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制’台湾方案”被认为是习近平对台政策的最大亮点和40年来最重要的对台政策论述，已经引起两岸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本文将着重梳理习总书记早先提出的“‘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到“习五点”中“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政策酝酿脉络，并针对“习五点”与“邓六点”的关系，来对“台湾方案”的内容、路径及特点等进行深入探讨。

　　一、新命题及其深化：从“具体实现形式”到“台湾方案”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这个重要命题的提出并不是领导人的心血来潮之作，它与毛泽东、邓小平等的对台政策主线一脉相承，但作为习近平的原创性贡献有一个独特的酝酿过程，其破题可追溯到2014年9月。

　　2014年9月会见台湾统派参访团时，习总书记对“一国两制”进行了重要阐述，成为邓小平之后第一位专题论述“一国两制”的大陆最高领导人。这次谈话是“一国两制”理论的升级版，并开始揭橥“‘两制’台湾方案”。谈话指出：“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是能充分照顾到台湾民众利益的安排”。这就是著名的“三个充分”，提供了探索“台湾方案”的基本思路，表明大陆领导层在坚持对台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已意识到台湾问题相较于港澳问题的特殊性，鲜明提出了“‘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一崭新课题。

　　在年初《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习近平提出对台政策五项重大主张，包括“探索‘两制’台湾方案”。这次讲话与2014年讲话相比，有如下新特点：第一，以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为鲜明主题，44次提到统一，将国家统一上升到国家战略的最高层次，用坚定有力的语言强调了中国统一前景的确定性和排逆性。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提供瞭解决台湾问题新的历史方位，也是探索“台湾方案”的时代背景。第二，再次重申了“三个充分”，并将其发展为“五个充分”。“习五点”的原话是：“一国两制”的提出，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台湾现实情况，维护台湾同胞利益福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见“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9年1月2日。“三个充分”在2014年提出，在新的重大场合加以重申，是更为郑重的政策性宣示，“五个充分”则丰富了这方面的思想。第三，以“一家人”、“家里事”等话语强调双方在统一过程中的平等地位，明确彼此的主体性身份。5年前讲话是大陆单方面对政策的论述，这次则将台湾同胞摆进来。第四，非常重要的是，在提出“台湾方案”的同时还发出“民主协商”的呼吁：“我们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龢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台湾方案”和“民主协商”都是首次提出，在“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从5年前提出找到“‘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到现在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是一个独特的思维过程和政策酝酿过程，对以“一国两制”最新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目标来说，经历了一个破题及深化的过程。“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是破题，“‘两制’台湾方案”是正式命题；但细心者会发现，“具体实现形式”实际上才正是“台湾方案”的内涵和标的，“台湾方案”是时机成熟时赋予政策的正式命名。因此，就政策推出过程而言，是先有政策内涵，后有政策名称，也就是内在先于外在。但当“台湾方案”作为正式命题提出时，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更明朗了，对台政策和统一政策的内涵更深化了，同时也更看重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了。

　　二、“台湾方案”需要单独构建

　　从实然逻辑看，“习五点”提出的“探索”要求意味着“台湾方案”需要单独构建，找到“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而不是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里静止不动。一方面，“习五点”在现今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发表，是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肯定性回应。无论是找到“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还是探索“台湾方案”都是“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历史大势的必然要求。但另一方面，也恰恰是在此历史大势之下，台湾内部政治和社会生态也有新的变化，夹杂着种种“突变”因素，其特殊性一面不减反增；外部环境也存在着复杂严峻的一面，灰犀牛和黑天鹅交织幷存，给解决台湾问题、探索“台湾方案”带来一定困扰。这就要求更全面、更深刻认识到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强化解决台湾问题的针对性。毋宁说，“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需要探索“台湾方案”，最后要的也就是“台湾方案”；但这个“台湾方案”一定是立足台湾问题特殊性和复杂性，有针对性地专门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

　　在本质意义上，特殊性决定必要性，复杂性决定针对性。根据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循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必须开宗明义强调两点：一是“台湾方案”必须单独构建、具体推动，二是需要与港澳模式加以区隔。尽管“一国两制”首先用于成功解决港澳回归，分别形成有港澳特色的模式，为国家统一提供了先期经验；但港澳回归均已过20年，如何找到“一国两制”最新形式解决台湾问题则是现今务须面对的事情。实事求是地讲，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是港澳所不具有的，“一国两制”在岛内遇到了较大阻力和挑战，且多年来积累下来很多独有难题。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更加注重“台湾方案”与港澳方案的区隔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构建有台湾特色的、也就是区隔于港澳的“一国两制”方案，即“‘两制’台湾方案”。这意味着，以“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不可能完全照搬港澳模式，它不是港澳模式的复制、再版，也不是港澳模式的简单扩大或表现在更宽容一些上，而是必须根据自身的性质、定位和现状，也就是根据其全部特殊性来加以构建，必须找到“一国两制”在台具体实现形式。

　　三、“台湾方案”的内容：对比“习五点”与“邓六点”

