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政策首在珠江三角洲实施和效应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一方面给广东文化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使它得到复苏和振兴；另一方面又使它面临着种种挑战和考验，广东文化现在恰处在这样一个新旧文化形态的转捩点上，揭开了当代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珠三角以其优越地理区位，海洋商业文化为主体的厚重历史文化积淀，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经济较发达，民性重商、开拓、进取等而被首先定为实施改革政策之地，并取得突破性效果，不但崛起中国一个经济高峰区，而且深刻改变原有文化特点和风貌，成为当代广东先进文化的核心和代表而为举世瞩目。
（1）改革开放成为广东文化转折点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革命“四大帮”，结束了惨无人道、扼杀、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8年中国共产党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中国由此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央确定广东“先走一步”，更使广东首先实行改革开放，广东文化也随而首先在这一背景下进入开放文化状态。由此发生一系列重大革新，首先在珠三角出现。
近三十多年来，商品经济在广东得到充分发展，这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正猛烈冲击着与其相悖的一切旧的文化形态。与此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引进和吸收现代西方文化的精华，包括先进的科技、信息、管理制度、人才和其他文化资源。内地科技文化和人才也纷纷南下，使广东再度成为兼容南北、涵摄中外的文化荟萃之区，并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更新、替代热湖，不断改变文化风貌和地域分布，把广东文化推向了空前发展的高度，这在中国各大地域文化中堪为翘楚。这在珠三角地区表现最为明显，成效也最显着，珠三角成为广东文化最大一个转折点。首先在物质文化形态上鲜明地表现出来。以珠三角和沿江一些大城镇郊区常见的农业土地利用类型、作物构成和布局而言，它们无一不被市场供求关系所左右。三角洲沙田是水稻重要产区，著名作家陈残云在《沙田水秀》一文中写道：
沙田的景色是迷人的。丰收后一望无际的田野，显得特别宽广和美丽，纵横交错的小河涌，小艇穿梭如织，一排排翠緑的蕉林相映着乌黑的牛群。这仿佛是一幅色彩鲜明的织锦画。
它所展示的沙田景色是那样的自然和秀美，是一幅最触目传统农业文化景观，但近年随着农民洗脚上田，大办工业和第三产业，大量耕地被工业、城镇建没占用，水稻面积在三角洲大量减少，以致粮食不足，不得不进口“洋米”。名扬天下的三角洲桑基鱼塘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桑基面积大幅度减少，为草基、花基或杂基等取代。它们的生态效益虽不及桑基，但却发展起了以出口创汇或供应大城市高级酒楼、宾馆的鲜活产品为目的的精细农业，开发出许多高、精、尖、特、优农产品，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即为传统基塘农业文化内涵向深层发展的一个范例。如顺德陈村是有名的花卉之乡，“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近年采用电脑控制花卉生产线，实行花卉生产工厂化，所种世界名花销往海内外，收入不菲。这些所谓“朝阳产业”替代传统产业实质就是文化的进步。三角洲文化景观从农业向工业和城镇景观转变，成为中国最早实现区域文化转型的地区。
建筑作为历史进程的一种标记，也是最直观的一种文化现象。近年城乡建设日新月异，迅速改变着各类聚落传统景观和建筑风貌。在经济突飞猛进的珠三角，居住破视为消费之首，住房从讲究实用转向雅致美观，追求多方面的文化享受。在沿河大中城市，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住宅建筑吸取欧美特色，结合岭南地理环境的特点，布局争取良好风向，灵活而不呆板，庭园与住宅小区相结合，扩大各种辅助性建筑设施。如厕、台、浴室建筑等。而一大批设计别致、造型新颖、风格独特的公共建筑更体现了城市建筑文化的时代动感。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等城市成为这些建筑的荟萃之地。它们象征城市财力强大，生气勃勃，反映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楼高2899米、80层的广州天河中信广场大厦为亚洲钢筋混凝土结构最高的建筑物，而楼高8l层、总高度38395米的深圳地王大厦为雄居亚洲超高层钢结构建筑物第一，在世界上也仅次于美国芝加哥的席尔斯大厦（110层，443米）和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姊妹楼（110层，417米，2001年9月11日被恐怖分子炸毁，现已重建竣工）。而2010年竣工开放广州塔，俗称“小蛮腰”，塔身主体高450米，总高度600米，是中国第一世界第四高塔（至2014年），它们被认为是外来文化与岭南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高技术时代的产物。近年兴建游乐城成为城市建筑的一个潮流，且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发展，将文娱与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以跳跃运动为主旋律，充满了活力和进取精神，如称盛一时的广州东方乐园、南湖游乐场、长隆野生动物园、深圳香蜜湖、欢乐谷、华侨城等，皆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加之新近各种新型建材和造型，如大玻璃、原檐口、平屋顶、遮阳板、横线条等大量使用和出现，更使城市建筑锦上添花。如广州近年繁华起来的环市路，不少楼高三四十层，五六十层的也越来越多，高耸入云，人如置身谷底。人夜霓虹灯五彩缤纷，百业喧嚣，歌坛舞榭，通宵达旦。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城市文化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
物质文化丰富与提高，有赖于制度文化的建设和完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广东的经济制度首先日趋商品化和市场化，即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同时，容许和支持发展其他形式的集体或个体所有制经济，并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缩小指令性计划，放开商品市场价格等，使价值规律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顺利运作。这虽然不是广东独有的制度文化模式，但至少在改革开放最早的前沿地带广东，要比其他省区先行一步，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公认的。以广州市为例，据1990年统计，全市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5822％，集体占1587％，个体、私营、“三资”及其他联合经济占2591％。这个结构所反映的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是过去难以想像和无法接受的，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它却在现实生活中取得了节节胜利。现在，后两种经济成分所占比重更大幅度上升，已成为国民经济主体之一。经济制度的变革离不开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广东各地市党政机关都有一整套配合这种变革的制度和措施，并不断强化群众参政议政的意识，从而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政府决策氛围。如自1983年开始，广州市政府为制定广州经济、文化、科技三个发展战略纲要，曾召开了三十多场大型研讨会，开展一百多项专题研究，与有关专家学者对话，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在此基础上才作出决定。政治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需要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为此必须破除文化事业由政府部门独家经营的局面，而代之以社会各方面办文化娱乐事业。广东一马当先，其后各省区纷纷效法，各部门、各行业兴办的娱乐场、音乐茶座、歌舞厅、桌球室、图书室、展览会、业余艺校、各类培训班等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于城市、农村、机关、企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多元化、平民化、商品化局面。而为适应群众文化需要而产生的所谓企业文化、街道文化（即市井文化）、校园文化、特区文化已风靡广大城乡。这些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名词，如同珠江源头的报春花，开过后即迎来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
制度文化的变革，又必然带来观念文化的更新。一系列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应运而生，首先在广东发源，继而扩展到沿海乃至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自南向北转移的冲击波，广东甚至成为全国某些文化领域的领导力量，这是继近代广东文化崛起的另一个发展高朝。
商品生产需要竞争。本来就赋有重商性品格的广东文化因社会引入竞争机制而得以重现雄风。首先是深圳人敢于采用美国人在百多年前就家喻户晓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很快风靡全国。由此衍生的效益意识、时间意识渗入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并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过去“读书无用论”盛行，许多青年人不求上进，虚度年华。当竞争的潮流伴随商品生产席卷而来时，他们很快投人其中，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许多人纷纷参加各种形式的进修班，甚至去职回炉，重新学习。目的在于“充电”，先退谷，后登山。精明的顺德人感知春天的气息，很快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大力引进专业技术人才，以乡镇企业为龙头，发展高、精、尖产业，不出数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几番，由一个传统农业县跃居为全国工农业和社会总产值前十强的县市之一。顺德的家电产品饮誉国内外市场，几乎无人不知顺德的电风扇和冰箱品牌。恰如顺德人自己总结的那样，破除过去狭隘、保守的思想，更新观念，树立一套适合商品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来指导经济建设，从而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成功之路，有人称之为下述的“顺德模式”，成为广东文化实现从传统向当代转折的典范。
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形成的追求个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广东文化风格也在新时代向高层次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广东人多在服装、发型，个人兴趣、职业选择、文化娱乐等方面以港澳为时尚，力求符合和张扬自己的个性，于是牛仔服、墨镜、染发、的士高风行一时。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方面竞争的加剧，人们在告别温暖型的生活之后，不仅追求物质生活的高标准，而且更追求高尚的情操和格调，追求完美人生，追求知识和身心健康，于是“读书热”、“文凭热”、“留学热”扑面而来，很多青年人不再留恋歌舞之乡，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书看报、自学考试、参加名种进修班上。广州天河购书中心，每逢节假日人头攒动，广州中山图书馆座无虚席，许多高等院校的教室夜里也是灯火通明。近20年网络兴起，成为年青一代不可世缺伴侣，上网风靡广大城乡。这一道道风景线表明广东文化价值观正在向新的高度升华。
诚然，广东文化的娱乐性、消遣性方面也在新条件下被强化和扩展。近年来，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人的注意力转向感官的愉悦享受和情感的宣泄；在商品生产、投机、炒股等活动中败北者，也需要安抚心灵的浮躁和烦恼；事业成功者，在紧张工作、努力拼搏之余，同样需要放松和消闲。近三十年来，在广东集中了约三千万外来人口，他们的文化消费也是感觉型和消遣型的，这就决定了通俗文化在各个社会群体里都有广阔的市场。明星、偶像崇拜大行其道，所谓“两头”即拳头（武侠）和枕头（色情）文学拥有很大一部分读者，高雅和专业性强的文化艺术时常受到冷落。但在近年又呈复兴态势。在繁荣的通俗文化背后，也会有一些腐朽或被扭曲了的文化现象，甚至还有一些文化沉渣泛起的角落，例如对神灵、权力、金钱的崇拜以及屡清不掉的“黄赌毒”等。这都说明，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广东文化，尚有许多不成熟和不完善之处，需要给予正确的引导和精心培育，惟此，才有可能在发扬广东文化优势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中国地域文化发展的一个典范。
（2）珠江三角洲文化腾飞
河流通常都有三角洲。而珠江三角洲不仅以其特殊的地貌形态蜚声地理、地质等学界，而且更以其经济奇迹名扬天下。不过，前者是指自然地理上的珠江三角洲，面积约为一万平方公里，俗称“小三角洲”；而后者已扩展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俗称“大三角洲”。范围最大时东到惠东，西迄肇庆，北扺清远，按1989年行政区划含28个县市，面积约4．78万平方公里，人口2680万，港澳也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2003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变化了的经济形势，提出泛珠三角经济区概念。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上国土的21％，2002年人口4536亿人，占中国的3367％，大部分在珠江流域。它包括粤、桂、黔、滇、川、湘、赣、闽、琼，以及港澳11个省区，即所谓（9+2）区域概念。作为实现这些省区经济联合一种方式，现正节节推进。不过，这里所述，主要为小三角洲。
