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常文化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处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之中，强调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清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成为文化建设中心。为此而发生的各种政治运动，从文化视野出发，其目的是消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毒素，建立社会主义文化，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这恰如一位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其所着《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李玉玲、杜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35—536页）写道的：“在50年代初期，共产党人迅速将分裂的旧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并给它的由多民族组成的人民灌输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社会意识。1952年的土地运动的结束，完成了长期涎滞的土地革命，最终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消灭了腐朽的地主阶级，絶大多数中国人民从传统的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的形式下获得了解放。国家的领土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和国内市场的建立，以及农村中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废除，又为现代生产力创造了各种必要的前提条件。辽阔国土上藴藏着巨大的人口资源和物质资源被用来促使落后的且迄今一直停滞不前的国家经济向着现代工业和现代技术发展”，“长期（直到不久前）栖身于最悲惨、最贫穷的国家之列的中国，正像1949年毛泽东自豪地宣布的那样，确实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个巨变，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然而，由于理论与文化上对这种转变的思想准备不足，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状态欠缺全面认识，特别是对“新民主主义秩序”，提前实现对社会主义过渡的激进的革命转变，这样一来，也就无法贯彻新民主义理论关于大量地与批判地吸取有益于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未能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反而将其视为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文化加以批判和抛弃，甚至把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视为洪水猛兽。于是，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接踵而来，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对健康发展中的文化造成严重伤害。在全国如此，在资本主义文化成份较多的广东更不例外。这一系列政治运动，虽然有过成功和挫折的经验教训，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仍有它的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之同时，在好些方面也取得不少成果，构成广东文化的另一个主要潮流。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广东文化在曲折中发展，在曲折中前进，走的是一条充满艰辛，但仍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道路。这包括了一个出色作家群体及其作品，反映时代风云的影视、戏剧、绘画，坚持思想、教育阵地的文化精英，以及创新的学术见解都验证了在江海孕育、成长起来的广东文化具有不屈的坚韧性和超前的创新性，不仅在全国树立榜样，也为后来改革开放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在全国大的运动文化背景下，发生在广东文化领域里的各种畸型运动现象，主要有以下方面。

　　（1）1953年4月，广东土地改革正式结束，取得很大成绩，彻底废除封建生产关系，实现耕者有其田，从制度文化而言，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对封建主义文化的胜利，为旷古未有盛事。特别是以叶剑英为首中共华南分局，认为广东华侨众多，毗邻港澳、海岸线长、处国防前线，墟镇多，工商业较发达，爱国民主人士和起义人士多，这是广东特点，在土改中必须充分考试，作为解决问题的参考。特别对待华侨地主，根据中央政策和广东实际情况，严禁对他们财产追到海外，以及在土改中，保护华侨和工商业者的利益等。这都体现了广东文化灵活性特征。但却有人脱离这种实际，迎合极左思潮，说中共华南分局在土改上“右倾”、“迷失方向”，于是广东土改被定性为“和平土地”，从而使广东当局领导人叶剑英、方方、李坚真等相继蒙受打击与处理，揭开了广东反常的政治文化第一幕。

　　（2）广州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企”）是新中国成立后首家华侨股份合作企业，成立于1951年2月24日。“华企”按照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在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廖承志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请示周恩来总理，获得批准于政务院注册立案，取得独立法人资格。华企成立后，原省商业厅副厅长邓文钊出任董事长，蚁美厚、黄长水、陈君冷为副董事长，董事会成员有工商界人士陈祖沛、王宽成、钟沃梅、刘淼庆、刘家祺兄弟两人、李成、李昆生、何贤、马万祺等港澳商人。“华企”注册资本中，70%是侨胞外汇投入，资金全部到位，获得15年经营权利，以及其他种种特殊优待，包括跨国（地区）、跨行业、多元化经营，自营进出口业务，外汇自行平衡等。不到2年，“华企”发展为一间有跨国经营能力的国际化近代化大型跨国公司。尤其是“华企”以优惠侨资行事，以港澳两地爱国华侨为主要对象，动员他们回国投资，兴办实业，参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成绩卓著。特别是从香港抢运大量物资回大陆，为抗美援朝、支援共和国建设做出了卓絶贡献。但由于历史原因，1955年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华企”被当作“走资本主义”的“黑样板”，点名批判，被迫停业，机体被肢解，资财被瓜分，成为广东反常文化又一受害者，最终成为1955年3月成立的公私合营广东华侨投资公司一个组成部分。但“华企”业绩，其合股组织和经营的模式，都为后来企业股份制积累成功经验，是广东近现代工商文化一个先进样板。

