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一个强大动力，自近代以来，广东文化在这种动力作用下，不断推陈出新，取得许多新成果。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广东文化所涉及面更广，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经济模式文化产业，尤其思想观念方面都有所突破传统，开创新文化形式和内涵，使现代广东文化，能站立在全国文化潮流而毫不愧色。
一、岭南画派崛起和中国近现代美术从广东开篇
岭南绘画历史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各地出土几何印纹陶、珠江口以珠海高栏岛为代表岩壁画，广州南越王墓羽人船图像，唐代画家张询《三时山》，僧徽画龙以及宋代白玉蟾画梅、竹，何裕夫画鱼等，都代有其作。但从唐到元，这些画家的作品都没有保存下来。及至明清，广东才出现画家辈出、画作万紫千红繁荣景象。举凡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鞍马画、道释画等无一不备，或摹古，或创新，以及诸股技法都尽显其风彩，作品具有浓烈乡土气息。故屈大均《广东新语·艺语》设《诸家画品》专条，总结到明末清初广东画坛：“李子长画猫，陈全人白描佛相人物，袁道生山水，……尹伯阳花鸟，能曲尽其情状，稍惜笔重耳。凡写生必须博物，久之自可通神。又曰：“粤东（即广东）以翎毛名者颇众，若吕纪、林良、张穆之皆神气生动，不堪着意，设色如生，故可贵。”在屈大均以后，广东画家接踵而起，嘉庆间广东画家黄培芳说：“吾粤近来工此事者颇多，即顺德一邑，斐然成章者指不胜屈。”其中成就较大、影响深远的有擅长山水画的顺德黎简，以意笔人物画的顺德苏六朋，以古檏高逸、工人物画和山水画、自成一家的顺德苏长青，以及蜚声国内画坛的南海谢兰生、顺德张锦芳、黄丹书、张如芝，番禺汪后来、潮阳黄璧（一说为澄阳人），番禺陈世堂、新会甘天宠、南海文斗、文恐庸父子、鹤山易景陶、番禺张维屏、居巢、居廉、香山黄培芳等，皆卓然成家。他们的成就，为近代“岭南画派”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岭南画派”指20世纪初崛起于广东一个美术流派，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创始人，提出“折衷中西，融会古今”的创作原则，以建立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的国画体系。
我国传统国画发展到清后期，己走入陈陈相因、钞袭模仿成风道路。“岭南画派”创始人，都有过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和在日本留学经历，深受民主革命思想浸染和日本明治维新后美术革新的影响，鋭意革新中国画，在理论上创造性地提出融中国传统水墨画没骨法、撞水撞粉法、写生法和日本绘画善于渲染、富于质感、色彩亮丽的特点，以及西方的透视学、光影法、比例学、解剖学知识等于一体的主张；在构图上引入具有严密体系的西画构图法则，以自然为依归；并结合我国民族审美心理特点，提出“不拘一格”的构图法则，丰富充实了中国画“置陈布势”方法，打破“三段分疆”、“宾主相让”等传统定式；在画技上采用笔墨与色彩并重，兼工带写，既继承宋代画院的写生设色、随类赋彩的传统，又博采西洋画家的重光重色重环境气氛的渲染之长。这样，古今中外绘画艺术理论和技法精髓，都尽可能吸纳、效法，在此基础上作了提升和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理论建构、画风和重要贡献，蜚声中国画坛。
高剑父（1879—1951年），广东番禺人，名仑，字爵庭，号剑父，后以号行于世。早年师从居廉学画，后在澳门、日本东京学素描和研究东西方绘画和制版印刷技术。回国后，专心钻研绘画技术，1915年与高奇峰、陈树人合作出版《新画选》，开中西合璧、形神兼备岭南画派，其三人被誉为“岭南三杰”。其先后创办春睡画院、南中美术专科学校、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并担任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培养一大批美术人才，如方人定、赵崇正、黎雄才、关山月、何磊等。其对人物、山水、花鸟画有很深造诣，笔墨苍劲奔放，沉雄伟奇，且诗、书具佳，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还是最早将西方科技文明飞机、坦克、汽车、公路等绘入中国面的画家之一，突破传统美术题材。主要文稿有《绘画发微》、《蛙声集》、《印度艺术》、《谈艺杂録》、《春睡艺谈》、《我的现代绘画观》等，皆为经典之作。
代表画作有《昆仑雨后》、《雷峰夕照》、《山村晓雨》、《烟雨江山》等，其中《江关萧瑟》、《絶代名姝》1931年在比利时万国博览会上获最优等奬，《松风水月图》为德国政府收藏。今在广州盘福路建有高剑父纪念馆，为画界人士常履之地。
高奇峰（1889—1933年），广东番禺人，名嵛，字奇峰，后以字行于出，是高剑父之弟。具家学渊源，幼时在高剑父指导下研习绘画。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和1913年两次赴日本学习日本京都派大师竹内栖风、桥本关雪的作品，以及制版印刷技术。回国后专心钻研画艺，成就斐然，为“岭南三杰”之一。1918年任广东甲种工业学校美术及制版系主任，1925年任岭南大学名誉教授，并在广州开设美术馆，培养一批美术巨子，如黄少强、赵少昂、叶少秉、容漱石、何漆园、周一峰等，被称为“天风（楼）六子”。其高度重视师法自然，坚持写生；强调东西画法的结合，以融会和发展中国画传统。主张艺术为人生服务，提倡用美术唤醒国民，冲破旧意识束缚。在表现手法上，他以翎毛画走兽、花卉、山水，尤喜画鹰、狮子、老虎，显示自己昂首激烈革命情怀，而所画花鸟小品则清丽脱俗，另具一格；其长于用色和水墨渲染，使其作品倘佯于雄健与俊美之间，到晚年，则为粗犷豪迈的写意之作。高奇峰工诗，每以画相配而得彰。代表画作有《雄狮》、《龙啸》、《孤猿啼雪》、《秋江白马》等，后出版有《奇峰画集》（7集）、《高奇峰先生遗画集》传世。
陈树人（1884—1948年），广东番禺人，名韶，字树人。16岁从居廉学画，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京都美术学校，回国后与高剑父、潘达微创办《时事画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民国初肇，一边在政府任职，一边坚持钻研艺术，曾撰文《新画法》，介绍西洋美术史和绘画技法。作为岭南画派一位创始人，共工诗善画，尤长于花鸟、山水画，熔画、诗、书于一炉。对岭南山水情有独钟，作画多达千幅以上。其艺术风格独特，既融会中西，更注重创新。在构图上，山水画脱离传统三叠式，着重从大自然吸取养份，构成不同画面，布局有势；花鸟画则采用均衡、对称、照应等手法，使虚实相生、互为补充：在色彩上，注重色、形、势相互关系，主张色彩调和悦目，尤善用緑色作为调色；对线条笔墨也很讲究，能以简洁清新线条表达对象的形体，质感、线条纵横穿插画中，收到强烈节奏感和韵律感效果．所作《岭南春色》、《木棉图》1931年获比利时万国博览会最优等奬。还有不少作品为印度、法国、苏联等国博物馆收藏。陈树人画作甚多，先后出版《陈树人画集》、《桂林山水写生集》、《陈树人近作》、《陈树人中国画选集》等。另外，陈树人还是一位诗人，有《春光堂诗集》、《寒緑吟草》、《尊爱集》、《自然美讴歌》、《战尘集》，以及《村铁匠》、《燕去》等译诗。绘画与作诗的成就相得益彰，使陈树人在近代中国艺坛上享有很高声誉。今广州东山署前路有陈树人纪念馆，具有很大吸引和感召力。岭南画派创立以后，代有其人，卓然成家者有肇庆黎雄才（1910—2001年）、阳江关山月（1912—2000年）等，皆有其名作传世，如黎雄才《潇湘夜雨图》、《珠江帆影》、《森林》、《武汉防汛图卷》；关山月《漓江百里图》、《塞外驼铃》、《緑色长城》，与傅抱石合作《江山此多娇》等。
岭南画派的崛起，是近现代广东画坛一件盛事，也是广东文化创新一个代表，但也不完全囿于此，2017年7月8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展出广东百年经典美术作品，鲜明地反映广东美术“开展风气之先，领时代之新，走变革之路”的历史进程和作品的“大集结”，从另一个侧面彰显广东文化创新风格。
广东首得海外风气之先，西洋画自西风东渐以来即登陆广东，为广东画家临摹、仿效、涌现一批专此营生西洋画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更大规模传入中国，广东作为首途之区、文化革新，包括对传统艺术的冲击和新艺术出现，也以广东为第一站。有研究显示，新中国画的革新，即从广东开如。特别在上世纪上半叶，在抗日救亡运动激荡下，广东画坛经历了巨大变动，并形成传统美术、西方美术和新兴美术三大流派或三大板块幷存的基本格局。
传统美术即国画，继承清代绘画传统，因循旧的思想和风格，牢牢地占领画馆，但决非一成不变，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表现它的复杂性，岭南画派即为突破传统，融合中西的产物，这已见前述。
西方美术以油画、版画为代表，以崭新姿态立足中国画坛。1887年，鹤山人李铁夫留英国、学习油画，有“中国油画第一人”之称，名作有《锦绣山河篇》、《九龙风景》、《静静的小河》、《马丁将军》等。另一位油画先驱新会人冯钢百（1884—1984年），早年留学美国，专攻美术，以肖像、静物、风景为主，第一位临摹油画《意大利河》被美国纽约博物馆收藏，《洗衣女》、《工匠》等入选墨西哥全国美展。李铁夫1907年在英国参加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后来还出资帮助孙中山革命活动，他曾说：“美术为革命运动之武装，革命的艺术之推进机，二者不能须叟离。”所以，这些油画家都不少是革命家，紧跟时代潮流。
在版画方面，这一时代，涌现了新兴木刻运动标杆式人物台山黄新坡（1916—1980年），古元、李桦等，代表作有《卖血后》、《夜饮》、《鲁迅先生遗容》等。珠海人古元（1910—1986年），既擅版画，也擅水粉、水彩等，版画代表作有《运草》、《减租会》、《练兵》、《人民子弟兵》等，皆表达深切爱国主义情怀，反映现实生活，深受读者欢迎。李桦（1907—1994年），番禺人，曾留学日本，1934年在广州组织现代版画会，从事新兴木刻运动，建国后创作许多反映祖国建设，富有时代气息作品，代表作有《怒吼的中国》、组画《怒潮》、《饥饿线上》、《首都的早晨》等。