广东文化最早的源头即在珠江三角州，因它首得海外风气之先，所以近世广东文化至为先进发达，成为时代思潮的重点和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国不得不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珠江三角洲对外开放的历史优势得不到发挥。1976年“四人帮”覆灭，天空放晴，冰河解冻，但在长期的絶缘封闭和僵死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之下，珠江三角洲也和全国一样，经济落后，物资奇缺，市面萧条，民生困苦。而相邻的香港已步入亚洲“四小龙”之列，经济繁荣，一片兴旺。这种反差，诱发了珠江三角洲不止一次的逃港高潮。据有关资料披露，建国后30年间，从内地逃亡到香港的人数约百万人，比偷渡“柏林墙”，朝鲜“三八线”的人数多得无可比拟。也是这次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情况最惨烈的大逃亡，促使当政者反省和思考自己的政策，最终导致改革开放这一重大转变。直到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珠江三角洲才在这场后被誉为“第二次革命”中脱颖而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和背水一战、敢为天下之先的气概，一马当先，披荆斩棘，闯出了一条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并使之成为一块光芒四射的风水宝地，被世人称为“东方的神话”，在广东历史上留下最辉煌的画卷。
珠江三角洲的人太瞭解工业化的历史和它的魅力了，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陈启沅创办的继昌机器隆缫丝厂就诞生在珠江三角洲。只有完成工业化，才能达到富足、强盛、文明。当坚冰已被打破、航路已经开通的春天来临时，很多精明的三角洲人纷纷洗脚上田，从农村工业化人手，通过“筑巢引凤”、“借鸡下蛋”等方式引进外资和技术发展工业。这股不同于往昔由国家集中统一措办的新工业化浪潮席卷三角洲大地，国有、集体、三资、股份、个体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一齐上，形成广东经济的“四小龙”，即东莞模式，内涵为一场农村工业化革命。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企业作为新工业化的桥梁和主角，通过“借鸡生蛋”的有效方式，走出一条“三来一补”积累资金实现工业化、带动百业腾飞的独特之路。上世纪90年代初，东莞有“三来一补”企业4500多家，累计利用外资13亿美元，为“四小虎”之首。东莞以三资企业着称。而南海的模式是三大产业齐发展，六个轮子（指市、镇和城区、管理区、经济社、联合体、私营经济）一齐转为独特发展模式。六个方面的积极性都得到充分发挥，区、村成为利益的最大实体。南海以多元化所有制结构作为新工业化的经济基础，越往基层越有活力，特别是私营经济。顺德模式以集体经济、乡镇企业为主，以集团企业、集团经营为主，以现代化大企业增长为主，依靠科技进步，走出一条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之路。1991年顺德工农业总产值近120亿元，与1978年相比翻了四倍。1994年顺德财政收入占全省县级财政收入的1/7，位居全国十大财政上缴县前列。顺德由此建立起一个后劲大，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顺德乡镇企业3500多家，并创造出数以百计名牌产品，蜚声天下。中山模式是以地方国有企业为龙头，逐步向乡镇企业转变，形成农村工业化的体制基础，以在市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中发挥作用的企业集团为载体，开发拳头产品，创立名牌商标，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以发展高科技、高档次、高附加值、高市场、高创汇所谓“五高”工业为指向，推动经济全面繁荣。仅经过十多年努力，新工业化即在珠江三角洲获得成功，取得了过去几十年从未有过的成就。三角洲面积（大珠三角）只占广东全省陆地面积的234％，1993年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12％，但同年三角洲国内生产总值达23143亿元，占全省的72％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017元，为全省这个指标4918元的22倍。2005年，三角洲在面积、人口占全省比例基本不变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占个省76％。，财政收人占8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77270元，为1993年的7倍，三角洲成为广东经济之颠，近年又提高到一个更高水平。有人作过比较，英国实现工业化花了一百多年，美国花了八十多年，而三角洲只用了十五年即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使命，故西方传媒称三角洲为“一块充满神奇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涌现了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顺德、南海、东莞、中山所谓广东“四小虎”，以类比于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亚洲“四小龙”。它们作为珠江三角洲经济起飞的代表，一再验证了邓小平所说“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出路”的伟大真理。
现代科技突飞猛进，新产品层出不穷。珠江三角洲在完成工业化以后，并没有就此止步，始终保持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狂热追求，力图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20世纪从90年代开始，即着手于产业转换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原来以粮食、甘蔗、塘鱼等种养为主的小型传统农业，很快转变为以种养与加工相结合、多种经营、专业化、集约化为特征的大农业，以及科技含量甚高的精细农业。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极大地减轻了人们的体力劳动，使千百万人因从祖祖辈辈“面朝泥水背朝天”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而笑逐颜开。改革开放初期，三角洲很多工业是劳动密集型的，繁重的手工劳动仍是主要劳动方式，如东莞即为这种产业模式在三角洲的发祥地。市场竞争的作用力很快使传统的手工业和陈旧工业部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新兴的家用电器、电子、化纤、精细化工、石油化工以及经过改造的机械、建筑材料、食品等工业已成为三角洲工业的支柱工业，大中型业逐渐成为行业骨十，到处展现着三角洲工业化的宏伟气派和勃勃生机。据有关统计，三角洲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152亿元增加到1993年的3450亿元，年均递增246％，近几年这个速度又有所上升，这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的工业史上也是罕见的。有一本专述广东发展的《闪光的轨迹》的书，介绍了这个改革时代造就的明星企业家、明星企业、明星产品等。这些名牌产品“远看似洋货，近看是广东货”，还有“广东粮”，甚至“珠江水”也成为名牌，饮誉国内外市场。
粤北京广铁路一侧有一处红色砂岩形成的风景名胜金鸡岭。这只金鸡头向湖南，湖南人说它吃的是湖南米，下的蛋却落在广东。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瞭广东主要是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所需原（燃）料和劳动力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外地。千万劳工下广东自不必说，即使是普通工业原料或初级产品，也是从市场获得，一经深度加工，即增值数倍，大获其利。所以三角洲的工业化，完全突破工业布局要接近原（燃）料产地和消费市场的陈旧模式，它依托的是全国性甚至是世界性的大市场，参与超越地域界限的国际市场竞争，符合经济全球化和空间一体化的时代潮流。近年珠三角又通过多种渠道，着力于引进国外资金、人才、技术。不断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现正向超级世界经济区道路迈进。许多产品在三角洲生产，销售却在国外。如东莞电脑元件、惠州“TCL”电话和电视机、广州汽车等产品走遍天下。这显示三角洲工业化是一种大开放、大市场、大气派的文化格局，是传统小生产望尘莫及的。但同样的政策，同样的机遇，在不同的地区却有不同的效应，其深层原因还在于人文精神的区域差异。珠江三角洲是近代文化精英荟萃之地和康有为、粱启超、郑观应、孙中山、容闳等革命家、思想家、实业家的故乡。在他们身上体现的广东文化优秀的基因和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广东人。早在1881年英国人N.shore在评论容闳及其《西学东渐记》时就写道：“一个能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做成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现在珠江三角洲工业化的辉煌成就证明，这位英国人是有远见卓识的。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农村代表着贫困、落后，而城市则为富裕、先进的标志，此即所谓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乡下人进城，最要紧的是刻意打扮一番，免遭城里人奚落。这个城乡分离的壁垒现已随着工业化浪潮的高涨而被冲破。在珠江三角洲，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土地，或离土不离乡涌入城镇务工务商。这个以人口地域转移为主要标志的城乡一体化或称农村城市化的浪潮，开创了中国城市化的新纪元，也是文化流动一种方式。珠江三角洲是它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它使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地流动和配置使用，形成良性循环，以谋取最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这是被世界先进工业国证明了的农村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据有关统计，1990年广东全省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7％，这个速度比全国平均速度快一倍左右。近年来广东更是突飞猛进，把全国平均水平远远抛在后面。而珠江三角洲更处在城市化的浪尖上，1980年城市化水平为28％，1994年上升为44%，接近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而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60％左右，珠江三角洲近几年经济持续增长，正在向这个水平逼近。
珠江三角洲纵横交错的水道网，营造了一千多个渡口，近三十年来兴建了一百多座桥梁，汽车轮渡成为历史陈迹，在全国树起一面“以桥养桥”的旗帜，先后为其他省区所仿效。近年三角洲撤县设市已经完成，形成清一色的城市型政区。建制镇也大量增加，总共有城镇近六百座，平均每八十平方公里即有一座，其密度之高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这些城镇很多和渡口相结合，沿河分布，在改革大潮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人口和产业集聚中心，即区域发展的生长极，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腾飞。据统计，1993年广东社会总产值在l亿元以上的乡镇共718个，其中分布在珠江三角洲的为405个，占总数的56%。正是这些亿元乡镇，构筑起三角洲经济的脊梁。这些城镇有些是县市驻地，有些是百年古镇，有些是新兴工业卫星镇，皆以经济实力强大、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完善而雄踞一方。由于乡镇企业在三角洲异军突起，这些城镇多以某一专业功能着称，例如南海西樵镇布匹市场，大沥镇摩托车市场，番禺大石镇家具市场，增城新塘镇家电市场，顺德陈村镇花卉市场等，皆闻名遐迩。入市时人头攒动，车辆频频往返，热闹喧腾。公私建筑豪华气派，装修非常讲究，不亚于大城市商务中心。许多城镇兴起商业一条街，饮食一条街，服务业一条街，甚至发廊一条街等。入夜后灯火通明，茶楼酒馆和形形色色娱乐场所，顾客盈门，夜生活往往延至深夜方休。这种建立在三角洲经济被西方传媒报导为“爆炸性持续繁荣”基础上的城镇，完全改变了过去政治型城镇的功能和景观，是广东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突破。现在，随着珠江三角洲新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这块热土上的城镇化之风越演越烈，正朝着各个城镇“各显神通，各具个性，各得其所，各扬所长，各展风采”的方向发展，汇奏着中国城市发展历史上最雄壮的乐章。
古语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改革开放的大潮，不仅使珠江三角洲崛起为我国经济高峰区，而且冲决妨碍它发展的一切罗网，掀起了一个思想大解放运动，深刻改变着三角洲人的精神面貌。它的意义远远超过近代岭南思想启蒙运动。如今，三角洲的人已彻底摈弃那些束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切陈旧、僵死的教条，重商观念、竞争观念已牢牢地深入人心，并成为他们发展生产、进军市场的鋭利思想武器。顺德容奇镇科龙集团，即凭藉竞争和拼搏精神从一个作坊式的小机修厂发展壮大为一个以生产家用电器闻名海内外的大型企业。过去人们耻言利，不敢谈享受。现在先富起来的三角洲人，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社会的回报、承认和尊重，实现个人的价值，勇于自立自强，开创自己的事业和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既要付出，又要报酬”已经成了三角洲人的信念。广州市有学者对两千人做问卷调查，其中在今天商品经济时代“讲钱、讲利，不等于就是惟利是图”这一项目，作肯定回答的占99％；这显示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辩证统一的关系已在三角洲得到普遍的认同。三角洲人也和香港人一样，在紧张、高效的工作之余，也尽情地消费，舍得花钱花时间去旅游、娱乐，享受美好的人生。但也絶不是把人与人的关系化为简单的金钱关系，扶贫、赈灾、尊老爱幼、匡扶正义和各种慈善事业，三角洲人无不慷慨解囊，处处休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许是三角洲人早就洞悉珠江的自然规律，所以过去宣传“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的说教现在被人们颠倒过来。因为大河之水是由上游许多涓涓小溪汇流而成，小河乾涸了，大河之水何来!珠江三角洲人恰是这样摆平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从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使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最成功的典范。