　　（3）1952年6月和1957年6月，出现两次反广东地方主义事件。在广东土改运动中，中共华南分局和省政府从广东实际出发，把中央政策和广东经济、政治、历史特点相结合，制定相应政策，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后实施，在土改试点中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从文化层面而言，这也表明岭南文化敏于行，灵活变通风格，无可厚非。但到1952年6月广东党的领导人方方被指责广东土改“迷失方向”、“土改右倾”、“犯地方主义错误”等，叶剑英、方方等受到严厉批评和调动处理。后又扩大到各地（市）县，全省一大批人受到批判，部分人定为“地方主义分子”，俗称“广东派”干部，或上升为“右派分子”。这场斗争至1958年初结束。1983年，在反“地方主义”中受害者得到平反。实际上，这种反广东地方主义，就是用北方南下干部取代广东当地干部；用在北方推行的土改政策一成不变地用于广东土改。从深层根源来说，是广东海洋文化与北方大陆文化差异所致。广东历史形成开放重商、多元、包容文化风格，在政策、经济、社会等层面都有所表现，因此在施政方面，应结合省情、地情、史情、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用农业文化视野观察广东海洋文化，特别是与海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华侨文化，势必产生不同结论，产生政见分岐，广东党政领导高度重视这种差异，并采取灵活变通政策和措施，因而受到质疑、批判和反对，也就势必所必然的了。

　　（4）1957年四、五月开展的整风运动大鸣大放中，广东党员和党外人士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也有一些偏激、片面、错误意见。1957年6月8日，党内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在“左”思想指导下，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广东全省是全国划“右派”较多省区之一，连同划为“中右”和株连家属5-6万人。这些右派分子，分布在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中小学、各县市、各行业，举凡知识分子较多部门和地区，几乎毫不例外划出一批右派。其中在广东全省民主党派中，就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当时全省民主党派成员总数8076人的20%。广东著名大右派，有罗翼群（1889—1967年），兴宁人，原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民革中央委员、民革省委常委、政协全国委员。林鹏，194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原省委讲师团副科级理论教员，写了两张与运动有关的大字报，被划为右派。云应霖，原广东省监察厅副厅长、省人大代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和和省委会副主委，以支持罗益群农民“饿死边缘论”等，被划为右派。以上三人仅被当地广东研究会编的《岭南纪事》作为“右派”案收録人员，实际上，这类人员，多不胜数。广东不少著名教授、作家、艺术家、医师、工程师、大学生等，都被划入右派分子之列。如中大中文系即有詹安泰、董每戡，历史系梁方仲、端木正等等。广东文艺界《虾球传》作者黄谷柳、著名作家黄药眠等，都成为运动的牺牲者。这次反右斗争，给我国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等带来的冲击和造成的损失，难以历数。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广东全省的右派得到平反。

　　（5）1958—1961年广东和全国一样，开展轰轰烈烈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即所谓“三面红旗”运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自然生态等各个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之同时，也付出沉重代价，留下深刻教训。从文化根源而言，反映部分领导者和不少干部群众，对社会发展规律、经济规律、人与自然关系、历史与现实、主观和客观关系等认识尚欠科学、正确，仅凭一时冲动或无知，导致严重失误和后果，值得后人牢记和反思。

　　（6）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广东和全国一样，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演变为“十年动乱”。期间不断破四旧，立四新，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大串连，群众派系斗争，军、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四人帮”等，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无休止地开展各种斗争，使广东各项工作受到严重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仅在思想文化上，持续多年的所谓“革命大批判”，社会主义理论被严重歪曲，甚至颠倒黑白，颠倒历史，封建主义思想泛滥；政治上，颠倒敌我关系，大批人被批斗、批判、审查，数以万计无辜干部、职工乃至普通居民受迫害，其中很多人非正常死亡，大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待业，破坏安定团结局面，党风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影响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威信，挫伤了华侨、港澳台同胞爱国热忱。社会上派性斗争严重，无政治主义思想泛滥，社会治安，违法犯罪问题日益严重，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事业等也备受严重摧残，一言以蔽之，文化大革命为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发展的顶峰，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浩劫；其带来的各种灾难至今须消耗巨大努力来清除。 

　　二、出色的作家群体及其作品

　　广东作家群体，建国前多有过参加抗日龢民主运动的经历，建国后在新社会背景下，被保障以充分创作和生活条件，贴近社会生活，卷入各种运动，深入城乡，创出大量无愧于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成为广东文化发展一股主流。这个作家群体、在广东代表性人物有黄谷柳、欧阳山、草明、刘思慕、黄秋耘、秦牧、陈残云、吴有恒、黄庆云、黄宁婴、陈芦荻、李育中、雷石榆、黄药眠、温流、任钧等，他们各以其出色作品，彪炳中国文坛。

