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济棠治理下广东文化振兴
20世纪30年代初到抗战前夕，在经过大革命前后社会动荡后，广东为陈济棠治理下，采取一些统一政务、整顿吏治、发展经济、教育和文化措施，颇有建树，广东赢得短暂发展机缘，一时间出现异彩纷呈局面。
陈济棠，广东防城（今广西）人，1890年出生，其父为私塾先生。陈济棠17岁考入钦廉警祭讲习所，后考入黄埔陆军小学，秘密加入同盟会。1913年，广东陆军学校毕业，先后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护法和讨伐陈炯明的战争，从排长升到团长。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后，李济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陈济棠任十一师师长。李济深控制广东，陈升任第四军军长。
1929年1月，陈济棠在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古应芬推荐下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掌握广东军权，并从此维持广东半独立的局面。
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给广东带来困境，扩大实力，同南京蒋介石政府抗衡，陈济棠高度重视广东经济建设。在他主政期间，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制订了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法规。他的政策是，对工商业轻税薄赋，烟、赌、娼则重征赋税，使广东物质文化建设出现一派兴旺景象。
1932年9月27日，陈济棠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基础上提出并经西南政务委员会通过《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提议书》，包括建设“模范新广东”口号。提议书明确指出：“国民革命事业，策源于百粤。二十年来，百粤人民自献其生命财力，以效忠勤于革命运动者踵趾相接，其有造于党国，确为不可磨之事实。”如果今日仍“若非预先步骤，严厘方针，各本其牺牲奋斗之精神，一致努力，则所谓革命建设、人民权益，无所寄托，甚非本党革命建设之本旨”。陈济棠希望通过经济建设以增强政治生机，“做成三民主义新广东”。提议书内容涉及政治、财政、乡村、城市、教育、交通等方面，其中与广州城市相关者，提出“乡村建设、城市建设，须平衡发展，不宜偏重城市建设”，“物质建设、精神建设，须平衡发展，不宜偏重物质建设”，“为收容失业人员，在乡村应发展农业矿业，在城市应发展工业”：另对城市教育，提出广设职工补习学校，扩充平民学校，增设职业课程，教育职业化，学生劳动化，扩充大学文、法、政、经等学科，以及农、矿、工、商等应用门类；在救济事业方面，提出多设平民医院，广设养老院、托婴所、收容乞丐，设义仓、公共饭堂、平民寄宿舍，设立公共坟场等；在交通方面，提出建设省道，整顿水运，经营航空业、长途电话，以及修筑江门至饮廉、广州至潮梅铁路，以及三水至梧州铁路等。在实施这个施政计划过程中，陈济棠作过多次检查，幷发表相应讲话，如1933年《三年施政计划是准备建设新广东的计划》，同年《林云陔在联合纪念周作关于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的报告》，同年5月30日《关于扶植商务以吸引侨商投资实业提案》，1934年2月4日《党员应切实协助政府实施三年施政计划》，同年7月《唤起民众协助政府推行三年计划》、《整理广州市政要抓人和法两要点》，同年8月《三年来本省施政状况》，1936年3月《绥靖、整理警卫队与三年计划执行情况的回顾》。这些讲话，清楚地说明陈济棠在统治广东期间，确实为改变广东政治、社会经济面貌做出不懈努力，并在这方面产生积极效果，在广州城市建设方面更不例外。
陈济棠建设“模范新广东”最重一项内容，即致力于使广州进入近现代化城市之列。他1934年7月23日在《市府纪念周的讲话》中指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中外观瞻所系，办理广州市政，不独应为全省政治的模范，而且应进而建立全国的模范，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前进，实施三年计划。”他强调“整理广州市政要抓人和法两要点”。对于前者，陈氏指出，政治人格“必须操守好，态度好，养成廉洁的态度，亲民的态度。一切工作都为人民着想、事事设身处地，明白人情，才能熟揣人民利害，关切人民痛痒，替人民做兴利除弊的事情”。“第二是法的问题，政治制度不是死板的，如制度有未臻完善，自然要设法改良，总以便民为依归。比方办理自来水、电力的，必须注意供求适应，对于用户请求安装水管或电表，应迅速办理，不敷供应的时候，应设法补救。其他如土地局对市民声（中）请登记及工务局对于市民请领执照，均须设法迅速办理，使市民感觉快意便利。又如公用局对于发给司机执照等事项，应要慎重与敏捷，以免市民生命危险，及领照者有久候的麻烦。总而言之，政府和人民间一切办事的手续，如有不便利于人民的，都要使到便利于人民为止，否则令到市民失望，便失了为人民谋福利的宗旨。”即使从文字上看，陈氏对广州市政府公务员操守要求，对市政设施的建设和运作等事无巨细，都瞭如指掌，由此可窥在其治理之下广州城市物质文化之进步。这主要反映在如下方面：
（1）制定广州城市建设计划
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即开始大规模拆城筑路，历时三年，完成了这项巨大工程，开辟了城内主要马路，广州开始迈向近现代化城市。但一座近现代化城市不能没有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建设规划，故1929年，也就是陈济棠主政广东第一年，广州市政府即公布了《广州市施政计划书》，可视为广州第一个城市规划方案雏形，虽然它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1930年，由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程天固编制《广州工务之实施计划》，提出了广州城市建设计划，比前一个计划书更全面、详细地阐明瞭广州的地志、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以及道路、港口、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内容。1932年8月，广州市政府公布了《广州市城市设计概要草案》，这是广州城市规划的第一部正规设计文件，包括了广州功能区划分，市区道路干线，粤汉、广三铁路在广州桥梁、车站，以及机场、水厂、电厂、黄埔外港、白鹅潭内港、轮渡码头、仓库选址、布局等。1932年11月又公布广州市道路系统图，确定道路系统为棋盘式，由此奠定了广州城市基本格局，并为后来继承至今。