（3）千万劳工下广东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一下子由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默默无闻的边陲省区变为一块沸腾的“热土”。这倒不是因为它地处热带和亚热带，而在于它的经济异军突起，令世人刮目相看。由于广东集聚了巨大的生产力和财富，当前正成为世界产业转移的一个重点地区。于是一句民謡流行全国：“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变成全国淘金之地，就像当年美国开发西部，前苏联开发远东一样，一批又一批带着各种梦想的人，像东江、西江、北江汇流广州那样，浩浩荡荡，从全国各省区云集广东，掀起了中国旷古未闻的源地最广泛、规模最巨大、场面最壮阔的人口流动大潮。据广东省有关部门统计，1994年广东省外来劳工达六百五十万，而国家统计局估计则逾一千万，至今仍无止息迹象，最保守估计约在三千万。每年春节前后，广州火车站和汽车站人头攒动，肩摩毂击，输送旅客一千五百万人次，相当于广东全省半数适龄劳动人口外出旅行一次。
这支庞大的南下大军，除了相当大一部分是为谋生而来的民工以外，有很多是发展型人才，即为了实现自身价值、理想和追求而南下广东的。这个时代大潮，有人称之为震撼全国的“人才风暴”。这个巨大的人才群体无准确的数字可稽，当不下百万之众。如90年代初，佛山从外地引进人才3万多人，南海2300人，顺德2000多人，广州平均每l0人中就有1个新移民。深圳、珠海靠移民发展起来的城市，这个比例自然更高。他们中既有工程师、农艺师、会计师、经济师，也有教师、医生、记者、画家、作家、诗人，但更多是大专院校毕业生。这是全国人民对广东建设的有力支持，广东一直在敞开大门，欢迎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之士。他们需要广东，广东更需要他们。因为广东为他们提供了用武之地和发展空间，而他们作为文化载体，不仅带来广东建设所需要的科学和技术，而且带来了他们生活地区的语言、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等等，在各个层面上改变着广东文化的结构和风貌，使之具有更高的科技含量和靓丽色彩。这个新时代的移民潮效应，是广东历史上任何一次移民都无法企及的。
改革开放以前，广东和全国一样，长期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开展经济文化建设。一方面广东不是国家重点投资建设地区，未能吸引住较多人才；另一方面，原有人才的使用也不尽合理，结果造成人才缓慢发展和相对过剩的矛盾状况。例如广东高校毕业生1952年为013万人，1982年为16万人，增长了11倍多。但1964年和1982年广东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占当年全省总人口的比例却分别为038％和048％，均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处于后进状态。又如1982年每万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广东为478人，比全国平均599人少121人；同年在校大学生，广东共有44万人，在全国各省区中排第2l位；同年全国成人高校学生，每万人口中有64人，而广东仅有36人，比全国平均数少28人。至于被闲置、改行或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的各类人才则无从统计。从实质上说，此乃封闭的制度文化所致。事实表明，只有开放的社会系统，才能在竞争、协同的对立统一中组成所谓的“耗散结构”，并使之渐渐趋于有序。而竞争又是以成果多少、贡献大小来衡量、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地位龢利益的。反观一个封闭社会，则在平均主义与相互妒忌、反对冒尖中内耗，导致这个社会“熵”值增大。结果是派别之争、门户之见、官场角逐、权力崇拜等盛行。知识成果与个人利益难以挂钩，人才缺乏归属感，严重挫伤了人才社会行为的积极性，形成万马齐暗的局面。全国如此，广东更不例外。
近30年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呼唤着更多人才为它贡献力量，人才的理想和追求事业的需要与区域发展相互感应，终于迎来了广东人才鼎盛的春天。据1990年统计，全省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己达922万人，为1982年的325倍。近年广东劳动力市场十分兴旺，更有大批科技人员南下，被誉为“孔雀东南飞”，而从海外学成归来的留学人员，则被称为“海归派”，广东外来人才已难以估算。他们正为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里，他们的自主权、经济利益、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但与广东区域发展相联系，而且受到业已形成的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保障，这就有可能使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与区域发展融为一体，建立起一种持久、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并由此处处展现出生机勃发的文化风貌。这也是近三十年来广东改革开放所体现出的区域文化的个性所在。
相对于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外来人才所体现的精英文化，更能反映广东历史发展的时代特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n．Marcuse）指出，一个守着电视连续剧而不会欣赏莎士比亚戏剧的民族，无论如何是在退化。精英文化并不排斥对功利的追求，相反，它的创新贡献，在为社会创造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自身素质也得到提升，文化精英们当然得到社会丰厚的回报，这就是精英文化功利的一面。广东有很多企业、集团或公司，正是藉助于外来人员的聪明才智，即所谓流行的“猎头”，研制出许多名牌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著名的顺德“科隆”集团，即为各路文化精英荟萃之地，深圳、珠海、东莞、广州等许多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等也属人才的云集中心。当然，精英文化也秉承儒家文化传统在广东寻找自己的位置，在广东开放、宽松的环境下得到滋润和扶持，结出的丰硕之果也是有目共睹的。近年广州落成的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等为高雅艺术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广东人民出版社不惜重金编纂出版“岭南文库”丛书，抢救和整理了一大批古籍，其编着者并不是清一色的岭南人，而广及外地或南来的文化精英。精英文化的介入，无疑提高了广东文化的层次，它与大众文化并驾齐驱，成为广东文化发展的一个时代潮流。
外来工即普通劳动力无疑是南下广东人潮的主流，他们被称为“打工族”或“打工仔”、“打工妹”。他们散布在广东各地，但集中在珠江三角洲。据有关调查，1994年东莞有外来人口一百三十九万，近年则达一千万，超过当地人口。他们来自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湖南、四川、重庆、广西、江西人数最多。这些打工族，即时兴所称“蓝领阶层”，主要从事工业、建筑、商业、服务业及种养业等，包括当地人不愿意干的种种低下、粗重、脏累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个修鞋补靴、捡破烂、做黑市买卖、甚至做皮肉生意的庞大族群也云集广东。广东流行一句反映时代变迁的话：“北方人50年代南下土改，80年代南下改土。”意思是说新中国成立初大批北方干部来广东帮助土地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南来人员已主要从事修路、建筑、开山挖土等工种了。他们辛勤劳动的汗水，浇灌在广东土地上，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他们也从广东汇走大量款项和带回开放的观念，以及新潮的生活方式，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更新。当然，他们在适应广东文化社会环境的过程中，也把他们家乡的地方文化带进广东，为广东文化增添异彩。如新疆烤羊肉串、四川火锅、湖南臭豆腐、贵州酸辣鱼等风味饮食即风行一时，广东各主干公路两旁的湘菜馆、川菜馆招牌至为触目，光顾者大部分是广东人。而奔忙于城镇里巷、发廊、酒楼、饭馆里的外来打工妹，也给当地展示了一道青春美的风景线。外来工多在城乡结合部自成社区，形成“都市村庄”。一般情况是来自同一个地域的人群集结成一个社区。在广州则有“四川村”、“新疆村”、“湖南村”等。这是他们工作之余的生活空间，是认结乡情、进行各种交往的场所。那里空间狭窄、挤拥不堪，环境恶劣，与周边耸立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广东外来工集中的城镇，这类“都市村庄”非常普遍，因为无规划，自发形成，故给城市交通、治安、环保、计划生育等造成很多困难，是城市管理中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亟待有关方面妥善解决。在那里可以闻见各种陌生的方言和不同源地民工的脾气、习俗、生活百态以及很活跃的“超生游击队”等。如在“湖南村”，可见到勇武、坚忍、嗜辣的湖南人；在“四川村”则是一群性格倔强，特别能吃苦耐劳，只怕不辣的四川人；在“新疆村”，映人眼帘的是身材高大，头戴方角小帽，多以贩买葡萄乾、皮货、布匹为业的维吾尔族人。这些“都市村庄”无异于不同地域文化在广东的微缩景区，或许是人口城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不管怎样，它们都是城市发展中的掠影，终归被纳入城市规范、有序管理的轨道。但从文化传播角度而言，这干百万外来工确实是一支强大的文化大军，把各个地域、族群文化带引广东，使之更具多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这对广东文化同是一个重要贡献。
4、广东文化北伐与南传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文化已经脱羽、成熟为一种时代先进文化。伴随着广东经济崛起，广东文化也开始文化北伐，迅速传播到中国各个省区、各个角落，出现前所未有的文化空间占用现象。这首先是以日用品为文化载体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以珠江水为原料的饮料健力宝、珠江啤酒、蓝带啤酒、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太阳神等风行一时；以流行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岭南音像制品更在全国独领风骚。这些器物文化随着新一代粤商以及其他省区商人传遍天下。北京的经济学家把“广货”这种咄咄逼人的销售攻势，戏称为“经济北伐”。这支新时代“北伐军”的排头兵就是岭南商业广告，它也是一种商业文化产业。90年代初，广州已有广告公司一千多家，现在更难以历数。一些跨国广告公司也在广州设点。这些广告设计新颖、制作技巧精湛、富有创意，企业家又不惜工本，肯在这方面花钱，同时藉助传媒的力量，迅速覆盖全国主要城市。为“广货”占领市场而冲锋陷阵的这支广告大军，广泛使用粤语、歌曲等，处处展示着岭南文化风采。如“金利来领呔（带），男人的世界”；“熊猫衬衫，你着最啱（合适）”；“饮珠江啤酒，超值享受”；“白云山（药品），爱心满人间”；“美的空调，美的夏天”等，都极富乡土气息和艺术感染力。又如蓝带啤酒的广告词是：
炒螺，芋头，沙田柚，
蓝带，中秋，天长地久。
迎合岭南岁时风俗，充满人情味，自然受消费者欢迎。广东每年新轻工产品约两千种以上，极需要广告来推介，所以广告文化长盛不衰，己成为近年兴起的公关文化的一支劲旅。
商品经济的大潮也把岭南影视文化推向全国。它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报刊、图书、唱片、VCD、DVD、MP4等宣传文化产业。20世纪80年代初以台湾邓丽君甜润的歌声经香港进入广东为嚆矢，岭南影视在制作方面仿效港台，掀起一个又一个指向内地的冲击波，很快风靡中国。当时手携进口、走私或在广东改装的收録机招摇过市被视为新奇。后广东由模仿、改造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岭南影视产品不仅占有内地大部分市场，而且影视作为一种文化消费方式也向内地大举进攻，攻克一个又一个阵地。广州音像出版单位之多在全国数一数二。太平洋、新时代、白天鹅、广东音像、中唱广州公司等几十家音像出版公司，常年为受拥戴的歌星、影后（帝）、词曲作家等灌制发行数以十万计的盒带、影碟、唱片，流布全国。广东省属珠江音乐台、珠江经济台开设的“音乐冲击波”、“岭南新歌榜”、“金曲推介”等栏目，以及广东电视台等现场直播各种社会活动、电视连续剧等收视率极高。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插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和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粤语歌曲，风靡全国；“音乐茶座”在广东开风气之先以后，己北上成为一种很普遍的消遣娱乐方式。近年粤版图书也异军突起，仅广州就有各类图书出版社近二十家。广东人民出版社《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丛书》在全国独树一帜，另一套被誉为地方百科全书的《岭南文库》丛书也备受海内外关注。这两套丛书同时获得1997年国家图书奬。
改革开放以后，粤语也由于广东经济起飞而变得身价百倍，并作为仅次于普通话的时髦方言，以居高临下之势向外传播，形成席卷全国的“粤语热”。其涉及人口群体之大、地域之广、社会生活层面之多可谓絶无仅有。首先是“千万民工下广东”、“广货”骎骎北上而将粤语语彚带到它们所到之处，并替代当地一些方言词彚。如北方人认为“理发店”名称太土，于是以粤语“美发厅”、“发廊”、“发型屋”取代。同样，粤语“煲”指煮，80年代初，电饭煲首先在广东兴起，后风行全国，“锅”几乎被“煲”取代。诸如“家具”换成“家私”、“胸罩”变成“文胸”、“冰箱”说成“雪柜”、“出租车”改说“的士”等粤语实不胜枚举。粤语中许多英语词彚也随“广货”和各种社会往来扩散异地，如“波”（球）、BB机（传呼饥）、call（呼叫）、拜拜（byebye，再见）等。特别是粤语作为传媒工具，更将许多新的观念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如“炒更”（兼职）、埋单（付账）、“跳槽”（另谋职业）、“老细”（老板）、“炒鱿鱼”（辞退）、“发烧友”（狂热者）、“追星族”（盲目崇拜）、“劲”（威猛、刺激）、“爆棚”（客满）、“白领”（管理阶层）、“蓝领”（劳动者阶层）、“非礼”（耍流氓）、“玩股”（炒股票，试试）等已为北方人接受。甚至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全国文化和经济中心也被粤语打入，在那里办起粤语学习班或速成班，显然是为方便与粤港商人和旅客打交道而开设的。上海的报纸不止一次使用“靓（漂亮）女”、“炒更”、“睇”（看）等粤语词彚作为新闻报导标题。各地城乡商店柜台上播放粤语流行歌曲以招睐顾客，影视厅、録像室播放香港粤语影视片等也蔚为风气。外地年轻人对流行文化情有独钟，虽然他们对粤语或许半懂不通，但对粤语歌词却能倒背如流。有一首叶倩文唱的《潇洒走一回》粤语歌曲倾倒许多人，其中唱词“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反映了商品大潮下新一代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这首歌在流行音乐中使用频率甚高，从这一侧面也展示粤语大举北上的磅礴气势。
粤菜作为我国一大菜系虽然驰名天下，但过去主要影响华侨社会，内地人对粤人一些饮食习惯仍难以接受。近年在商品经济大潮裹挟之下，粤菜也作为一个独立方面军挺进内地，占有广大的市场。饮茶在岭南的意义不仅在饮食，而主要是一种社交活动，此风现在己吹遍岭南大小城镇，其前锋已越过五岭，长沙、武汉、北京、上海，甚至东北、西北等地大城市也有粤式茶馆，与当地茶馆平分秋色，显示出岭南茶文化的魅力。令外地人退避三台的蛇类，在岭南被炮制为美味佳肴，近年也随着粤菜北上，走进许多酒家宾馆，使素来厌恶吃蛇的北方人也禁不住一试，甚至有不少在当地工作的外国人也慕名前来领略这岭南风味。粤人嗜食海鲜，海鲜酒家招牌至为煽情：生意也最旺。鲜活水产品已成为内地城市饮食的招牌菜，加上粤式“生猛海鲜”、“香港名厨主理”、“广州名厨主理”广告牌以及门口水产养殖箱，更增加了海鲜饮食的吸引力。