在雕塑艺术上，广东最早出现李金发、郑可等先行者。李金发（1900—1976年），梅县人，留学法国攻美术，不但是一位诗人，开创中国象征派诗歌，而且为雕刻教授，创作著名外交家伍廷芳，广东军政大员陈济棠等铜像，1976年12月25日病逝纽约，《纽约时报》介绍他为“雕刻家、外家官、诗人”生平。郑可（1906—1978年），新会人，留学法国，学习雕塑和工艺美术，回国后任勷勤大学教授，讲授雕塑课程，尤以创作浮雕头像和陶瓷雕像出名，培养大批雕塑专业学生，独领艺坛风骚于一时。
据这次广东美术百年大展组织者之一广东省文联主席许钦松介绍，1916年民国元老何香凝与孙中山、宋庆龄在日本会面时，提出一系列艺术观点。许氏认为，“从此时算起，迄今已经有五百时间，它比新文化运动略早，这是历史上公认的节点。”（羊城晚报，2017年7月16日A4），这还有许多广东人开拓性业绩。1917年，教育部拟建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34岁中山人郑锦受命筹措，翌年该校成立，郑锦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该校即为中央美术学院前身。
1925年，林凤眠回国，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教授。1928年，林凤眼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筹办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并任院长。林凤眠大胆革新艺术教育，广纳人才，聘用木匠出身的齐白石上讲台，聘法国教授克罗多讲西画，开中西融合美术教育的先河，这在当时中国，无疑是旷古未闻的。
这次广东美术百年大展，特别评选出广东美术百年史上21位大家，形成一个时代系列，反映广东美术百年成就，以及他们在全国地位。他们是李铁夫、何香凝、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林凤眠、关良、方人定、司徒乔、赵少昂、李桦、王肇民、胡一川、黎雄才、关山月、廖冰兄、赖少其、黄新波、罗工柳、古元、杨之光。他们各以自己创新美术成就，彪炳中国美术史册。其中不少作品已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经典，如高剑父《东战场的烈焰》、李桦《怒吼吧，中国》、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关山月《长城内外尽朝晖》、《俏也不争春》、《緑色长城》、《江山如此多娇》（与傅抱石合作）、黎雄才《护林》、杨之光《雪夜送饭》、《一辈子第一回》、林墉《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汤小铭《永不休战》、潘鹤《艰苦岁月》，以及反映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由广东145位油画家集体创作的《地恸·重生》暨《5·12表情》巨幅油画等。
广东百年美术长盛不衰，在于不断推陈出新。对于这次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评论曰：“20世纪以来，广东不仅仅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也是艺术革命的策源地，成为传统艺术走向现代的中心。近代美术界面临‘中国画的现代化’与‘西洋画的民族化’两大问题，与当时另外两大美术重镇北京、上海相比、广东的革命性最为突出。”“广东美术家对于变革非常敏感，他们非常善于从时代，从生活中汲取创新元素，还善于吸收外来成果，进行深度转化，总能创作出与时代呼应的作品”，省文联主席许钦松说，无论是提倡“折衷中外，融汇古今”的岭南画派，还是鲁迅所倡导的“凡革命艺术，都应该大刀阔斧”的“新木刻运动”，“无论是新中国30年的广东美术，还是改革开放近40年的百花争妍，广东美术吸纳百家之长，兼集八方精义。在百年历史进程中莫不体现一个“新”家。（同上报导）这个新，即创新，其发展过程，也是引领时代风尚过程，即广东文化领潮性所在。广东百年美术经典作，无不体现时代特点，起到引领时领潮流作用，从高剑父《东战场上的烈焰》、关山月《緑色长城》、黎雄才《护林》、潘鹤《艰苦岁月》，汤小铭《永不休战》等，都展示着每个时代前进的步代的脚印，留下广东美术发展史的一段段心路历程。省文联主席许钦松总结说“创新始终是广东美术与生俱来的核心精神”，“过去一百年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广东美术家找到了一条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路径。他们立足中国传统艺术，不断吸收、融合西方艺术成果，不断改革创新，成为中国美术向现代转型的“助推器”。（同上报导），由是观之，广东美术百年的经典之作，堪为百年广东文化创新发展一个典范。
二、珠江三角洲存在的科学论证
珠江作为母亲河，历史上对其认识甚为肤浅，直到上世纪30年代，在中外学者调查、勘测基础上，才有了较为清楚的瞭解和初步开发利用，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论证和确立，为珠江流域尤其是三角洲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直至后来珠三角经济腾飞和珠三角经济区以及泛珠三角经济区的扩展，都离不开对三角洲科学研究重大成果。
20世纪初以来，中外地质、地理、水文、水利工程学界对珠江河口是否存在三角洲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持否定说占了上风。例如1915年瑞典水利专家G·W·柯维廉（G．W．Olivecrona）一行考察今珠江三角洲地区后，认为今广州至澳门一带平原原来是海湾，后被西江、北江和东江泥沙堆积成三角洲，称为“广州三角洲”。1929年美国G·D休伯特（G．D．Hubbard）教授访问岭南大学，考察了香港和广州之间的河口湾和三角洲，着文直称“珠江三角洲”。然而1929—1930年，在中大地质系任教的瑞士籍教授德罗菲斯（Drofice）和哈安姆，考察了广州附近地质，宣称没有珠江三角洲，所见的堆积平原很薄，仅1—2米，不足以称为三角洲，仅为一个第三纪准平原而已。1934年3月，后来成为著名构造地质学家的中大地质系陈国达也认为珠江三角洲实非一三角洲，只是冲积平原与山岳的组合而已。当时国内一些书斋式地理学者，只知编写地理教科书，很少作野外考察，每每盲从附会，人云亦云，故珠江河口无三角洲说为不少人相信，拥有一批支持者。
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吴尚时（1904—1947年）对以上诸说不以为然。他经过细心深入的野外考察和研究，并结合地貌学和水力学原理，否定珠江河口无三角洲结论，证实珠江三角洲为客观存在，毋庸置疑。提出“珠江三角洲溺谷生成学说”，即“珠江三角洲至少为湾头三角洲之一种”，系由西江、北江和东江三角洲复合而成，可分为三角洲本部、附近平原及边缘丘陵三大部分。以三水至广州一线为其北界，再往东南延至石龙，这一范围属于三角洲本部，其东西长度与南北相仿，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这是对珠江三角洲实体明确肯定及对珠江三角洲分布区域和界线最早划分。吴氏同时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区实际上可分东江三角洲与西江、北江三角洲两部分，其中东江三角洲附近平原，又分为石龙至惠阳间一段和增江平原另一段；西江、北江三角洲附近之平原，则分为西江附近平原、北江附近平原（含四会三水间平原、清远平原、广花平原）和潭江平原等。对每个平原形状、大小、沉积物组成、河川水文，乃至土地利用、聚落等人文地理景观也作概略介绍；又对孤立突起于三角洲内部之山岭，指出它们本为海上一系列岛屿，对三角洲发育起很大的促进作用。沉积的结果，使它们与三角洲陆地联在一起，但其地理景观又有别于三角洲平原。正是这些山岭的存在，极大地提高了珠江三角洲的地理科学和开发利用价值。可是当时一些持相反意见的人，恰以这些山岭作为珠江三角洲不存在的理由之一。吴氏批评这种片面观点，“是不啻言麻脸子不是人之见解”。此外，吴氏对这些山岭分布与地质构造走向的关系，也作了科学的阐述。
吴尚时关于珠江三角洲这一整套见解，对其以前30多年来环绕珠江三角洲问题所开展的一系列争论作了初步总结。自此以后，持否定意见者渐渐少了。经过吴尚时高足曾昭璇、何大章以及中大同行们的进一步工作，关于珠江三角洲的学说终于建立和巩固起米。当然，这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1935年吴氏与罗开富考察羚羊峡和羚羊旱峡，已认为旱峡淤塞与海水有关。同年他在流溪河平原考察也指出海水曾到达附近，潮水顶托河水滞留而在沟谷堆积了细粒交错层和泥炭层。1937年吴在广州河南发现七星岗海蚀地形以及附近赤沙滘东面海蚀地形、古沙堤、古澙潮等冲积地形，都是他建立三角洲学说的工作成果积累和前奏。1941年吴氏为《广东年鉴》撰述广东地形篇时，简明扼要指出珠江三角洲的存在、成因和其他一些特征，特别首次提出“广花平原”名称及其与三角洲平原的差异和关系，这可谓是吴氏珠江三角洲学说之嚆矢。直到1947年他与曾昭璇联名在《岭南学报》发表《珠江三角洲》一文，重申了“广花平原”概念，并对该平原特征作了进一步论述，也丰富了关于三角洲的科学内涵。这标志着吴、曾氏珠江三角洲学说的定型和成熟。《珠江三角洲》一文是首次以“珠江三角洲”为命题的三角洲区域地貌论文，为开珠江三角洲研究先河之著作，并为地理、地质、水文水利界等广泛认可和引用，成为研究珠江三角洲一切有关问题的基础，也是吴、曾氏在地貌学上最重要贡献之一。