（2）扩宽或新开辟主要街道
广州完成拆城墙后，即开展拓宽取直街道工作。结果是路网结构合理，街道宽阔，交通方便，全市面貌焕然一新，近现代广州街景得以形成。据悉，1929—1936年拓宽或新辟街道有湛塘路、东华东路、寺右新马路、达道路、农林上路、法政路、长庚路（今人民北路）、大新路、十九路军坟场路等，凡42条，约为清末广州92条街道的46％。据统计，到1936年，广州修建马路总长度达134公里。而同期广州全市内街道有6000多条，皆纡曲狭隘，房屋极不整齐，有碍消防、交通和卫生。1930年开始整顿，规定最窄是22米，最宽是11米，先后完成整治、拓宽内街1350条。这是一项巨大城市建设工程，为此付出的资金、技术和劳动难以估量。
这些街道建成，广州城区范围进一步扩大。作为城区扩大最明显的标志是骑楼马路分布变化。按骑楼为地中海式建筑，由欧洲人传人南洋，继在广州拆城时传人广州，因适合广州气候和商业环境，很快获得推广，成为广州标志性建筑，也是岭南建筑文化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其主要分布在民初拆城改建马路，如中山四路、中山五路、中山六路、东华路、西华路、龙津路、上下九路、恩宁路和六二三路、解放北路、小北路，以及河南的南华路、同福路、洪德路等，今已成为广州城市名片。另外，这时竣工的中山纪念堂、中山图书馆、广州市府大楼、海珠桥等，都是广州著名建筑，今已成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与陈氏和一批城市规划专家大胆吸收海外先进文化是分不开的。
（3）广州近现代产业兴起
陈济棠时代，广州制造业和商业贸易成为广州经济支柱，是广州城市走向近现代化的基础和标志，也是陈氏主粤最灿烂的一笔。
在工业方面，广州新兴行业和产品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据有关统计，到抗战前夕，广州新建工业部门就有非金属加工、燃料加工、有色金属冶炼、金属加工、化学加工、建材、玻璃、陶瓷、橡胶、木材加工、纺织、缝纫、皮革皮毛加工、油脂加工，食品、食盐、印刷、文教艺术等159个部门，产品有数十种。比较著名有西村水泥厂、广州泥城发电厂、增埗自来水厂、广州硫酸厂、协同和机器厂、市头糖厂、新造糖厂、冯强胶厂、西村肥田料厂、河南纺织厂、省营造纸厂（南石头造纸厂）等，皆达当时先进技术水平，形成旧中国广州发展的高峰时期，很多工厂保存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广州工业更新改造的基础。
商贸是广州城市基本活动。陈氏利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给这些国家带来冲击的机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发展对外贸易，刺激了广州工商业发展。据统计：1928—1932年广州口岸对外贸易约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左右，多数年份入超，且平稳地发展，平均年增长157％，远远超过了前代。
外贸与商业相互促进，广州市场一片繁荣兴旺。1933年，广州民营商业银号达498家，分早、午、晚三市交易，其兴旺的景象超过了香港。至茶楼酒肆、商业网点、旅馆、戏院等遍布全市。1933年广州各行商店达22万余家，平均每50人1家。仅旅馆一项，1933年达291家，广州成为中外商旅云集之地。1929年广州人口为8117万，1932年增长到11226万人，三年间增加了383％。广州跻进百万人口城市之列，成为大城市。时有评论说：“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梁漱溟也大加称赞：“民国十六七年，兄弟曾到广州，现己隔七八年。现在之广州，与以前之广州，又不同，码头增多，市面扩大，建筑物、汽车都日有增加。”1934年，广州已有长途汽车线路15条，长途汽车公司15家，营运汽车121辆；市内公交线14条，总长124公里，客车532辆，脚踏车9380辆。广州呈现一派近现代城市景观，令外地人刮目相看。
陈济棠在戎马倥偬生涯中，深知交通运输作用，故十分重视广州交通网络建设。他说：“建设之要首重交通。欲现地方经济之盈虚，文化之隆替，民生之丰歉，莫不以交通之便否为衡。”1928年，广东公路总长仅3850公里，到1934年已上升到134万公里，增长248倍，无论总长度和密度，都居全国第一，超过交通发达的山东和江苏。这个公路网络，以广州为中心，其中东路分第一、二、三干线，打通汕头、潮州、梅州、惠州等地县交通；南路第一干线和琼崖环岛公路，使广州湾（今湛江）、茂名、徐闻、合浦、钦州等地公路增多，海口至三亚公路畅通；西路则建成三（水）四（会）公路、三（水）高（要）公路、高（要）德（庆）公路与德（庆）封（开）等公路；北路则修筑南（雄）韶（关）公路、韶（关）坪（石）公路、韶定（南）公路、韶（龙）南公路等，到1937年，广东省内有17条主干公路，326条支线，总长2．2079万公里，联结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州成为省际公路总枢纽。铁路交通也日益发展，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并与广九、广三铁路联网。此外，加上已投入使用潮汕、新宁铁路，广州在华南铁路网上处枢纽地位。
内河向为广州主要交通方式，无论长行渡或是横水渡都辐辏广州。1932年广州港务局成立，改善河道管理，1933年建成连接广州珠江南北的海珠桥。到1935年，省内各江通航里程达3000多公里。广州是最大客运输中心，通西江、北江、东江和三角洲网河各埠，全省有17640艘民船日夜穿梭于各水系河道，加速城乡物资交流。
航空运输兴起较晚，但一起步，即呈良好的势头。1932年，陈氏成立民国航空公司，次年设广东民用航空公司，后联合广西发起西南航空公司，开通广州至海口、梧州、南宁、桂林、柳州、龙州、北海国内航线，以及广州至河内国际航线，促进各地物资和商务往来。
（4）奠定广州现代教育基础
