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辗转至退休，回首望去，自觉于己能留下印记，在生命历程中能成为人生节点的，为数寥寥，清晰可辨。记録在案，姑且算是“致那逝去的青春”。

　　一、从这里出发：助教进修班

　　毕业留校后，如何做一名“授人以渔”的教师，内心是懵懂的。两三年后，进了一种教育部要求高等院校开办的班，初称“研究生班”，后来在发放证书时，已经正式命名为“助教进修班”。武汉大学中文系助教进修班的招生对象，是全国各高校的助教教师，通过数门课程考试，达标者入。

　　在我众多的证书中，它算得上好看且郑重的一类：藏蓝、皮质、内衬海绵类物质，摸上去略有弹性，很有内涵的样子。而我自认为含金量很高的大学毕业证书，与它一比，实在是很简陋：大红，缎面，硬板纸样的内衬，握在手里，似乎没有内容。最要命的是，它几乎只有助教进修班证书的一半大。

　　结业证书盖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章，庄重地证明瞭我在“中文系文艺理论助教进修班中学习了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通过考试成绩合格”的一段历程。课程有七：文艺理论专题研究，马列文论专题研究，西方文论专题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专题研究，美学专题研究，多学科学术专题讲座。

　　这些课程的讲授者大多在当时已经是“腕”，今天则多为“大佬”了。名单如下：

　　何国瑞、李希贤、曾庆元、王文生、陆耀东、陈美兰、刘纲纪、易中天（按证书上“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成绩表”的顺序排列）。还有一位孙姓老师，未盖章，签名潦草，认不出来了。

　　助教进修班时间一年。基本上，我是一个好学生，上课守时，听讲认真，课堂笔记虽然没有大学同学张强做得好——据说，他连老师的咳嗽都能顺手记下——但于我已经是尽力了。那年的11月份，我怀胎第十月，临近生产，仍然在非常别扭的姿势下，努力记着老师的每个金句与废话。好在武汉大学大多数课堂上的“课桌”是连在“椅”上的，“桌”只是一块板，还不到两张A4纸那么大，是“椅”把手的延伸，这种非正规的课桌椅，给当时的我最大的便利就是，我在靠近“课桌”作笔记时，还有足够的空间安放尚与我一体的儿子。

　　事后证明，这本证书一点儿用也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当你需要证明自己时，它都属于忽略项。它是过程中的省略号。尽管它很漂亮，但没有任何人事部门要看它。

　　我还是感谢它，它记録了我忙忙碌碌、丰富繁杂、有时也万般无奈的那个阶段，更重要的是它改变并推动了我。

　　在临近寒假时，我生育了我的儿子，坐完月子后，我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孕育每门课作为考试成绩必交的论文。这数篇论文，需要在短短的寒假期间完成，其间，我还要和待哺的儿子周旋。这对于不喜欢也不善于写论文的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我胜利了！从那时起，我和论文达成了共生共赢的关系，相伴我一生的教与学。

　　二、鸡蛋因适当的温度而为鸡：读吗？读！

　　上个世纪末，教育部“青蓝工程”发动了，主旨是要求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提高学历。此前，全国高校教师，本科即可留校任教。新闻学系教师，尤其学历不高，一是因为，新闻学硕士点在全国高校所有的专业方向中设点是最少的；二是因为传媒界工资高，许多新闻系学生不愿读研，不愿留校任教，所以更不能对留校教师的学历作硬性的规定。我当时是新闻系主任，按要求在全系召开会议，号召大家读硕士，并要求确定哪一年报考，排出顺序，作好规划并上报给学院。新闻系除我和少数“60后”之外，大多是“70后”的青年，刚刚留校不久，都在成家立业之际，无一人表态愿去续学。我已经快晋升教授了，不属于被要求提高学历之列，但内心却有一种莫名的悸动，于是，我宣布：第一年，我去考博。

　　学院并不希望我去考博，晓之以理：你其实不必。但在当时的大势下，也表态：只要你愿意，不阻拦。唯一要求，不要考到外地，这样，我就能继续在系里“带着一群小青年了”（时任院长语）。

　　考博很艰难，复习方向漫漫无边，只能一本本书狼吞虎咽：我从郑传寅老师处借了他私人藏书一纸箱，运回南京，又从南图、校图分别借回数十本。少睡觉是唯一能把工作外的时间用于复习的方法。做假想题，让自己觉得充实。最后一个月几乎平均每天最多只睡三四个小时。

