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而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反映了区域发展文明的程度。广东城镇虽然起源甚早，如果从广州前身秦代任嚣城、汉初越王城算起，已有2000多年历史。作为政区建置的县城和唐宋兴起的建置镇，通称为城镇，也有不少于2000年发展史。近代兴起不少城镇，也未达到普遍化程度。只在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才成为一个时代潮流，席卷广东大地，并作为一种新文化现象，它所取得的成果，体现了现代广东文化的风貌。
一、城镇化潮流下建筑文化新风貌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农村代表着贫困、落后，城市则为富裕、先进的标志，此即所谓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乡下人进城，最要紧的是刻意打扮一番，免遭城里人奚落。这个城乡分离的壁垒现已随着工业化浪潮的高涨而被冲破。在珠江三角洲，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土地，或离土不离乡，涌入城镇务工务商。这个以人口地域转移为主要标志的城乡一体化或称农村城市化的浪潮，开创了中国城市化的新纪元，也是文化流动的一种方式。珠江三角洲是它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它使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地流动和配置使用，形成良性循环，以谋取最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这是被世界先进工业国证明了的农村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据有关统计，1990年广东全省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7％，这个速度比全国平均速度快1倍左右。近年来广东更是突飞猛进，把全国平均水平远远抛在后面。而珠江三角洲更处在城市化的浪尖上，1980年城市化水平为28％，1994年上升为44％，接近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珠江三角洲近几年经济持续增长，2011年城市化水平已超过80％，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珠江三角洲纵横交错的河网，营造了1000多个渡口，近30年来兴建了100多座桥梁，汽车轮渡成为历史陈迹，在全国树起一面“以桥养桥”的旗帜，先后为其他省区所仿效。近年三角洲撤县设市已经完成，形成清一色的城市型政区。建制镇也大量增加，总共有城镇近600座，平均每80平方公里即有一座，其密度之高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这些城镇很多和渡口相结合，沿河分布，在改革大潮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人口和产业集聚中心，即区域发展的生长极，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腾飞。据统计，1993年广东社会总产值在l亿元以上的乡镇共718个，其中分布在珠江三角洲的为405个，占总数的56％。正是这些亿元乡镇，构筑起三角洲经济的脊梁。近年，专业镇异军突起。2011年，经广东省认定的专业镇已发展到326个，总产值达15万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283％。这些城镇有些是县市驻地，有些是百年古镇，有些是新兴工业卫星镇，皆以经济实力强大、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完善而雄踞一方。这些城镇多以某一专业功能着称，如南海西樵镇布匹市场、大沥镇摩托车市场，番禺大石镇家具市场，增城新塘镇家电市场，顺德陈村镇花卉市场等，皆闻名遐迩。人市时人头攒动，车辆频频往返，热闹喧腾。公私建筑豪华气派，装修非常讲究，不亚于大城市商务中心。许多城镇兴起商业一条街、饮食一条街、服务业一条街，甚至发廊一条街等。入夜后灯火通明，茶楼酒馆和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顾客盈门，夜生活往往延至深夜方休。这种建立在珠江三角洲经济被西方传媒报导为“爆炸性持续繁荣”基础上的城镇，完全改变了过去政治型城镇的功能和景观，是广东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突破。现在，随着珠江三角洲新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这块热土上的城镇化之风越演越烈，正朝着各个城镇“各显神通，各具个性，各得其所，各扬所长，各展风采”的方向发展，汇奏着中国城市发展历史上最雄壮的乐章。
近50年来，广东城市如城镇发展一样，虽然也走过不少弯路，付出过一定代价，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严重摧残人类珍贵文化遗产，但这毕竟不是主流。城市建设仍是朝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这反映在城市景观和建筑风格上，到处都充满了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广州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兴建于工业区内的住宅群，多为砖木结构简易平房，就是为解决工人居住问题，如建设新村、和平新村、西湾路工人新村等。50年代中后期，吸取苏联经验，兴建组团式多层街坊小区，例如广州重型机械厂工人住宅区、员村住宅区等。同时也兴建一些独院式、双拼式和公寓式华侨新村和住宅，满足不同层次侨眷需要。80年代以来，广州住宅吸取欧美特色，结合广东地理环境特点，布局争取良好风向，灵活而不呆板，庭园与住宅小区相结合，扩大各种辅助性建筑设施，如厕、台、浴建筑等。住宅建筑景观朝着群体布局合理、美观大方、配套齐全、内部多功能、平面布置灵活多变的方向发展，逐渐形成造型简檏、轮廓简练、线条简洁、色调明快，既富于传统龢民族特色，又不偏离国际化、标准化的南方建筑风格。触目建筑物都比较轻巧、通透、秀薄、明快、典雅，与北方建筑的庄重、稳健、檏实、灰闇形成鲜明对照。如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五羊新村等一大批设计别致、造型新颖、风格独特的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即为广州城市景观增添异彩。广州友谊剧院、白天鹅宾馆、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中信广场、珠江新城大厦、中国市长大厦、广州国际采购中心、太古汇大厦、方圆奥克伍德大厦、富力中心、广州塔（小蛮腰）等标志性建筑等又被认为是外来文化与广东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高技术时代的产物。这样雄伟壮观的高楼大厦雨后春笋般耸立在广东大中城市中，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城市成为这些建筑荟萃之地。它们象征着城市财力强大、生气勃勃，反映不同文化内涵，更是经济特区一个重要标志和景观。许多城市都新辟了公园、雕塑、桥梁、城徽、緑地、水面、文化遗址遗存，以及形形色色的旅游、休假、娱乐等建筑和设施，使城市空间轮廓更富现代感。如近年广州等城市园林建筑异军突起，功能、格调大异于五六十年代。那时以满足人们休息、游览需要，格调古檏、典雅、宁静，以古色古香为主题，广州流花公园、中央公园等即属其例；70年代公园建设吸取外国公园风格，以明朗、开阔为主题，越秀公园鲤鱼头青少年活动区即为这种建筑典范；近年兴建游乐场成为潮流，且与旅游业一起发展，将文娱与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以跳跃运动为主旋律，充满了活力和进取精神，如广州东方乐园、南湖游乐场、深圳香蜜湖等，皆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加之新近各种新型建材大量出现和使用，使城市建筑锦上添花。许多城市建筑外部空间，既有庄严雄伟、檏素大方的形象，也有纤薄轻巧、活泼开朗的风格，给人以意气恢宏、钟灵俊逸、静穆深远、心情舒畅之感。例如深圳繁华热闹的商业区与珠海滨海住宅小区，即给人以上述意境和印象。甚至连城里人的衣着也受到城市空间环境的浸染，以追求淡雅、清新、飘逸和色彩明快为时尚，两者越来越趋于和谐一致。再有城市企业文化、家庭文化、校园文化、音乐茶座文化相继勃兴，名目繁多的文化节日，如欢乐节、艺术节、美食节、舞会、书画展等不时举行；公园、树下、路旁摄影，玩棋，种花养鸟，太极气功等林林总总。城市文化景观朝着多元化、多结构方向迈进。