自此以后，珠江三角洲研究也大大向前推进，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它们并没有动摇和改变吴、曾氏关于珠江三角洲一系列基本科学论断，倒更加证明这些论断的正确性。例如吴、曾氏首创“广花平原”概念，就为后人观察研究同样地形树立了典范。人们无沦走到哪里，只要看到类似沉积地貌现象，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联想起“广花平原”，并与之相比较来确定它们的地貌类型。1985年在我国南方某地举行的一次全国性地貌学术讨论会上，一些代表在江苏金坛县五叶乡（在长荡湖边）考察那里的人工剖面，发现有次生黄土沉积及其出土蓝蚬介殻，在四周平坦的黄土质平原中存在明显的切割破环现象，平原上阶地外貌及被切割谷地中的淤积充填现象都与“广花平原”（还有车陂河阶地）所见属同一类型。由此，一些代表产生了苏南平原的地形结构自东北往西南方向具有从古岗身到泛滥平原到湖荡洼地，再到晚更新世堆积阶地和平原变化这样深刻的概念和印象。今天，“广花平原”已成为晚更新世堆积阶地平原的代名词，其有如同地层学中“标准地层”一样的“标准地形”意义。吴、曾氏作为建立这一科学概念的先驱者，功不可没。
吴尚时和曾昭璇力排众议，以充分有力的证据，证明珠江三角洲的存在，这不仅需要渊博的知识和深入细致的调查考察，而且也要有胆识和勇气。因为持反对意见者，既有外国地学专家，也有国内同行，甚至把这种相反意见写进教科书中，广为流传，影响极为深远。他们没有躺在现成结论上讨生活，而在科学调查中发现现有结论的疑点和错误，大胆修正，从而取得这项开创性成果。后来他们总结这段科学历程，在《珠江三角洲》这篇著名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少作野外考察，每以盲从附会”，故不明真相，人云亦云，只要他们肯到野外考察一番，“则不致有坐井观天之叹”。他们还警示世人：“未作野外工作而据下断语之房中地理学者，实贻误后学”，又“近时若干知名之士，仍纷纷以标奇立异以自显，危言耸听!孟子曰‘吾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段淋漓痛快的文字，至今读之，犹有很深的启示作用。
海岸地貌是地貌学中一个很活跃的研究领域，特别是海岸升降问题，向为中外地貌学家所注目。华南海岸升降问题也一样，众说纷纭，难以论定。其争论焦点之一，是珠江三角洲地殻运动和海平面变化是上升还是下降，这个问题与珠江河口有无三角洲又是紧密联在一起的。20世纪20—30年代，许多学者都参加了这场争论，其主张珠江口或华南海岸下沉的有中山大学地质系冯景兰、张茗会（1928年），乐森璕（1929年），美国G·D·体伯特和中国李庆远（1935年）等。而持相反意见的出有C·H·亨利（C．H．Heanly，1928年）、安哈姆（1929年）和J·L·希尔斯瑟（J．L．Shell shea，1932年）等。但以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en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1912年在华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影响最大。他提出中匡海岸以杭州湾口舟山群岛为界，其北属上升海岸，其南属下沉海岸。在中国海岸地貌研究、发展初期，欧美地貌学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这一结论被许多人奉为经典。而上列那些人争来争去，写了不少论文和报告，都由于缺乏有力证据，只能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可就是没有人对李希霍芬结论提出质疑。历史选择了吴尚时，他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奇迹，推翻外国人的论断，指出李希霍芬的错误在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并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这就是广州河南七星岗古海岸遗址的发现，它与吴尚时的名字一起，已被载入中国地貌学的史册。
善于静观密察的吴尚时非常注意这场学术争论，对各种不同观点作了认真分析比较。1935年，他带领学生到番禺县进行野外宴习时，瞭解到市桥台地东南边缘平原上的村落是宋代以来建立的，这意味着珠江口狮子洋西侧平原是宋朝以来逐渐淤积出露的。同年他与罗开富考察羚羊峡和流溪河平原，亦收集了不少海陆变迁资料。直到1937年5月14日在广州七星岗发现海蚀平台地形，才为吴氏关于华南海岸上升的科学论断找到最有力的证据。这一发现以《十公尺海蚀台地之发现》（La d’couverte d’uue ancienne plate—forme d’abrasionmarine）为题．以中法两种文字发表在5月20日《中山大学日报》上，并附有海蚀洞表面示意图。吴氏明确指出，海蚀地形由海蚀台地、悬岸和岩洞组成，“海蚀与台地相交之处，高出今日之海面约10公尺（根据广州市1：1万地图），是乃当时海面之高度”，（笔者按：当时地形图基面比现在地形图基面低几米，七星岗遗址高程，一说为25—28米。）首次肯定这是古海岸遗址。同年7月，吴氏在《广州附近地形之研究》一文中，还首次报导在石榴岗赤沙滘东面小丘麓有4个海蚀洞；在南海松岗附近也发现一条长400米、宽100米的海成沙堤，沙堤与山岗之间为古舄湖。
吴氏这一连串发现，在当时都是空前的。因为在他之前，国内外很多学者虽然对广州地区作了许多研究，写过不少论文和报告，但都没有提到这一现象。这包括国外地质地理学者T·W·科格斯迈尔（T·W·Kurgsmill，1868年）、G·内肯（G．Nacken，1878年），F·赫克（F·Hirk，1873年）、A·K·阿几斯茨（A·K·Agaisiz，1891年）、R·A·利奥特（R．A．Lieut）、怀阿特（Qluiet，1862年）、S·W·威廉斯（S·W·Williams，1928年）、安哈姆（1929年）、W·克勒脱纳（W·Crekner，1932年）、W·卞沙（W·Panzen，1934年）等。七星岗古海岸遗址，事后经著名地质学者陈国达、地理学者曾昭璇等证实，并为中外地学界一致公认。例如陈国达在1948年发表题为《广州附近之上升浪蚀台地》论文，即用这个古海岸遗址作为说明地殻最近上升的证据。1951年陈国达仍在《中国海岸线问题》一文中继续使用这个例子来阐明华南海岸线属“复式海岸”。此后，关于华南海岸的升降问题，在地质学、地理学、地貌学、海洋学、水文学等科学领域里争论很活跃。虽然一时难以论定孰是孰非，但争论是科学进步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引发这种争论和推动这些学科进步之首功者，当然是吴尚时教授。
当时人们并不一定都清楚吴氏这一发现的意义，但随着时间推移和研究深入，证明这在当时是华南地貌研究一个重大的、破天荒的发现，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去它科学的光辉。特别是在科学落后的旧中国，地学上的新发现一般都以外国学者的观点为标准，外国学者论断过或外国教科书上写下的结论，国内许多学者把它们奉为经典，谁也不持异议。吴氏却不予苟同上述结论，以自己的重大发现，突破这种是非界限，时年30岁。
其一，动摇了上述李希霍芬关于中国海岸升降地段划分观点，使争论已久的华南海岸升降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即趋于上升这个总的趋势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当然，由于不同地域的地殻构造运动性质的差异，海岸升降运动也是很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吴尚时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到1941年撰写《广东年鉴》地形章时，即根据在香港和广州附近所见到的海蚀平台等证据，指出广东海岸阳江以东最近为微上升区，阳江以西最近为微下降区。这一修正，使他的海岸运动学说更为详备周密和符合实际。后来很多学者都很赞同吴氏的见解。另外，七星岗古海岸遗址也被用作说明全新世地殻上升的见证。因为这个遗址比现在珠江三角洲平原要高1米左右。也有一些学者用它来说明古代海平面比现在要高。据1993年7月19日《羊城晚报》报导，有人预言，100年以后，上海、香港、东京、曼谷、亚历山大、里约热内卢等十余座世界上最大的沿海城市将被海水淹没。原因是全球性气候变暖引起海平面上升，以及大量抽取地下水等。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结合古海岸遗址所提供的佐证，这也是有道理的，值得人们警觉。
其二，复原了广州沧海桑田的历史。这个古海岸遗址，形成时间距今约五六千年。其时广州这一带为海岸边缘，南面则一片汪洋。现今海岸线已经推移至100公里以外的珠海市一带。它同样可以说明珠江三角洲存在和形成年代。因为它处在珠江三角洲北缘，即珠江三角洲形成晚于这个遗址年代。几千年沧海桑田，建造了富饶美丽的珠江三角洲平原。这个遗址俨然是这段自然历史的“见证人”，为研究广州乃至珠江三角洲历史地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参考。
其三，这种足以证明地表“沧海桑田”巨人变化的遗址，在广州地区除了七星岗，还有市区内惠福路五仙观里的“仙人胟迹”（俗称仙人脚印），都是研究我国古海岸和古河岸重要地点和良好例子。特别是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它比著名的意大利古海岸还要深入大陆。因为它达100多公里，而后者的海蚀迹地离海岸只不过50公里左右。所以，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具有国际意义。1956年，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戈尔什科夫教授两次到此参观，初次认为遗址是河成的，第二次同意是海成的。当时在北京大学工作的苏联地貌专家列别捷夫也有类似看法。波兰地理研究所地貌专家杜曼诺斯基考察后也认为是海蚀地貌。随着国际科学文化交流的发展，七星岗古海岸遗址这一自然历史遗产将成为全人类的财富。
其四，为以后地貌学者调查研究华南海岸遗址和海蚀平台建立了一个标准地貌剖面。新中国建立后，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剖面己被引用到多种地质和地貌学教材，在国内外广泛流传。这一地点也被广州等地区大专院校确定为地质、地理等课程实习的一个基地。