　　黄谷柳（1908—1977年）广东梅县人，出生越南海防市，少年时期在云南受教育，1927年到香港谋生，当过苦力、当过兵，1941年重回香港，撰稿为生。1947年在香港出版《虾球传》，用传奇笔调描写华侨子弟虾球从一个流浪少年成长为革命战士曲折历程，表现主人公勇敢正直性格，歌颂其对新生活追求，联系个人抗争和社会环境，表现城市生活强烈的时代气息。小说情节曲折，语言质檏，在报上连载用广州方言，更具浓厚广府地域文化特色，加之通俗易懂，悬念迭出，十分吸引人。《虾球传》以其一幅幅40年代省、港市井风俗画，突出了珠三角一带的风土人情、世态习俗。论人物，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妓女、舞女、有大大小小的捞家，有老谋深算的大天二，有亚娣那样的艇家妹，有谁要就给谁享受的洪少奶。……论画面，有鳄鱼头晋见张果老的互相勾结的场面，有两个匪徒用木枪打劫鳄鱼头的趣剧，有鳄鱼头、洪少奶两个活宝发假誓做真买卖的滑稽表演，有虾球赌命的惊险镜头，还有鳄鱼头路过唱起“黄埔军歌”，而黑牡丹唱起“客途秋恨”的二重唱，以及看指纹、相命等镜头，展现广州等城镇市井众生相。作家在批判市民意识的弱点和丑陋之同时，也披露、鞭挞传统文化积淀造成的深远影响，从而显现作品的社会意义。特别是作品既用普通话，也用粤方言写作，多处现出“爆仓”、“马仔”、“捞世界”、“顶硬上”、“同捞同煲”、“吃夜粥”、“讲数口”、“勒了屁股吊颈”等省港社会市民阶层常用语，洋溢出浓郁“广味”，使读者深切感受到广东乡情。而从地域文化而言，从主人公虾球身上，展示了香港殖民地文化、广州半殖民地文化和珠三角鹤山革命根据地文化的差异。香港中西文化幷存，声色犬马、无奇不有，当时广州文化与香港文化大同小异，但封建文化更浓更多。而鹤山根据地文化，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纪，干部培训班、亲密无间同志关系、视捷晚会、颁奬大会，一切新鲜又陌生，显然与香港、广州文化有明显不同，透过《虾球传》，反映广东地域文化多么丰富多彩。剧作家夏衍评其“既有时代的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特别是文字檏素、语言精炼。”茅盾更赞“这在南方真是从有过的事。”后由日本作家译成日文，名为《虾球物语》，以后又译成英文、南斯拉夫文，并在国内改编为话剧、电视连续片等。此外，黄谷柳还有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干妈》，披露国民党抓壮丁苦况《王长林》和反动军队丑恶面目的《七十五根扁担》，以及不同人物面目的《未死的烈士》、《难友》、《深渊》、《一直落》等小说，反映了作家从人道主义到阶级分析和阶极斗争的主体意识的改变和进步。黄谷柳曾两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并在上甘岭战役中立了新功，是一位出生入死的军旅作家。只可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但没有停止创作。手稿《和平哨兵》十年动乱中焚毁，令人痛惜至今。

　　欧阳山（1908—2000年），湖北荆州人，原名杨风岐，自小随养父流浪，童年到了广州。16岁读初二，即发表处女作《那一夜》。1926年推出在其主编《广州文学》上连载爱情悲剧小说《玫瑰残了》。1928年到上海，连续推出《桃君的情人》、《爱之奔流》、《密斯红》等长篇小说，成为一名职业作家。1931年以后，他把创作视角传向工农，写了不少反映城市贫民、农民悲惨生活的小说，如《竹尺和铁锤》、《鬼巢》等。抗战时，欧阳山积极参加抗日文化运动，先后创作《三水两农民》、《爸爸打仗去了》大众小说和长篇小说《战果》。1940年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与夫人作家草明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后深入当地农村，写成陕北边区合作化小说《高干大》，塑造了一个农民共产党员典型形象，获很高评价，被毛泽东称赞为“新的写作作风”的代表。后译成多种外文，在国外出版。建国后，欧阳山一直生活在广州，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历任中国作协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副主席、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先后写出中篇小说《英雄三生》、《前途似锦》、《红花岗畔》，以及若干短篇小说、散文、特写等。其中最成功的最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凡五卷，即首卷《三家巷》，二卷《苦斗》，三卷《柳暗花明》，四卷《圣地》，五卷《万年春》，共150万字，从1957年动笔到1985年，跨度28年，为反映广东革命斗争的第一部杰作，再现了大革命时代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广州起义等历史事件，塑造了周炳、周金、区桃等革命者，以及革命先烈张太雷、苏兆征等光辉形象。其中首卷《三家巷》，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欧阳山文学创作一个总主题“革命的来龙与去脉”。这个主题通过广州三个家庭人物形象来体现，同时反映20年代广州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内中容纳不少地方文化生活、人情的描写，再现了那个时代社会特征和生活风貌。如其中周家以及与周家来往密切的区家、胡家等，代表的是城市贫民和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体和革命主要依靠对象；另一家陈家是商人，买办资本阶级的代表。因广州长期对外通商，形成中国最早的买办阶层；再有一个何家，是官僚地主阶级的代表，是中国传统的统治阶级，在20年代的广州，又形成官商合一的形势、势力最广大、生活最奢侈、腐朽。这三家居住房屋差别，反映了他们不同社会地位。陈家住西式小洋楼，有海外文化基因，何家住传统西关大屋，为官僚地主阶级势力表征，只有周家，住在破烂不堪房子里，为城市贫民、农民栖身之地。三家巷里这三种房子，清楚不过折射了旧广州社会和阶级结构，以及他们相互关系，仅此一端，即显示《三家巷》深刻时代意义和以广州为平台的地域文化种种风貌。所以《三家巷》出版后好评如湖，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为此写了《欧阳山创作论》、《欧阳山评价》其人其书。《一代风流》后获广东“鲁迅文艺奬”，也是广东文学一项殊荣。1988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欧阳山文集》10卷，欧阳山堪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一位文艺大家、现代广东文化集大成者之一。

