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2年初留校任教，从事教师职业已30年，不曾间断。在教师这条路上前行，说文论理就成了求生存的必然。写得虽然不好，但积习已经深入骨髓。一码字就有说事论理的精神在其间端着，尽管常常教育学生说：做文不可端着。

　　所以不敢千万言地往下写。将思维切片，断续地回忆1977年进大学以来的二三事，竟然往事历历。

　　初进武大

　　临进大学前，大约太激动，莫名地发高烧一周，天天奋力吃退烧药，结果吃到五脏不知哪一脏有些临时胖了起来，校医一检查，面露难色：这一脏是否有毛病？我紧张得像说谎似地告知缘由，医生不再追究。走出今天我早已想不出位于何方的校医院，一手汗，差点儿虚脱，又觉要发烧。

　　后来听说方玲一见白大褂就血压高，无法正常体检，由王桥英代行体检之事。对前者同在医务室遇险我深怀同情，也颇欣赏后者的英勇救人。冥冥中种下了三人此后的友谊。

　　与桥英、方玲的友谊开始得很早，没有任何特别的因果，只是投缘。方玲性格随和，见人笑嘻嘻，是那种与任何人都能有话说、都能和平相处的，现如今倡导“和谐社会”，正因为方玲式人物太少。

　　桥英与我看似性格迥异，骨子里却有许多相近之处。如果说方玲的性格是柔若无骨，那么桥英便是柔中带骨，而我则是“骨感”，是那种令人一看就觉得个性强的一款，其实有时我自认为挺随和的，而且我的确在许多年长于我的人群中有这一好名声。我和桥英应当是不太会轻易交友的人，但人生中一定会有若干“死党”般的闺密，未必时常联系，但永远信任如初。

　　进校后，排序下来，很快就知道我是女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自卑感油然而生。今天想来，大约是看到诸多同学的优秀（如陈惠文已经发表过小说等等）而自己徒增年岁一事无成吧？

　　这份自卑如影随形，令我常觉自己的不足。事实也如此，比如当时我上课记笔记不得要领，又缺少张强那种连老师咳嗽都能记下的能力；对于哲学课犯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老听得云山雾罩，恐惧这门课的考试。老于于可训在我们中文系的教室里，曾用最搞怪的语言让我理解辩证法，其用语之滑稽令我忍俊不禁（今天看来是生动教学哦），但我仍只止于生吞活剥，好在我的背功不错，稀里糊涂一阵死背，居然考试得了“优”。

　　这份自卑令我不敢逃课。其实当时几乎谁都不逃课，除了哲学大师张立伟。他真是个特立独行的天才，在小操场上，他给我启蒙过程朱理学，侃侃而谈。我的毕业论文中关于程朱理学的部分，脱胎于他的辅导。

　　很多年前，他寄给我他写的一本传播学专著，生动而风趣，令人莞尔。我边读边忍不住说：“这个张立伟！”很少有人将理论著作写得轻松而活泼，他就是一个。顿时我产生了将他引进到我们学院的念头，我用“特聘教授”的酬金引诱他，结果他委婉地告诉我：我这儿比你那儿收入高。

　　这份自卑令我周日不敢休息，武汉市图书馆几乎成了我周日的家；令我娱乐时忧心忡忡，总觉自己在浪费宝贵的光阴。为此，周末与同学们一起去学校大操场占位子看电影，或者跋涉数里去省委什么地方的大广场看电影，都是我今天回忆起来还会兴奋的、不多的活动之一。当然，关于拒絶娱乐只知读书，刘传铁做到了极致。我在北京广播学院（今天当称为中国传媒大学）进修时，曾与在该院当老师的刘传铁有过较多交往（湖北人发音较浊，刘传铁的名字在我先生的耳朵里便成了“硫酸铁”，刘传铁后来回武大读书，又任校研究生部副部长什么的。听到我们同学谈起他，先生会问，说的就是你们那个“硫酸铁”呀？），因为这个“硫酸铁”，我在北广的进修便利了许多，且显得不那么寂寞。我和他一起去北广后门的小店吃涮羊肉，用他们学院发给他们的米给他和我做饭吃，一起接待过叶绪民、方玲、桥英、高伐林……一块出去看展览，等等。他穿大衣喜欢披着，在公交车上，大度地将座位让人，一手叉腰，一手上举抓着车环，披着大衣，占着公交车的大块空间（那个时候，北广一带的乘客不多，允许他作此举）。行走时，腰板笔挺，目微眯而不斜视，有些当“官”的潜质。看纪録片，他喜欢看领袖与人握手。听到他这一癖好，我笑倒。他现在每天要和多少人握手啊。