其五，七星岗古海岸遗址也是广州一个罕有的科学旅游景点。这类景点在世界上往往具有很大吸引力。例如意大利那不勒斯海岸的罗马塞拉比斯古庙建于公元前2世纪，历经沧桑，其遗址至今仍在水下250厘米，吸引大批游客，为意大利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1956年在吴尚时的弟子曾昭璇教授建议下，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已被列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来参观的游人不少。十年动乱期间，遗址受到严重破坏。1982年9月，广州市人民政府重新确定其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由广东省地理学会和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在该处重建围墙、纪念亭和纪念碑，构成一组科学文物景观。其碑文全文是：
古海岸遗址
七星岗古海岸遗址，距海约一百公里，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吴尚时教授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四日发现的。历经有关专家研究，确认是古海岸地貌，约形成于距今五六千年。这对于研究海面变化、陆地升降、沧桑变迁等都很有价值。一九八二年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广东省地理学会
立石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九月
“古海遗址”碑，镌于碑亭外墙，由已故中山大学教授、我国著名金石家商承祚先生篆。碑文则由已故著名书法家秦咢生先生用小爨字体书写，精美絶伦，很有文物价值。曾昭璇教授说，此“书法介乎隶楷之间，开唐宋以来百家”之一。这都为古海岸遗址增色不少，因而此举得到遗址所在地区新滘镇人民政府和驻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尤为广大地学工作者和热心发展旅游事业的各界人士欢迎和感谢。遗
址得以抹去历史灰尘，重放其科学和旅游光华。2016年8月，广州市政府在古海岸遗址设立科普公园，树立吴尚时铜像及其事迹陈列馆，使这一科学遗址得到更好的保护，将为名城广州增添一个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基地。
三、广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和卓炯“商品万岁论”
广东商品经济历史悠久，传统厚重，深入人心，并取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无论古今，都优于全国大部分省区、故清咸丰年间，广东巡抚郭嵩焘总结说，“广东之富，在商不在农”。这是一个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之初，围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广东经济学者与地方一些经济学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矛盾和分歧，是坚持原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双方争论焦点，这个涉及国家经济体制的原则问题，应由党和国家层面来决定。但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视野观察，它又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从深层文化意义看来，它属制度文化范畴。广东经济学者在这一场持续数年的争论中，不改初心，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为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并贯彻执行。后来历史经验证明，这是科学、正确、可行，也是必然的一种经济理论。它在当代改革开放社会实践中，冲破了传统观念对人们的束缚，抛弃了不合时宜的理论和模式，促进了思维的转变和思想解放，是一个创新性理论成果，充分展现了广东文化的创新性风格，而它在实际上取得的经济效果，更是非文字所能衡量的。提出和坚持这一理论的广东一批经济学者为此付出的创造性劳动、为坚持、维护这一理论所受到的责难，甚至不公平的待遇使人感到迷茫，但他们为此所表现胆识、勇气，又显示广东文化精英分子那种冒险、领潮、创新文化风格，值得大书特书。
本来商品经济向来发达的广东，无论市场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概念，在经济界，甚至市井百姓间都很流行，习以为常，只是在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时代，它们被视为洪水猛兽，动辄得咎，故似乎已经消失。但商品、市场这些生产组织，流动形式又是客观实在、不可消灭和取代的。当计划经济体制和模式在改革开放后淡出社会视野时，建立和选择新的经济体制和模式迫切地摆在最先开革开放的广东广大经济工作者面前。实际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广东省委党校的卓炯教授已提出商品经济论，只因它过于超前，未被采纳，并受重大打击，容后述。到80年代，这一现实问题不仅得到广东经济学界，而且为有关领导高度重视，在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广东，主要由省社科院、省经济学会、省市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联合省委党校、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有关问题，召开了多次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相关问题研讨会，参加者除省内经济界人士以外，北方学者马洪、吴敬琏、刘国光、于光远、胡季等或提供论文、或前来赴会。这些会议召集人和与会者，都是思想活跃、颇有个人见解学者，例如孙孺、卓炯、曾牧野、廖建祥、李中、施汉荣、许隆、李克华、杨昌俊、陈学工、欧宣德、郑英隆、张振宇、陈铁、梁钊、宋子和、高伟梧，以及高校张志铮、雷强、石祖培、彭昆仁、黄德鸿、赵元浩、张元元、黄家驹、关其学、李江帆、李永杰等。这些会议论文，后结集出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孙孺主编《前进中的中国经济特区》（中国财经出版社，1983年），《广东改革开放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这些论文，从不同学科和角度，充分肯定，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价值规律、商品生产、分配、流通等相关问题。内中介绍了广东省党政领导对广东改革开放支持，广东经济学者与北方学者不同意见的争论等，异彩纷呈，高潮迭起，值得展读再三。《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市场经济》后获广东省社会科学特等奬。值得特别提到的是谭元享着《雷区1988—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超前探索者》（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年），对这场争论作了平实记録和评论，虽会与事实有出入，但不失为这段历史的优秀读物。
在这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探索中，广东省委党校的卓炯是一个核心人物，其贡献最大，但命途多桀，感人至深。
卓炯（1908—1987年）湖南慈利人，曾用名孟晋。出身于一个贫苦矿工之家，1931年考入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专攻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入广东学海书院攻读研究生。1941年到中山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建国后，先后在南方大学、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州市委、广东省委党校、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等工作，幷兼职为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开始，他从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研究，建立自己学说。在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被视为中国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陈伯达，在这个时候拼命鼓吹要取消商品生产，取消商品交换、产品调拨、非现金结算，进而在中国消灭货币——即“取消人民币”。而康生则指责不赞同他们观点的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张春桥还不失时机地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大块文章，鼓吹“供给制”。
卓炯目睹这时期中国经济遭受的巨大破坏，哀民生之多难。时卓炯为广东省委党校的教授，凭他作为湖南人的血气与广东人的敏鋭，不顾那些“大人物”的巨大压力，针对“大跃进”、“共产风”取消商品的错误思潮，挺身而出，振臂疾呼：“商品万岁!”