　　草明（1911—2002年），顺德人，原名吴绚文，为有数女作家。自小生活在蚕桑之乡顺德，1928年入读广东女子师范学校，开始写缫丝女小说。1933年亡命上海，加入“左联”，在《文艺》上发表《倾跌》，《进进日记》，《没有了牙龄的》，《大涌围的农妇》，《絶地》等中短篇小说，多以缫丝女不幸命运为题材，颇有现实意义。如《絶地》写一批缫丝女工上东江去，到革命根据地去，从而“絶处逢生”——走向了光明。八年抗战时与欧阳山同上延安，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陈念慈》、《平凡的故事》、《垫脚石》等作品。抗战胜利，草明到了东北，长期生活在工人中，创作以战后恢复生产为主题长篇小说《原动力》，后被译成10多种文字。后来又有长篇小说《火车头》、《乘风破浪》、《神州儿女》等问世。其作为珠三角出身女作家，对故乡有特殊感情，作品中缫丝女形象和自强不息精神呼之欲出，折射了广东文化风格。

　　刘思慕（1904—1986年）广东新会人，岭南大学毕业生，笃好文艺。1932年游学欧洲，翌年归国，发表游记文集《欧游记忆》，以清丽潇洒笔调着称，与朱自清《欧游散记》，韬奋的《萍踪寄语》，李健吾《意大利简游》，郑振铎《欧行日记》，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等齐名。后相继有《野菊集》、《樱花和梅雨》等散文集问世，极富现实和美学价值，尤其文章风彩，倾倒文艺批评家。北京大学王瑶教授说他是“这些作品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史上是有它的历史地位的。”1936年，他曾逃亡日本，翻译《歌德自传·诗与真》，撰《亡国者的悲哀》等发表。回国后从事报刊、教育等工作，曾任香港《华商报》总编辑，《广西日报》主笔等，是一位享有盛誉文化人。

　　黄秋耘（1918—2001年），原籍广东顺德，生于香港，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职业情报工作。20世纪30年代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发表不少散文、诗歌、小说。建国后，为中国作协《文艺学习》常务编委，后到《文艺报》工作，受到不公平待遇，历尽坎坷。其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是文艺随笔《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及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鲁亮侪摘印》，在极左年代表现了敢讲真话和为民请命的勇气。“文革”中回到广东，笔耕不辍。代表作有《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丁香树下》、《雾失楼台》、《往事并不如烟》等，以及若干散文集、评论集、自选集等。而回忆録《风雨年华》1983年出版，被海外媒体惊呼为“这是中国‘克格勃’的第一本回忆録”。其作品针砭时弊，反映现实，感情丰富，笔锋尖鋭辛辣，直指人心，因而毁誉参半。1951年版《控诉》即为一例，字字看来皆是血，不乏对丑恶现象有力控诉而引起不少读者共鸣。

　　秦牧（1919—1998年），原籍广东澄海，出生香港，新加坡长大，抗战时在广州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3年开始发表散文，1947年在开明书店出版第一部书《秦牧杂文》，后进入东江解放区从事革命宣传。建国后在高校、传媒单位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曾任广东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以散文着称，亦有小说、艺谈、儿童文学、剧本等多种，是能写能编的多面手，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被尊为20世纪50-60年代“散文三大家”之一（另为刘白羽、杨朔）。不少作品入选中学、大学课本。主要有《花城》、《潮汐和船》、《星下集》、《贝殻集》、《翡翠路》、《长街灯语》、《艺海拾贝》、长篇小说《愤怒的海》等，一生著述超过600万字，2007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秦牧全集》12卷。

　　秦牧作为一位散文大师，不少普通事物，一经其手，即写得活灵活现，意境深长，声名显赫。如广州《花城》，从晋代起广州就有种花业，清中叶出现花市，成为定例，除夕风俗活动。在《花城》字里行间，充满了花城广州深厚文化品位，到处都是花的海洋和花朶的芬芳，有赖于秦牧的生花妙笔，花城广州闻名遐迩。1979年秦牧一首《花街十里一城香》，倾倒全城。其曰：“香街十里一城春，笑语喧声入彩门。疑是层峦采蜜传，幻城百万赏花人。”

　　海边贝殻是很常见生物残骸，但经秦牧赋予科学和文艺意义，即变得身份百倍，成为艺术珍品。这就是他的《艺海拾贝》，作为一部集知识性、趣味性和科学性的散文集，其价值如作者所言，“我们在海滩的时候，就是不去思念贝殻在人类生活上的价值，也没有找到什么珍奇的品种，我觉得单是在海滩俯身拾贝这回事，本身就使人踏入一种饶有趣味的境界。”“人到海滩去常常可以纯真的变成小孩”。这是海洋文化给予人生最有意义的启迪。