　　当时我正在与郑传寅老师、于可训等共同编写民俗辞典，我请刘传铁用他的借书证帮我借民间文学、民俗文学，搜寻其中记述、描摹的民俗活动，编入辞典。一摞摞地借，快速地翻看，快速地还掉，再一摞摞地借，并利用晚上时间在他的办公室编写一条条的民俗辞典——当时，我住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宿舍，宿舍10点钟就熄灯了。弄得他很是有些额外的辛苦。在与他的闲聊中，始知他在武汉大学时，一心攻读，于许多娱乐活动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太神了。

　　我内心常常自卑，与我在外人眼里貌似很自信的印象迥异。我曾在讲台上谈自己的自卑与不自信以激励学生们成长，学生们无一例外地一片惊呼：怎么会？

　　但事实上，至今如是。 

　　偶然去看了一下同学们网上的发言，外交官杨厚兰、美籍华人胡晓晖等都在说当年“自卑”、“自卑”。才发现这么多我以为与自卑无缘的同学都曾经心潜自卑。哦，彼此彼此。

　　东湖游

　　去东湖，是武汉地区大学生们一个必然的活动，尤其是我们那个年代。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我们小组同学的集体游，时间好像是在临近毕业的前一年。

　　我带上了煤油炉、糯米粉等物品，小组里集体带上了买的卤鸡等一些吃食，记得我们每两个同学共享半只鸡，我和胡晓晖共半只，那时我很喜欢吃卤鸡，以为是天下至味。胡晓晖很“爷们”，凡我认为好吃的部分都让给了我，我很有一种被呵护的感觉——尽管我比他大了很多。我点上煤油炉，用糯米粉给大家做一种甜羹。我用苹果、香蕉等水果杂煮在汤团中，加上鸡蛋花。这是我的拿手好戏。过年过节时，我们家每次餐后必以此羹作为一次大餐后的句号，如果做得完美，就会成为一个惊叹号。

　　大家或跪或坐在地上很开心地吃，有照片为证。

　　我从小在家里做饭，熟悉厨房的那一套，我喜欢做饭给家人及客人吃，只为得到大家的一声：嗯，好吃！我客观地自查这是虚荣心作祟，但主观上仍然有好请人吃饭的习惯。大学期间，我就在过年时请同学吃过饭，没有道理就是高兴。吃过的人里面肯定有吕波。那时我家走道的地板坏了，踩上去晃晃动动的，吕波一进来就操着极有四川韵味的腔调叫着：“谑！弹簧地板！”记得吗，吕班长？

　　还有陈忠——这个我很怀念的同学，他边吃边告诉我，这个鸡不好吃，没有味道，糟蹋了！嗯，这个鸡还不错。他是地道的湖北人，对付鸡，湖北人除了煨汤，就是红烧，浙江人从不红烧（至少我们家从不），除了白斩就是醉。他说的那个“糟蹋了”的就是白斩鸡，他说“还不错”的是醉鸡，是用盐腌过再用黄酒浸制的。可能陈忠是以咸淡与否来评价的，湖北人口重，清淡的白斩鸡很难被欣赏。