他提出的“商品万岁论”一直到1990年，这一理论仍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理论领域中的表现”，不过，这是后话了。
提出这一理论的时间正是中国的1959年。
这一年，他随着广东省委党校的工作队，下到了肇庆地区。他亲眼目睹了关闭市场、取消商品，对现阶段生产的可怕的破坏。他在同他的同行曾牧野教授谈起所见所闻时，痛心疾首，涕泗横流。
他尖鋭地指出：
“社会分工决定了商品生产和存在的普遍性，商品经济将会长期存在，价值规律是普遍存在并不可逾越的。哪怕到共产主义，也会有商品经济。分工愈细密，流通就愈大，就会成为商品”。
1961年，他终于在“缝隙”之中找到了机会，于沿海的《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再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正式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论文针对几年的惨重教训提出：
“现在的事实很明显，在公有制下，不管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主义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商品经济。”
1962年，卓炯在提出“商品万岁论”受到非难后，不但没有屈服，从而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价值规律万岁论”，在许多学术会议上，他极为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1961年，他在《学术月刊》第12期发表《试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在文章中批评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提出的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提出并论证了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此论一出，立而引起来自各方面批判，各种帽子铺天盖地向他飞来。但卓炯岿然不动，坚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1965年，有一个文件摘録了卓炯关于价值规律的论述：“现在看来，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还没有发挥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同志总是害怕商品的“鬼”，不敢根据社会主义的要求放手发展商品经济和运用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其实，资本主义的‘鬼’已经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现在的价值规律，不但没有跟着资本主义的‘鬼’，而且还加上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灵魂，它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规律和共产主义也不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主义因素已经不断在增长，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并没有束缚它。……我们应该大胆地发展商品生产和运用价值规律，因为它既可以保证劳动的实际效果，又可以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指导下，调节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有百利而无一害。”他还根据60年代出现的经济问题，尖鋭地指出：“这几年来，一个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离开市场问题而抽象地谈农业大跃进，而不知道离开市场问题，大跃进是不能持久的，也是不能健康发展的。”“前几年工作中，由于我们没有坚持等价交换，刮了共产风，因而违反了价值规律，挫伤了群众积极性。……由此可见，我们解决市场问题，中心一环，就是要遵守价值规律。”卓炯这些真知灼见，至今仍不失去其真理的光辉，并在实际生活中取得节节胜利，但在当时背景下，又显得多么难能可贵。
直到23年之后的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才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这20多年里，卓炯为了他这一理论，又遭到了多少批判、斗争以至九死一生!这些，已非笔墨所能诉诸的了。
1987年6月24日，卓炯去世——他未能等到“理论彻底”的一天。那是他去世后六年，国家才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1993年10月。卓炯作为一位有胆识的学者、文化人，其超前思想、勇气是何等撼人，但这是建立在科学思维基础上的，反映了广东文化创新、领潮风格。卓炯著作有《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经济学新探》、《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
四、特区文化振动国内外
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的航船最先是从珠江口起锚，溯向珠江各河，继而远及沿海及内地省区各港口的。这艘新时代航船的始发港即为珠江口伶仃洋两岸的经济特区城市深圳和珠海。这两座近三十年崛起的新兴城市，成了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象征，世界瞩目的焦点，无人不为她们的光辉业绩和迷人风采倾倒、赞叹，在压倒一次又一次的对经济特区的瓦釜之鸣以后，终于在珠江口的上空响起了黄钟大吕的历史最强音：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深圳原为宝安县城，一个人口不到万人的边境小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封闭时代，粤港两地的往来就在这里以深圳河为分隔带，对面是资本主义加殖民主义的香港，背后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两地鸡犬相闻，除了过境的列车和少数跨境耕作的农民，相互很少往来。为了保持内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获准进入深圳的旅客，连一盒虎牌商标的“万金油”也要留在边境线外，因为它打上了资本主义的印记。但香港的繁荣毕竟是很有诱惑力的，所以那时内地的偷渡者，多以深圳海边的丛林为掩护，选择鲨鱼涌这当年东江纵队北撤烟台的登舰口岸，泗渡大鹏湾，亡命香港。不少人葬身鱼腹，因为鲨鱼涌即取名于大鹏湾这个鲨鱼的渊薮。而深圳作为边防重地，封闭宛如罐头，很少有外地人到来。城区面积不到三平方公里，街道简陋、狭窄，最高一幢楼也不过五层。城内只有少数机修、食品等手工业，主街解放路商业很冷落，城外甚至常有野猪出没。生活在当地的主要是客家人，他们偶尔也放下手中的锄头，注视那从20世纪初就开通的广九铁路上远去的列车。
这就是历史的深圳！
1979年初春，天气乍暖还寒，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首先向中央提出，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区。这是一个参照国外和亚洲“四小龙”成功经验提出来的建议，在当时简直是一声炸雷，弄得朝野沸沸扬扬。但它得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坚决支持。邓小平说：
“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同年3月撤销宝安县和珠海县，以原地分别成立深圳市和珠海市，7月在两地各划出一块地域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3月，“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至此，“特区”一词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新词彚。
经济特区的建制、体制确定以后，即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官兵，组成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进行了艰苦的创业。其中有一支重建1976年大地震后新唐山的两万名工程兵部队被调到深圳，他们以特别能吃苦耐劳着称，成为基建工程的中坚力量。1983年他们作为我国裁军的对象之一，脱下军装，留在深圳，成为普通工人或市民，至今仍活跃在特区的各条战线上。由于有了良好的城市规划，以及充分利用各地城市建筑、施工等方面所积累的经验，深圳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大扺到90年代初，一座近百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神话般地出现在深圳河畔，与隔河相望的香港新界城市景观互相辉映。在荒滩野岭上建设的这座新城，像在白纸上好写最美的文字一样，城市分工明确，道路规整，緑树成荫，环境优美，各项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十分完善，既有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商业大街，也不乏幽雅舒适的住宅小区，以及极富南国风情的游憩场所，如闻名遐迩的香蜜湖度假村、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等。生活在深圳的居民不仅比内地住得舒适，而且人均居住面积也大得多，许多设施并不比香港逊色。人们发现深圳城市竟如此美丽，以致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她为理想的生活环境。深圳成了令人神往的地方，以至近年不少香港人选择在深圳定居。为了昭示特区建设者们艰苦创业的精神，深圳市政府特在市政府大楼前树起孺子牛雕像，吸引游人驻足，肃然起敬。
珠海经济特区所在地原是个小渔村，面临广东最大的一个万山渔场。新中国成立之初曾设渔民县，捕捞鱼货主要供应港澳。珠海与澳门陆地相连，澳门因以赌彩业闻名，昔被视为腐朽、堕落和罪恶的渊薮，内地避之如洪水猛兽，拱北关闸也几乎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把珠海与澳门隔离成两个世界。珠海经济特区成立后，她的规划者看中了珠海有美丽的山丘和宜人的海景，自然就立足于此来描绘城市的蓝图，以发展旅游业来赚取外汇。特别是珠江口外众多的岛屿，是开展海上旅游的天堂，所以旅游业被定位为城市的主要性质和支柱产业。经近三十年努力，一座花园式海滨新城已具规模。不过，珠海没有盖深圳那么多的摩天大厦，以低层建筑为主，布局比较分散，更注重建筑风格，住宅面积也很大，使整座城市显得格外宽敞、安静，在蓝天、白云、海水的映衬下别有风韵。众多的旅游度假胜地，如石景山旅游中心、九洲城、海滨公园、圆明新园等魅力四射，来游者络绎不絶。为配合城市的发展，深圳兴建了宝安国际机场、广深高速公路和广九准高速铁路，广州至深圳陆路交通缩短为一个多小时。珠海也兴建了三灶国际机场、九洲港深水码头，广珠高速公路和广珠铁路。而横跨珠江口的伶仃洋大桥经过论证、设计阶段现正在施工，这座跨度和净空高度在亚洲有数的桥梁，将把深圳、珠海和港澳连成一体，真正实现“天堑变通途”的理想。这些前人从未想过的巨大工程正接二连三地在落成，无处不在显示经济特区建设的磅礴气势和辉煌成就。