陈济棠作为一位军政人物，同样致力于教育事业。他说：“教育是立国张本，是永久的事业……今日的教育问题．是我中华民族的生死问题。”又说：“世界上没有教育不发达的国家，能够进步的。”在他制定“三年施政计划”中即体现了这一教育思路。这包括一是推广义务教育，拟三年内解决200万失学儿童复学问题。二是扩充中等教育，在广东增设省立中学，各县也增加中学班数。三是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就业素质解决就业问题。四是推广师范教育，培养各类师资。五是增加高等教育，“以造就专门人才”。除在广州东郊新建中山大学校园外，决定设立广东勷勤大学的工学院、师范学院、商学院，筹办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水产专科学校、美术专科学校、音乐院和编译馆；补助私立大学；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等。六是推行社会教育，提高人民知识、道德，补学校教育之不足。这些教育政策和措施，很快见效。在陈主政期内，全省普通小学由18964万间增加到22754万间，增长19％；学生人数由1098965万增至1469406万，增加了33％；中学由205间增加到299间，增长46%，学生由45万人增到612423万人，也增长了365％；高校学生从4000人增加到5000人，也有25％增长额。此期间广州即有中山大学、广东法科学院、岭南大学、国民大学、广州法学院、广州大学、光华医学院、夏葛医科学院，以及美术、铁路、中医学校等，广州成为南中国一个教育重镇，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5）延揽人才，保障广州社会经济发展
一个近现代化城市，必须人才荟萃、各显身手，才能推动城市各项事业前进。在陈济棠时代，广州即汇集了一大批各个领域时代精英，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对建设广州大城市功不可没。
陈济棠面对广州建设各项难题，除筹措资金、技术以外，同时十分重视人才，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延揽、重用知识分子，使之有职有权，并获得优厚生活待遇，从而保障他建设广东的三年施政计划落实在坚实的智力基础上。而从实际效果看，陈氏这种理念和决策，他的前任主粤者无一人出于其右。恰如留英美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时任韶关飞机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南工学院院长的罗明燏说，陈氏“治粤期间，很重视知识分子，只要是专家或有一技之长者便提拔重用”。让他们“掌握工业中各部门的经营管理大权，使他有职有权，充分发挥才干”，“并在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在这些政策吸引下，大批留学生远涉重洋，回归广东效力，包括石井兵工厂副厂长邓演存、留美硕士南石头造纸厂总工程师陈丕扬、留美谢吴明，为广州硫酸厂、饮料厂、新造糖厂技术骨干。留法建筑师林克明，担任设计中山图书馆、广州市政府大楼、中山大学石牌校区多座教学大楼、中山纪念堂建设委员会顾问、海珠桥设计监理等。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林士祥，不依靠外国技术人员建成广州电解厂，另有水泥厂工程师黄肇翔、邓鸣仪、刘鞠可、林业，硫酸厂黄炳芳，肥料厂陈宗南、方宁赞，饮料厂陈国机、余骥，无烟药厂梁卓严、司徒灼，纺织厂王福卫，造纸厂刘宝琛、赵帝森，以及省建设厅、市公用事业局、省农业局等都有一批这样的技术精英，支撑着这些新兴企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番禺黄埔村人冯鋭，在内地多所大学毕业，留学美国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陈氏时期出长广东省农林局，在发展广东甘蔗种植、加工等方面甚有建树，为陈氏赏识和重用。也因为如此，在陈济棠倒台后，冯鋭为蒋介石下令捕杀，成为蒋陈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此外，陈济棠还巧妙地利用世界经济危机机会，大量引进外国工业设备和原材料，装备这些落成企业，使之很快投产，效果斐然。例如陈氏从菲律宾、爪哇、台湾引进多个优良甘蔗品种，广种于广东，甘蔗和糖产量大幅度增加，民受其惠。陈氏又引进机器榨糖，时属创举，以后使用不辍。
（6）尊重传统文化，提倡尊孔读经
陈济棠也十分尊重传统文化，认为“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有独立的文字，重和平，祟仁让，有历来相传的美德”。在行动上，大力提倡尊孔读经，掀起“广东复古运动”，社会各界对此毁誉参半，但扺制行为也不在少数，故这一运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与此同时，陈氏又积极支持“国有文化”研究，在广州成立“明德社”学术研究机构，以阐扬国粹，改造人心。为此，办报刊、开演讲、设研究班、出版各类丛书等，轰动一时，不管其目的如何，这对梳理、保存传统文化，总有它积极意义一面。当然，陈氏在这一运动中，还以文化判官面孔，干预妇女服饰和涉及男女公共活动，批评工农商学政军界病态心理，以达到改造心理之目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无进步意义。这对活跃广州等城市文化氛围，也是有促进作用。陈氏也深知利用广播来达到教化、宣传和娱乐目的，广州自1927年起筹备广播电台，1929年5月6日正式播音，1934年8月广州广播电台工作人员多达348人，每天播音6小时，使用广州话、国话和英语播音，这在全国城市并不多见，这也标志着广州不仅在物质文化上，而且在精神文化各方面，正一步步地向近现代化大城市迈进。
陈济棠治理广东的文化建树，得到后人肯定和高度评价。1982年9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陈济棠之子陈树柏时指出：“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见《羊城晚报》1982年9月22日）邓小平对陈济棠的评价，殊为不刊之论。
二、中西合璧建筑文化兴起
建筑作为一种最直观文化符号，是一种动态和充满时代感的文化。有赖于华侨引进西方建筑文化，广东城乡建筑景观才大放异彩，为其他省区所不及。而这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达到建设高潮。
骑楼是地中海沿岸建筑，20世纪初，广见于我国东南沿海城市。广州最早出现骑楼在20世纪20年代，据研究是由西方殖民者和华侨从东南亚同时传入的，很快由广州传播至全省各地，尤以珠江三角洲和沿海、沿江城镇为普遍。据林琳博士统计分析，广东现今21个地级市，拥有骑楼城镇密度最高的是汕头和潮州（07座／千km2），次为佛山、广州、江门、汕尾、中山、揭阳、东莞、云浮、深圳等，为04—07座／千km2；再次为东莞、肇庆、梅州、韶关、茂名、湛江，为03—04座／千km2；最低为河源、惠州、清远、阳江（<03座／千km2）；这与广东华侨祖籍分布格局有某种相似之处，亦即两者成正比。潮汕、五邑为华侨集中地，拥有骑楼的城镇密度最大，粤西、粤北山区则较少。骑楼具有上楼下廊，前店后宅，与街道相连，即遮风雨日晒，又方便交易等特点，与广东商业文化发达相一致，故具有强大生命力，留存至今。由于华侨数量、区域商品经济水平差异，侨乡骑楼平面类型多，有单开间、双开间和多开间等。如台山、开平城镇骑楼多为双开间幷联组合而成，沿河或沿路摆布，风格多样，既有中国传统式屋顶，更多的是仿文艺复兴式、仿巴洛克式、仿古典式、南洋式等，规模大、空间阔、立而雄伟气派，异彩纷呈，突出中西文化结合特色。而内地非侨乡，如粤北、西江一带骑楼，数量少，类型单调、规模小、体量轻，屋顶多为中国宫殿或居民式。如在梅州、汕尾等骑楼通道宽不过15米，仅容2人通过，说明传统文化在当地占优势。