　　我们因为顺路，有时星期六会一道乘公交回家，我在汉口一元路下，他在三阳路下。他很平和，脸色永远不太好，偏黄，少有大声地说笑，关心人的时候很谨慎，但你能体会到他的关心。他曾经用极淡的语调鼓励我写入党申请书，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个声音，是湖北人中少有的柔和兼些许沙哑的、不带胸腔共鸣的声音。他是第一个令我去掉那份在政治上的自卑并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人。据有些男同学说，他几乎每天冲冷水浴，无论三九。我曾求证过他，他淡淡地笑着，我顿时脊背发凉，至今我仍然怀疑这种太抗拒自然的锻炼方式。闻听他去世的消息应该是在1986年，尽管传递消息的同学告知我病因，但我总不由得想起冷水浴。陈忠是年龄与行为很匹配的老大哥，我却不是，我在女同学中年长但少有老大姐的行为及心态。今天的我，已经修行得有些宽厚长者的味道了。

　　我的家仍然是我朋友们聚会的中心。我有若干道家常菜，吃过的朋友一定会求教，或者下次来吃饭时会“点菜”。我的研究生宣称：没有吃过这些菜的不算方老师的学生，弄得我面对新入校的研究生备感压力。我的研究生也常常以在方老师家包饺子为乐，并常常以多余的饺子带回去给同寝室的同学吃为炫。这大概是随了我了。我自评为人不算高调，但在做饭这个方面，我总自我感觉良好。我很会包饺子，但不是家传，一来自部队，在部队时，每周日一定吃饺子，各班领回一定量的馅及面，自己加工。我属于在做饭方面很“得瑟”的一款，一定是最积极参与的那一个，于是很快就学会擀饺子皮和包饺子，我包饺子的方式很北方化，是那种一把攥成的，这个方式来源于李刚，我们曾经有次在老赵家一起包饺子，他将这一方式教给了我，我自练成“才”。

　　那次东湖聚会后的回家途中，大家都很兴奋，两个同学一坐一骑共一辆自行车，我坐在刘少安的车后。在东湖边宽畅的马路上，前面一辆是谢湘骑李刚坐，李刚回头给我们照像，我和刘，两个瘦条条的人各伸出一条瘦条条的胳膊，兴奋地摆了个傻呼呼的POSE，这个洋溢着青春快乐的照片至今仍然被我保留。说到这些照片，应当感谢李刚，他经常给我们大家拍照。以今天的眼光看，其技术很难恭维，但以今天的心情论，其热情真是可圈可点。否则，这些珍贵的活动就不会有记録了。

　　另一次游湖，好像是毕业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们邀约了许多在武汉工作的同学重回珞珈再游东湖。与前一次白天在东湖岸上游玩不同的是，这一次拟定晚上在东湖乘船赏月。很有诗情画意吧？

　　我们准备了月饼与卤鸡（仍然是卤鸡），这次卤鸡的工作是由我们自己来完成的，几个留校及读研的男同学帮忙采购，我与王三峡两人完成生与熟的转换，在郑传寅老师山上的那个家里，我俩忙得不亦乐乎。好像一共卤了八只鸡，仍然是两人一只。

　　在卤鸡的过程中，三峡建议将非常张扬的鸡爪割下来留给我们俩吃，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吃过鸡爪。小时候在餐桌上，如果我们几个姊妹的筷子伸向鸡爪，一定会被母亲用筷子敲开。在我父母的家乡浙江，女孩不许吃鸡爪，据说吃了手发颤不会绣花，而我们家三姊妹从小就被要求做绣活。鸡爪被母亲直递哥哥碗中。它属于男孩，据说吃了会刨钱。可是湖北三峡根本不理浙江方某的这一套，在她身体力行的示范下，浙江的形而上屈服于湖北的实惠——我开戒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吃鸡爪，三峡对于鸡爪的盛赞只在那一瞬间征服了我。此后我再也没吃过，不为绣花，为不喜欢。只是后来我的浙江女友及学生们，都很坦然地吃鸡爪，因为即便不吃，也不会绣花，而挣钱也已是今天大多女子们的责任了。我的先生也不太喜欢这一道菜，结果是，夫妻双双挣钱能力都不强。会挣钱的女子其实是很神气的。南京有个交友电视节目“非诚勿扰”，女士们有时会貌似矜持地问：“你在意女的比男的挣钱多吗？”问这个问题的女士肯定挣钱不少而且肯定很在意自己钱挣得比男士多。