广东城市这些年所树立起来的景观和建筑文化，通过各种渠道，辐射全国。广州、深圳等城市建筑物原檐口、大玻璃、平屋顶、遮阳板、横线条等崭新装修和造型，已成为全国许多城市的仿效对象，或参观，或模拟，或移植，一时以广州、深圳等城市为底本，规划、改造自己的城市景观。当然，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建筑和景观，也有很多是从香港借鉴过来的。
但是，在改革开放中，广东一些城市也出现了建筑文化中复古主义潮流和建筑文化景观的失控现象。前者是仿古建筑四处出现，从宾馆到寺庙，从城楼到亭阁，从文化街到仿古贸易市场，五花八门，不伦不类，充斥许多城市，从世俗空间到神圣空间都可见到这种被扭曲了的建筑文化现象，与现代建筑风貌格格不入；后者如游乐场在一些城市过多过滥，生搬硬套外国形式，缺乏地方个性；又如四处都建立内容雷同、形式一样的商业一条街。街道两旁霓虹灯形形色色，招牌林立，竞相高下，像广州火车站附近那样。多数大中城市人行道与马路用高层栏杆隔开，店铺铁门铁闸重重，窗外除铁条以外还加铁罩（防盗网），有些阳台也如此处理，使人不快。应通过城市规划和加强管理来消除这些现象，使之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名城名镇名村产生与保护成就
城镇化不仅是一个农村人口、产业向城镇集中、转移过程，而且也是城市城镇和农村的更新改造，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过程。其结果产生了一大批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以它们藴含丰富深邃历史文化信息、科学合理的布局、地方特色建筑，自成一格的文化形态、风貌等，彰显广东城镇化带来的文化变迁和辉煌成就，也为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与开发提供雄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基础。
（1）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2008年4月，国务院公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达到以下四个条件者，可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1）保存文物特别丰富；（2）历史建筑集中成片；（3）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4）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或者军事要地，或者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或者其传统产业、历史上建筑的重大工程对本地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按照这些条件，广东省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6个，它们是广州市、佛山市、肇庆市、潮州市、雷州市、梅州市。但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已陆续确定一批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008年公布条例则进一步将名城、名镇、名村作为一个城镇建筑文化系列的保护与开发规范化、标准化而已。
名城广州，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设南海郡治于此，称番禺城，即以南海郡尉任嚣命名的任嚣城，为广州首座城廓，故址在今仓边路一带。汉初，赵佗立南越国，广州为都城，称南越城或赵佗城，城垣周十里，环抱番禺城。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已发展为全国家10多个经济大都会之一，拥有规模巨大的造船手工业。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交广分治，广州由此得名。唐代，广州崛起为世界性贸易大港，是“广州通海夷道”起点，城内设外国侨民区“蕃坊”，经济繁荣昌盛，城区也得到几次改造，“州城三重”，可见规模不小。唐僖宗元符六年（879年）黄巢军队攻克广州，据传有12万阿拉伯等外侨被杀，有人据此推测唐代广州可能有上百万人口。南汉时，广州是南汉国都城，称兴王府，一方面扩大城南区，称“新南城”，另一方面广筑离宫别苑，不少遗址保留至今。宋代广州城大发展，先后9次修缮，耗资甚巨，修筑中（子城）、东、西三城，周长18里，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有“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繁华，首创“羊城八景”。元代成立“广州録事司”，为城市型政区建置之始，广州是全国123个建制城市之一。明代是广州城第二个大发展时期，广东省治、广州府治均在广州。明初将宋三城合一，两次扩建老街，周长约21里，设八门。今天广州城内主街，多为明代已有。嘉靖四十三年（1663年）又在城南加筑外城，或称子城，周长6里多，称明“新城”。此后，广州城垣很少扩建。清初，在明新城之南，增修东西两翼城，直扺珠江也，各长20丈。此后直到清末，广州城垣只有修缮，未有扩大之举。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广州城区急剧向东、南、西方向扩展。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立，为广州得名之始，也是全国第一个设市的城市。1920年广州开始拆除城墙、城楼、城基，改建马路，形成道路网。马路两旁建骑楼，把低层民居区圈成街区。从此以后，广州逐渐向近现代都市转化。到1948年，广州包括城内（老城故址）、东关、东山、西关、城北、河南6片，整个市区面积317平方公里。到1986年市区面积扩展为54平方公里。近年，广州市面积继续扩大到7434平方公里，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广州自古以来，即为中外文化交流荟萃之地，既是“三朝（南越、南汉、南明）十帝”建都之所，又是近现代革命策源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岭南文化中心地，改革开放前沿地，文物古迹丰富多彩，早在1982年已被定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此后，广州按照历史文化名城条例，对单体建筑、传统街区和整体风貌进行妥善保护和科学发开发，北京路“千年古道”就是一个缩影，它与广州天河区所代表新城市街区和文化景观形成鲜明对照，反映近30多年来城镇化在广州的历程和辉煌成就。