恰恰是许许多多破先例、开风气的文化活动，汇成广东文化在改革开放新时代全方位、多层面向北倾泻的巨流，不但自身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得到充实和完善，而且也为内地文化发展和提升作出杰出贡献，令世人刮目相看，在全国地域文化发展潮流中遥遥领先。
珠江八口出海，与海外文化交流在改革开放以后踏上一个新台阶。广东文化除了与港澳文化交流以外，华侨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载体，历史上华侨文化交流事例和作用不可胜数。广东时下有华侨华人约2000万，加上广西、海南、云南三省区华侨占全国大多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华侨、港澳同胞捐赠内地资金折合人民币约360亿元，占全国70％左右；捐建道路、桥梁、学校、医院、图书馆、体育馆等逾24万项；设立各种公益基金会近3000个。全省有侨资（含港澳）企业368万家，约占广东全省外资企业总数的63％；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投资额达965亿美元，约占全省累计利用外资总额的64％，还引进大量人才、先进科技、管理理念，网络遍及全球五大洲，是最庞大的一个文化交流平台。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且囊括各个文化层面。广东通过中国南海而走向世界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十分活跃，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派出文化访问、演出、展览、讲学、考察的文化艺术团体逐年增加，如广州杂技团就先后为也门、肯尼亚、斯里兰卡、澳大利亚等国家培训几十名杂技演员，至广东有关博物馆、美术馆、演艺团体等外出交流不胜枚举。据有关统汁，“九五”广东各类文化团体双向交流活动共736批、8568人次，居全国之冠；“十五”期间，广东这些方面在全国仍独占鳌头；2000年以来，这种交流更向提高文化品位方向发展，广东文艺单位积极参与“中国文化年”、“中国文化周”等活动，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这些活动，对推介岭南文化、吸收海外文化精华，作用匪浅。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改革开放以后，外出留学成为社会风气，其人数之多、涉及地域范围之大、学科之广，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由此引进海外先进理论、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等，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等领域发挥巨大作用，深刻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充分显示对外文化交流，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不可或缺的，而珠江水道和中国南海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这种交流的一条强大通道和工作平台。
二、广东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花繁果硕
流经广东珠江是一条有灵性河流，珠江水不仅有它的自然属性，为物质文化的生产提供原料和环境，而且还有它的人文属性。前苏联哲学家梅契尼柯夫说：“水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活动因素，而且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它）是刺激文化的发展，刺激文化从江河系统地区向内海沿岸，并从内海向大洋过渡的力量。”珠江出海口江海一体，更具有这样的人文品格，故历史上不断从海外传入新文化，引起社会异动，发生过许多变革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事件。一部广东近现代史，珠江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珠江备受文学艺术家注意，以其为题材或背景，产生许多优秀作品；学术界也从不同学科和视角，解读广东文化的众多方面，也取得辉煌成果。两者集聚，呈现广东文化近30年洋洋大观和“历史的真正动力”所在。
（1）文学艺术创作大观
在小说方面，2004年出齐刘斯奋的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三部曲。第一部《夕阳芳草》，集中描写了大明王朝覆灭的前夕，江南地区的文人组织“复社”和“阉党”余孽之间的激烈斗争；第二部《秋露危城》，以明末动荡复杂的局势为背景，再现了南明弘光王朝的建立及其迅速崩溃的过程；第三部《鸡鸣风雨》，描写明朝残余势力在弘光王朝覆灭后，退守浙东地区，继续坚持抗清及其最终灭亡的过程。这部历史小说揭示了正义与邪恶、卑鄙与崇高、野心与情欲、征服与反抗、腐朽与新生等种种人性，使人从“士”即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守护者的职责和命运中，获得更深的感悟和思考。
2004年朱崇山的多卷长篇小说《深港澳三部曲》首部《南方的风》，以描绘改革开放初期创办深圳特区的窗口，体现了广东文化的海洋性、开放性的历史和地理优势及其所引起世人瞩目的震动；缩影香港百年沧桑的《风中灯》和澳门数百年苦难史的《十字门》，以生动的艺术形象体现了广东文化在香港、澳门与西方海洋文化对撞交汇的历程，在充分体现广东文化海洋性的同时，显现了独特的、属于岭南文化一部分的港澳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的体现和提出，在文艺创作和学术上是有首创性的。
2003年谭元亨的《客家魂》三部曲，选取上千年来自北南迁定居的客家民系的艺术形象，将广东文化的这一组成部分从大陆性到海洋性、从传统性到开放性的历程和走向，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2008年洪三泰的《风流时代三部曲》（含《野情》、《野性》、《又是风花雪月》），以20世纪80年代广东改革开放前沿的南方都市与人们观念在改革开放中的高速而巨大的发展变化为背景，生动、活泼而典型地反映了广东文化“天时、地利、人和”的巨大开放热能和芸芸众生经历大浪淘沙的惊险场面，成功地塑造了以敢为天下先精神勇闯改革开放浪潮的英雄形象。小说把众多人物的人性和独特个性表现得十分细腻生动。小说重印多版，被喻为改革开放的翘楚之作。洪三泰的4500行抗震救灾长诗《神州魂》，于2008年5月12日我国汶川大地震后一个月内创作并出版。这部长诗充分而深刻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被认为“是这场伟大的抗震救灾斗争中的首部史诗性的民族英雄颂歌”（黄伟宗语）、“是中国地震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蒋述卓语）。《神州魂》荣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资抗震救灾特别奬（图书）。另外，钱石昌，欧伟彪小说《商界》、章以武、黄锦鸿电影《雅马哈鱼档》，洪三泰报告文学、《中国高第街》，林骥剧本《特区人》等作品也不同凡响。在新时期广东文化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广东的诗歌创作在不断发展中。新时期以来，依然活跃着一批老诗人。代表人物是韦丘、晓雪、野曼、周良沛、柯原、张永枚、叶知秋、郭光豹、向明、韦其麟、包玉堂等；野曼等于1985年创办《华夏诗报》。二十多年来，广泛联系海内外诗人、诗作和批评文章在海内外影响深远。
中青诗人崛起于改革开放前后，代表人物是洪三泰、李发模、蔡宗周、桂汉标、冯麟煌等。洪三泰的诗题材宽广，反映海南岛、雷州半岛、大西南、珠江流域、大西北的诗作，有全国影响。
年轻诗人也不断涌现，代表人物是唐德亮、张慧谋、黄礼孩、郑小琼等。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而少数民族诗歌也与诗坛同步，冒出了一批又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诗人。“岭南的唐德亮是中国瑶族诗人的一个突出代表。”（吉狄马加：《独特地域语境中的独特抒写》）唐德亮的诗“在诗情中体现诗想”、“在平凡中开掘诗意”、“在现实中超越现实”。（龙彼德：《对深处的切入与表现》）朱先树说唐德亮的诗“讲究构思，诗意深邃，耐人寻味”，“是中国农村的缩影”。
新时期以来，广东和周边涌现数以百计的新旧体诗社，其中最有影响的青年诗社是湛江的“红土诗社”和韶关的“五月诗社”。“红土诗社”由洪三泰于1980年组建，首届社长是诗人温斌，第二届社长是朱海湛。先后有三十多位诗人参加活动，自筹资金创办了《红土诗报》，发表具有强烈的雷州半岛红土地特色的诗作，同时以深厚的海洋文化为底色书写蓝海洋诗篇，引起诗坛的注意，上海《文学报》以整版作了介绍。该社先后有十多名诗人加入中国作协和省作协。“五月诗社”1982年5月在粤北韶关成立，社长桂汉标，诗社出版社刊《五月诗笺》（月报，后改季刊），至今已出版181期。作者覆盖面遍及粤赣湘边的红三角地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著名诗人韦丘鼎力相助下，五月诗人以自身不俗的创作实绩，赢得香港霍英东基金会、铭源基金会的文化扶贫资金的资助。
20世纪90年代，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先走一步”的广东，伴随着“千万移民下广东”的大潮，“打工文学”迅速崛起，涌现丁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黎志扬、黄秀萍、谭伟文、郭海鸿、海珠、罗迪、缪永等大批打工作家，他们的作品推进了打工文学的发展，也开始引起传媒与影视界的关注。
改革开放，极大地刺激、推动民间文化活动，有关成果源源而出。编纂中国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是一项重大工程。该书是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广东省文联组织广东当代文艺研究所、省曲艺家协会编纂了其中的《中国民族器乐曲集成·广东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广东卷》、《中国曲艺志·广东卷》。广东省曲协、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等单位全力投入编纂工作，历时十数个寒暑终于完成此项艰巨任务。该书的出版使广东民间文艺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和艺术档案得到抢救，广东民间器乐、民间歌曲和曲艺的历史全貌得到全面、客观的反映。
雷州半岛民间文化甚为厚重，但长期少人问津，到处杂草丛生，近年也备受文艺界关注，经不断发掘，已结出丰硕文艺之果。主要成就有编纂《雷州歌大典》（何希春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编纂《雷歌大全》（中共雷州市委宣传部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编纂《中国田园村雷歌集》（符马活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雷歌大全》、《雷州歌大典》和《中国田园村雷歌集》的出版，是雷州一件很有意义的文化盛事。这意味着雷歌这一独特传统的文艺形式，将摆脱过去口口相传的传承方式，有了与时俱进的载体。雷歌将会迎来更多的歌者，唱出更强更亮的时代歌声。
由符马活、符骐驿兄弟发起筹划创建雷州“田园村”、雷歌馆和雷歌墙三个项目已经竣工。雷州“田园村”即湛江市雷州市纪家镇田园村。该村不过三十来户人家，竟有超半数成年人会唱雷歌，更会唱雷州独特“姑娘歌”。为传承这优秀文化传统，2008年初，符氏兄弟出钱、出力，费心去完成这历史悠久的三个项目工程。田园村村民也投资近300万元进行新农村建设，将脏、乱、差的村庄重新规划、兴建，终得旧貌换新颜。中国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获悉此讯，欣然为雷歌村题写了一田园新村村名。
粤剧作为岭南艺术瑰宝，经文革重创后得到复兴和提高。三十多年来，思想和艺术质量较高、颇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统粤剧剧目，重发新枝，代表性剧目有《平贵别窑》、《罗成写书》等。在此基础上，新编的历史题材和现代题材粤剧剧目中也花繁果硕，挂满枝头，影响较大的有《搜书院》、《关汉卿》。移植改编的粤剧剧目所占比重最大，其中优秀的有《柳毅传书》、《宝莲灯》等拥有不少观众。颇负盛名的广东粤剧团和湛江粤剧团经常到外地包括港澳、东南亚等地演出，赢得很高声誉。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即为这一剧种佼佼者。
（2）文化产业勃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文化产业在广东崛起，后扩散其他省区。这是指为社会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及相关联的活动集合。这个“朝阳产业”在广东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至今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也是广东文化一个新组分，同是促进广东文化发展一种动力。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文化单位以有偿服务方式，一种文化服务于另一种文化，称为“以文补文”，文化市场逐步出现，为文化产业之嚆矢。这除了图书馆、游艺室、地方戏团和电影队等组建以外，其活动收取服务费，以改善工程和扩大文化产品再生产。这种初始文化产业在随着广东经济振兴不断成长壮大。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出现中国第一支轻音乐队和第一个音乐茶座，广州由此成为中国文化市场的摇篮。此后，歌舞厅、録像厅等接踵而起，广州以毗邻港澳优势，不断引入香港流行音乐，流行歌手云集广州。广东流行音乐强势辐射全国，到处荡漾着粤语歌声。广东传媒业也乘势而起，《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各地大小报刊一哄而上，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形成了万紫千红办报局面。
1992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笫三产业的决定》，同年又出版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书，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一词，后被写入各种规划和计划之中，文化产业自此进入社会视野。在广东，政府扶持和单位自我筹措资金相结合，文化产业迅速升温，阔步前进。到2000年，广东文化产业机构达175万个，从业人员1256万人，总产出52亿元，增加值29亿元。形成一个包括演艺、娱乐、电影、音像、文化旅游、文化信息、文艺培训、文艺、艺术品经营等在内的文化产业体系。尤其传媒业，通过文化市场整合和结构调整，形成《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报业集团，广东出版集团，广东新华发行集团等。广东文化娱乐市场更异军突起，1995年营业收入30亿元，从业人员40万人，居全国各省区同类指标之冠，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5％至20%，广东音像产品几占全国半数。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动漫也步入文化市场，且呈后来居上之势。以后随着建设广东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等规划出台，广东文化产业获得更强有力支持，发展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一个支柱产业。