设置经济特区的目的，不仅在于建设一座新的城市，更主要是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管理的，知识的，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是邓小平关于特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深圳、珠海城市兴建过程中，这几个窗口的建设虽然也有过起落，但始终在推向前进，不断取得胜利。至1985年底，深圳全市引进的技术设备共三万多套（台），属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约占13％，属先进技术的占70％。近年引进的技术项目，先进水平的比例有了更大幅度提高。这些技术项目，通过消化、吸收和创新，不仅促进了特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而且一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也转移、扩散到内地。如深圳在高层建筑方面向香港学习，兴建了数以百计的摩天大厦，成为特区最醒目的形象，吸引内地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前来观摩学习，把深圳的经验再带回去。这样大规模地、直接地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它在深圳的成功，很快为珠海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效法，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途径。深圳原有的社会生产力非常单薄，未走出传统的农业社会。特区成立后，发展工业成为经济活动的轴心，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094亿元上升到1994年的71697亿元，增长了762倍。1994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达5672亿元，全省排名第二，仅次于广州，此后一直保持这个排位。但自1981年以来年递增速度为381％，居全省之冠。这个发展势头，显示特区具有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故“深圳速度”曾轰动中国，成为美谈，余波至今仍在荡漾。当然，这也是伴随着对原来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实现的。在深圳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实行价格放开，多渠道流通，财政包干，搞活金融，扩大企业自主权，层层承包，党政分工，政企分开，公开招聘干部，浮动工资制等等。这些过去认为不可思议的改革都首先在深圳做了试验，并获得成功，为内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内地人从这个窗口看到许多新鲜事物，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锦绣前程。各国客商、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等，也从这个窗口看到中国政治稳定，经济逐步走向繁荣，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加强了对中国的信任和投资内地的信心。特区成立前那种大批人员外流现象不复存在；相反，深圳宽松、优美的生活环境吸引许多香港人前来购置产业、度假、旅游、定居。每逢节假日，但见香港人大批过关，大包小包带回去的是深圳市场上的商品。人言香港是“购物天堂”，今日深圳已大有与之平分秋色之势。从深圳目前在中国沿海城市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城市己具备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水平来看，深圳正向国际大都市的方向发展。
珠海经济特区发展的模式与深圳既相似又有其特色，以建设外向型工业、创汇农业为主，兼营商贸、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经济为目标。珠海的改革基本上仿效深圳的改革，并在实践中加以修正，减少走弯路，进展也颇顺利。由于珠海人口规模适度，没有广州、香港等城市那样拥挤、喧嚣，营造了一个宽松、平和的城市氛围，加上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建筑风格，处处体现她的风韵和魅力，所以休闲、度假成了珠海“主题城市”特征。她与澳门刺激、紧张的赌彩旅游业互补，正在珠江口西侧形成一个珠澳大旅游区。近年珠海还成功地举办了国际航天航空展、各式国际赛车、电影节等，显示她正向国际旅游城市的目标迈进。
特区是一件新生事物，也像珠江潮水一样，几经起落，但最终能取得成功，越办越好，不仅是改革开放政策的胜利，也是广东文化在现代中国的一项重要成果。在特区建设过程中，对它不理解，乃至怀疑者大有人在，甚至有人认为，特区除了那面飘扬的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的以外，其他的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传闻有人从深圳回来痛哭流涕，说革命几十年，浴血奋战取得的胜利成果就这样断送了。特区成了全国上下注目的焦点。在这关键时刻，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考察，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珠海经济特区好。”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这对稳定特区、拨正特区航向起了决定性作用。1992年春，邓小平又以八十八岁高龄南巡，针对社会上掀起的特区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旗帜鲜明地指出：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
邓小平这次南方谈话震动全国，驱散了笼罩在特区航船上空的阴霾，使之继续乘风破浪，加速前进。1995年秋天，社会上又流行否定中央的特区政策，鼓吹“特区不特”，甚至取消特区的论调。但这些奇谈怪论并未能动摇中央办经济特区的决心和政策，也无损于特区的发展。因为经过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已经脱羽、成熟，展翅翱翔，这是中国、甚至全世界看到和公认的事实，达到了当初办特区的目的。
从文化的意义上说，特区的创办和建设，形成了我国改革开放潮流中最先进的特区文化。它以现代商品经济的形式，将由高度文化凝聚而成的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荟萃于特区，不但重新培育出更加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在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层面上造就了新的文化成果，为广东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影响广及全国。如果说广东文化已升华为时代先进文化，那么特区文化是起了催化作用的。由此，使人想起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另一段精辟的论断：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近代广东文化发展的轨迹，也昭示了先进的中国人试图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思想，但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思想才在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首先得以变为光辉的现实，验证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无比正确，也为广东文化增添了最瑰丽的新篇章。
五、广东文化新精神
1984年1992年邓小平两次南巡，鼓励广东人民勇于改革开放，勇于创新，“杀出一条血路”，更通俗、更准确、更形象地诠释了珠三角和特区文化的重要特质和精髓，即文化新精神，使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迅猛发展，在全国起到引领的作用。
很多学者归纳新时期广东文化新精神如下：
（1）敢为天下先精神
这是一种勇于拼搏，勇于创新，勇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的大无畏精神。邓小平说“杀出一条血路”，这表明敢为天下先，开拓正确之路一定要付出血的代价。要求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改变落后面貌，是广东人的迫切愿望。这种新理念首先由广东人创造，并付诸实践。这也是历史赋予广东人的历史使命。如近代史上，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康梁发动变法维新运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等都是率先的伟大运动。现代的广东人以其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担当起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如创办了第一个经济特区，率先开辟了“集资引资建设路桥”的新途径，率先废除各种日用品供给“票证”，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率先探索各种股份制形式，组建了全国的第一家报业集团，建立了第一个省级精神文明学会，第一个探索建立“行政三分”的政治制度等，从而也使广东省在2002年率先突破两个“万亿”大关，即全省国内生产总值11674亿元，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达13368亿元。凤凰网发表《广东人敢为天下先不怕变刺猬》一文说，广东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改革开放以后，广东是最先在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地区之一。广东还有许许多多的第一：第一个在国营宾馆中试行经营管理责任制，第一家商业银行向外发行股票，开办中国第一家超级商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旅游酒店，第一家合资医院，中国第一盒立体声録音带是在广东生产的，第一台模拟移动电话是在广东开通的，在中国实行了五十多年的专业作家体制首先在广东被打破，“个体户”、“万元户”这些一度在中国人心中魅力无穷的名词，也都是从广东这个新世界的摇篮里诞生的。曾几何时，“创新”几乎成了珠三角的同义语、深圳的同义词、成了特区的同义词，成了广东的同义词。市场观念、法制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效益观念，都在这里得到全面更新。
（2）求真务实精神
这种求真务实精神，本质上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多实干少张扬、求实效图实际、办实事讲信用的精神。徐南铁在《求真务实是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核心》中说：求真务实是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核心。敢为人先、开放兼容等文化特征都与求真务实有密切关系，甚至是由求真务实派生而来。广东人这种求真务实的人文精神令人嘱目地张扬于市场经济社会，张扬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求真务实精神在广东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一是承认事实，敢于探索。先前广东的经济落后于全国水平。广东人看到这种落后并承认落后。因毗邻港澳，对比之下，港澳自由经济、商品经济胜于计划经济，于是出现大规模“逃港潮”。当内地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好转，感到有希望，不但“逃港湖”平息，逃出的人又回来，老老实实地走改革开放之路。
二是扎实开步，不断求变。30多年来，广东始终坚持把党中央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广东的实际结合起来，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每一项重大举措的出台和实施，都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道路的。广东把中央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具体化为“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创造了诸如对外经济合作中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两头在外”、“借船出海”，价格改革中的“突破中间、带动两头”，激励机制中的“财政包干”，以及基建筹资中的“以路养路、以电养电”等鲜活经验。对各地的改革试验，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就大胆地闯，看准了就赶快做，错了就马上改。宽松的环境提供了改革创新的良好氛围，也使中央各项试验性的政策在广东结出了丰硕成果。
三是步步突进，不断壮大。求真求变精神无疑是中国人的普遍精神。现代广东人更加突显了这种精神，并使它更具有了新时代色彩。
（3）开放、吸纳、兼容精神
广东地区处于一个开放、吸纳地理的位置上，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拥抱着海洋文化和西方文化，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故最先渴望开放、渴望强国，也学会了吸纳和兼容。
我国的改革开放选择了广东深圳作为试验场所，而广东的改革开放又成功地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广东文化历来就处于与不同文化相互对流、沟通和融合的状态，不存在严重冲突和对抗的局面。生活在这方水土的广东人，有着开放兼容精神、求大同存小异的品格。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现代广东人这种精神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排污不排外”的方针指导下，批判、改造和汲取其他域外文化的精华，结合广东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形成和发展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一系列新的思想观念，有力地推进了广东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广东人形成一种思维方式：只要自己赚钱，不怕别人赚大钱。
