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6月1日电（作者　汪毅夫）清同治十三年（1874），淮军名将唐定奎奉旨率其铭、武13营从徐州移驻台南，以参与抗击侵台日军西乡从道中将部队。日军侵台的藉口是台湾“番社”居民曾杀害遇海难漂流台湾的琉球船民。

　　据《清实録》，清廷明确指示：台湾“番社”居民“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为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现据各社番目吁乞归化，即着该大臣等，酌度机宜，妥为收抚，联络声势，以固其心，俾不至为彼族所诱”。然而，日人狡诈成性，屡唆“番社”居民闹事。如，“刺桐脚庄民有勾引日兵往攻龟纹社之謡，亟应早为解散。沈葆桢等虽照会日将西乡令其阻止，惟彼族正在招诱村民，藉端生事”。用沈葆桢的话说，同光之际台湾的“抚垦事宜”时或“变抚为剿”，迫不得已也。淮军“步步披榛而进，生番有远遁之势”，淮军乃“久驻以困之”，如《清实録》记：“南路竹坑等番社，经提督唐定奎等督军深入，捣巢攻险，将竹坑、本武井内外狮头等社剿克，余番逃窜。现在分兵进扎，择要扼守。”清廷当此“变抚为剿”，也要求唐定奎等“宽其胁从”，令其“悔罪输诚”。唐定奎及其淮军13营入台，参与以武力胁迫来台“寻仇”的日本侵略军退兵，俾“番社”居民免遭其荼毒；又参与台湾“抚垦事宜”，进剿亦不忘招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