　　秦牧也同是一位写小说高手，他写华侨小说《愤怒的海》，蜚声中国文坛。它写古巴中国华侨，参与古巴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也交织着广东华侨在海外的血泪记忆。作家吴有恒在《应有个岭南文派》一文中提到“岭南文派”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广东有秦牧、杜埃等人写华侨题材作品，为广东文学特色之一，秦牧《愤怒的海》即为这个文派一个代表作。

　　陈芦荻（1912—1994年），原名陈培迪，广东南海人，早年写诗，诗风充满伤感、朦胧、晦涩。抗战救亡风涛涌起，其诗风大变，1937年出版处女诗集《桑野》，表现百姓疾苦与抗争，其中写到诗人路过珠三角的桑乡：“桑野掠过死静的风/柴门零落剩几只鸡犬/杨柳轻拂着灰黯的黄昏/户户人家给萧索罩住/活流的河水也寂寂的凝止/春天，秋天/蚕儿吐不出青色的丝/结不出成金的茧/桑树也垂垂欲谢/圩场上的丝厂/咽住了尖叫的汽篇。”最后，诗人高呼“这世界太荒芜了，需要人工开辟！”宣布要“在血泊中孕育，在炮火中成长”。后又相继出版《驱驰集》、《远讯》等，将个人哀愁融合于民族命运，宣称“大地还未睡醒，人心，却亮着一盏灯。”

　　建国后，诗人深入火热生活，唱的是时代的颂歌。最有代表性的是1961年写《渔村潮汐》，讴歌的是全国著名的十大渔港之一阳江闸坡。此为一个组诗，以“星夜”、“晓月”、“日出”、“旧渔”为四个时间节点，描写渔民劳作过程，愉快和丰收喜悦：其中“渔村潮汐的星夜：天上星星/海上渔火/星星、渔火、闸坡/星星，撒满海上/渔火，照亮银河/千帆万网迎秋汛/银河碧海起渔歌/；“日出”；日出千帆风动/水波万点飞红/一流水，一流风/笑声溶入波中/……，“归渔”：夕阳天际红烧/海边滚滚落潮/一群水鸟飘过/晚风轻送归桡/金波银波潋滟/锦鳞紫蟹妖娆。

　　而旧时代的闸坡，疍民苦难深重，也流传这样渔歌：世世代代水为乡/年年月月海为床/有女莫嫁渔民佬/渔民成年无家归/海水当粮风当被/暴风来时没路逃。这两相对照，芦荻的诗充分反映了新旧社会时代风貌，特别着眼于旧社会处于赋民底层的疍民生活两种观照，也是十分难得和独具慧眼的。尤为难得的是，吴有恒对广东地域文化有独到见解，早在1986年，他就提出“应有个岭南文派”。他说音乐有岭南（广东）音乐，绘画有岭南画派，文学怎么就没有个岭南文派呢？从康有为、梁启超说到他的好友秦牧、杜埃、陈残云等，都属这个文派之列，他虽然没有把自己纳进去，实际其作品堪为“岭南文派”之代表。

　　黄药眠（1903—1987年），广东梅县人，客家人，与黄遵宪“人境庐”为邻。1921年考入广东高师（中山大学前身），1929年受党组织派遣驻莫斯科共产国际。既是诗人，又是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美学家、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国文联常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为民盟中央起草“我对高校领导体制的意见”，由此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达20年之久。1978年始获平反，恢复名义后，任北师大一级教授，笔耕不辍，发表《悼念》诗歌，培养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黄药眠是一位杰出抗战文艺战士，1944年在桂林出版《论诗》，后易名《战斗者的诗人》，彰显作者战土情怀。1944年11月，桂林大批文化人在日军炮火下撤退，黄药眠发表长诗《桂林底撤退》为其诗人生涯代表作。长达1850行，29节，既为抗战史诗，又是抒情佳作，给人以巨大冲击力：

　　啊，桂林的火
　　把桂林都烧红啦，
　　桂林的烟
　　把云都熏黑啦，
　　烟球在大街上，
　　打着盘旋，
　　窗子里，
　　吐出了火舌。
　　唉，这是多么恐怖的日子哟！
　　他们炸的，烧哟！

　　黄药眠著作等身，1927年开始发表作品，着有诗集《黄花岗上》、《英雄颂》，论文集《战斗者的诗人》、《论约瑟夫的外套》、《沉思集》、《通新集》、《批判集》，散文体《黑海——美丽的黑海》，小说集《暗影》、《再见》，回忆録《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长诗《悼念》等，黄药眠是现代广东文化一位代表人物，客家人的骄傲。