　　带薪读博，决不同于带薪读大学。读大学时，每月薪水寄到银行存折上，却无须付出任何额外劳动（感谢党和政府）；而读博的带薪，意味着带职，又因为在南京就读，过去需要承担的一切，一件也少不了。还有家务，还有孩子，于是又该谢谢先生了。读博期间，他自觉且勇敢地分担了家务中最不可少也最烦杂的一日三餐，每日餐中，只期盼我和儿子的一句褒奬。我会在脑闲的瞬间，略含逢迎且敷衍地给予肯定，好在先生于态度及词彚的理解向来弱智，听后一定朗润着脸欣欣然。被我自出生以来已经喂成了有偏向性的儿子却比较吝啬对厨师的鼓励，不仅如此，且自行制定章程，将厨师定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四个级别。他爹至今仍不厌其烦地觍着脸，问：能提副教授了吗？答案永远否定，且指出不足：“水平太不稳定”。教授一级的标杆是他娘。今天，承袭了他娘喜爱厨艺的他，自个也已经由他自己一手破格提到了“副教授”级。

　　无论好孬，那时的我，着实享受了一把饭来张口、不染人间烟火的日子。当然，这种享受是有期限的，备考与读博四年满，我老老实实地“脱我博士袍，着我厨娘裳”。

　　博士学位的攻读，其要点在写博士论文。

　　动笔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是在暑假期间。自拟的计划是每天不得低于2000字的撰写，超额不算。假期以60天计， 至少可完成12万字。于是时时兢兢业业。起行坐卧，皆如民国初年的名记邵飘萍言：“其脑筋无时休息”。总体说来，写作过程还算顺利，尤其是在清点着当日超额的字数、计算累积超额数量时，那种心中腾起的飞升般的快感，絶不亚于发现银行存款中多了个零的欣喜。但夹杂在其间的有些事，也真难以忘怀：

　　上个世纪90年代，有电脑的家庭不多，我家凑巧是这“不多”之一。电脑优点很多，但初用者经常会忘记，它不是笔墨，落地未必生根，写得好好的，突然停电（悲催的是那时经常停电），倘未保存，则前功尽弃。而在电脑尚未普及之时，对电脑使用不多的“我”之流，“存盘”这个概念是陌生的，于是我常常对突然的停电欲哭无泪。现在的我，“存盘！存盘！”这一理念已浸入骨髓，有时只写了几个字，脑子还在思索，指节已经将保存键点下。所以，教育永远不如经历、不如教训来得透彻，那是切肤的。此外，当时的电脑硬盘小，每个文件容量也小，一章只能放在一个文档中，文件还特容易丢失。有一次，辛辛苦苦写了一下午的文字稿，几千字啊，突然丢失了，上下求索，全无踪迹，那种絶望，那种痛不欲生，无语可描述其万一。 

　　这个阶段总算过去了。

　　在我自认为写出了15万字的“醒世恒言”（当然不是）并提交给导师后，导师告诉我，修改一下，交9万字来。哇，真痛！于是，直到论文答辩前，我的状态一直是：咬咬牙，删！再咬咬牙，再删！这一过程，给我一个最大的体会是：敝帚真的很自珍，但敝帚真的不必自珍。当你字斟句酌忍痛割爱后，会发现剩下的其实会比原来的乾净、清晰很多。现在的我，有时也会冷着脸对学生说：删掉X万字再给我看！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晚清报刊与晚清小说发展关系研究》。为了市场，出版时加了个正标题《报刊·市场·小说——晚清报刊与晚清小说发展关系研究》。我的学生告诉我，现在网上这本书的价格，已经比原价格涨约十倍，我未去核实过。

　　三、向往的工作：运交博士后

　　读博士期间，我获得了一个国家项目。当时工作已经更加繁忙，国家项目几乎无法开展。这时，正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设立了新闻专业在全国唯一的一个博士后流动站。

　　在一次全国会议上，我对当时新闻理论界的“少帅”李良荣教授聊起我工作琐事太多的苦恼，他用浙江口音很重的普通话，云淡风清地说了一句：“来我这儿做博士后好了呀！”哇！“空中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真是茅塞顿开，柳岸花明，烦恼迎刃而解！

　　我卸下系主任一职，每两周回校一次上课，在上海国定路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小楼里，开始了我为期两年的博士后工作。

　　那是一套两居室的住房，专门为我这类有家室的人提供的，当时，凡做博士后均可将家人的户口迁往流动站所在地，出站后在当时找个工作，孩子与配偶就不必再操心户口的问题。因此，很多人即便为了孩子也想进站。所以当我对流动站的人事部门说，我不迁户口时，对方大跌眼镜。

