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5月28日电（作者　汪毅夫）1911年春，梁启超有台湾之行。从基隆登岸后首站到了台北。3月31日，台胞百余人在台北荟芳楼设宴欢迎。当时，日本“侦探特务四伏。乃由（林）献堂述欢迎词，次启超致谢词兼作一小时之讲演。以属耳在垣，笑颦皆罪，辞意委婉，非细味不能知其底藴也”。 

　　1927年，黄强游历台湾。其《台湾别府鸿雪録》（香港商务印书馆1928年5月版）记：“余辈游高雄各地后，即趁末次车返台南。至旅馆时，业已灯火齐明。行装甫御，一不速之客，忽蒙光顾。出示名刺，曰：台南宪兵分队特务分队新田福造。彼询吾人来台何事，吾辈以游历对。询而职业，则以新加坡商人对，并将发初先生刊有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之名刺，及各人护照付之观看。余诘其何以来寓，彼谓顷接高雄侦者来电话，称有类似中国军政界4人来港察看，欲行摄映，即经制止。尾至车站，知至台南者，嘱至侦察。故君等自高雄来时，余已相候于驿站。” 

　　1934年8月24日至9月21日，江亢虎以“在野学者”身份到台湾观光。其《台湾追记》（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9月版）记：“税关检查异常严重，对印刷品、照相机尤特别注意”，“而随身信札、日记、照片，亦逐件翻阅，并向光勘照”。又记：“会场侦警密布，每句皆译记报告”，“堂下侦者四伏”。

　　日据当局在台湾实行特务统治，由上记可见一斑。日据台湾时期，游客行不自由、可叹其不自由之行也。忆昔日本侵略者在台湾为非作歹，令人发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