潮州古城在四、五千年前就是古越人原始聚落，东晋咸和六年（331年）为东莞郡海阳县治和东晋义熙九年（413年）设立的义安郡治，均在今潮州古城内。历隋至清潮州古城一直为郡、州、路、府治所，粤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潮州何时建城，在宋以前无明文。宋代潮州经济迅速发展，潮州城有过多次修建，并形成完整布局。据宋《潮州三阳志稿·城池》载，宋至和元年（1054年）潮州筑子城，以金山为依托，周长60步（疑为六千步），外绕以城壕，延绵1200丈。城内巷陌纵横，为棋盘式布局，后又沿韩江也修筑石城，与旧城相接。宋代开始开凿长达115里三利溪，与韩江相通，其中一部分成为城濠，还修了跨韩江广济桥（湘子桥），疏浚西湖为风景区，建立韩文公祠、韩山书院、元公书院等、人文蒸蒸蔚起，被誉为“海滨邹鲁”。元代，设潮州録事司，为广东仅有三个録事司之一，（另为广州、曲江），是潮州作为建制城市之始。明代，潮州城建进入另一个鼎盛时期，明初在宋外城以南筑明城，周长1763丈，呈狭长状，并开辟凤凰洲、凤凰塔、修广济桥等。明地理学者王士性《广志绎》赞“今之潮非昔矣，闾阎殷富，仕女繁华，裘马管弦，不减上国。”清代，在城西葫芦山和西湖修筑腰城，古城向西部发展，城内功能分工明确，在纵贯古城南北的今太平路上，修筑数十座石牌坊，成为全国罕见牌坊街景。民国初年，潮州古城被拆除，但市内保留下来文化遗址遗址甚多。据1990年调查，市内仍有文物点627处，市级文物42处，省级文物4处，国家级文物1处（广济桥），潮州堪为一座历史博物馆。1986年12月，国务院批准潮州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近年在城镇化高潮推动下，潮州许多风景名胜得到修复而重放豪光，已成为粤东旅游一个名片。以韩愈为代表一大批贬官逐客到来，传播中原文化，“赢得江山都姓韩”，极大地加强了潮州在广东开疆文化中地位，叠加上近30多年城市文化修复和建设，潮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实至名归。
西江两广咽喉要地肇庆，古称端州，是一座有2000年历史古城，当地春秋战国墓出土大量精美青铜器，表明当时肇庆已是岭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一。梁天监时（502—519年）置高要县，肇庆作为郡治、从此开始，肇庆一直是州、郡、府治所在。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宋徽宗赐御书“肇庆府”，肇庆因此得名。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两广总督府从苍梧迁至此，直到清干隆十一年（1746年）才移至广州。在此近200年间，肇庆节制广东及西粤，是广州以外最大一个政治中心。明末清初，明皇族朱由榔监国于肇庆，后又称帝，改元永历，并以肇庆为行宫，肇庆在岭南政治地位仅次于广州。
北宋皇佑中，为防止侬智高起义军进攻，肇庆开始筑子城，仅容官署。政和三年（1113年）乃筑砖城（内为夯土），周长871丈，开四门。明清时期，肇庆城修筑达20次左右。城内街道中轴对称，相互交错成棋盘状。城内外都分布有官署、仓库、庙宇、学校等。但圩市、住宅和风景旅游区主要在城外。民国时期，拆除城楼、雉堞、炮台等城防设施，城门也填为斜坡，但主体城墙至今仍较完好，现周长2800多米，墙高65—10米，宽85—18米，为广东省所仅见。
肇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饮誉中外。城外七星岩，现在保存下来的唐宋游人碑刻就有300多条，形成千年诗廊。明人评价七星岩可与绍兴兰亭、杭州西湖、宝鸡凤台、南京燕子矶相媲美。座落肇庆附近鼎湖山中庆云寺，始建于明末，是岭南四大名刹之一，现为全国重点开放的一所寺院；古城内外崇禧塔、丽谯楼、披云楼、阅江楼、梅庵、高要学宫等，皆为重要文物古迹。日本留学僧荣睿与鉴真五次东渡日本末成，于唐天宝七年（748年）辗转流落端州，病逝于龙兴寺。今在鼎湖山下建有荣睿纪念碑，为中日友好交往见证。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罗明坚首途肇庆，在肇庆建立中国第一间天主堂——“仙花寺”，编纂第一部葡华文字典——《平常问答字义》、第一部中文天主教义——《天主实録》等，以及绘制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肇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特殊地位。198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为中国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1991年2月再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全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4月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中部，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前，这里已有西樵山石器制作场及多处重要的渔猎聚落。秦汉年间，今市区一带已是颇具规模的农渔村落。晋隆安三年（389年）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僧人达毗耶舍航海到此传教，建塔坡寺，故后世《佛山季华乡志》称“佛山肇迹于晋”。隋开皇十年（590年）立南海县，今佛山城区称季华乡。唐贞观二年（628年）在塔坡寺旧址掘得铜佛象三尊，是以易名佛山。
宋代，随着珠江三角洲大规模开发，许多城镇相继出现，佛山也发展为一座初兴的工商业市镇。
明中叶时，西、北江通广州水道西南涌淤浅，佛山涌取代西南涌地位，佛山城为通广州必经之地。这种特殊地理区位与珠江三角洲日益发展商品经济相结合，促使佛山崛起为一座闻名遇迩的工商业城镇。拥有发达的冶铁、纺织、陶瓷、制药等手工业，以产品制作精良质量上乘饮誉天下。佛山城市规模也迅速扩展。干隆《佛山忠义乡志》说明景泰年间（1450—1456年），佛山“民庐栉比，屋瓦鳞次，几万余家”，“周遭三十四里，中分二十四区（铺），区可一里有半，其广不及县之一隅”。店铺就有一万多家，商业70多行，各行会馆200多家。今普君街、祖庙街和栅下铺为手工业和商业区所在。
入清以后，经济继续增长，到干隆时，佛山已发展为广东广（州）佛（山）陈（村）石（龙）四大名镇之一，与湖北汉口、江西景德、河南朱仙镇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又与京师、苏州、汉口并称为天下“四大聚”。其城区向东西两翼发展扩大为25铺。干隆《佛山忠义乡志》说：“举镇数十万人”，“廛肆居民，楹逾十万”。百年以后，到道光年间，佛山城区又扩大到27铺，街道里巷约600条，城内有6个圩市，60个渡口和20座桥梁，处处人来人往，熙熙嚷嚷，汾江南岸发展为繁华的商业和文化中心。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佛山称盛一时的手工业迅速衰落，加上作为佛山经济生命线的佛山涌淤浅，佛山“群流来会”水运地位所带来繁荣成为历史陈迹，沦为一座消费城市。民国初年有28铺，城区街道里巷已达1565条。1921年佛山人口342万人。抗战期间，佛山城区遭日机狂轰滥炸，焚烧房屋一万多间，几及城区六分之一，人口大量逃散，到1949年，佛山城区仅余7万多人。
佛山兴盛于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生长时代，加上它的地理区位特点，是广东唯一没有修筑城墙的城市，只短暂时间作过南海县治，行政地位较低，但经济地位很高，这种情况在全国城市中很罕见。另外，佛山历史上祠堂庙宇林立，宗教文化很活跃，祖庙即为一个著名中心。佛山历史遗留下来古建筑、园林胜景、名人遗迹、遗址等甚多。1991年2月，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佛山是珠三角城镇化水平最高城市，不但城区达到现代城市各项要求，而且周边城镇和乡村都为高度发达城镇化地区，甚至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城镇化作为一种强大驱动力，深刻改变这座名城面貌。