　　陈残云（1914—2002年）广州郊区人，1935年考入广州大学文学系，抗战时步入文坛。1938年出版第一部诗集《铁蹄下的歌手》，为抗战而呼唤，属新浪漫主义诗作。后又有《守夜卫》、《野火》、《母亲的诗》等名作问世，开始崭露诗坛。建国后，历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等职、文学创作转向小说，以编写电影剧本《珠江泪》闻名一时。该片1948年由王为一导演，反映抗战胜利后发生在广东珠江岸一个农村，一对农民夫妻在艰苦岁月里离合悲欢，是一部以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矛盾和尖鋭斗争的内容影片，通过农民在地主压迫下的种种不幸，反映广大人民渴望解放的迫切要求。影片奠定了王为一以“南国特色”见长的导演风格，该片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奬。20世纪60年代出版长篇小说《香飘四季》、《沙田水秀》描写珠三角水乡风情，男女之爱，充满广府地方文化风格，尤其粤方言韵味，很受读者欢迎。陈残云这两部珠三角农村作品，忠实地记録了20世纪50-6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人们“战天斗地”，热火朝天地劳动的艰辛，但生产效率又很低下，一个穷社如何负账的故事，既有作品题材的历史真实性，又有时代精神感染和驱使下产生的作品艺术性。这两者的结合，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作品与同时代描写北方合作化道路小说赵树理《三里湾》和柳青《创业史》，更突出浓郁的南国水乡风情和格调，可称为“南派”作品的代表。而陈残云执笔，蔡楚生导演《南海潮》，通过对阿彩和金喜相爱和悲惨命运的描写，表现建国前南海渔民长年受渔霸和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剥削，以及受日寇残杀的痛苦，后来共产党游击队帮助他们走上翻身求解放的斗争道路。影片不少地方采用广东音乐伴奏，沙滩、结网的渔姑、彩霞、落日、月色、对话等，充满广东风情，可谓是广东电影文化一朵奇葩。后又有长篇小说《热带惊涛録》付梓。身后有《陈残云文集》10卷本存世。

　　吴有恒（1913—1996年），广东恩平人，出身书香门第，七岁能诗，闻名乡里。1936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广东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到延安，参加过党的“七大”。曾任粤桂边区部队司令员、粤中纵队司令员，建国后任广州市委书记，《羊城晚报》总编辑等。《山乡风云録》为其代表作，1962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取材于解放战争时期华南山区游击战争，成功塑造了一位智勇双全、屡屡出奇制胜的女英雄刘琴。文字清丽秀逸、情节生动、不乏风情民俗，构成动人的艺术画面。后改编粤剧，由红线女主演，被称为“北有《红灯记》，南有《山乡风云》”，称颂一时，至今读来还引人入胜。此外，吴有恒还有长篇小说《北山记》、《海滨传》被誉为“南方革命历史三部曲”。历史小说有《香港地生死恩仇》，话剧本《山乡恩仇记》等。

　　岑桑（1926—），原名岑汝仰，广东顺德葛岸村人。抗战期间随父避难于香港，当过学徒。194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旋赴香港任中学教师，1950年回到广州，从事出版工作，至今年逾古稀，仍不辍业，深为同行赞叹。

　　岑桑出生于一个文化之家，家学渊源深厚，自小喜爱文学艺术，中学时代就开始向报刊投稿，多有发表。文革期间，岑桑受到残酷迫害，但凭他坚强意志和铮铮铁骨，仍生存下来，顽强生活，工作至今。岑桑长期从事出版工作，1980年参与创办《花城》杂志，1984年出任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名义上退休后实际主持广东最大，也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地域文化出版工程《岭南文库》丛书，自1990年起已出版100多种。《岭南文化知识书系》200多种，形成一个庞大岭南地域文化丛书体系，在全国无出其右者。《岭南文库》丛书1997年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奬，这都与岑桑先生为此倾注的大量心血，付出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岑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当你还是一朵花》、《廿世纪的野蛮人》、《岑桑散文选》、《美丽的忧伤》；儿童文学集《野孩子阿亭》、《石人姑娘》；小说集《躲藏着的春天》；诗集《眼睛与橄榄》；以及文学评论集《美的追求》和《岑桑自选集》，共约300万字，2015年，岑桑获“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奬”。

　　岑桑作品散文清新、明快，《当你还是一朵花》仅1981年以来，即再版12次，累印50万册，自问世以来即备受欢迎，成为广大青年追求理想，实现人生目标不可或缺读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也是各种文艺活动使用最多朗诵项目。其《失败是个未知数》一文，选入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本，为青少年学习范文。岑桑有独到观察力，善断是非、扶掖后学，他力排众议，支持和促成戴厚英《人呵人》一书出版。其思想活跃，敢说敢言，匡扶正义，不惧权势，为发现、出版优秀图书读物，做出巨大贡献，在我国出版界有口皆碑。

