中央党校社会学在职研究生。这些年来，为《职工代表大会条例讲话》、《企业民主管理问答》、《企业民主管理辞典》、《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工会建设与改革》、《工会大辞典》、《搞好大中型企业法律政策指导丛书·工会工作卷》、《协调劳动关系工作问答》、《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指导手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中国工会蓝皮书》等20多种工会业务书刊撰稿近百万字，在部分图书中，还担任主要撰稿人或编委。

　　2003年任全总研究室三处处长；2005年调任全总集体合同部综合处处长；2006年竞争上岗，担任全总集体合同部副部长。2011年和2016年，先后任全总民主管理部副部长和女职工部副部长、巡视员。

　　2017年5月退休。组织上和同事们都是明察秋毫的，给了我一些奬励和荣誉，我深受鞭策的有三项：一是多次被评为全总机关先进工作者；二是先后被评为全总机关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受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同志亲切接见）；三是荣获“全国工人报刊先进工作者”称号。当然，过去的都已成为历史，我心里认为，离这些荣誉还有不小差距。

　　我于1983年春结婚；独生女儿北大博士毕业，供职国家“翰林院”；双亲离休已耄耋高寿，安享四世同堂天伦之乐。在职时竭诚为国家为单位尽忠尽职，退休后倾心对父母对家庭尽孝尽责，成为我工作生活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