梅州城位于梅县盆地中央，梅江与程江交会处，是一座有千年历史的古城。大约四千年前，当地已生活着土著越族人祖先。东晋南朝以后，比较多的汉人南迁于此。南齐时始建程乡县，治所今梅州城，后世因之，相传城内有隋代程乡县署旧址。从当地出土一些精美陶瓷和古建筑遗址、遗迹看，梅州城附近地区唐朝时已有相当程度开发，所以到南汉干和三年（945年），程乡升格为敬州。州署北依金山，南临梅江而建，故址为今梅江区政府所在地。
宋开宝四年（971年）敬州改称梅州，此为梅州得名之始。宋代南来客家人口超过当地居民数量，成为人口主体，地方开发达到一个以土地利用为中心的新阶段。地处粤闽交通要道上的梅州，商旅往来日趋频繁，这都使城市建设成为必要和可能。北宋皇佑四年（1052年），梅州开始筑土城，周长约450丈。城内相继建立起书院、庙宇、桥梁等，梅州开始成为粤东客家文化中心。
明代，梅州虽然由州降为县，但当地未受战火影响，社会经济相对稳定地发展。洪武十八年（1385年）拆除宋代西城垣，扩基修筑石城；弘治元年（1487年）再次重修城垣。在此前后，还兴建社学、书院、教场、城楼、风水塔，开凿百花洲东部溪等，丰富和充实梅州城建筑文化风貌，也改善了城镇环境。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以“程乡文风极盛”，升格为直隶嘉应州。梅州城作为州治得到多次修建。重要的有建州前康熙十七年（1678年）扩建城垣，周长987丈，辟东、西、南（2个）、北5门，上建城楼，架设炮台。此外，先后建设试院、书院、状元桥、接官亭等。据有关统计，光绪十年（1874年）全城有各朝累建祠宇85所。到清末，形成梅城功能分区格局。据《嘉应乡土地理教科书》说：“城内祠宇达百所，户口稀少，东、西、北三面傍城，多为民居，中央及南部多祠宇、官廨。商务以州署前大街为最盛，西面多工作店，东门只有小贩而已。
民国初，近代产业在梅州渐渐兴起。1932年梅州城区市政建设委员会成立，继将城垣拆去，扩建为马路，并建设其他市政设施，梅州逐步从古老城镇向近代城市转变。
梅州古城是客家文化在粤东的中心，1965年郭沫若先生赞其“文物由来第一流”。有铸于南汉千佛塔、始建于南宋梅州学宫以及近代黄遵宪故居、丘逢甲故居等。1991年2月，梅州城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城镇化吸引大量人口向城区集中，许多新建筑拔地而起，梅江一河两岸景观带成为古城新貌最亮丽标志。
雷州城位于雷州半岛中部，为广东南路历史最悠久的古城。
先秦时期，雷州半岛为瓯越活动地区。据明嘉靖《广东通志》载，公元前355年楚灭越后，“楚子熊挥受命镇粤，至此开石城，建楼以表其界”，楼名为楚豁楼。而据嘉庆《大清一统志》载，楚豁楼在“府城东北”，“府治之内”。此说如可靠，则石城应为雷州半岛最早的古城。
汉武帝平南越国，在雷州半岛置徐闻县，并与合浦郡治、县治一度在今雷城（一说在今徐闻县）。自此以后，雷州历为州、郡、县治所在地。汉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为徐闻、合浦港，徐闻港地望一说在今海康雷州城附近（一说在徐闻县），此对外贸易港直至唐宋时期仍很繁荣。唐贞观七年（633年）原东合州易名雷州，此为雷州得名之始。在唐代曾大规模筑城，从现已发现的300多块印有阳文“雷郡城砖”，“郡城砖鼓角楼第八甲”等字样的唐代城砖分析，当时的城池颇具规模，并已修筑砖城而不是土城，这在岭南是比较少见的。据康熙重修《雷州府志》载，南汉干亨年间（919—924年）也有修筑城池之举。到宋代，雷州城建设进入一个十分重要时期。北宋至道二年（996年）筑子城，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在子城外扩拓新城，规划外城。“外城由那卢至西湖暨赤岭岗，筑南、北、西三城，又包东岭堑、英禄山为东城，周围五里二百八十步”。城外环筑女墙，开4门，至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乃毕前功”。雷州城规模渐趋完备。时从琼崖北返的胡铨曾应郡守赵伯柽之请，写了一篇《雷州城记》，留下创建新城和修缮旧城纪録。此后宋嘉定五年（1212年）和淳佑十年（1250年）以及元代天历至顺（1328—1332年）年间都对城垣作过修葺，使内城外城互为犄角，防御体系完备，风格独特，越发“地重天南，名驰百粤”。
明洪武七年（1374年）再一次大筑雷州城垣，展其旧基，加之高大，新辟东、西、南、北4门，分曰镇洋、中和、广运、朝天；建重楼、起角楼，东、西、北3门各置石桥，又环城壑池储水，即筑护城河，城垣长6里多。此后明正统、成化、嘉靖、隆庆各朝都有过修理。清代又在4门外百步处各建楼防守，古城呈现出雄伟壮丽景象。1938年当地政府以抗日为由，将雷州城垣拆除殆尽，旧城新城荡然无存，今仅有少量城基而已。
自宋代始，雷州古城街道纵横交错，官署、学宫、寺庙、客栈、屋舍等已按功能分区布局。明万历年间，作为雷州城中轴线的南北通街长二里，称迎秀街；东、西各一里，称东、西街。其时集市贸易由官府划定地盘，嘉岭、大新街、一桥、二桥等都是集市场所；城区也划为迎恩坊、解元坊等21个坊。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所有街道都铺成青石路面。到清中叶，雷州城区面积已达5方里多。
雷州城作为广东南路文化中心，隋以前文化落后。唐宋以降不少名宦重臣，如李邕、寇准、秦观、李光、赵鼎、李纲、苏东坡等，或贬谪、或假道雷州入琼，传播中原文化，办学兴教，逐渐改变当地文化面貌。明清时期，雷州文化接近省内先进地区水平。现在，古城内保存许多历史文物古迹，如始建于东汉伏波庙、唐建天宁寺、宋代开发西湖、寇公祠、十贤祠、明代真武堂、三元塔、县圣宫以及大量古代民居，珍贵古木等。加之雷城向为佛教在广东主要中心之一，现留存大小寺庵66座，僧尼583人，形成强烈宗教气氛。当地风俗文化活动也具有浓厚地方特色，使雷州古城赢得很高声誉。1991年2月，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定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2、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莞城，位处珠江三角洲东北部，东江下游。作为东莞县治，始建于唐至德二年（757年），时称到涌。此后一直为东莞县县治，是一座有1200多年历史古城。
东莞原有旧城，到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始筑新城，含钵盂、道家二山于城内，以砖砌城墙，周长1299丈，高25丈，辟4门，东曰和阳门，西曰迎恩门，南曰崇德门，北曰镇海门，每门设一城楼和敌楼。环城挖防城濠，长1350丈，阔3丈，深35丈。天顺年间增建谯楼。明末倭患严重，乃于万历元年（1573年）修月城，长432丈。清雍正以后，对明城屡有加固城墙，疏浚城濠之举。
东莞古城，因形就势，采取纵横交错布局方式，作为古城主轴的北门正街和西门正街，以及南门正街与东门正街相互垂直；县署在城东北角，许多坊巷、街市被分隔在中轴线四周，城内多桥梁、小涌和水塘。城外主要为商业区和手工业区所在，许多地名反映这种特色，例如葵衣街、皮鞋巷、卖鸡市等。
民国初年，东莞古城被拆毁，城濠被填平，改作环城路。今仅余西门楼，高16米，通面宽26米，通进深14米。原有一券拱门洞，1958年在两侧各开一小门。
东莞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历代科举人物中，有举人1380名，进士240名，荐辟904名，以明为盛，仅进士就有88名。近现代诞生了许多知名的文学、艺术和科技专家。古城附近保存的文物古迹也不少，如建于南汉镇象塔、明万历金鳌洲塔、明灵应祠、清咸丰可园等。莞城东南太平镇，有林则徐销烟池、虎门炮台、节兵义坟、林则徐纪念碑等。
1991年2月，东莞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在近30多年来，东莞崛起为珠江三角经济巅峰，大量产业、外来工集聚，城市范围大为扩张，已发展为一座现代化城市。古城址被包围在新城中，更突现它深厚文化积淀和古檏景观，以及不可替代历史文化价值。