碉楼是华侨文化在建筑上的另一形式，19世纪兴起于开平、新会、台山、恩平、鹤山所谓五邑侨乡。光绪《宁阳存牍》指出：“自同治以来，出洋之人多获资回华，营造屋宇，焕然一新”。该县盛时有碉楼5000多座，现仅存2460座，其他各县也有数量不等的碉楼。这些楼主人侨居世界各地，故其建筑风格丰富多彩，包括传统屋顶式、仿意大利穹隆项式、仿欧洲中世纪教堂式、仿中亚伊斯兰教寺院穹顶式、仿英国寨堡式、仿罗马敞廊式、哥特式、折衷式、中国近代式等，林林总总，堪为世界建筑文化博览馆。这些碉楼从用材到结构形式乃至内部的陈设，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整合。开平碉楼于2001年7月被评为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2007年8月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举国欢腾。
三、文学艺术创作复苏
广东的文学艺术，虽说有过一段低潮，但随着一批文化人的坚守与抗争，到上世纪30年代也渐渐有所复苏。
欧阳予倩（1889—1962年），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著名的戏剧艺术家，他是在1928年12月应当时广东国民政府李济深、陈铭枢的邀请，来到广州，并于1929年2月16日，创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
欧阳予倩在广东的三年时间里，担任戏剧研究所所长，团结戏剧界同人，坚定、积极地进行了各种改革。他在研究所附设了戏剧学校和音乐学校，幷亲自授课、排戏，举行了数十次演出，培养了一批戏剧和音乐人才。他还创办了《戏剧》杂志和《戏剧》周刊，宣传戏剧改革的主张，介绍了外国进步的戏剧理论，推动我国戏剧改革运动。《自我演戏以来》等许多论文，批评了当时广东出现的认为作家是“超越了社会的人，著作是个人的著作，享乐是个人的享乐”，作家只是“为满足自己的美欲而创作的”。“所谓效果，是艺术以外的事”之类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理论，强调“戏剧本是社会的反映，有什么社会，便有什么戏剧”，“现代的戏剧，始终离不开现实，非现实的戏剧不是现代民众所需要”，“我们的戏剧尤其要注重现实。”“我们所迫切的要求能直接表现人生的戏剧。”他在广东创作的剧本鲜明地表现了这个主题。这包括《车夫之家》、《小英姑娘》、《买卖》、《同住三家人》、《不要忘了》等，都紧扣时代题材，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取得良好效果。
“九·一八”事变，激起广州学生极大愤慨，爆发抗日反蒋等怒潮。广东左翼文艺运动随而达到高潮。1933年3月，中国左翼总同盟广州分盟成立，由何干之、温盛则、谭国标、欧阳山等七人为常务理事，负责各自工作，开展活动。由此涌现和锻炼一批优秀作家，如欧阳山、丘东平、草明、洪灵菲、张常平等，都各有突出成就，不过，他们都是用鲜血写出了那个时代辉煌篇章。
洪灵菲（1902—1933年）广东潮安人，中学毕业生1922年考上广东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深受在该校任教的郁达夫赏识和影响，积极投身革命运动。1927年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事件后，亡命香港、新加坡、曼谷等地，数月后回上海，组织文学社团，出版刊物，制作、出版大量小说，成为我国有影响的革命文艺理论家和作家。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他是七位常委之一。1930年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他仍为七常委之一。1933年7月26日，他在北京被捕，宋庆龄等先后发表声明抗议，但仍被押解南京雨花台秘密处死。
洪灵菲为继朱执信、杨匏安之后，上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领潮者，将19世纪末梁启超提出的珠江文派与全国革命文学潮流相结合，他加入上海“太阳社”，并与广东人图书馆学家杜国庠等出版《月刊》，与“太阳社”创作活动异曲同工。他创作大量革命文学，最典型的为自传体长篇小说《流亡三部曲》，正面描述大革命的地下斗争，为“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后的革命斗争的史诗性作品，为当时中国文坛流行“革命加恋爱”浪漫革命文学领潮之作。他这部作品与郁达夫《沉沦》，蒋光慈《少年漂泊者》、《短裤党》的同类著作，忠实地反映革命低潮中革命青年的苦闷、转而反抗的事实，无情地揭露屠夫、刽子手的疯狂，指出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建国前洪灵菲已有不少作品问世，如《流亡》、《前线》、《转变》、《明朝》等长篇小说。1982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洪灵菲选集》，对他是一种深沉纪念。
冯铿，女，潮州人，著名“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有记“她有点罗曼谛克，……她体质是弱的，也并不漂亮。”因为被捕后受疟，“面目都浮肿了。”她着有长篇小说《最后的出路》，写一位青年女子在新旧交替动乱年代最终选择革命道路的艰苦历程，其被誉为“中国新诞生的最出色的和最有希望的妇女作家之一”。
此外，创造社戴平万、太阳社冯宪章都以革命斗争为题材，以小说、诗歌为武器，唤醒群众，奋起抗争，但两人都被杀害而停止了歌唱。
抗战军兴，广东诗人以诗歌为投抢，为匕首，为号角，参加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代表诗人蒲风（1911—1942年），广东梅县人，出身贫苦，备受生活折磨。但也较早接受西方文化。1928年曾到南洋谋生，在当地出版《狂风》刊物，发表不少宣传革命诗作。受到荷兰殖民当局的注意，他们的组织被破坏，有些人被捕。蒲风不得不1930年回国。1931年，蒲风考进中国公学中文系，主攻诗歌理论，亦从事新诗创作。他读书非常刻苦认真，深为朋友钦佩。1932年参加“左联”，是诗歌组的骨干成员，相继发展《茫茫夜》、《我迎着风狂和雨暴》、《祖国复兴在雷雨声中》等诗作，并创办《诗歌》、《诗歌生活》、《广州诗坛》等刊物。其第一部诗集《茫茫夜》甫一面世，即引起文坛注意，深受读者欢迎，成为激发进步青年投身革命的催化剂。他在《第一颗子弹》中吟诵：田野里就有诞生了火的洪流；众多的田野之火，汇合着，响应着，中国的农村：