　　实际上，在为广东现代作家群体中，大不乏其佼佼者，除上列作家以外，最新收入黄伟宗、李俏梅编着《珠江文典》的还有18位作家，他们都以自己出色文学作品和风格驰名于我国文坛。他们是著名作家杜埃（1914—1993年）及其《乡情曲》，《风雨太平洋》、《杜埃自选集》。散文作家杨应彬（1921—2015年）及其散文集《岭南春》、《春草堂》；报界首领和作家杨奇（1922—）及其《香港概论》、《虎穴抢救——日军攻占香港后中共营救文化群英始末》、《风雨同舟——接送民主群英秘密离港北上参加政协始末》等；作家、文学评论家萧殷（1915—1983年）及其小说散文集《月夜》、评论集《论文集的真实性》、《给文艺爱好者》、《萧殷自选集》等；作家华嘉（1915—）及其长篇小说《冬去春来》、散文集《海的遥望》、《满城风雨》、《华嘉散文选》等；散文家林遐（1921—1970年）及其散文集《风雷小记》、《山水阳光》，剧本《船在航行》等；诗人韦丘（1923—2012年）及其诗集《红花集》、《瀑声》、《万水千山总是情》、诗评集《诗的人生》、小说集《不算坎坷的旅程》等；散文家贺青（1931—年），即张汉青及其《挑灯集》、《故乡的榕树》；资深女编辑郁茹（1921—？年）及其《遥远的爱》、《龙头山下》、《郁茹作品选》等；儿童文学女作家黄庆云（1920—？年）及其《庆云童话集》、《小同伴》、《诗与画》、《儿歌新唱》等。女作家紫风（1919—？年）及其《写在泥土上的诗》、《樱桃和茉莉》、《海姑娘》等；小说家于逢及其《金沙洲》、《金水长流》等；散文家、文学教育家曾敏之《1917—2015年》及其《曾敏之杂文集》、《观海集》、《望云海》、《岭南随笔》、《诗的艺术》、《古典文学欣赏举隅》等30多部；剧作家曾炜（1919—2015年）及其剧作《宽广的道路》、《出路》，改编电影《三家巷》，散文《凤凰岗巨变》、《顺德风情》等；小说家易巩（1915—？年）及其《杉寮村》，短篇小说集《少年夫妇》、长篇小说《伙伴们》（与于逢合作）《在风雷到来之前》、《奈何桥上》等；文艺批评家、作家楼栖（1912—1997年）及其散文集《窗》、杂文集《反刍集》、《柏林呵，柏林》、《楼栖自选集》，长诗《鸳鸯子》等；诗人、散文家关振东（1928—2009年）及其诗集《五岭笙歌》，散文集《春风吹又生》（与人合作）、传记文学《情满关山——关山月传》等。女作家陶萍（1921—？年）及其评论集《文学评论集》、中篇小说集《小满和外公》、散文集《陶萍作品选萃》等。 

　　三、“文革”高压下的“干校文化”

　　1966年开始，持续10年，后被定为动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为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浩劫，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特别是文化带来无穷灾难，导致历史大倒退，其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这期间，许多学校关闭、停课，继为知青下乡，干部下放，文学艺术创作停顿，仅剩8个所谓“革命样板戏”，整个文化事业一片萧条，广东文化也不例外。到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所谓“五七干校”，实为大批教师、文艺工作、各类干部等，集中进行思想改造和带有强制性劳动场所，是文革后期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这里发生的文化事件，被称为“干校文化”，遍及全中国。据黄勋拔《岭南纪事》一书统计，广东全省“五七”干校，至1969年初有313所，下放干部1646万人。大批干部在一个月内，背着行装，奔赴“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学习、部分接受批判、专案审查。这批干部，白天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晚上学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斗私批修”。其中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打倒”和各级干部均“集中管理”、隔离，白天受监督劳动，晚上经常要交代问题，写检讨，精神和肉本均受到折磨，直到“查清问题”或有“悔改”表现，才能获得“解放”归队。

　　1969年底开始对在干校干部、知识分子重新分配工作，1969年12月、1971年4月，全省先后分配77689人到工农业第一线，干部校实行合并，1971年5月，全省共有“五七”干校180所，学员86902人，到1973年1月，又分配学员294万人。从这个时候开始，又“分口办”、“五七”干校，重新组建、布局“五七”干校，计有省直各口，包括党群、政法、工交、财贸、农村、科教计生等各办一所，每个地区（惠阳除外）各办一所，轮训在职干部，人数逐渐减少。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停办“五七”干部通知。自此，广东“五七”干校才陆续撤销。但“五七”干校文化实质及其影响，并不能很快消除。在这里，仅以广东设在英德的“五七干校”为代表，反映这种所谓干校的文化实质。

　　广东省英德县委书记江惠生、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主编的《英州夜话》，则对那个非常时代的“五七干校”文化作了形象、深刻的的揭示。