揭阳，在广东省东部，榕江中下游，是粤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分布最多的一个县、也是广东最古老的县之一。秦定岭南，在今广东首置南海郡，下辖5县，其中在今潮汕地区唯一建立的即是揭阳县。东晋以后，揭阳县屡有分合易名之变。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复称揭阳县，设治于玉滘村，是为榕城建立之始。以后揭阳县辖境虽有变迁，但县治却未改，榕城至今约有850年历史。
南宋景炎三年（1278年），榕城在宋元交战中被焚为废圩。直到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为防犯农民起义军进攻，乃于县衙门四周筑城，称禁城，也称内城，护理县署。城墙用石条交错砌筑，贝灰勾缝，长200丈，外城为土城，长800丈。明初城塌濠湮。天顺四年（1460年），为防海寇，拓展内城东北100丈，共300丈，砌以石，再拓外城西北700余丈，共1600丈。弘治元年到十一年（1488—1498年）对古城作大修。干隆《潮州府志》载，这次“役丁夫十数万，民颇劳怨”。崇祯五年（1632年）又筑铳城二座。揭阳环城内外都有深濠，历史上多次疏浚。1937年，城墙被拆除，扩建马路，但城基仍存，城址尚未发掘。
揭阳古城座落在榕江平原蜂腰地带，北倚歧山，南面笔架山，榕江南北河道夹城而过，是为天然护城河，并引水人城，千回百转，状若榕树，故名榕城。城内河渠纵横，池塘星罗棋布，上百座石桥卧波横架，民居多建于水滨，富于水乡特色。故昔人谓榕城为水上莲花、浮水葫芦，以“城中竹树多依水，市上人家半系船”诗句吟咏古城风貌。现保存下来明清民居约62万平方米，平面布局多为“抛狮”、“四点金”或依中轴线排列的院落式为基本单元，并广泛采用石雕、嵌瓷、彩画等各种装饰手法，显得富丽堂皇，代表潮汕地区建筑风格。另外，榕城明清时广设园林，至今仍保留数十处，以曲径迂逥、小中见大、寓意深远见称。
榕城是粤东人文荟萃之地，除保存大量宋明以后学宫、城楼、庙宇、牌坊、桥梁、府第、祠堂、民居等古建筑以外，文化活动很活跃，演剧之风长盛不衰。清光绪年间揭阳有“戏县”之称。揭阳石雕、木雕等工艺制作蜚声各地。明清时期，揭阳科举人物鼎盛，中进士者有43人，举人数量更多，地方著述也不少，地方志称揭阳有“邹鲁之流风、韩赵之遗泽，历代不替”。1991年2月，揭阳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海丰县海城镇，夹峙于粤东的红海湾和碣石湾之间，处在广州通粤东水陆交通线上，形势非常重要，城古越千年。
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始建海丰县，海城镇即为县治。唐为海丰郡治，相传已经筑城，故址在今城东里许。宋毁，后筑土城，所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海丰旧有土城，元末毁，洪武十七年（1384年）始筑今城”。即砖城，周长396丈，城外环以护城河，宽、深各1丈。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因倭患日甚，加筑女墙、垛眼，封闭北门，其余3门各包以铁叶。城外又筑土围，高7尺，外开沟，宽2丈，深7尺，城外居民先后迁人城内居住。万历十二年（1584年）筑偃月城，增以女墙。入清以后，对明城作过多次修葺，现存古建筑多为明清时所造。1922年海丰农民运动初期，在彭湃领导下，拆除旧城墙，并砌马路，将附城原有溪东、东田、溪望、城厦4镇连成一体，海丰县城又称城厦。
海丰为海防重地。明代海丰境内，尚设有碣石卫，卫城在今陆丰县碣石镇，是明代广东11大卫城之一。在今汕尾城区，还有碣石卫管辖的捷胜所城遗址，彼此联络呼应。此外，明清时期海丰共修烟墩12座，海防炮台24座，在巩固海防中发挥重要作用。
海丰古城文物古迹很丰富。建于明代海丰学宫，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郊赤山宝塔、城南谢道山宝塔，皆为广东现存明清的著名古塔；此外，还有清代潮郡会馆、宋代东岳庙、黎阿毕井、明代方饭亭、龙津桥、南门湖、清代“圣井古迹”、摩崖石刻，以及彭湃故居、海丰总农协会旧址和县农民协会旧址、海丰县总工会旧址等近现代革命遗址遗迹。
海丰文化艺术丰富多彩和富有地方特色，白字戏、正字戏、西秦戏为3个稀有地方剧种，各种民间演唱也很活跃，木雕艺术达很高水平，多次获奬。
1991年2月，海丰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高州古城，位于高州县中部偏南，鉴江南岸。隋置茂名县治于此，唐贞观八年（634年）置高州，仍治茂名，即今高州镇。元明清均为府、州、县治，自唐以后即为鉴江流域政治中心。
唐代高州开始筑土城，宋元因之，城周长386丈。现城内尚保存唐代建筑遗迹及出土唐宋铜钱、陶瓷器皿等。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原来旧城外重筑新城，以木栅包绕；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加瓮以砖，周长614丈，辟5门，东曰迎阳门、南曰广济门、西曰通川门、北曰北门，另一门曰小西门，每门各建城楼。明成化元年（1465年）东、南、北3门被毁，成化四年修复，并砌城，增厚4尺，创建串楼600多处。嘉靖四年（1525年）在城四周加筑子城。嘉靖十三年废子城，建敌楼。以后，明清屡有修葺。光绪十五年（1889年）集资大修城濠，周长540丈，深12丈，宽8尺。抗战时期，高州旧城新城均已被毁，现仅存遗迹。
古城内主要分布官署及有关附属建筑物，如高廉道署、高州府署、督捕通判署、高州总镇署、广济库、永安仓、教授训导署、督学考院等；城外则为教场、牌坊、风水塔以及民居环绕。城内外保留许多历史文物古迹，如建于明代的冼太庙、宝光塔、兴文桥、宝莲庵、潘仙祠，建于清代的吕祖殿、报德祠、文光塔、玉泉寺等。
韶州古城，处于北江支流浈武二水交会处，自古以来为穿越南岭，北通湖南、江西，南下广州的交通要冲，也是粤北主要政治中心。自西汉置曲江县治于此后，历东汉始兴郡、隋唐宋代韶州、元代韶州路，乃至明清韶州府，都在此设治所。元至元初年，成立韶州録事司，专管城厢居民事务，辖境包括县城两厢及城外三厢，成为与县平级行政区，此即韶州作为建制城市之始。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南海郡尉任嚣在曲江县南五里莲花山下修筑城堡，后人称之为“任嚣城”或秦城。此说见于清郝玉麟《广东通志》“古迹”条。但该通志又载：“汉曲江县城在浈水东莲花山下”。二城关系如何，该通志未指明。有不少人认为，汉城很有可能在秦“任嚣城”基础上修筑的。此外，据光绪《韶州府志》“古迹”条载：曲江城南十里官滩下亦有一座古城，为晋末始兴郡守徐道覆所筑。此即韶州在历史早期二处河东古城。
隋唐时期，韶州古城迁到武水以西，称河西古城。但建城时代，一说在隋，一说在唐，诸史所记亦有矛盾。有人认为河西古城当在今武水西南部原韶关地区医院附近，惜已无遗迹可见。
韶州古城第三次迁到浈武二水间之中洲，称中洲旧城。建城时间多谓在南汉白龙二年（926年）。但据光绪《韶州府志》“建置”条，应在五代后梁干化初年（926年），比南汉要早，南汉只在迁治后筑州城。
中洲旧城建立后，曾屡加修筑。计宋代2次、明代9次、清代6次。但旧城最初规模如何，今无文献可证。明洪武二年（1369年）已筑有湘江、干、东、南、西5门；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重修5门为闻韶、镇越、望京、迎恩、阜民。明天启四年（1624年）增开青来门。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在湘江门外添筑子城。另据光绪《韶州府志》附图，除有上述6门外，正南方又有文明门，不知辟于何时。古城经多次修筑扩大，清代韶州府城周围9里30步，高2丈5尺。城基范围大致北起中山路，南至韶关公园以北，东西两侧为今东堤路和西堤路，风度路为旧城中轴线。