　　当天的游湖似乎远不如我想像的那般浪漫及惬意，好像风有些高夜有些黑，月色离我们似乎很远，夜间更显广邈的湖，以黑色的神秘威胁着木船上的我，尽管大家说笑着，声音却在水声中虚化，虽有“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感慨，却全无“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轻松。我们吃了月饼，吃了鸡。似乎我仍然与胡晓晖共分一只鸡，但也可能记忆有误，我留有与很具男人包容心态的他共享食物的美好回忆。

　　在偶尔闪着些神秘的鳞光的黑水上，我心里那点儿不坚固的文人酸性被层层泛起的恐惧淹没，直担心哪条船会不会翻了。这点担忧，在我那些有着诗情画意的同学们那里，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

　　直到今天，我的多虑总会在非常有诗意的状态下出来煞风景。记得我任职的学院有一次组织上九寨沟，下午车扺黄龙，男同事们纷纷忙着比攀海拔近4000米高度的黄龙寺，几个体力不济、好胜心过强的男士躭误了大家的回程，结果，待两辆大巴在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下行时，浓雾已悄悄地弥漫开来，一前一后的两辆车居然彼此不见首尾，乘坐于车，犹如腾云驾雾。车外一边是时隐时现的陡峭山岩，另一边原本是山壑，此时云雾环绕，全然不知所以。老师们一边谈笑，一边观赏窗外的仙境，似乎对司机絶对信任。我却恐惧心陡起，一个劲要求司机慢开，同时急急地给乘坐在另一车的办公室主任电话，让其令司机缓行。回到山下，我依然难排惊恐，这种心态的影响下，我们全院三年未作集体游。

　　武大的同学兼同事

　　武大任教时，我写好文章肯定会给两个人看，一个是老师郑传寅，一个是同学于可训。由此也看出二人迥异的指导风格：前者会由此及彼，由具象而抽象、由微观而宏观，挥洒自如，比如畅谈“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类，将你导入一个令人耳目顿开的境界。回头一想，怎么改呢？这种指导对已经成形的文章来说很难有直接的建设性，但对被指导者此后思路的拓展仍有裨益，今天我仍然相信这种影响在我身上的作用；后者则具体而微，直接进入主题，从观点到例证、到题目的设立。于是我在一段时间里，常常会先写好论文，然后找到老于：“哎，看看？给论文编个题目怎样？”老于脾气好，基本上是有求必应。

　　然而，我很快离开武汉，到了南京。忽然就发现，论文的思路得靠自己来寻找拓展的方向、题目得自个儿来“编”了。

　　今天我的学生们常常会感叹：“方老师改过的论文怎么就会变得很好了呢？”殊不知，当年的方老师面对被改过的文章也曾有过同样的感慨。

　　在武汉大学留校期间，我与在校的同学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至今我每次回校，都怀着极大的快感与他们相见，“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不知于、张、徐、卢及二陈等有无同感？

　　我们曾一起编写书籍，那套原定为十本结果出了六本的“咏物诗选”丛书，价值如何不论，但大家彼此聚集，相互切磋，很感充实与快乐。无论是与我同性相惜、极为内秀的三峡、行文犀利为人厚道的于可训、冷幽默十足的老夫子张杰、看似书呆子实则灵秀的陈文新、卢烈红，还是处世了了、衣冠楚楚、行为如贵族公子一个的陈顺智、貌似粗放内心热情细腻的徐少舟，抑或后来加盟的、见人便嗨嗨嘻嘻笑的胡晓晖，大家都呈现出学术上的才智与热情。

　　为了共同出书这一目标，我们隆重地集体去车站接一位掌握我们出书生杀大权的编辑，根据对方难以辨出性别的名字以及一手极漂亮的钢笔字，加上对方当时就拥有了的研究生头衔，我们共同毫不犹豫地将其视为男性，并果断地安排其与卢烈红同住一房。待到那位编辑轻晃着两条辫子直奔举着牌子的陈文新而来时，我与三峡不管不顾地弃陈而去，奔到一边哈哈大笑，任书呆子一脸尴尬，任女编辑一脸惶惑。今天看来我们是何等草率也何等无礼，但当时正因为我们的率真及学术上的追求，居然很快不费一兵一卒地将其拿下（这话稍有点儿夸张，我们凑份子请她吃了一顿饭）。她为我们做了许多的争取，使我们同学之间有了第一次值得珍视的合作，并留下了有意义的成果。直至今天，这位编辑仍然是我的好友。