广东这个新兴产业，包括了造纸、印刷、音像制品、玩具、文化贸易，文化产业博览会，书香节、广播影视，文化艺术演出、报刊出版、网络文化等，广东在多个领域居全国前列，并涌现许多先进典型。如音像方面有中国唱片公司广州盒式节目带厂、太平洋影音公司光盘厂；艺术方面有深圳大芬村油画，大芬村从一个不见经传小村跃为“中国油画第一村”。文化会展方面有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国际音像博览会、南国书香节；报刊出版方面有《家庭》、《家庭医生》、《花城》、《少男少女》等。这些文化产业多落户文化产业园，如广州有“珠江两岸文化创意园”，“佛山创意园”等，并以自己创新精神，品牌意识饮誉全国，牢牢地支撑起文化产业大厦，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文化强省作出巨大贡献。这也有力地回应了改革开放初鼓噪一时的广东“文化沙漠”论。广东不仅不是“文化沙漠”而是“文化广东”。且以高位文化势能，崭新姿态和装束，发起“文化北伐”，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近年，广东文化产业更异军突起，处全国领先地位。据2017年9月25日《羊城晚报》A3版报导，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16年，广东文化及相关业增加值为425663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667%，增长速度为5年来最高，占全省GDP比重大幅上升到520%，约占全国文化产业总量的1/7，位居全国各省区市首位。
广东文化产业能蓬勃成长，由多种因素综合推动所致，首行是文化产业结构，区域布局优化。广东编制《“十三五”广东省文化发展改革规划》（2015—2020），全省文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的创意文化产业快速增长，占文化产业比重约53%，比上年增长10%左右，彰显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良好成效。次是在区域布局上，广州、深圳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辐射作用，着力打造“创意之城”、“设计之都”，突出发展一批优势创意文化产业集群。珠三角和粤东向西北地区都依托特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等特色文化产业。再次2016年，广东以空前的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创新，加快发展“文化+”“互联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有效供给。组建全国首家全媒集团，全力建设“中国自贸区信息港”等重大创新项目。另外，创新“文化+金融”。相继组建多支百亿元量级产业基金，为文化产业转型注入强大功能。此外，广东将文化与科技融合，形成新业态，领先全国。2016年，广东数字出版总产值1800亿元，居全国第一，动漫业总产量400亿元，占全国1/3强。网络音乐总产值约占全国1/2，游戏业总收入1345亿元，也占全国734%。2017年，“南国书香节”，在广州、珠海等13个会场举行，进场人数100万人次，展销图书30万种。这无不显示广东文化产业正在惊人规模和速度崛起全国，令世人刮目相看。
（3）广东文化学术研究新发现
“珠江文化”概念自1926年由郭沫若提出以后，极少有人作深入研究，即使偶有提及，也浅尝即止，基本上处于尘封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水文化、江河文化、海洋文化得到重视，也开展相应研究，珠江文化既是江河文化，又具海洋文化特征，尤其广东经济崛起，亟须文化软实力支持，除了岭南文化，珠江文化不可或缺，都是广东经济奇迹的深层根源，于是珠江文化再次受到重视，进入江河文化研究领域。1991年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在《开代时代》发表《论珠江文化及其典型代表陈残云》，首次重新提出珠江文化概念，并引起学界关注，此后陆续有一些成果面世。但形成研究规模和气候则始于2000年6月28日，成立以黄伟宗为首“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这个包括历史、地理、人类、文学、考古、文物、方志、风俗、语言、科技、书画、传媒等专家学者组成的研究群体，15年来，他们既读书，又走路，不断地钩沉历史文献，不停顿地开展野外考察，取得许多新成果。包括重新肯定汉代徐闻港为海上丝路起点，广信为历史早期岭南文化中心，新会良溪为后珠玑巷，论证舜帝为珠江文化的始祖，惠能为珠江文化的哲圣，贺州古道、西京古道都是海陆丝路的对接线，潮汕也是海上丝路重要港口，在阳江海域出水南宋沉船“南海I号”定位为“海上敦煌”，以及在珠江原有东江，北江和西江之外，重新肯定南江也是珠江一条支流，提出珠江由东、西、南、北四条江组成的对称格局，同时论证南江文化是古百越文化的一个类型，创造性地提出东莞凤岗客侨文化、台山广侨文化、云浮石都文化等概念，呼吁应深入研究。另就西江文化走廊、北江文化走廊，两江禅佛风俗文化带概念进行科学论证和开发利用建议，都取得不少开拓性成就，为学界认同和地方满意，影响远达海内外。
近年，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丰硕著作成果，也反映了广东文化在新时期的成就。
2001—2005年已出版著作：《开海》（洪三泰、谭元亨、戴胜德着），《千年国门》（谭元亨、洪三泰、戴胜德、刘慕白着）；《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陈永正编着）；《广府海韵——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谭元亨着）；《交融与辉映——中国学者论“海上丝绸之路”》（黄鹤、秦柯编）；《东方的发现一外国学者谈“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徐肖南、施军、唐笑之编译）；《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黄启臣等编着）；《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司徒尚纪着）；《祝福珠江》（洪三泰、谭元亨着）；《通天之路》（洪三泰主编），《珠江文化论》（黄伟宗着）；长篇小说《女海盗》（洪三泰着）；《岭南文化古都论》（谭元亨编）：《岭南状元传及诗文选注》（仇江、曾燕闻、李福标编）等。
2005—2006年出版《珠江文化丛书》十家文谭专辑，包括：《珠江文化系论》（黄伟宗着）、《珠江文化的历史定位》（朱崇山编）、《海上丝路的研究开发（周义编）、《泛珠三角与珠江文化》（司徒尚纪着）、《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黄启臣着）、《粤语与珠江文化》（罗康宁着）、《岭南文化珠江来》（张镇洪着）、《珠江诗雨》（洪三泰着）、《珠江远眺》（谭元亨着）、《珠江流韵》（戴胜德着）。
2007—2008年出版的著作：《宝安百年》（洪三泰、谭元亨、戴胜德着）；《良溪——“后珠玑巷”》（黄伟宗、周惠红主编）；《南江文化纵横》（张富文着）；《郁南：南江文化论坛》（黄伟宗、金繁丰主编）：《珠江文踪》（黄伟宗着）等。
黄伟宗以《创作方法论》为代表的创作方法理论，以《欧阳山创作论》为代表的对当代华南以至全国作家的研究评论；以《当代中国文艺思潮论》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文学论；以《文艺辩证学》为代表的文学、美学、哲学、文化的综合辩证论；以《珠江文化论》为代表的现代水文化理论等，2010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黄伟宗文存》上中下三册，约430万字，都标志着黄伟宗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学、文化学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
2001年初版，2009年再版司徒尚纪的《珠江传》与《黄河传》、《长江传》、《塔里木河传》、《淮河传》同时诞生，它全面、深刻、生动地写出珠江深厚的文化渊源、独特的个性和在人类历史中的特殊地位；《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则是作者长期研究珠江文化及珠江流域历史地理成果，也是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内地学术著作，拥有众多专业读者。
黄启臣主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真实详尽地介绍了我国古代最早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及最早始发港之一徐闻港，是一部填补历史空白的著作。
黎向群的《岭南历代书法名家》，是“岭南文库”系列书之一。作者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111位岭南书法名家的思想、艺术特色进行详尽的分析，展现了多姿多彩的岭南历代书法艺术，是一部具有宝贵学术价值的专著。
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扩大，近年广东文化新成果又集中反映在2008年开始由中央文史研究馆牵头组织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各卷编写中。这套丛书已于2014年由中华书局出齐，在全国地域文化范畴内，属于岭南文化的，计有司徒尚纪主编广东卷，从纵横两个维度上再现了广东文化历史、特点和亮点，具有学术性，现实性和可读性兼具等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广东文化历史过程、文化特质和风格，是广东文化集大成之作，目前正受到各界推崇，正在彰显它的巨大作用力和深远影响，是广东文化史上一件盛事。此外，近年各省区陆续有一些涉及广东文化著作问世，如1998年以来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袁钟仁《岭南文化》、盘福东《八桂文化》、关万雄《琼州文化》，都展现和涉及了广东地域文化特色和风彩。
三、继续发挥余热的科学家群体及其成就
在科学技术的春天里，广东许多领域不少有作为的科学家仍在发挥他们的作用，是广东科技文化一支劲旅和代表。2006年版《岭南文化百科全书》刊载的岭南科学家中，新时期在各个领域依然作贡献的科学家有：
姜立夫（1890—1978）数学家，教育家。浙江平阳县（今属苍南县）人。1911年赴美国留学，1915年毕业于加州大学，1919年获哈佛大学数学搏士学位。1952年起在中山大学任教20多年，是现代数学在中国最早和最有成就的开拓者和播种人之一，尤擅长圆素和球素几何学，被誉为中国数学的泰斗，为中国现代数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培养了江泽涵、陈省身、吴大猷、杨振宁等数学、物理学家，其子姜伯驹现为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曾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广东分会副主席、中山大学教授等职。着有《圆素几何学的新面貌》等。
凌鸿勋（1894—1981年）铁路工程专家，教育家。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人。1915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土木工程科，同年赴美国桥梁公司实习，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1924年—1927年任南洋大学校长，1929年历任陇海、粤汉、天成、宝成等铁路工程局局长，为我国铁路事业作出重要贡献。1936年获中国工程师学会首创金质奬章，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着有《詹天佑先生年谱》、《詹天佑与中国铁路》、《铁路工程学》、《中国铁路志》等，并主编《现代工程》一书。
沈鹏飞（1894—1983年）林学家，广东番禺县（今广州市番禺区）人。1917年赴美留学，先后获林学学士、硕士学位。1923年回国，先后执教于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广西大学等。建国后在多所林业院校任教，埋头科学研究，在学术上建树颇丰，培养学生遍及全国，著名的如园林专家罗彤鉴、林学家徐燕千等。对中图林业科学和林业教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被列为古今十大著名林学家之一。译著有《森林手册》、《森林管理学》，著作有《近百年广东林业教育史略》。1928年，与丁颖等赴西沙考察，后编写《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为开发西沙，捍卫南海诸岛领土主权作出贡献。
蔡翘（1897—1990年）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字卓夫，广东揭阳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1919年赴美留学。192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复旦大学、上海吴淞中央大学任教。1948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毕生从事生理学和神经解剖学研究，是中国生理学和航空、航天、航海生理学的主要创始人。曾首次发现视觉与眼球运动能的中枢部位，命名为“蔡氏区”。着有《生理学》、《人类生理学》、《运动生理学》等。
陈丕扬（1899—1987年）造纸专家，广西岑溪人。1923年毕业于美国马塞诸塞理工学院。读书期间，提出马尾松为造纸原料理论，1932年在瑞典获得成功，在世界上开创用马尾松造纸先例。1924年获美国缅因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广东省营制纸厂工程师、广西桂林士敏土厂经理、广东造纸厂总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州造纸厂、广州市珠江造纸厂总工程师。并成功地利用蔗浆生产双面胶版纸。主持了广州造纸厂第一期建工程的建设，参与筹建了珠江造纸厂。在国内化工界被誉为“当今蔡伦”，是第三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林克明（1900—1999年）建筑设计师、建筑教育家，广东东莞人。1926年毕业于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随法国建筑大师Tony Garnie从事设计工作。1926年回国从事建筑设计、施工管理研究和教学。1929年在广州市政府任职并为广东省工业专科学校兼职教授、广东勷勤大学教授兼建筑系主任。1930年被聘为广州中山纪念堂建设工程顾问。曾参与或主持原中山大学在石牌建筑群、广州市政府大楼、原中山图书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牌楼、广州中苏友好大厦、广东科学馆、广州宾馆等著名建筑设计与施工。为广州建设建设，贡献匪浅。1932—1981年先后就任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多间高校教授和政府部门要职及建筑设计部门的负责人或领导。同时还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他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德高望重的老专家。1990年获广州市委、市政府授予的广州市优秀专家学者称号。着有《城市规划概论》、《现代建筑思潮》、《建筑设计原理》等著作。