韶州旧城于1928年拆毁，改修马路。商业在东堤路发展较早，以后再转到风度路。自1916年粤汉铁路广州至韶关段修通以后，河东火车站一带商业渐盛，而中洲南端的今解放路因与火车站有浮桥相通，亦渐兴。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以后，南北货物和商旅多过境而不留，韶关商业逐渐衰落。抗战期间，广东省政府一度内迁韶关，许多产业也随迁，韶关有过短暂繁华，人口陡增至24万人以上。但1944年冬到1945年秋，韶关陷于日敌之手，备受破坏，以后也得不到恢复。到建国前夕，韶关已沦为一座不过5万人的残破消费城市了。建国以后，大量工矿业布局韶关，成为一座工业城市。近年在城镇化潮流下，商业、服务业和旅游业日益发达，韶关已成为粤北首位工商业城市。
南雄州古城，座落北江上游浈江北岸。唐之浈昌县、宋之保昌县、五代南汉之雄州、宋之南雄州、元之南雄路、明之南雄府、清之直隶南雄州皆治于此，民国至今均为南雄县城。
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南雄州宋以前有古城，宋皇佑四年（1052年）开拓之，时辟有东、西、南3门。明洪武初，增善土郭，因规模小，仅3条主街，故名曰斗城。元代又于东门外增筑土城，周长340丈，名曰顾城，并修城濠，还增建东、南、北3门。明成化二年（1466年）甃以砖石。成化五年（1469年）又于城北之小北门至牛轭潭筑土城，长300余丈，面积比原来扩大2倍，城内增至38条街巷，沿河固以木栅。明正德三年（1508年）为防流寇，甃土城以砖。正德九年（1514年）增筑女墙，高6尺，辟2门；其南面临江，仍围以木栅，谓之新城。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内外二城俱毁，后数次修葺。斗城、顾城合称老城，周长727丈，高2．55丈；新城高与老城相同，周长1131．7丈。
1931—1933年，南雄州古城被拆除，现仅存南门城楼，城砖有“明万历二十五年”、“咸丰十一年”、“同治五年”等纪年铭文。城拱门高36米，宽395米，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古城内有建于北宋三影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明代学宫、罗汉井、四方井、祖师楼，清代甘露禅寺和广州会馆等文物古迹。
惠州，位于东江下游，东江与西枝江交汇处，一面依山，三面环水，被誉为“岭南名郡”、“粤东重镇”，是一座千年古城。
新石器时代，惠州一带已有人类活动，从事渔猎与原始农耕。战国时，今惠州市区及博罗县北部，出现过一个缚娄（符娄）小国，实为一个部族。秦始皇进军岭南，于此立傅罗县，即基本上“以其故俗治之”。傅罗后称博罗，乃古越语“山洞人”之义，似与这一小国有关。南朝陈时归善县治于今惠州城附近白鹤峰下，此即为惠州古城建设之始。隋开皇十年（590年）设循州，州治在今惠州城区。此后，惠州古城历为州、郡或县治所。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一说五年），祯州改称惠州。
隋唐循州设治于此之后，城市建设逐渐发展。到宋代，惠州古城已初具规模，辟有东、西、南、北4门，周长约2里，傍丰湖（西湖）而建，后称宋古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在此设惠州卫后，依宋古城东北，两度扩建城垣，周长1255丈，高18丈，面积比宋古城成倍扩大，开7城门，即除东、西、南、北4门外，另辟小东门、小西门及水门。门上设敌楼，旁列窝铺28个，奠定了惠州府城基本格局。此后，明清两代重修城垣达12次之多，皆与城防有关，但基本上沿袭明初规模。明万历初年，又在今桥东修筑归善县城，设4城门，另有关口，便门各二，与惠州府城通以浮桥。从此，形成一地两城，隔江相望，城基与河堤浑然一体的格局。
1930年惠州古城大部分被拆除，但在今桥东、桥西沿江一带仍保存明清城墙数处，以上米街临江处一段较为完好。其长180米，高75米，墙基高2米，内夯土，外包青、红石条，除少量青石条为清代加筑以外，其余均为明代遗物。
惠州古城，人文荟萃，五代始建城西丰湖（西湖），宋代经营为风景区，明代形成八景，清代更有十六景、二十二景之胜。如元妙观、泗洲塔、朝云墓、六如亭等皆为游人仰止。历史上贬谪惠州的名宦重臣、慕名而至的骚人墨客不絶如缕。他们对惠州经济文化发展建树颇多。人所共知的苏东坡，在惠州过了三年野服生活，留下大量关于惠州山川风物诗作，使惠州名扬四海。惠州又是广府、客家、潮汕文化结合部，具有特殊地方文化风貌，在民间歌謡、娱乐、技艺、习俗、饮食等都表现了惠州文化丰富的内涵、深厚的根基和广泛的渊源，在岭南文化体系中享有盛誉。1991年2月惠州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罗定古城，在今罗定县罗城镇，座落罗定盆地中央，罗定江（南江）南岸。明万历五年（1577年），升原隋唐以后的泷水县为罗定直隶州，州治设在今罗城镇北部。据此，罗定古城已有四百多年历史。而在此之前，今罗定境内从秦汉以后即设置过多级行政区域，并建立数座古城。至今可考的有唐代泷水县治在今太平镇，开阳县治在今船步镇，建水县治在今罗城镇南5公里处。罗定州城本无城垣，明正统十四年（1448年）开始筑土城，以避“瑶乱”；景泰四年（1453年）改筑为砖城，周长660丈，高16丈，敌楼35处，外建月城，设东、南、北3城门，其上各设城楼。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改筑阳城467丈，增设雉堞690处，守铺19处，扩大南城268丈，雉堞412处，辟西、南、小南3门，创建西楼和南楼各一。明成化三年（1467年），从州城西北引水至西南作护城河，长380丈，宽2丈，深15丈，东南无护城河。罗定直隶州建立后，作为广东省一个特别行政区，其政治地位提高，商贸迅速发展，各地移民荟萃，州城也得到拓展，形成城内衙署林立，街道整然，城外商业贸易繁华景象。学宫、书院、寺庙相继兴起，河道运输繁忙。清雍正八年（1730年）重修城垣，在大东门外增筑石堤83米，作护城防洪堤；光绪年间（1875—1908年）两次特大洪水又冲毁北城墙，后在河岸加筑石堤两级，使大东门至北门城垣保留至今。现存长635米，城垣下有两级防洪石堤，城垣底部约有一米高的石墙，中部为明代青砖砌筑，上部为清代青砖修补。
罗定作为西江流域历史名城，虽然古代被视为蛮荒之地，但唐宋以后，被逐或假道于此的中原名士不少，开风气之先河。此后文武人才辈出，到民国时期，学校遍布全县城乡，罗定与梅县并称为广东文化县。古城内保存有文塔、学宫、书院、祠堂等古代建筑。县境出土不少反映岭南文化特点的汉晋铜鼓和其他精美青铜器，当地流行融合多语支的罗定方言、多体裁的民歌，以及风格迥异的风俗习惯，使罗定文化在西江地区独树一帜。1991年2月，罗定古城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平海古城，座落惠东县稔平半岛南端的平海镇，东、西、南三面临海，背枕高丘，形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在明初普遍设立卫所制度高潮中，在此设守御千户所，隶属于惠州卫，成为一个以军事防守为主要职能的古城镇。
为平息、防范元末以后日益猖獗的海寇活动，据光绪《惠州府志》载，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建造平海城池，开五屯而养兵，创一城以抚民，靖海上烽烟，卫边疆社稷”。至洪武二十七年始竣事，“城围五百二十丈，高一丈八尺”。外形有如一口燕尾古钟，故也称“钟城”。城垣上设雉堞87l处，辟东、西、南、北4门。门上建有敌楼，城内修建贯通东西南北的十字街，街道呈十字交叉，成为全城中心，由此可将4门情况一目了然。街道两侧为排列整齐的方形砖房营区；城四角分建4庙，另配置有守府衙门和大衙门、火药局、冲口局、军账局、沙尾局，以及水井、义学、渔盐所等。城内外寺庙林立，多为明清所建，如龙船庵、
普照庵、东庵、西庵、白衣庵、铁炉庵、谭公庙、关爷庙、张飞庙、龙图阁、大王宫、天后宫等，其数量之多，密度之大，为广东罕见。西门外设置军士练武场。所城与大星山、小星山隔海相望，故又被称为“双星城”，因与惠州卫和碣石卫东西呼应，成为粤东海防重地之一。
平海城建后，当地社会渐趋稳定，经济也有所发展，平海逐成为以鱼盐贸易为主的商埠。在城外逐步形成上海街、潮州街、东莞街、海丰街、金带街、鱼街、米街、草街、灯笼街、猪仔街、打铁街等贸易行市，以及潮州会馆、广行会馆、梅州会馆等，发展为商业区。