　　住房一间是卧室，一间是书房，客厅则兼厨房，客厅的一面窗下，一个陈旧的煤气灶台，孤伶伶地突兀在水泥台板上，一根管道穿墙而下，连接在煤气灶边。我很少自己做饭，完全无视它的存在，前任房客肯定做的，因为不久，我就接到煤气公司塞在门把手上的通知，通知我去结当月的账。 

　　在站时，我用固定电话与家人联系。经常用电话来“烦”我的是儿子。他正读高一，任了班长，有了些“事业”上的“野心”，想竞选校学生会副主席（正主席由高二的学生担任），于是与我沟通：如何发表竞选演说？如何用些小花絮形成效果？我告诉他一些大多数妈妈都会说的话：态度要诚恳，有了诚意，便有了信任，竞选不上没关系，参与是对自己的锻炼与检验，诸如此类。竞选的前几天，他将竞选稿读给我听（那时传真不普及，电邮大多数人还不会使用）我提出意见，他修改。然后叮嘱他，口齿要清，要有节奏，面要带笑，要直目听众，不要有小动作（他紧张时会下意识地拈衣角）。其实，我也不善于当众发言、当众自荐。处于这种场境，一定也很糟糕。但面对儿子，我是支柱，而且，如果我不多多地说，会为自己不能在儿子身边打气感到愧疚。竞选那天恰巧是他的生日，他买了些糖，在慌慌张张结束了他的发言时，用这个由头，冲着空中撒了一把，“贿赂”了一下“选民”，下场时，几位老师冲着惶惶的他，笑嘻嘻地说，也给我们吃几颗啊！在电话中，我分享了他如愿以偿的喜悦。

　　博士后真是非常好的一种工作，如果能一辈子在流动站工作，其实挺惬意的。心无旁骛，有工资可拿，有租金便宜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大房子住，一门心思做项目即可。多好！当然，这只是从工作角度而言。

　　课题顺利进行并结项，中华书局书面邀约，在“中华新闻传播学文库”中出版了这个成果，在站期间的科研任务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成。

　　这是一个立足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研究的与农村相关的课题，书名《大众传媒与农村》。成果的主体是一个通过大型调研完成的调研分析报告，它通过许多人——我的同事和学生——的共同努力得以完成。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指导教师李良荣教授在《大众传媒与农村》序言中说，方晓红教授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对数据进行梳理、诠解，有许多精到的真知灼见。本书，不但是从事农村新闻宣传人员案头的必读书，也是传播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四、行千里，始于武大

　　伴随着理想、伴随着奋斗、伴随着收获，青春褪色，岁月逝去。

　　人的一生，在向着未知走去的时候，会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件，会面临许许多多艰难的抉择，有些，事过境迁，便如过眼云烟。而有些，会成为你人生中的“坎”，你倾其一生，才能或未必能将沟壑抹平，也有些，会成为你撬动某领域的一个支点，洞开你人生的多面，还有些，则成为你人生中的一阶“浮屠”，引领你更上层楼，穷千里目。我愿意将这些经历称为人生“节点”。节点，不会被遗忘。有些节点，在经过它时，已经被镌刻在你的灵魂中。

　　于我，武汉大学正是。

　　大学四年，改变了我的人生。

　　如果没有那一年的政策，如果没有那一年父母家人的一再鼓励，如果没有那一年，心存自卑却又要强地执着攀缘， 我只能是一个在武汉大学门外、没什么知识的“知识青年”。

　　武汉大学的四年，让我对“大学”有了认知，那样的建筑，那样的藏书，那样的老师，那样的坡地绵延，那样的山高木低，那样的緑荫草香，那样的柳暗花明，那样的林林总总。它引发了我对学术的初恋，孕育了我对安身于这样一个环境一个状态的期待。

　　尽管后来离开了武汉大学，又经历了三所大学的熏染，其中有两所与武汉大学一样成为了我的母校。在年龄增长的同时，也经历学历的提升，经历了讲师、副教授、教授，经历了系主任、副院长、院长一个个阶段的变动。我心存一份感激，感激赋予我这些经历的所在。但，回忆过往，武汉大学始终位列第一，它是我主动选择自己未来的开始，是我心中一份执着的依附。

　　在武汉大学网站的博士生导师名録中，我的名字仍然挂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榜下，我愿意我的名字保留在其中，尽管我从2009年始已不在武汉大学带博士生。 想来潜意识中是我不愿割舍与武汉大学的那份联系。

　　今天武汉大学里，还有我许多同学，许多当年的同事，每回武大，看到他们，时光似乎会倒流，过去的种种，咀嚼多遍，仍有余韵。

　　每每回首，我总能看到武汉大学或东或西、或南或北那琉璃的明丽，那是我心中永久的一抹緑。

　　行千里，始于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