黄子卿（1900—1982）物理化学家。广东嘉应（今梅州市）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1925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理学硕士学位。1935年获美国马塞诸塞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院士）。毕生从事物理化学研究，在溶液理论和热力学方面，取得突出成果。其《“冰—水—水蒸气”三相点的测定》被国际上公认为出色的研究成果，其测定值（000981℃）被国际温标会议采用，定为国际温度标准之一。所着《物理化学》一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部中文物理化学教科书。
李善邦（1902—1980）地震学家，广东兴宁人。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物理系。曾先后到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的地震研究机构学习或工作，在地球物理和地震学的研究方面有较深造诣。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毕生从事地震科学研究。1930年在北京建立我国第一座地震后，1943年又在四川建成西部唯一的地震台。着有《中国地震》等。由他指导编撰的《中国地震目録》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奬。
罗雄才（1903—1993）化学家，教育家，广东兴宁人。早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化学科理化研究所攻读化学，研究生毕业，后在日本理化研究所久保田研究室从事有机化学研究。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50余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副校长，培养了大批人才。著作有《最新化学工业大全》二、三册。译著有《无机化学》、《电化学》等。
罗明燏（1905—1987年）土木工程专家，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人。早年在唐山交通大学攻读土木工程。1932年赴美国留学，毕业于马塞诸塞州理工学院，获航空与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后又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留学。学成后归国，先后在广东勷勤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任教。1945年赴美国研究飞机结构。建国后任华南工学院教授、院长，在机械工程结构理论方面有突出贡献。着有《高等结构学》、《飞机结构》等。
李沛文（1906—1985）园艺学家，农业教育家。字质生，广西苍梧人。1925年入中山大学预科；后留学美国，先后就读于普林大学、爱欧华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1935年起任职于岭南大学农学院、广东英德农场。建国后任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广西省农业厅厅长。后任华南农学院教授、副院长，终生从事柑橘、香蕉栽培和果品贮藏加工方面研究，成果突出。20世纪50年代，使这些水果出口苏联和东欧。主持“柑橘保鲜贮藏新技术”、“柑橘贮藏适温及防腐保鲜研究”等课题，先后获广东省科学大会奬和广东省科技成果奬。作为华南农学院创建人之一，培养大批农学人才，对广东农业发展、贡献良多。着有《果树之肥料试验》、《柑橘贮藏试验》、《南方果树栽培向科学进军的几个问题》、《防腐保障是保证水果丰产丰收的一个关键环节》、《果品贮藏加工学》、《荔枝的气候贮藏温度的初步研究》等。
吴大猷（1907—2000年）物理学家，教育家，广东高要人，出生于广州。192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大物理专业，后留校任教。1931年到美国密执安大学深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长期从事核子物理高能质子、中子散射理论、大气物理、统计物理、相对论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出版《多原子振动光谱及结构》、《量子力学散射论》、《气体及电离体方程式》、《狭义及广义相对论》、《近代物理学基础》、《古典动力学》等12部专著，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在理学界有巨大影响。关于铀后元素的预言、原子光谱中后来被称作“吴态”的研究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先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培养了一批著名的物理学家，如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黄昆、胡宁、唐敖庆等，是公认的中国物理学之父。1946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49年往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主持理论物理研究。1965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系主任。1978年退休后定居台湾，2000年3月4日病逝。江泽民唁电称其毕生献身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为中国科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盛誉。
吴大任（1908—1997年）数学家，教育家。祖籍广东高要县，出生于天津。1930年与陈省身一起以最优异成绩（当年能获最优等者仅3人）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生后先后到英国、德国学习和研究，在微分几何领域崭露头角，为同行称道。独立或主持撰写、编着、翻译数学多个领域的一系列专著、教材，对数学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历任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教授等职。
冯修吉（1909—1979年）水泥化学及水泥热工专家，壮族，广西天等人。193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1941年获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山大学、武汉建材工学院教授，对发展中国水泥工业，把中国水泥品质提升到国际水平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水泥化学和热工专家、“中国水泥之父”。
冯秉铨（1910—1980年）电子学家，教育家，河北省安新人。193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赴广州任教于岭南大学物理系讲师、副教授。1940年赴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岭南大学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物理系主任。1952年任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教务长、副院长。1959年主持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翻译电子计算机。晚年致力于无电线技术、电声学、水声工程研究。在振荡理论方面有较深造诣。20世纪50年代提出相角补偿理论，成功地运用于高频电热等大功率振荡器，也应用于波段发射机，收到稳定频率效果。特别在射频削波语音加工器的理论与设计工作，获得成功，成就卓著。历任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声学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广东电子学会理事长、广东物理学会理事长等。着有《无线电发送设备》、《振动与波》等著作，为蜚声海内外无线电专家。
李国平（1910—1996年）数学家，教育家，广东丰顺人。1933年中山大学毕业后，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进修，后在法国彭加勒研究所访问研究。1939年回国，任武汉大学教授。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部委员（今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与物理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主要从事函数论、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半纯函数、唯一性问题、有理函数表问题、整函数理论应用、数学物理与系统科学等研究中获得多项成果，尤其在函数论研究方面作出一系列突出贡献。着有《半纯函数的聚值线理论》、《准解析函数》等，获得很高评价。
蒲蛰龙（1912—1998年）生物学家，原籍广东钦州（今属广西），生于云南。1935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193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生物部，1946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来，专事昆虫研究和教学。50年代初引进孟氏隐唇瓢和澳洲瓢，防治可可、咖啡、桑树的粉蚧和控制橘园和行人道树木绵蚧。特别在挽救电白县一块长20千米，宽100米重危林带取得显着成果。与此同时，用赤眼蜂防治甘蔗暝虫获得成功，50年代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椿象，也取得良好效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奬。上世纪80年代在研究防治蔬菜、花生、棉花、水稻、森林害虫等方面，都取得显着成效。是中国现代生物防治的创始人之一。历任中山大学、华南农学院教授和副校长、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科协主席、广东省昆虫学会和生态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经美国国家科学院认可，由明尼苏达大学授予优秀成就奬。1992年获“广东省杰出科学家”称号。今中山大学校园内树其铜像作为纪念。
黄秉维（1913—2000年）地理学家，广东惠阳人。1933年以优异成绩（获金质优学奬章）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同年获洛克菲勒文教基金会奬学金，进北平地质调查所攻读研究生，翌年两次赴山东半岛考祭，首次对山东海岸下沉上升性质的论点提出质疑。1938年应竺可桢之邀，赴浙江大学任教，1942年辞职。此后在国家资源委员会专事地理研究，同时收集黄河流域自然条件、水土流失、灌溉、农业等资料，一直在国家资源委员会专事地理学研究，先后完成了“中国动力资源之区域分布”、“区域经济研究报告”、“工业经济研究报告”、“长江三峡库区淹没损失经济调查“等多个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对中国自然区划、黄河中游土壤侵蚀与保持、地表热量水分平衡、农业自然生产潜力、华北水利与农业发展、坡地改良与利用、全球环境变化等问题作深入研究，为地理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特别主张自然和经济综合研究、主项资源环境、解决自然与人矛盾。历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地理学会会员，今惠州市博物馆树其铜像作为纪念。
赵善欢（1914—1999）生物学家，教育家。祖籍广东高要，生于广州。193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农学院。1935年赴美国留学，获康奈尔大学科学硕士及昆虫学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后，任华南农学院教授，一直从事昆虫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对植物性杀虫药剂作了大量试验，证实鱼藤根水悬液对茶毛虫幼虫的毒效最高，对荔枝椿象的研究也取得良好效果。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稻瘿蚊的发生规律、天敌的种类和常用杀虫剂对天敌的影响，天敌的保护龢利用等方面取得研究成果，并大面积推广应用，获农业部农牧业进步一等奬。出版了《农业昆虫学》、《植物化学保护》、《昆虫毒理学原理》等论著。
张厚泽（1915—1978）生化学家，广东阳江人。1942年7月毕业子中山大学理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任职广西梧州油脂公司研究室主任，曾多次承担和组织粮油科研项目，为提高粮油加工、储藏、检测、去毒等作出重要贡献。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奬和广西科学大会奬、1980年广西科技成果一等奬、1982年商业部科技成果二等奬，该成果被粮食部门和社会广泛应用至今。
李树刚（1915—1997）植物学家，广东台山人。1946年广西大学农学院林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幷兼植物研究所工作。在60多年工作中，发现了植物新属2个，新种70个。因发表《中国及越南棕榈类一新属》一文，被吸收为世界棕榈学会会员，成为中国大陆的唯一会员。还组织编写了《广西野生食用植物》、《广西有毒植物》，将广西如藻类、蕨类、裸子和被子植物137种的形态特征、生长环境、分布和食用部分、所含成分及食用方法作了详细介绍。
黎尚豪（1917—1993）藻类学家，教育家，广东梅县人。1935年考取中山大学理学院生物系，1939年获理学学士学位。先后在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任教并开展藻类学的研究工作，发现了一些藻类新种。20世纪40年代先后到四川、西康、海南岛、西沙群岛、上海、台湾等地对藻类进行调查和采集。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淡水生态和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藻类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今院士）。建立中国淡水实验藻类学，进行了一系列的藻类生理生态研究，建立了一套为中国普遍采用的藻类培养技术。其中在晚稻田放养固氮蓝藻技术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奬，个人获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奬。该项成果1980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奬，并得到国际的认可和赞许，科研成果卓著。还培养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1989年获得“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奬章。2001年武汉市政府在武汉鲁巷广场树立了黎尚豪雕像。