清雍正七年（1729年）重修城门，仍分东、西、南、北4门，都用砖石砌拱券门，歇山顶，施以灰塑、砖雕、壁画等工艺装饰，灰瓦剪屋面，緑琉璃瓦边，门楼内侧两边设石步级，造型简檏、稳重。至今楼门保存完整，各城门厚106—14米，高3—42米，外宽25—36米，内宽32—35米。垫脚用整齐的石块，青砖砌墙，砖线整齐划一，是广东保存较完好古城。
平海建城历史虽短，但附近保存有不少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以后各代文物古迹，不同风格明清民居，以独特水光山色构成平海十景；又流行以北京音为基础，融合广府、客家、潮汕等方言词彚构成的“军话”；还有表现渔民生活为主题的音乐舞蹈，以及各种独特的风土人情，使平海文化闻名遐迩。1991年2月，平海镇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佗城镇，在广东东北部龙川县，北枕嶅山，南濒东江，是广东最古老的县城之一，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
秦定岭南，立南海、桂林、象郡三郡，龙川为南海郡属下五县之一。赵佗为首任龙川县令，开始筑土城，即秦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龙川故城在河源县东北百七十五里。秦县治此，赵佗为龙川令筑此城，汉晋以来皆为县治”。除南朝陈时县治一度北迁以外，历代龙川县治皆在佗城。赵佗后来继任南海郡尉，西汉初建立南越国，他所建龙川县城便有佗城之称。城平面方形，夯土构筑，规模甚小，其范围东至今老城街，西至城头，南至县前街，北至北角塘，周长约800米。
宋代，东江地区始大规模开发，经济有所发展，佗城在秦城基础上向四周扩展。熙宁年间（1068—1077年）改土城为砖城，周长约2400米，面积为秦城3倍。城外设护城河，是为宋城。
明代为进一步加强佗城防御能力，于弘治十八年（1525年）在宋城北新建一小城，曰新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又筑上五里、下五里、下廓城3个附城，统称明城。至此，佗城共有6座城门，各门有城楼。但嘉靖所筑3个附城于明末已毁。明代还在城外东江边修筑东江石堤，长约400米，起保护佗城作用。
1939年春，为便于疏散群众，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当地政府下令拆毁城垣，辟为环城公路，护城河也改为池塘。建国初，龙川县治迁往老隆镇，佗城则作为古城保存下来。
佗城长期为州、县治所，东江上游政治、文化中心，人文荟萃，史迹斑斑。秦之赵佗、唐之李商隐、宋之苏辙等都在佗城为官或游历，传播中原文化，开一代文风；古城内外自昔就有龙川八景，为游人仰止；还有三台书院、正相寺（塔）、南山寺、嶅湖庵、东岳庙、元妙观、光华庙、关帝庙、文昌庙，以及其他文物古迹。佗城教育兴起很早，人才辈出。唐宋以降，龙川有进士28人，举人112人，在东江流域文化史上居重要地位。1991年2月，佗城镇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3．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产生
城镇化最广泛涉及对象是广大农村，除了大批农民进入城镇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以外，一方面是留在当地村民，继续从事农村整治、管理；另一方面，进入城镇农民，也反哺家乡，从他们经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支援家乡建设。这样，农村的村场、村貌、建筑等物质文化景观，宗族、村社、风俗活动、历史名人等非物质文化景观得到整治、梳理、装点和宣传，整个村庄面貌和形象发生很大变化，涌现一批历史文化名村。自2003年开始至2014年，经国务院、省政府相关部门认定，广东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1—6批22个，分布全省13个地级市22个县市。有代表性的如深圳市鹏城村、佛山三水市大旗头村、东莞茶山镇南永村、江门市开平市自力村、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江门市恩平市歇马村、佛山市南海市松塘村、江门市蓬江区良溪村、湛江市遂溪县苏二村、河源市和平县林寮古村、梅州市蕉岭县石寨村、汕尾市陆丰市石寨村等。这些国家级名村，皆有自己独特文化特色而赢得高社会声誉。如三水大旗头村为典型广府村落梳式布局、三间两廊锅耳山墙、前塘后村、名人辈出。开平自力村，以碉楼群出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中山翠亨村为孙中山家乡，中西合璧建筑风貌。遂溪苏二村，为贬谪雷州、海南苏辙苏轼兄弟途经之地，留下不少文化遗迹遗址。恩平歇马村，以出科举人物着称，当地功名纪念建筑触目皆是。而客家地区和平县林寨古村，则以客家大屋和内部布局、宗法社会结构闻名等。
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在2008—2012年，由广东省有关部门分3批评选，共确定45个文化名村，涉及14个地级市32个市县，以佛山、东莞、揭阳三市最集中，部分名村与国家级名村重合，且大部分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程度高，说明农村城镇化是与文化名村建设正相关的。
中国传统村落更注重历史景观和风貌，但也离不开农村城镇化潮流推动。只有在这种背景下，传统村落资源才能得到发掘、整理和激活，并以其原真性风貌迎接国家级和省级评选。这项工作自2012年底至2014年12月，广东评出“中国传统村落”3批126条村。广东除珠海市以外，其余地级市都有入选，其中广州、佛山、梅州、清远、湛江、肇庆比较集中。其他地区很个别，说明珠三角和富有文化传统的梅州客家地区，传统文化势力强大，保存文化遗产也丰厚。至省级“广东省传统村落”，仅2014年9月评选过1次，全省有186条村入选，数量分布依次为梅州（37）、肇庆（16）、清远（16）、韶关（15）、湛江（15）、广州（14）、佛山（11）、惠庆（10）、珠海（8）、揭阳（8）、潮州（7）、东莞（7），其他地级市在5条村或以下。这个分布格局，说明传统村落以广东北部、西部和南部山区为主，城镇化程度低，反观广州、佛山、惠州等、珠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高地区，省级传统村落不及前者。但其他地区，也不乏传统村落姣姣者，近年出版不少历史名村推介图书就很有文化品位。如阳江市志办公室编《阳江古村落简志》收入古村落28条，包括阳春石望交岗村、春城沉冲村、岗美水寨村和凉塘村，江城区白沙街道坑口村和麻茶村，阳东区东平镇、大澳渔村、大八镇大木行村、井岗村、那龙镇牛根村、合山镇西朗村和塘寮村、北惯镇林屋寨、雅韶镇鸥村和十八座；阳西县程村镇龙窝村和禾仓村，塘口镇古堡群、溪头镇根竹头村、织篢镇大洲村和岑村、上洋镇双鱼城和白石村、沙扒镇韦村、新圩镇马东村、海陵岛白蒲村和莳园村。它们各有自己人文历史和建筑特色与魅力，故能远近闻名。有些村落已成为旅游景点，如阳东县雅韶十八座，即取名于18座古建筑，它们组成的巷道四通八达，屋宇整齐划一，全为青砖瓦木结构，瓦面圆脊圆臂，锅耳山墙，飞檐翘角，有游龙戏凤等灰雕，如彩云间凤舞龙飞。村前布局半月形风水塘，长1000多米，既为消防，也是一道水防线，东西设围墙和炮楼，东南方牛鼻山耸立，西南方有马岭，遥相守望，山水之间则为百顷良田，为乡民衣食父母。十八子因选址得当，环境优美，人地和谐，经济发达，人文蒸蒸蔚起，是阳江有名文化之乡。近年，在城镇化推动下，当地谭姓居民已陆续外迁，遗留建筑群吸引大批游客观光欣赏，无不为其精湛建筑艺术和严谨布局而惊叹。