　　一如序言中所说的：

　　在作家们的笔下，在那“无花无果的岁月”，这些共和国的文化人，许多早已心灵破碎，留下的是“无月无日的日记”；往事如烟，“风雨送华年”，在20多年后的今天，确实有不少同志“久久不愿打开这些尘封的记忆”。然而，人间自有真情在。且不说英德的甘甜泉水如何使我们同志的枯干心田的一角重新长出一片緑草；且不说农村的老大娘如何怕孩子摔跤一样，用慈母般的眼光默默注视着“五七战士”们背负一两百斤重的树木趔趄着走下山，把削尖的木棍递给战士们用以支撑沉重的身躯；且不说农民弟兄如何悄悄地从农贸市场买来食品，包好后又无声无息地从窗口扔进阴暗潮湿的战士宿舍，让战十们在那个半饥饿的日子增加一点点营养……所有这些，使战士们感到了“辛酸的温馨”，露出“带泪和微笑”。就战士自己来说吧，有的同志虽然蒙冤，被隔离，但他们相信前途是光明灿烂的。正像作家秦牧与其夫人紫风，虽同在干校而不能见面，但他们频频给对方写信，以当时能够采用的方式，彼此默默地相互鼓励，“咫尺天涯两地书”表达了他们的信念、信心。他们在艰苦的生活和劳动中，哼起了“茶的咏叹调”，在“牛栏”中写诗，绘下《茶山夕照》的画，创作了《山乡春早》这样历史不衰的曲子。……这些珍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不是值得永远铭记、永远珍藏的吗?在这些篇页里，还写到吴有恒、周钢鸣、陈残云、欧阳山、关山月、黄秋耘、秦牧、红线女、岑桑、李士非、王起、楼栖、梁宗岱等早已闻名的作家、表演艺术家、专家、教授，他们本身在干校经历及其记述，将同他们当年的作品一样，深刻地影响千秋万代。

　　秦牧留下的两首旧体诗，当是那个年代的清醒记録：

　　《赠紫风》的诗云：

　　荷花香际忆华年，廿八载来共苦甜。
　　涉水攀山黔桂道，观鱼赏瀑西湖边。
　　互怜白发秋光里，同励丹心晚步间。
　　老去诚知终化蝶，情丝好吐在生前。

　　《无题》诗云：

　　天秋地惨日昏斜，阵阵黑风催落花。
　　沉默十年观世变，看他大地走龙蛇。

　　而关振东为丁明写下的悼亡诗，令人肝肠寸断。其诗云：

　　风雨纵横故国愁，繁英零落几荒丘?
　　诗魂今夜匆匆去，上帝新成白玉楼！

　　黄伟宗在后记中亦作了必要的概括与追述：

　　“使我对此感悟尤深的是思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岁月。当时我所在的《羊城晚报》被“四人帮”诬为“造謡放毒”而被封闭，后与《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合并，大部分人员连同广东电台和电视台、党校、出版社和社科所等新闻出版界共约“八百秀才”下放“五七干校”，地点在英东的黄陂畜牧场；广东文艺界和中山大学的“五七干校”则设在刚从劳改场改成的英德茶场，也有近两千人。当时几乎所有岭南第一流的著名作家、名艺术家、名教授、名学者、名编辑、名记者郡被作为“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而下放干校劳动，一时使英德成为聚集岭南英才最多的地方。这也许与英德过去有甚多的文人流放至此的历史有关吧?然而照我看来，这时期被下放至此的文人数量，不仅大大超过历代流放英德文人数之总和，也不知超出整个岭南自古以来流放文人总和的多少倍，而且生活环境和劳动条件也艰苦得多。在黄陂畜牧场住的是马房、牛棚、猪栏；在茶场住的是不久前关押囚犯的牢房。我曾亲见老报人黄文俞、杨奇、丁希凌在北风呼啸中挑泥锄土，延安新华社第一代女播音员田蔚在冷雨中种菜，散文大师秦牧扶着眼镜追赶着他负责养的一大群牛，名编辑黄秋耘、岑桑像往时编稿那样严谨地做木工，名作家林遐、周敏手抱冷冰冰的泥浆打泥砖，比往时写稿（划四方格）还认真，名记者许实（微音）等人半夜抬送刚病逝的老报人陈洁的尸体，老学者陈健、孙儒带病摘花生……在茶场，我还见到名作家欧阳山、陈残云、周钢鸣、吴有恒，名演员红线女、林小群、罗品超、罗家宝，名画家关山月、余本、杨纳维，名电影家陶金、王为一，名音乐家周国瑾、陆仲任、施明新，中山大学的名教授蒲蛰龙、张宏达、端木正、容庚、王季思等等的劳动身影……我在深切的痛苦辛酸之余，还从这些在逆境中仍然顽强生活的名家身上，看到一股硬骨正气。迄今想来，这与眼前所见的英德山水及其内涵的人文历史精神，不正是一脉相承的英骨英气？

　　由于资料有限，这里仅以“五七干校”文化为例，不再涉及其他类型。但这也已颇具典型性了。从抗日战争胜利，经内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的“文革”结束仅仅30年，但所经历的曲折、所呈示的惨烈引发的思索，对中华民族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但没有这些曲折引发的整个民族的历史反思，中国就不会最终选择后来的改革开放，虽说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时代，最终选择了南中国，选择了广东，选择了珠江的入海口，选择了深圳、珠海作为改变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实在是有太深刻、太沉重的大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