　　在近期讨论中，有一个现象很值得重视，人们对“邓六点”是否会加以调整或改变激发起议论，包括关注“邓六点”所做承诺能否继续兑现；即使一些人没有直接或主动提及“邓六点”，但其文章在内容上还是与此密切相关，而且重点是在辨识前后有哪些相同或不同。在这种对比式的讨论中，不同学者提出了“软方案”或“硬方案”，在这些讨论中，一位军队学者依据“邓六点”及李家泉、陈孔立等教授的文章拟出的“方案”被认为是“软方案”，而一位地方学者依据新近研究提出的“方案”却被认为是“硬方案”。便是在一定程度上拿“邓六点”作为参照的；也就是说，对“邓六点”的再认识引发了“软”与“硬”方案的讨论。因此，研究和探索“台湾方案”，需要观照“习五点”与“邓六点”的关系，尤其是说到“台湾方案”的内容，更需回溯到“邓六点”。“习五点”从“具体实现形式”到“台湾方案”，是自身措辞用语的变化；而在内容上，人们会想到“习五点”是对“邓六点”的继承还是改变？是超越还是覆盖？是增加还是减少？是放宽还是收紧？在某种意义上讲，“邓六点”是理解“习五点”的一个重要参照系。“邓六点”一般是以收入《邓小平文选》的版本为标准的版本，但多年前美国华人学者杨力宇教授曾两次到北京大学面见张植荣教授和我本人，特意说明他手上还有一个现场版本的“邓六点”，并强调那个版本更开放。

　　本文认为，“习五点”与“邓六点”确实有一个继承与发展、存量与增量、新时期与新时代的关系问题；但本文同样认为，二者在基本原则、统一主线、政策基点等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习五点”仍然继承了邓小平对台政策的政治遗产，“邓六点”的精神和要点对当下构建“台湾方案”仍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演变和两岸各自都发生的变化，今天在探索“台湾方案”时，也不必完全拘泥于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个别论断、观点及提法。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制’台湾方案”是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提出的，依据民族复兴、中国崛起和“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进行论述，也深刻洞察岛内外条件的新变动加以论述。因此，有对解决台湾问题“方案”的创新、甚至原创的部分，有对两岸难题的破解部分。

　　根据习总书记讲话的精神，从时间过程来讲，探索和实施“台湾方案”包含两个阶段，需要做出这两个阶段的制度性安排，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性安排，二是统一后制度性安排。这与“邓六点”主要关注统一后安排有所不同，是正确处理了统一前和统一后的关系，正确处理了和平发展与国家统一的关系，是统一方案的进程论而非结果论。从所应包括的内容来讲，“台湾方案”涵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法律、文化教育、涉外诸方面，但在和平发展与统一后两个阶段，均需重点解决5个问题（也是难题）：确立双方接受的两岸政治定位、处理好主权与治权的关系、增强台湾同胞国家认同、加强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及处理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虽然在“习五点”中并未直接论及这些内容，但从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对台政策论述及我对台政策来看，是涵括以上诸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这些问题较为完整的呈现和具体处理，为“邓六点”所不曾涉及，但确实是新时代对台方略所应化解的问题。

　　1、两个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与多数人的意见不同，但本人坚持认为，“台湾方案”应该分为两个阶段，而不是只有一个阶段（将其仅仅看成是统一后“方案”）。实际上，在讨论“台湾方案”时也可有“大方案”和“小方案”，“小方案”是统一后方案，“大方案”是包括和平发展与统一后两个阶段的方案。

　　（1）和平发展的制度性安排：“台湾方案”首先要对和平发展作出制度性安排，即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两岸民主协商建立制度性安排，使两岸关系发展不受岛内政治变动影响，达成长期稳定的和平发展局面。习总书记郑重倡议的两岸民主协商本意即是先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在此阶段，两岸需要共同推动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加强民间社会的交流交往，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在条件成熟时，两岸也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敌对状态协议，或和平发展协议，并就政治交往互动、军事安全互信等深水区问题开始进行协商，达成一定成果。

　　（2）统一后制度性安排：“叶九条”、“邓六点”等对“一国两制”的论述，揭示了以“几个基本不变”为主的统一后制度性安排。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重申“‘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并对统一后制度性安排作了深入论述。特别是“台湾方案”发出了探索两岸和平统一具体路径、方式、方案的动员令，对统一后制度性安排提出了明确要求。但“台湾方案”必须提供为两岸大多数人民接受的合理统一模式。因此，要高度重视总书记关于“一国两制”在台具体实现形式、“三个充分”等重要论述，将国家结构调整和制度性安排纳入研究。

　　2、需要先行解决的五个问题

　　无论是和平发展阶段还是最后实现统一的阶段，都需要解决长期以来两岸面临的5个重要问题：两岸政治定位、主权与治权的关系、台湾同胞国家认同、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及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这些问题是台湾社会及民众最关心、最在意的问题，是找到“一国两制”在台实现形式所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实现在台落地的关键所在，也是“台湾方案”必须克服的难题。鉴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及敏感性，在和平发展阶段即需要着手解决并得到一定的解决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也是这一阶段制度性建设中的主要内容。


　　李义虎，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