到处射出了第一颗子弹，
中国早就在燃烧着了呵！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投身抗日军队，积极宣传抗日。1940年投奔新四军，直接战斗在抗日最前线。1942年病逝于安徽天长县。建国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蒲风诗歌直接面对残酷现实，讴歌人民抗日斗争，语言辛辣、格调高昂、通俗易懂，充满了战斗性、震撼性。每一章，每一句，都跳动着时代脉博。如代表作《六月流火》长诗的结尾，诗人高唱：
六月流火
六月流火
火在天空
火在地上！
火燃烧了王庄，
火蔓延在各个村落上！
六月流火！
六月流火！
火在天空，
火在地上！
火照耀着稻珠金黄！
火将烧出了新生命的辉煌，
辉煌。
这一时期，还有两位广东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深刻痕迹，一位是现代象征派诗歌开山者、奠基人李金发，另一位是客籍作家张资平。
李金发，（1900—1976年），广东梅县人，1919年留学法国，1920年开始写诗。其时西方象征派诗歌正在兴起，李金发得其精髓，在《莽原》上乘兴而发，其成名作《弃妇》，描写一位被遗弃妇女悲惨命运。另出版《微雨》、《为革命而歌》、《食客与凶年》等诗作，都为中国象征诗歌树起的丰碑，他也被称为“诗怪”。我国著名学者、散文家朱自清评价李金发诗歌是当时突起的“一支异军”，并说“象征派诗要表现的是微妙的情境，比喻是他们的生命”，“虽用文字，却朦胧了文字的意义。用暗示来表现情调。”而李金发是“第一个介绍”法国象征派诗“到中国诗坛上的诗人，对中国诗歌流派和风格的创新，贡献匪浅。
如其著名《里昂车中》，就是一篇代表性象征诗佳作：
细弱的灯光凄清地照遍一切，
使其粉红的小臂，变成灰白。
软帽的影儿，遮住他们的脸孔，
如同月在云里消失！
朦胧的世界之影，在不可勾留的片刻中，
远离了我们，毫不思索。
山谷的疲劳惟有月的余光，
和长条之摇曳，使其深睡。
草的浅緑，照耀在杜鹃的羽上。
车轮的闹声，撕碎一切沉寂。
远市的灯光闪耀在小窗之口。
惟无力显露倦睡人的小颊，
和深远在心底的烦闷。
呵，无情之夜气，卷伏了我的羽翼。
细流之鸣声，与行云之漂泊，
长使我的金发退色么？
也在不认识的远处，
月儿似勾心斗角的遍照。
万人欢笑，万人悲笑，同躲在一具儿：
模糊的黑影，辨不出是鲜血，是流莹！
此诗表现细赋，想象丰富，比喻新奇，似乎在字里行间，隐含着对人生的思索与感慨。作者写色彩、光亮、声音，所用意象虽较朦胧，但给人以美的感受，故此诗是开了朦胧诗风的。
又其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诗曰：
如残叶溅
血在我们
脚上
生命便是
死神辰边
的笑。
这把生命视为死亡辰的笑，这一灿烂又凄惨的意象，可以说是李金发的一个絶唱。李金发还编《岭南恋歌》，收入客家情歌545首。抗战期间写有《异国情调》、《飞剪号带来的英勇》、《一个少女的三部曲》三篇小说。前两篇写华侨支持抗战，后一篇披露、控诉农村封建陋习对妇女残害。三篇小说1942年收入《异国情调》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李金发的诗从一开始就被斥为“欧化”，甚至说他“国语”也不大会说，“败坏了中国语言”等。实际上，只要深入他的诗境界，不难发现其诗风格，更具中国古典色彩，其缠绵悱恻，顾影自怜，多愁善感诗句，大都可在唐诗宋词中找到它的源头。他《弃妇》中，如山泉长泻、红叶飘零，在古诗中常见，而暮鸦驮着夕阳、渔舟唱晚意境，更比比皆定。轻言他“洋化”、“欧化”显然过头，恐怕更多的应是《牡丹亭》、《王梨魂》在他诗作中打下深深印记。
张资平（1893—1959年），广东梅县人，1918年留学日本，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学运动，创建《乐群》、《中日文化》等杂志，曾在中大学校任教。其仕途坎坷，1940年出任汪伪政府农矿部技工、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后补理事，主编《中日文化》月刊。他在汉奸报刊上发表文章，还以“首都文化人”身份迎来送往。因人由此对其进行尖鋭批评，1947年，张资平曾以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被保释，翌年被上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建国后张资平失去工作，后由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介绍，到学校任教。1958年9月，因“潘汉年反革命事件”又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第二年死于安徽省劳改农场。后查明，其罪名不成立，但损失已无可挽回。
张资平是一位多产高产作家，在文学上颇多创新，甚有贡献。其早期文学活动，已见前述。他一生创作长篇小说24部，短篇小说50余篇，译作6部。内容上可分两类，一是描写市民知识分子的爱欲与文明压抑之间的矛盾，市民阶层精神幻想的情爱小说；另一类是描写小市民生存空间的非情爱小说，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关注市民生存状态。前者如《双曲线与渐进线》、《回归线上》、《圣诞节前夜》、《性的屈服者》、《性的等分线》、《苔莉》、《飞絮》、《最后的幸福》等，不少作品一版再版，备受欢迎，代表了他情爱小说最高水平。在“五四”运动冲击下，个性解放、婚姻自主，冲破封建伦理罗网已渐渐成为时代一股潮流。张资平情爱小说，即使有不少性描写，也属自然主义，有惊世骇俗的积极意义，其进步作用不可抹杀。特别是情爱小说一反“男求女”传统模式，而不少情节是女主动、勇敢地追求男方。这种叛逆的女性行为，对封建理学是一种大胆挑战。在张氏作品中大不乏这样角色，作者的勇气和胆识也是不同寻常的。如在《梅岭之春》中，女主人公保瑛大胆地追求那种所谓的乱伦爱情，在世俗的偏见面前，她没有屈服，而是大胆地宣称：“我们之间的恋爱不算罪恶”，表现了新女性的叛逆情格，也批判了屈服于封建礼教的如吉叔父般的怯懦者，又如《蔻拉梭》中的静琼，《性的征服者》中的馨儿，《不平衡偶力》的玉兰，《飞絮》中的云姨等，这些女性都十分具有魅力，主动去勾引男性。这些小说，首先在构思上打破以往情爱小说的僵死模式，颇具新鲜感，为以后情爱小说开拓一条新路，再有其反封建色彩，开风气之先。
此外，张资平不少作品描写社会底层人士悲惨生活，如《木马》、《雪的除夕》、《小兄妹》、《兵荒》、《军用票》等；也有描写军阀横行和官吏贪婪无耻的，如长篇小说《公债委员》。其作为客家人，描写客家妇女悲惨命运的小说也不在少数，如《冲积期化石》、《性的屈服者》、《梅岭之春》、《最后的幸福》、《三七晚上》等，即有很多这方面内容。
张资平还收集不少客家山歌，嵌入其作品中。例如一首客家情歌就很动人：
