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在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老八舍建了一个“营部”，里边汇聚了几个人物，有高伐林（诗人）、张立伟（哲人）、吴兆龙（制片人）、李栋（富人）、张冀平（影视人）、赵誉泳（广播人）、陈顺智（学人）、刘彦博（游人）。“营长”记得是张立伟，“副营长”有多人，虽然他们相互谦让，却因实绩而被公认如此排列为妥。本人当时18岁，对他们来说近乎是个儿童，旁观者。

　　“营”本应读“ying”，可在南方却被念成了“yin”，对我这个该部唯一的北方人来说，对它的读音的感受并不深刻，更何况从闭塞中走来，先前只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哪能体味到其中妙趣？如今我想，当时若要换来张桦入住，不就更名副其实了吗？

　　关于“营部”的日常工作——语言活动，我记不清具体的内容，或记起的不能公开，但每天都嘻嘻哈哈，乐不可支。我只是人云亦云，人笑亦笑，俨然刘姥姥、傻大姐进了“大观园”、李自成闯入紫禁城。如今想来，有些惭愧。

　　“营部”不是“独立营”，而是全年级十来间寝室的“营部”，是全年级男生的语言游戏中心，它就像三江源头，是年级的“娱乐文化”发源地。女同学可能不认同，但拒絶不了，就像哪怕中南海也会受到沙尘暴袭卷啊。女生陈惠文当时是包括“营部”同学在内的小组组长，也常受到“营部”风吹雨淋，只好拼力扺挡。本组另一位女生张天文，更是“温室的花朵”，为了不受伤害而“充耳不闻‘营部’语，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就是令人尊敬的和善可亲的韩德全指导员，对待“营部”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喜笑应对。“营部”魅力无穷，影响非凡，直到毕业分配，各自天涯后才自行解散。如今回想起来，当初虽如聆听天书，却也余音绕梁，回味不尽。

　　作为一个旁观者（并非“学徒”），我很感谢各位学长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虽然在“语言娱乐”上无所长进，但在诗、哲、艺方面得到大家的全面推助。包括我的钢笔字都是深受张立伟影响的，更不用说哲学思想了。工作多年后，我的周围常有外校出来的同班、同寝室同学相互矛盾很深的现象，我一直理解不了。我们的“营部”可谓一个“五好连队”，从未有过什么摩擦抵牾，永远欢天喜地，令人以为到了人间天堂！

　　于是我想，若有人对“营部”有什么微词，对“营部”领导有什么不逊之语，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我会站出来证明，当年的“营部”是刘道玉校长领导的韩德全老师率领的红色根据地中真正的“八路军营部”，是革命的“黄埔军校”，文化的“红色摇篮”。

　　刘彦博自述：

　　困难时期生在陕西关中，身形有负北方水土。心智不尽人意，易学易忘，有负名牌大学培育。直率，坦诚，俗计甚少。做事随性，形大于实，感觉为上。虽好文而才疏，未弃文而辞浅。善以待人，宽以对世，荣辱均能担当。

　　曾孤陋寡闻，渐采学博取，悟识自然、人类大体。学文学，事历史，兼而有之。好讽刺幽默、谝闲谈笑，忌板脸教人、顺从世俗。热爱自然，偏袒人性，蔑视权贵。缺乏韧性，率性而为，兴尽而辍，不求臻精。

　　机关多年，厌其平稳。下海十载，纵横一时。为保真性，遁于人文。写作不辍，以求适意，或能实用，换得些许名利。

　　今过五十，生活无忧，忽生弃俗超然心态，驾车远游，亲近自然，感受人文遗产，拟走遍全国，完善生命。另有建宅乡间、沐日伴月、过虫鸣荷香的隐逸生活，达到宠辱皆忘的自然自在境界的想法，且已步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