广东人明白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与自己的宏大理想之间存在很大反差，明白广东的发展需要千千万万外来工的智慧和汗水，需要广泛吸纳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广东对新移民的吸纳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庞大的人才交流网络。广东在全国最早成立人才市场，开始只是以一种集市的形式出现，渐渐走向常规化、规范化。
二是营造移民的归属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广东省流动人员管理条例》规定：流动人员连续暂住7年以上、有固定住所等条件的，可以申请常住户口。深圳规定：在深圳工作两年以上的本科毕业生可以将户口迁入深圳。2000年深圳又规定：自4月1日起，凡具本科以上学历者等三类专业技术人员，迁入深圳时免收城市基础设施增容费。这些人的配偶迁入深圳时，如果没有达到所要求的学历或专业技术等级，亦可减半征收增容费。对那些表现突出的外来工“奬励户口”，也成为广东各地的普遍做法。至1999年，共青团广州市委和广州市劳动局已经举办四届“十佳百优”外来青工评选活动。每届的“十佳”都获得免城市增容费入户广州的奬励。另外，广东对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和蓝印户口的推行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1999年10月1日，广州正式施行《广州市蓝印户口管理规定》，将申报蓝印户口的资格由买房入户扩大到私人投资或外地单位投资入户、驻穗办事机构人员入户、出国留学人员家属入户和人才劳动力入户，并调低城市增容费。同时规定，蓝印户口可在五年之后申请转为正式户口。
三是尽力抹平移民与当地百姓的不同。广州专为外来的孩子办了所不收赞助费的“金雁学校”，以解决流动人口的后顾之忧；广州市人事局于1998年12月颁布了《广州市流动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暂行办法》，以免除知识分子的流动顾忌。
番禺建了个“金雁生活区”，商业、食堂、医疗、娱乐、緑地一应俱全，以方便外来工的生活；顺德的一些企业规定：有一年以上工龄的外来工可以享受探亲假，还可以根据不同职位报销部分路费，“资深”者甚至可以报销飞机票；广州一家汽车公司每年都派人到内地慰问外来工的家属，并由公司出面，请优秀外来工的亲属来广州做客；一个从四川来深圳的打工妹被公司送去美国培训；佛山市和中山市的市政协里，已经有外来工当上了委员。这些举措，都传达着挽留的信息，不但为外来工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更使他们感到自己也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广东除了张开双臂欢迎南来的移民，而且主动出击，将招揽人才之手伸到了内地，甚至伸向国外。1998年，广州举办了首届中国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引进了14个高新技术项目。1999年，广州市留学人员来穗工作条例实行新规定：留学人员的高新技术成果可以优先进入市级高新技术孵化基地，并可获10万元以上资助。至于技术入股，新条例规定，科技成果作价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不设任何上限。如今，吸纳人才和技术已经成为广东文化兼容性的一种表现。在珠江三角洲，这已经成为一种氛围和一种社会风气。
（4）科学理性精神
文化的开放兼容特质，加上毗邻港澳，使广东人能长期与其他域外文化进行交流，学习他人的进步文化，逐步完善科学理性精神，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先行一步，不断积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更加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等一系列新的思想观念。
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坚定不移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广东“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2000年春，江泽民同志视察广东，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广东“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003年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广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要求广东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排头兵作用。广东时刻牢记中央的重托，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结合广东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探索道路、积累经验、作出贡献。
党和国家领导入对广东改革发展的这些指示，实际上已融为广东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卓有成效地指引广东踏上新的发展高度。
（5）讲究效率观念
20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特区蛇口工业区的袁庚和管委会一班人，为激励人们建设蛇口的热情，在1982初，树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这是一百多年前就流行于美国的口号，以前国人不敢用，倒是深圳人敢于首先使用这个口号。这个首先使用权属于蛇口工业区的负责人袁庚。这句口号，本质上反映了对一种新型价值观的肯定，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标志。
邓小平于1984年视察深圳时及时肯定并高度评价了这一新的文化理念。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最鼓舞人们去奋斗的理念之一。它受到国内外的广泛瞩目。这个口号很快就响遍了大江南北，成为改革开放、自主创新、效率优先的典型性口号。
李宗桂等着的《文化精神烛照下的广东——广东文化发展30年》一书这样写道：从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的角度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口号，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是对新型价值观的勇敢倡导和大胆实践。此后，效率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由此而生发开来的竞争意识，也逐渐增强。人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当年的“深圳速度”、“蛇口模式”，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及其所引领的价值观的证明。有人说，这个口号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也有人说，这个口号体现了普世价值；还有人说，这个口号反映了广东敢为人先、务实进取的精神。我们认为，对于这个口号及其背后藴藏的先进文化价值理念，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从最根本的一点上说，这个口号反映和实践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6）变通文化意识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邓小平两次南巡前后，中央给予广东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使广东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广东人崇尚变通意识，所谓“马死落地行”、“别在一棵树上吊死”、“扛树要懂得换肩”、“打工仔不打东家打西家”等，与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是同一观念。新时期，广东文化的变通意识很强烈，积累的经验也很丰富、新鲜。
新时期前的广东，曾一度受极左思潮影响，人们的思想受禁锢而多守旧，多见仿徨、压抑、等待、观望。中央给广东以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办特区一个大政策的思路，最大限度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广东人民敢于放开手脚去大干。广东人的思想解放以后，更积极地贯彻落实中央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具体化为“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由此创造了更多新的理念和经验。如广东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就有许多点子：“多个轮子一起转”、“遇到红灯绕道走”、“放权让利”、“靓女先嫁”、“搞得活管得住”等等。对“洗脚上田”的农民开始经营的小工业或私营工业企业，当地政府“三不”（即不歧视、不限制、不取缔）政策，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等观念和做法都很普遍。传统岭南社会流行着“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田可耕不可置，书可读不可仕”的观念。新时期，在改革大潮的猛烈冲击下，广东人的观念有所改变。富裕的经济特区和珠三角其他地区，富则思变，富求更富，富做善事，蔚然成风。一些社区注意引导年轻人努力读书、艰苦创业，消除只求享受、迷于吃喝玩乐的心态，并出台新措施支持年轻人去办企业或从事商业活动。贫困的粤北、粤西，重视教育，鼓励读书，靠后辈由乡村进城市，努力缩小和消灭城乡差别。
先行一步的广东最早获得变通意识的觉醒，而改革开放特殊政策又鼓励并启动了变通意识。有了变通意识，就能更好地运用政策去发展经济，推动了改革开放，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
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说，“变通”就是“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而后一任的省委书记林若也认为“变通”就是“随机应变进行变革，把按常规旧制和一般方法办不成的事办成”。学者分析说，“变通”不仅与广东文化的内在逻辑一脉相承，而且也是当时当地出于规避“左”倾政治信条的一种办法。突破烦琐的清规戒律，或绕过种种障碍，使中央的政策及早落到实处，发挥更大效益。这是广东“变通”二字的作用，也是实事求是的灵活体现。“杀出一条血路来”不是蛮干，而是巧干、善干，获得高速高效。上世纪70年代末，广东人抓住了“先行一步”的历史性机遇，利用港澳这样好的地缘、人缘、血缘、史缘关系，较早地开辟粤港一条可靠的“黄金通道”，发挥粤港两地经济极强的互补，使之成为经济合作的黄金拍档，双方都有生存与发展的良好时机和环境，获得“双赢”。
广东的变通经验，还在于用足、用好政策。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实行八项“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据此精神，将其概括为“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提出在试办特区过程中“要把视野放宽一些，想得更远一些，步子迈得更大一些”。这种充分利用“左”的改革的策略或技巧就是用足、用好政策；避开“左”倾政治信条的计划控制、“管”、“卡”、“压”，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