关肇直（1919—1982年）数学家、教育家，广东南海人。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考取公费留学生，在法国彭加勒研究所读研究生。1949年秋放弃取得博士学位的机会，返国投身建设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参与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工作，筹建数学研究所，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院士）。1956年提出泛函分析中单调算子的概念，后将泛函分析应用于数学物理与控制理论的研究。他主持的研究成果多次受到有关部门的奬励和表彰，其中“现代控制理论在武器系统中的应用”和“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和轨道选择”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奬；“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获1985年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奬。着有《泛函分析讲义》、《拓扑空间概论》等，主编《现代控制系统理论》小丛书和《自动化》丛书。
刘松泉（1921—1992）著名橡胶育种专家，浙江平湖人。1945年毕业于江西国立中正大学农艺专业。1945年7月至1953年3月在南京农学院任教。1953年4月调设在广东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所从事研究工作。主持国家攻关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多项，共获18项科研成果。其中7项分别获国家、省、地、院奬励。主要参加完成的橡胶树在北纬18°～24°大面积种植技术，1982年获国家发明一等奬；主持完成的橡胶緑色侧枝芽接快速繁殖和遗传性研究，1982年获国家科委成果推广奬；主持完成的巴西橡胶阶段发育的研究和幼态无性系的利用，1991年获国家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奬，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奬，1997年获广东省科学大会奬。撰写的《植物阶段发育理论在提高巴西橡胶产胶潜力中的作用》、《天然橡胶产销形势和科研动向》、《高等植物阶段发育中特性遗传龢利用研究》等二十多篇论文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参加编写《热带北缘橡胶栽培》等论著三部。
彭加木（1925—1980）生物化学家，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人。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20世纪60年代曾被树立为全国科技界模范人物，在科技界和高等教育界有较大影响。历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等职。参加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长期在云南、内蒙古、甘肃、新疆等边陲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和开发工作。在植物病毒及其防治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研究，先后发表有关酶、纤维状蛋白质、动物病毒方面论文40多篇，并在实践中取得可喜成果，受到有关方面重视。1980年5月参加了中国第一次穿越罗布泊乾涸湖底的考察工作，6月17日不幸遇难，后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郭仲衡（1933—1993年）数学家，力学家，广州人。1951——1952年在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学习。1953年被选拔赴波兰留学，在波兰工业大学获硕士学位。1963年获波兰科学院基础技术问题研究所“最高表扬”的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历任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院士）。1988年当选波兰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从事基础力学、应用力学、张量分析和数学力学等方面的研究，首创两点张量抽象记法；在连续介质力学中率先使用李（Lie）导数；得到非线性弹性动力学现存3个精确解的两个；解决了3个本构基本量的正确定义及内藴表达，所给出的伸缩张量率被称为“郭氏速率定理”，建立了开闭口薄壁杆件的统一理论；提出了对场问题普适可用的“主轴内藴法”，简称“兀一方法”。着有《非线性弹性理论》、《张量理论和应用》等专著，非发表论文百余篇。
四、港澳回归和粤港澳文化交流
香港、澳门是我国最早丧失的领土，虽然在英国和葡萄牙的治理之下，后来发展为巨大的经济中心和国际性城市，但它们作为我国固有的领土、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儿女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收回港澳主权而进行的不懈斗争。这种斗争在广东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直至1997年和1999年港澳回归，中国政府对港澳恢复行使主权，这种斗争才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在文化上，港澳文化都是岭南文化一部分，最具海洋文化性质。历史上粤港澳文化交流从未中断，对形成三地文化的共同性产生深刻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交流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最终形成粤港区域文化综合体，凸现于岭南文化版图。
（1）港澳回归
在英国武力强占香港之初，《南京条约》签订前夕，1842年6月广东绅民曾计划收复香港，后因两广总督祁土贡压制而未果。1942年香港还在日军占领下，中英两国政府在签订有关两国间“平等新约”的谈判中，中方提出中国一向将租界与租借地一体看待，故收回租界也包括香港“新界”租借地在内，但因英方反对而未能实现。1943年1月11日中英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相关特权条约》中，虽无英国归还“新界”租借地的条文，但中国政府已表示了将保留日后再提“新界”问题的权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投降，但谁到香港接收日军投降，中英两国在受降权问题上发生争执。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划分，香港包括在中国广东战区之内，应由中国军队前往受降。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即接到了负责接受广东战区包括香港在内日军投降的命令。但因英国害怕中国军队进人香港会造成中国收回香港的事实而采取种种对抗行动，结果日军向英军投降。新中国成立后，鉴于香港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维持其现状，香港在许多事件中扮演了富有传奇色彩的角色。如朝鲜战争期间，香港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亚洲的一个中转站，许多军事人员和作战物资经香港转运到朝鲜战场。而中国也从香港获得汽油、橡胶、汽车、医疗用品等战略物资，供应中朝部队对“联合国军”作战。中国也需通过香港进行外交活动和获得各种国际资讯，并作为一个扩大自己影响的国际舞台。所以，尽管几十年来国内外风云变幻，香港一直维持其现状，并按其特定的方式在发展。
至于澳门，早在明万历时，广东总督张鸣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不少人主张以暴力驱逐葡人，收回澳门。可是明政府始终未采取强硬措施，而让葡人长期占领下去。入清以后，中国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也没有止息。道光二十九年（1849），澳门总督亚玛勒因驱逐中国驻澳官员，极力扩张地盘，而被激于民族义愤的澳门爱国青年沈士亮等斩杀，表达中国人民反抗澳葡当局侵略扩张的意志。清末武昌起义前夕，广东民众曾强烈谴责澳葡当局制造大批中国村民惨遭杀害的“路环血案”罪行，大声疾呼“收回澳门”。1945年8月抗战胜利，闻一多先生所写的爱国主义诗篇《赤子之歌澳门》又再次逥荡在澳门上空：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中国人民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再次掀起要求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的运动。同年9月，国民政府外交部曾向葡萄牙政府表明瞭中国收回澳门的意见。10月，中山县县长张惠长和当地驻军159师师长刘绍武秉承在广州接受日军投降的张发奎将军旨意，提出收回澳门口号，得到中山、澳门各界人士支持。中山县人民还组织代表团入澳门请愿，表达我国人民收复澳门的决心。1947年，南京政府的参议会通过《及早收复澳门》议案，广东省政府组织了“广东民众收回澳门活动促进会”，研究收回澳门的具体事宜。该会还组织过一次民意测验，在约127万张问卷中，有70％的人回答赞成以武力收回澳门，只因各种历史原因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阐明对港澳问题的立场，指出香港、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国不受过去英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中国将在条件成熟时恢复对整个香港和澳门地区行使主权。但它们主权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是近年中英、中葡问题联合声明的发表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成立。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人民一洗百年耻辱，反对外国殖民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施，在广东文化史上也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20世纪中后期，我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内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而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创立成功，也为港澳提供了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范例，增强了港澳各界人士对内地的信心和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的愿望。在这种新形势下，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集中了我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从解决台湾和港澳问题的历史现实出发，逐步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这一伟大构想首先运用于指导1982～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问题的谈判，使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的香港问题迎刃而解。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则声明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国。香港是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得到的最大利益，也是中国最大的耻辱，故在中英就香港问题的长达两年艰苦谈判中，香港主权问题成为英方关注的焦点。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以气壮山河的声音告诉对方：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逥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邓小平的讲话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无比坚强和自信，终使谈判达成协议，发表联合声明。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在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有生活方式不变等，即与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国之内长期幷存，和平共处，互不伤害，互助互利，共同发展。这就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主要内涵。在目前条件和国际形势下，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我调节能力的增强，现代资本主义还具有颇强的生命力。香港恰利用这种条件，创造了闻名世界的经济奇迹，被誉为“香港现象”。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也需要吸收、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加速目己的发展。这种文明区域互补关系对于与港澳空间本为一体的广东更为重要和有利。
1997年6月30日，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顺利完成香港政权交接。中国政府从7月1曰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也同时成立，首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宣誓就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等出席政权交接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也同时进驻香港，作为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主要标志和象征，并承担特区的防务任务。自此，在香港上空飘扬了一百五十六年的英国米字旗被降下，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冉冉升起；香港政府总部（原布政司署）大门上的英王皇冠徽号被取下，换上了中国国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紫荆花徽号；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正式开始启用。这都标志着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的结束，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在香港正式实施，香港进入历史的新纪元。因为香港是从广东割让出去的，香港同胞大部分是广东人，鸦片战争祸及广东最烈，广东人民抗英斗争最坚决，付出的牺牲也最大。当骨肉分离时代结束时，珠江母亲怎能不热泪滂沱，拥抱归来的儿女。为欢庆这历史性时刻，广州、香港同时在珠江江面和维多利亚港上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让烛天喜雨和人们的欢声笑语代替了当年的硝烟和隆隆炮声。香港诗人王一桃为欢庆回归，欣然命笔作诗：
满天的喜雨哟，满眶的泪花，
满心的璀璨哟，满地的光芒。
看欢庆的焰火在香江升起，
香港火凤凰在烈火中飞翔!