　　今天我们每位在校的同学都出了远不止一本专著，而当时的那套书，于我们——至少于我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测试并激活了我们最初的学术能量，也记録了我们曾经的稚嫩，更见证了我们曾经的同心协力。

　　我一度住在九舍一楼，在校的同学们，离我较近的，常常会来我这里要一点儿吃的东西。因为看门的大妈晚上不让进宿舍，他们晚上看书饿了，直接就敲窗，第二年回来读研的胡晓晖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我会下碗面条或者拿几块饼乾，隔着铁栏杆递给他们。岁月去了，岁月编织的图案却留在记忆中。

　　他们也常常会帮助我和三峡，我很功利地喜欢桂花，秋季时分，如果食堂饭菜不好，我会端着饭盒，坐在桂花树下，就着浓香吃饭，那时的饭菜会有几分虚假的可口。我喜欢用它腌制用来做汤团馅的糖桂花。每到桂花盛开的季节，徐少舟与陈顺智肯定趁着夜色，爬到树上去摘，我们俩则在树下接着从天而降的桂枝，压低声音轻声欢叫。现在他们好像都会做糖桂花了，有一年我回校，正逢桂花开过，徐少舟将腌制好的一瓶糖桂花送我：喏，你喜欢的，小黄让我给你的——小黄是他的夫人。

　　我们也常常在一起“抬石头”：食材大家一起去买，我来做。有一次，我们商量好买螃蟹吃，到了大东门集贸市场，发现螃蟹大大地涨价了，据说是给小小的日本吃贵了。于是大家紧急协议，不与日本同流，不吃螃蟹改吃虾。回校后，我煮盐水虾给大家吃，这种吃法是非湖北式的，当时大家觉得新鲜，陈顺智将最后的一口汤都喝了，还直说怎么不多放点儿水。

　　我和三峡有过一次很有趣的记忆。我俩在一个黄梅天过后的下午，去珞珈山上采集了许多蘑菇，用一把伞翻过来盛着胜利果实，为即将来到的大快朵颐兴高采烈。在九舍一楼制作的过程中，忽然发现有许多折断了的蘑菇其断面都发黑了，一下心里就发毛：有毒的？吃不吃呢？

　　年轻的胃给出了裁决：吃! 但仍然疑虑重重：我们吃了，如果死了，谁知道我们怎么死的呢？要不要给他们留个信儿，让他们知道我们吃了可疑的蘑菇？最后的决定是，请男同学一起吃，要死一起死。于是两人坏笑着去邀请徐少舟、陈顺智们。

　　今天我们都还活得很健康，阿门！

　　方晓红自述：

　　方晓红，1951年5月21日出生。浙江慈豀市人。博士，曾就读、就职于武汉大学、河海大学、复旦大学。经历如下：

　　文革前老三届67级初中生。武汉市十六女中毕业。

　　1968年底，作为知青到湖北随县（今为随州市）插队。

　　1970年9月进湖北随县棉纺织厂当工人。

　　1977年参加高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

　　毕业后留校中文系任教，1983年底进入新闻系。

　　1988年调入河海大学社会科学系。

　　1993年调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专业，在职期间完成博士学业攻读。

　　2000年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博士后。

　　工作期间，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师范院校新闻传播院系协作会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江苏记者协会常务理事、武汉大学媒介发展中心研究员、郑州大学新闻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等。

　　“十五”、“十一五”期间为江苏省重点学科新闻学科带头人、省新闻学品牌专业学术带头人。主持国家级项目两项、主持或参加省级项目五项、横向项目若干。获湖北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奬共三项。

　　2016年退休，虽在教学与学术上仍有部分不得不继续的工作，但主要的精力与兴趣已日渐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