20世纪80年代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经在广东的改革中出现。所谓“对策”是指领导人在精通政策、明辨政治的前提下，巧妙地以变通手段寻找到的对策，从而有效地节省了改革的交易成本，及时地推进了改革，在经济建设上创造奇迹。当时广东省领导人明确提出“用好用足用活政策”的“变通”策略，以增强广东的“政治承受能力”，指示全省各地领导遇到如下三种，情况时应该变通处理：第一，政策规定有许多条，为了办成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要多方查阅各种规定，这一条不行就用那一条，要积极找根据把好事办成，而不要到处找根据去卡，使好事多磨；第二，政策规定本身有幅度，允许灵活的，则应向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搞活经济的方面去灵活执行，而不应相反；第三，确实利国利民的改革，如果从现有文件中找不到根据，还可以试点，在试点中允许突破现有规定。在1984年11月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省委还进一步强调要开拓奋进，“陆路不通走水路，水路不通走山路，没有路披荆斩棘走出一条新路来”，呼吁全省干部必须“想一步，看一步，跑一步”，“不要等着看，要想着干”。总之，只要不正面驳火，“地道战”、“迂逥战”、“游击战”都可以上。有人说广东“只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也就是说广东人不会张扬。其实广东人实实在在，崇尚“只干不说”、“先干后说”、“多干少说”的美德。广东人不取名字，与邓小平后来说的“不争论”，实质上是一致的，也与广东韬光养晦的变通策略相吻合。正是在不起名字、不争论的不知不觉中，广东发生了举世惊叹的变化。
此外，利益驱动与变通，紧密相关也是一种新文化精神。
改革开放后，广东各市县的经济领域屡有奇招，归根结底，也是变通精神的结果。这包括多个方面：
集资办大事。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突出表现在交通、通信上。广东人发明瞭“集资”，把桥、路作为商品，形成“以桥养桥”、“以路养路”、“谁集资准所有谁受益”的办法，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框框，在短短十多年时间，使整个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达的陆路交通网。
化整为零。按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审批工程，拖延阻碍珠三角的发展。各地普遍运用“化整为零”的策略，把一宗大的工程分解为多个小项目，或分期分阶段发展，这样就避免了把时间浪费在呈报审批的烦琐手续上，加快了投产速度。
分离所有权和使用权。20世纪80年代，深圳为了筹集资金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建设现代化城市，采取了收土地使用费的方法，将土地成片划拨给房地产开发公司，分散建设经营。另一方面，又以土地作价入股与外商合资合作经营或以有偿用地办法让外商独资经营。这些做法开创了我国土地有偿使用的先例，对特区现代化城市的形成和投资环境的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年7月1日，在借鉴香港经验的基础上，深圳市提出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土地改革方案，明确将土地使用权作为商品，通过公开拍卖、招标、协议等方式进入流通领域，允许转让、租赁、买卖土地使用权。
合作联营。珠江三角洲农村中的个体或私营经济发展起来后，在扩大再生产中，大都遇到了场地、资金等方面的困难。珠江三角洲人便想方设法用活政策，积极发展个体、私营企业与集体联营，使合作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通过合作联营，不仅集体和个体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摆脱各自在发展中的困难，而且有利于引导个体或私营经济向集体靠拢，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最后是变通与制度创新相结合，提升了变通文化品位
其一，文化上的“广东制造”。广东的改革探索和变通做法开始时往往受到批评，到头来又得到肯定乃至全国推广。这事实上是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过程。
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保持社会稳定，广东的改革者一开始就决心在物价改革上作勇猛冲刺，首先从农副产品价格改革人手。1979年大幅提高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计划购销价格，同时恢复了部分产品的议购销价格和集市贸易价格。1980年至1981年冬季，部分农副产品价格飞涨，超过了居民的承受能力，有人写信向中央告状，震动了中南海，广东受到严厉批评。但广东的改革者不为所动，一方面给予受薪工人以特殊补贴，帮助消费者渡过难关，另一方面加大价格改革力度。随着价格上升，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增多，市场价格随之稳定趋平，终于闯过了物价改革这一推行市场经济的“瓶颈”。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放开物价。
广东率先在全国发起的物价改革是局部性的变通行为导致全面的制度文化创新的一个成功例子。此外，如集资建桥修路、允许人才在市场流通、企业承包经营、土地使用权的拍卖等等莫不如此。
广东人巧妙地在“不起名字”、“不争论”的情况下，在“左”倾政治信条依然故我的情况下，采取改革行动，取得逐步的制度变迁，使经济体制发生部分变化，通过“试点”、“特区”，绕过了修改基本规则的难题。
“打擦边球”或“钻政策的空子”，迫于无奈。这也是“广东制造”的文化产品，彪炳于中国文化史册。
其二，各得其利。
广东的改革过程，也是中央与地方、地方（省）与基层（市县、镇）的利益再分配的过程。1979年中央给广东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中的重要一条，就是“财政体制实行‘划分收支，定额上交，5年不变’的办法”，即在完成财政包干基数任务的前提下，广东可以自主支配自己的财力。广东随之实行财政包干办法，省对中央，市（地）对省，县对市（地），区镇对县实行层层财政大包干或递增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让省、市（地）、县乃至镇都建立起既有自我激励又有自我约束的机制，以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要做到更好地“相互兼容”，絶不是给“大鱼”吃“小鱼”提供方便，而是在承认每个人都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天然合理性的前提下，鼓励人们通过相互合作取得利益的共同增进。这在实践中各方都获得利益，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这为许多省区所不及，是制造创新又一成效。
广东在改革中，让上下各方各就其位，灵机应变，勇敢搏击，各得其利。这正是邓小平说的“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目标所在，也是广东在新时期文化变通意识的一个特点和亮点，有异于寻常的理论和应用意义。
六、雷州文化概念的建立和意义
雷州半岛位处中国大陆的最南端，被誉为“天南重地”。这不仅指雷州半岛在中国疆域版图上具有极为重要的领土主权、国防、海洋、交通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价值，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她还有独特的区域文化个性和社会族群即民系的分野意义。但长期以来，在中国，尤其是岭南文化版图上，只划分广府、潮汕、客家三种地域文化类型和少数民族文化类型，以及相应的三大民系的文化区域单元即文化区。无论学术界还是社会其他各界，都按这个文化认知体系来建立岭南文化概念及其空间分布格局、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和规划、实施各项文化建设工程。但在实际上，雷州半岛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和她的现状特征，实可划分出一个相对独立文化类型雷州文化和相应文化载体雷州民系，简称为雷州人，与岭南广府、潮汕、客家，以及海南琼州、广西八桂文化及相应的民系并立，在岭南文化版图上占有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文化作用和影响。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雷州文化概念并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和使用；即使在当地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命名、推介和普及，也存在一些分歧，未能取得完全统一。虽然近年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有关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和报告中，已使用“雷州文化”概念，不少专家学者也从各自学科领域和层面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取得不少成果，使雷州文化被逐渐抹去历史尘埃，露出其本具丰卓的风姿，进人中国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视野，并呈继续发展势头。但就整体而言，雷州文化有待研究的问题还很多，特别是与岭南其他地域文化相比，无论研究成果和社会认知程度，都相形见绌，不利于发挥雷州文化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提供文化软实力支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近年广东学术界有不少人选择了这个拥有鲜明地域个性、且又长期被湮没无闻、或被边缘化了的雷州文化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这项工作，建立起雷州文化的理论体系，揭示她产生发展的自然和人文背景、历史过程、各阶段的特点和整个纵向的发展规律；继在横向上，阐述、分析雷州文化各个要素，包括热带农业土地利用、方言、海洋农业、海洋商业、饮食、宗教、民间信仰、风俗、人才、流寓人物、文学艺术等的文化历史演变、文化特质、空间分布规律；最后，在纵横结合上，总结出雷州文化的风格、优势和不足，从而提供雷州文化的一系列历史剖面。在这一写作框架之内，在以雷州文化为核心的论述中，同时阐明与此相应的雷州民系概念，因为雷州文化载体雷州半岛居民的大多数，可界定为一个独立的雷州民系，或称雷州人，与岭南其他三大民系并列而毫不逊色。在这一领域，近年召开过多次学术研究会，出版一批相关著作，例如蔡平主编《雷州文化研究论集》（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3年），吴建华《雷州传统文化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牧野：《雷州历史文化大观》（花城出版社，2006年），广东省博物馆《天南重地：雷州历史文化》（岭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徐伟民等主编：《雷州半岛的雷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等编《岭峤春秋——雷州文化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陈志坚：《雷州文化》（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1年）司徒尚纪着《雷州文化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这些论著，从不同学科视野和局面，论证了雷州文化是一种历史存在，应为一个独立地域文化类型，与岭南广府、客家、潮汕文化并列而不分伯仲。特别是《雷州文化概论》一书，为雷州文化提供了理论支撑，解答了对雷州文化认识的一系列模糊问题，是一部关于雷州文化的非常扎实、开创性和标志性著作。该着出版后，得到北京大学、中山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广东省科院等全国30个多单位，42位专家教授的高度评价。2014年5月22日，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广州举行本书出版座谈会，一致肯定该书对雷州文化的重大价值，是一个文化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大意义。会后出版《岭南文化版图新视野——〈雷州文化概论〉评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荟萃对该着评论文章，可视为近年广东文化创新一个标志性成果。
在岭南地域文化研究中，长期存在一种倾向即常常根据雷州方言与闽南语相大类，雷州半岛居民絶大多数来于福建，极少数来自潮汕这两大特征，将雷州文化与潮汕文化一起归人福佬文化范围，雷州人也是福佬人一部分。这种观念和文化地域分区长期占了上风，并产生深远影响。经过两者产生地理环境、文化特质和风格的比较，发现雷州文化与潮汕文化的文化差异性大于其共同性，且随着时代的推移，各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展，不宜将雷州文化与潮汕文化一起划为福佬文化，而应各自分类；两种文化载体雷州人和潮汕人也是两个相对独立民系，将他们通称福佬人是不科学的，更不符合实际。
通过以上研究，至少在广东学术界对此已基本达到共识。这样，可以按照潮汕文化和雷州文化各自特点和分布区域，开展相关研究，制定文化发展方向、规划和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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