蓬辣滩头水满堤，迷娘山下草萋萋。
暂时分手何珍重，岂谓离鸾竟不归。
共住梅江一水间，下滩容易上滩难。
东风若肯如郎意，一日来时一日还。
过去对张资平的评价，离开特定历史研究，被强加“毒害了不少青年”、“诲淫诲盗”、“色情”、“多角”、“低级趣味”等不实之辞，不是无知、偏见就是偏激，应重新审视、重新评价其人其书，还一个真正的张资平面目。
四、学术研究的建树
在这一相当平静期间，随着教育事业发展，学术研究获得一个良机，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不少开拓性成果，为后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1）王力语言学
王力，（1900—1986年），中国语言学家、诗人，字了一，广西博白县人。1924年入上海南方大学学习，次年转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37年南下，任教于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大。1939年至1940年在越南研究东方语言。1946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创办语言学系，1948年任岭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2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兼任语言学系主任。1954年调北京大学任教授，曾兼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60年来，王力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36年发表《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中国语法学界自《马氏文通》以来因袭英语语法研究的状况提出批评，同时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方法做了初步探讨。1937年发表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指出系词在古代汉语里不是必要的，汉语的句子也不一定都要有动词，这揭示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他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年）、《中国语法理论》（1944年）以及《中国语法纲要》（1946年）等著作；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体系。在40年代，王力的语法著作和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都对汉语语法研究起了重要的影响。
王力在音韵学方面用力最勤。早年在法国专攻实验语音学，着有《博白方音实验録》（1931年）。他的《中国音韵学》（1936年，1955年再版时改名为《汉语音韵学》）一书用现代语音学理论解释传统音韵学的概念，叙述了传统的今音学（《广韵》音系）、古音学和等韵学的基本内容。此外，王力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音韵的论文，例如《南北朝诗人用韵考》（1936年）、《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年）、《汉越语研究》（1948年）等。建国后，还有更多音韵学成果问世。
王力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从事汉语词彚的研究，先后发表《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1941年）、《新字义的产生》（1942年）、《理想的字典》（1945年）等文，着重探讨汉语词义演变的特点和规律。《新训诂学》（1947年）和《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1962年）两篇论文对中国传统的训诂学做了认真的总结与批判。他还主张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建立新的汉语语义学，他的《同源字典》（1982年）是在词彚学方面贯彻自己主张的代表著作。
王力对汉语的语音、语法、词彚所作的描写的和历史的研究，集中在《汉语史稿》（上、中、下，1957—1958年）一书中。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修订重写，分为《汉语语音史》（1985年）、《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词彚史》三书。他的《中国语言学史》（1981年）对中国2000年来的语文研究和语言学遗产做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和初步的总结。他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1962—1964年，共4册，1980年修订）体系新颖、内容丰富，在国内外都获得好评。
王力重视语言文字的应用。他在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普及工作。早在30年代他就提倡文字改革，主张用罗马字拼音。1940年出版的专著《汉字改革》，分析了现行汉字的优缺点及改革的可能性，提出了改革方案。1949年后参加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推广普通话以及汉语规范化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多篇论文。
王力又是诗律学家。他的《汉语诗律学》（1958年）对中国古代诗词的格律和语言特点作了精到的研究。王力又是诗人，着有《龙虫并雕斋诗集》（1984年）。
王力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余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有许多且具有开创性。这些论著正汇编为《王力文集》20卷，1985年已出版前3卷。王力捐献这部书的稿费，设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奬金”，自1986年开始评选、颁发。
王力先生写的有关粤方言的著作有：《博白方音实验録》（1932年）、《广州话浅说》（1957年）。另外写了不少论文：《两粤音说》（1928年，《清华学报》）、《东莞方音》、《岭南学报》（1949年）、《珠江三角洲方音总论》（合着，1950年，《岭南学报》）、《台山方音》（合着，1950年）。