香港回归以来的事实证明，香港作为世界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地位没有改变，“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得到坚决保障和执行。香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香港与内地特别是与珠江三角洲的关系正走向经济的和空间的一体化，推动了两地的发展，处处在显示“一国两制”思想的胜利和香港的锦绣前程。
继香港回归的工程启动以后，澳门回归也提到中葡两国议事日程上来。澳门回归基本上是按香港回归模式进行的，但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却少得多。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发表《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双方共同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93年3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两个历史性文件，体现了“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的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
1999年12月20日，珠江口上的澳门月明风清，波平如镜。中葡两国政府在这里举行了庄严的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总理朱熔基等出席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飘扬了一个半世纪的葡萄牙国旗从总督府、关闸、大炮台等地徐徐降下，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最后一任澳督韦奇立接过葡国国旗捧在胸前，与前来参加政权交接仪式的葡萄牙总统桑帕约和总理古特雷斯一起离开澳门。近万名观众观看了澳督府降旗仪式。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也于同时成立，首任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宣誓就职。政权交接仪式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约五百名驻澳部队官兵在二十多万珠海人民夹道欢送下进驻澳门，担负起这块神圣国土的防务任务。同香港回归一样，澳门回归牵动着十二亿中华儿女的心，举国上下到处都是欢乐的海洋，人们以最热烈、最隆重的方式，庆祝这世纪大典。澳门万人空巷庆回归，许多市民表示“我成了真正的中国人”。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不仅是一项卓有远见的英明决策，而且也是制度文化的空前创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两制”已融合广东文化的一部分，进一步使之以崭新面貌和装束，跻身全国先进地域文化之林。
（2）粤港澳文化交流和互动
粤港澳本为一个区域文化综合体，在内地闭关锁国的背景下，各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首先是港澳文化不断自我更新、完善，形成自己的文化风格，积累了很高的文化势能，形成对内辐射之势。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香港经济迅速起飞，崛起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同时变成一个法治社会，形成中西文化幷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幷存、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幷存、商业文化与非商业文化幷存的多元文化，及其共荣共生，并对全世界文化开放的格局。这种格局的深层根源在于香港人主流的现代化意识，法治观念，讲效率、讲功利观念，从而促进了生产力快速发展，也保障了社会稳定和繁荣，这完全符合文化创新的内涵。
而介于广东文化和香港文化之问生长的澳门文化，善于从多元文化中吸取养分，形成最具特色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和谐性文化风格。有人对此总结出：“澳门的确是在中国文化所有的‘创造性调整’力量支配下使触及它的生活模式的一切东西都发生变异，使在澳门长久定居下来的葡萄牙人的‘民族性’，甚至语言表达方式都发生了变异。同样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作为海洋民族的葡萄牙人一旦在澳门这块中国的土地上‘定居’下来以后，竟然失去了冒险精神。混在一起的时空与人在澳门产生一种非欧洲、非亚洲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模式，存在一种特有的不同于其他民族风俗习惯的葡萄牙人生存方式，一种共存的能力，一种力图入乡随俗而又不干涉他人的方式，和一种在世界各种生活方式中求和平的渴望。”在多元文化冲融中能保持自己个性的澳门文化，也源于自身强大文化的适应性和创新能力。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打破了长期封闭的樊篱，粤港澳文化交汇创新达到空前鼎盛时期。首先是香港文化观念涌入广东，包括经济意识、市场观念、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等，促进了广东文化革新。如深圳人敢于第一次在国内引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重商观念、竞争观念、消费观念深入人心，经济特区的创办就是一种文化创新。这类事例实在难以列举。而港澳在1997年和1999年先后回归祖国以后，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创新，“一国两制”在港澳实施，即为我国制度文化的一项创举。普通话在港澳推行，一些学校使用普通话教学，更多的港澳青少年回广东上学，参加夏令营、军训营及歌唱、舞蹈、体育比赛、观光旅游等，以及内地访港澳人数不断增加等，都扩大和加快了港澳文化创新的内容和进程。
特别是价值文化方面，粤港澳各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体系。香港人的一切讲究实际利益的文化功利性、香港人群中多种价值观幷存的文化多元性、处在中西文化价值观之间的香港文化边缘性等，成为香港价值文化特质。这与英国对香港百年殖民统治所带来的西方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双重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澳门则因经济地位低微，葡国文化势力弱小等而形成澳门人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文化协调性；恪守中庸之道的文化中度性；随时代变迁较小的文化稳固性等。至于广东人所具有的对外来文化宽容的文化开放性，处世或判断的理性和兼容性等，又是广东价值文化的特质。这三地价值文化有差异，因此制约文化传播的攻治、经济地位也有高下，故三地价值文化相互影响和空间交流也势所必然。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当广州经济胜过香港时，不少港人流回广州；在20世纪50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初，内地不少人被香港经济繁荣所吸引，掀起一次又一次合法和非法入境风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文化价值观首为广东人崇尚，其时装、流行歌曲、影视作品、口头用语、社交礼仪、明星崇拜等大举进入广州，继而风靡内地。但进入90年代以后，珠江三角洲经济崛起，粤港澳经济差距缩小，这种风潮很快减弱。文化互动关系表现为两地优势互补和双向流动。如港人休息日大批进入深圳、广州等城市采购各种商品；内地更多人进人港澳观光旅游、探亲访友、学术龢民间交流，这显然是缘于粤港澳独特历史文化和割不断的亲缘、史缘、族缘等关系。而这种交往结果，一方面是广东价值观发生改变，金钱、功利、娱乐、消费等观念和行为越来越向港澳看齐，由此而形成文化景观在广州、深圳等城市甚为触目，仅各种名目的桑拿、按摩场所之多，即不亚于港澳。另一方面，普通话在港澳越来越流行。广州、深圳等地高校接受港澳公务员培训，人民币也在港澳市面流通，这同是港澳文化景观的一种变化，由此改变港澳人对内地的价值观。有人在90年代初对广州大学生作婚前发生性行为的问卷调查，回答可以理解的占324％，而四川大学生同样的问答只占21％，显然较广州大学生为低，这显示广东比内地更富有开放性价值观，这与港澳文化价值观十分相似。
而从家庭结构来看，在婚恋、生育、家庭规模、男女在家庭地位等方面也反映三地价值取向的共同性及相互影响。有研究显示，三地青少年都选择自由恋爱、视感情为婚姻基础，在家庭内强调成员间自由平等，男主外、女主内分工；在商业经济高度发达背景下，男女独身在三地日见流行，离婚率、再婚率在上升，小家庭观念深入人心，是“婚外恋”、“地下情”的集中地区。广东人对金钱、物质崇拜和占有欲越来越向香港人看齐，说明香港文化处于强势，广东人随而更多地崇尚、追随香港价值观念。但近年广东经济崛起，加上港澳回归，不管是否存在港澳文化回归问题，反正港澳与广东文化价值观共同性在增加，差异在进一步缩窄。而从表面上看，港澳主要在行为、消费、大众文化上扩散到广东，而广东则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影响港澳。前者扩敞容易，而后者较困难，说明价值文化扩散不是对等的。
改革开放以来，英语更大量渗入广东，变成日常用语。据有关统计，1949年前，广州话中英语藉词有160多个，现有400多个。英语和汉语在香港整合成特殊的“港式中文”，与标准汉语有较大差异，常用“有”作常态动词，如曰“当局证实至少有找到62具尸体”“今日睇真D”“我唔like il”等。这种偏离标准中文的“港式中文”现今已流行广东城乡。
民初，抗战及内战时期，大批上海人来港，吴语渗人香港，“大闸蟹”、“交关”等成为香港粤语成分，后又传人广东的城市，至今已被广泛使用。这些创新语言，早期从广州向港澳输出，后来随着香港经济社会现代化而从香港传人广州，继而扩散省内城乡乃至全国大中城市，至今被普遍使用，但许多人不知其来源。
风俗是较为稳定、世代传承的一个文化层面，但在中西文化冲融中，在粤港澳也不乏文化创新，且扩散得非常迅速，被认为是三地文化互动的一个晴雨表。
中西风俗混合首先源于港澳，继而扩及广东内地。岁时节日，在港澳完全是中西合璧。内地传统节日与西方节假日同等欢度，春节、复活节、圣诞节一样热闹非凡，西方情人节、母亲节、愚人节等在青年人中尤有市场。春节期间港澳数以百万计的居民浩浩荡荡涌人内地探亲旅游，为世界上罕见的风俗活动。
经过变异的港澳风俗，伴随港澳经济崛起而在改革开放后以高屋建瓴之势传人广东。西方节日在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大行其道，先生、老爷、太太、阿太、小姐等广东旧有称谓重新由香港传人，并很快取代“同志”“服务员”“工友”等。中国古代和国外已婚女性名字前面冠以夫姓，这种土洋结合的习惯在港澳流行多年又传人广东，出现所谓“新复姓”，但未能成为风尚。
香港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快餐大量涌入，“快餐文化”有很高占有率，大有与中餐平分秋色之势。近年又迅速进军广东和内地市场。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大快活、“港式粤菜”、“香港名厨主理”等招牌至为触目，是当地未有过的文化景观。而港澳“开Patry（派对）”“穿nike（耐克）”等流行语在广东青少年中扩散，香港舞台设计、广告创意等无不在广东城镇传播。香港大众传媒、娱乐文化也无不为广东仿效。香港人消费风尚与时俱进，世界各种名牌、珍品等，每年每季每月都会在香港市场出现，为港人首先使用，再扩散到内地，首先是广州、深圳等城市，同样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现象。
文艺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粤港澳既因文化本底同源，社会经济制度有异，以及频繁的社会往来而出现创新和互动的不断变化局面。民国初期，港澳文艺主要受广东影响，从广州流向港澳。如粤剧名伶在三地交替演出。20世纪30年代，粤剧在香港得到创新，即一方面吸收北派功夫、京剧武术、梅派花式、电影表情、西剧置景和内容，另一方面《茶花女》《罗密欧与朱丽叶》也被编成粤剧，甚至还有英语粤剧，饮誉一时。
20世纪50～70年代在粤港澳独立发展背景下，大众文艺或曰通俗文艺在港澳崛起，包括通俗小说、流行歌曲、电影、电视连续剧等，因迎合港澳观众商业性、娱乐性、功利性等心态，而获得很大发展。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就风靡一时，后来又传入内地，赢得大批读者。这些文艺形式的产生不在港澳，而源自西方国家，但经过港澳文艺工作者的创新，如运用西方现代小说、电影手法把传统武侠小说改造成新派武侠小说，在流行歌曲中以普通话为基础，又大量使用粤语；内容上既有中国传统观念，又注人西方生活方式。这些内容和形式深刻地反映了港澳社会变迁和市民心态、理想和追求，不但在港澳占有广大市场，而且传遍海外华人社会，甚至外国人，并成为他们瞭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以后，港澳文艺大量传人广东，包括电影、电视、流行歌曲等，并很快占领广东各个角落。香港无疑是最大的产品制作中心，而广东也从当初模仿达到创新，形成自己的地域风格。1979年广东电视台与香港无线电视台合作在广州举行“欢乐今宵”春节联欢晚会，获得轰动效应，也开创了广东广播业向娱乐性、商业性发展的序幕。香港曾以独创功夫片打进欧洲电影市场，这也推动了广东电影业的发展，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产生了《孙中山》、《周恩来》、《洪秀全》、《黄土地》、《情满珠江》、《雅马哈鱼档》等一大批优秀电影、电视片。电影、电视与流行歌曲三者结合是香港文艺发展的一种模式，也是一种创新。20世纪80年代广东电台设立全国第一个流行乐坛，电视台则先后举行流行歌曲、歌手大赛．培养了一批饮誉全国的歌手和词曲怍家，这离不开香港文艺模式的移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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