王力先生为方言区推广普通话做了很多工作，写了《广东人学习国语法》（1951年）、《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1955年）等的学习手册，写了《谈谈广东人学习普通话》（1956年，《南方日报》）、《粤方言与普通话》（香港《语文杂志》，1981年（7）等文章，对岭南方言研究作出重要贡献，无愧是一位语言学大师。
（2）罗香林与他的客家学
罗香林（1906—1978年），字元一，号乙堂。1906年生于广东省兴宁县宁新镇。
1924年夏，罗香林在本县兴民中学毕业后，即到上海就读承天英文学校。1926年夏，他从上海政治大学考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兼修社会人类学，从游梁启超、王国维诸名宿。1930年夏，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升母校研究院，专治唐史与百越源流问题，兼肄业燕京大学研究院。1932年2月，他获哈佛燕京学社奬学金，到华南考察民族问题。接着赴广东考察客家文化与社会组织。同年10月任中山大学校长室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纂修。后任副教授，讲授方志研究，兼编学校《中文研究》月刊。
1939年春，全家扺重庆。不久他赴云南澄江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研究院指导教授。翌年，中大由滇迁返粤北，他扺桂林考察文物占迹，于西山观音峰发现唐代摩崖佛像及有关石刻。此发现对他后来研究佛教从印度循海道传人越南与两粤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着成《唐代之光孝寺》与《桂林摩崖佛像》。1941年，于紫金忠霸孙桂香家索阅《孙氏族谱》，经研究此乃与孙中山上代有关的唯一族谱，编撰《国父家世源流考》。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立文理学院院长。
1949年，他全家移居香港。先后任香港大学兼任教师、讲师、中文系主任、教授、东方文化研究院主任、亚洲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等。1966年，他用英文发表《中国族谱研究》演讲，开启当代学术研究新课题之先河。1968年，香港大学赠他以终身名誉教授。
1969年起直至1978年逝世，任香港私立珠海书院院长、中国文史研究所所长、基督教崇基会副会长、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会长。
罗香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承先启后，著作等身，尤以开创族谱学、继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之后，开启当代学术之新潮流；又以《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编》等开创性著作，为客家研究之学奠定根基，无愧为一代通儒、史学宗师、客家研究之权威。
客家学（Hakkaolog）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是一门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的学问。研究对象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现象，包括客家民系的形成史、客家民系独特的文化现象以及表现出来的客家精神、客家民系的现状和未来。客家学是涉及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研究范围除了客家民系的形成历史外，还包括客家的语言、文化、艺术、建筑等多个方面；它又是一门边缘学科，涉及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建筑学、艺术美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华侨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通过对客冢学的研究，可以丰富人们对汉民族共同体的认识、探索作为汉民族分支之一的客家民系保持中原传统和自身独特性的意义，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有助于揭示中国的移民史和移民规律，揭示民族融合与分化的现象和规律。进而言之，从客家学角度切入，有可能对华夏文明的演进模式作出新的认识与解释，而不拘于定见。同时，由于客家民系在历史与现实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客家学研究，对干丰富与拓展民族史和华侨史的研究，乃致加速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而客家学的摇篮就在广东文化，特别是在客家第一大省广东。客家学研究成果，则是近现代广东文化一个最辉煌的组成部分。
罗香林先生于1933年11月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1950年出版了《客家源流考》，这两部经典著作可以说是1950年前对客家研究诸说的综述与个人观点的结论。罗先生说：“这篇《导论》只是报告了一点关于个人研究客家问题的短短经过而已，其中不能解决的问题，还不知究有多少……”。这部著作奠定了客家学研究的基础，对客家的源流、客家民系形成的年代与血缘、分布及自然环境、语言、文教、民系特征等作了全面的研究。其中，关于客家源流问题，提出了三支五期说：三支即永嘉之乱后，汉人南迁，形成三大支派，播迁于洞庭湖流域、鄱阳湖流域及赣江而至今日赣南及闽边诸地，以及今日浙江及福建的北部等地；五期即东晋至隋唐为第一期；唐末黄巢起义促成第二期，宋室南渡、元人入侵、闽赣粤交界的客民流入粤东、粤北为第三期，清初粤赣客家随“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入川，惠、韶、嘉及赣州诸属之客民向粤省广肇诸属迁移，嘉应各属客家向台湾迁移，此为第四期；咸丰六年（1856年）至同治六年（1867年）之土客大械斗，客家南入高、雷、钦、廉诸州，远至海南岛崖县、定安等地，为第五期。该书提出客家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客家先民因为受到中国边疆部族侵扰的影响，才逐渐从中原辗转迁徙到南方的。
罗香林教授认为，兼顾各业、并蓄人才，妇女能力与地位的广泛提高、好动而且具有野心、富有冒险和进取精神、简檏质直、刚愎自用等代表了客家民系的特征。
罗香林教授1950年在《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刊》上发表《客家源流考》，对客家源流、系统、迁徙、分布、语言、文化、精神，以及五次迁徙的原因和路线等等，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和详细的考证，将客家民系的迁徙和系统的形成，置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从而成为海内外研究客家最具有权威的著作之一。
在客家学影响下，以后潮学、广府学等得以兴起，罗香林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之功不可没。原来在20世纪20—30年，有一种观念，即潮人和客家人都被视为非汉种，亦非粤种，但这两个族群对此反应并不强烈。这与这两个族群的民性不同有很大关系。潮汕地处沿海地带，海洋经济相对发达，海洋文化特质突出，流行“爱拼才会赢”观念，主要精力放在经济生活上。因此，潮汕人有了这个共识，为潮学研究创造了契机。由于客家学建立，也促成潮汕学出现。实际上，潮汕地区、潮汕人、客家人基本幷存，相互交融，互动发展，有“大埔无潮，澄海无客”之谚。虽然因为语言差异引起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而自成民系，独立发展，但在多数地区，仍以潮客杂处为主。客家学作为一门地方学出现，无疑促使潮汕人考虑建立自己的族群学或民系学。
潮汕人早就有地方史志编纂，根据《潮汕文献书目》统计，从宋代到清代，潮汕地区有府州县志54种，现存27种，如后由韩山师院陈香白辑録《潮州三阳志辑稿》，明万历潮州知府郭子章《潮中杂记》，清郑昌时《韩江闻见録》，林大川《韩江记》、《西游记》等，都保存了许多珍贵历史文献，为研究地方文化提供有力支持。如果说罗香林客家学的建立，到上世纪30年代，潮汕历史文化研究逐步从自发走向自觉，以饶锷，饶宗颐父子《潮艺文志》标志，以及《潮州先正遗书》、《潮州诗草》、《潮州文萃》等地方文献辑纂，都为潮汕学破土而出准备了充分条件。到20世纪90年代，潮汕学或称潮学在潮汕地区出现，与客家学比肩而立于粤东大地。
继客家学，潮汕学之后，近年研究岭南最大一个民系文化的广府学也应韵而生，其发展势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而雷州文化作为岭南四大族群文化之一地位确立以后，雷州文化研究如火如荼，广州、湛江先后成立雷州文化研究会，雷州学也有呼之欲出地步，推动广东出现四大民系地方学并立局面，这都与罗香林首创立客家学分不开的。
（3）徐松石与民族学
徐松石（1900—1999年）又名徐仲石，广西容县人。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执教于上海大学、中学，1957—1974年在香港任大学教授，1975年定居美国。对中国民族问题甚感兴趣，尤其对岭南、西南和东南亚民族渊源及其相互关系，深有研究，且多创见，是一位资深民族学家。
1927年、1935年和1940年，徐松石多次深入西南边陲瑶寨壮乡，访问古俗契而不舍。经多年潜心研究，于1938年和1947年，先后出版蜚声学界的《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粤族考》、《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日本民族的渊源》、《百粤雄风·岭南铜鼓》、《华人发现美洲考》、《禹迹华踪美洲怀古》等。上述前五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为书名出版。徐松石在族源识别、族属分布和音义探源等方面，提出新见解，首创“盘古伏羲同一说”，被誉为研究岭南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位先驱。徐松石从古籍、风俗、考据等入手，揭示汉、苗、瑶、壮等民族渊源，相互关系，分布和迁移，特别解读壮语地名，复原壮族历史分布。这些壮语地名汉译，显示岭南地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点及其分布空间格局，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按其举隅，古越人以洞（峒、垌），罗、六（禄、緑）、黎、陇、弄表示山谷、山野、山冲等意义；以南（湳）、濑、塘、潭表示水文，幷且分布有一定地域性，以广西至为集中，在广东分布在西南部和中部，次则北部，其他地区很少，甚至几乎絶迹。表示人文地理地名也不少，以“那”字最多，表示水田，稻作文化发达。有研究指出，那字地名90％在北纬21°—24°，大多数又在河谷平原，广西最多，部分在广东西南、云南南部，以及缅甸、越南、老挝、泰国北部等。此外，“古”、“都”、“思”、“云”地名表示村落，也广见于两广，尤以广西、广东西江地区常见。还有“大”字地名表示“地”、“良”表示壮族一支，黄色之意，如顺德大良，意为黄族居地，而不能望文生义，将“良”字理解为“良好”之意。这些壮语地名至今仍存留不少，为复原古代民族分布和迁移提供有力佐证。故徐松石的创见深为民族学、历史学界折服和推崇，其以上著作被列为案头必备之作，在岭南学术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徐松石又是一位铜鼓学家，在多年潜心研究和实地考察基础上。1974年着《百粤雄风·岭南铜鼓》一书，对留传于世的铜鼓制作、类型、纹饰和功能等，进行精详论证，把铜鼓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如该书梳理史籍对岭南铜鼓分布记载，无异是一幅岭南铜鼓分布地图，即主要分布在俚僚人地区，今广东西部、广西和海南岛、粤东未见记载。徐氏列举岭南铜鼓有24种功能，包括财富标志、战斗动员、赏赐、音乐、治病祈身、报更、寺庙法器、报丧、赛会宴客、镇蛮、征战、生子、过年节、嘉礼、祀雷神、祈雨、丧葬、驱鬼、劳动休息号角、印染花纹图案来源等，一一无遗。特别指出岭南俚僚人善铸铜鼓，很有风俗、冶金、审美等意义，广州又是一个铸鼓中心，铜鼓文化发达，这还有不少铜鼓地名为证。这些真知灼见，很有学术意义。而徐氏为此付出艰苦劳动，尤为人称道。徐氏自作诗曰：“蟾鼓揭开双鬓改，一腔心事万行书。”
徐松石治学方法，亦有创见。最有价值是从地理推测历史，即从地理环境分析历史发生发展，寻求两者因果关系；另用地名来论证古代居民分布和变迁，称为“地名研究考证法”，对中国古代史、边疆史、民族史研究甚有作用，至今仍不失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松石不无愧为广东地名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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