三、城乡文化的繁荣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镇的不断深化，文化市场悄然兴起。在1985年之前，《广州统计年鉴》对于“文化事业”的统计指标主要有：“电影放映单位数、艺术表演场所、电影放映场数、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从1985年起，《广州统计年鉴》的统计指标更改为：“电影事业、艺术事业、广播电视事业、图书馆、群众文化事业、文物事业、出版事业。”这种统计指标的改变显示文化事业地位明显提高。1988年，文化都和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获得官方承认。从1994年起，“文化事业”增加了“社会文化市场”这一统计，对卡拉OK、歌舞厅、舞厅等文化项目进行了统计。这说明广东作为全国经济改革的前沿阵地，文化市场的发展更加迅猛，有必要进行规范管理。文化市场开始受到关注，表明瞭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与城乡文化繁荣两者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城市文化建设也有属于经济行为的内容。2002年底召开的中共广东省九届二次全会上，广东省委郑重作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自此以后，广东城乡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全面规划的新发展阶段，实现了历史的飞跃。
在广东省2003年10月颁布的《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中，强调要搞好城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并将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主干、覆盖全省的文化服务网络，发挥中心城市的文化辐射功能，切实加强农村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同年广东省又出台了《广东省建设文化大省规划钢要（2003—2010年）》，提出了“龙头带动战略”，即以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为龙头，加大对东西两翼地区和山区文化的扶持力度，带动全省文化区域协调发展。2007年4月，广东省印发了《广东省文化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通知》，一方面强调要把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突出强调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建立并完善珠三角地区对粤北山区和东西两翼等地区、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援助机制。另一方面要鼓励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实施“文化强市”、“文化立市”战略所确定的文化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大对粤北山区和东西两翼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这些配套政策的相继出台，为广东城乡文化的发展指明瞭方向和道路，带来城乡文化事业繁荣。
1.城市文化的发展
城市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组分。改革开放使广东城市的物质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排头兵，广东充当了城市制度文化创新的平台和试验场。在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广东人克服了种种困难，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危机，使城市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各个城市的物质和精神得到了弘扬。
（一）城市物质文化的发展
（1）物质文化层面
发展城市的物质文化是政府和市民的首要任务，而人们对物质文化的追求是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全国商品文化最为发达的一个省份。经济特区的设立，在广东在全国率先步入了商品经济的舞台，为广东城市商品文化的率先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原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总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确实具有意想不到的威力，它不仅促进了生产发展，为市场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商品，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而且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开放意识、时效观念、竞争意识、重视人才、重视科技、注重信息等一系列新观念，汇集成推动社会发展的新潮流，冲破了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给经济运行机制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拓展，广东各类城市相继步入商品经济的轨道，前述“广货”，占领全国商品市场的半壁江山，并向境外扩张，成为全国创造外汇的六户。“广货”的名字也变成了一个体现广东商品文化的名片，在全国各地家喻户晓。而商品文化的主体，乃是城市文化。城市是创造商品文化的主要场所。20世纪80年代，“以珠江水、广东粮”为旗帜的广货大举北上。随着“粤家电”开始走向全国，TCL、科龙这些产生于珠三角的品牌逐步成为中国名牌。随后，汽车、船舶、石化、IT、装备工业等重化工、高新产业已开始在广东制造业发挥龙头作用。时至今日，“广货”不仅在国内市场中继续保持着优势地位，而且在广东政府“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下，不断扩充国外市场，为“广货”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科技文化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能为城市物质文化的发展提强力的智力支持。故发展科技文化成了广东各个城市提高物质文化水平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一些城市主要是通过兴办企业来发展当地经济，比如深圳特区的早期开发，走的是企业创市、企业立市的道路，各类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城市的发展就要依靠文化更新。深圳从1999年开始创办高交会的那一天起，“科技立市”、“技术创新”就成了新时期的追求和使命。在广东其他城市，特别珠三角一带的城市，将发展科技文化作为提升城市物质文化的力量。在21世纪初，广东综合科技实力已由上个世纪90年代的第l0位上升到第4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由之前的20％上升到40%以上。到203年，广东科技实力四年连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北京。其中，外国直接投资、企业设计能力、产业国际竞争力三个指指标广东均居全国之首，科技进步对广东经济的贡献率每年不断上升。有力地提升了广东城市文化地位，改善了它们的和形象。
生活文化是物质文化最直观内容，它是以衣食住行为基本文化内涵，涉及服饰、饮食、家居等诸多文化内容。服饰是广东城市物质文化中非常突出的文化。广东很多城市（特别是珠三角地区）都把服装的的产销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东莞的服装生产和广州的服装销售，在国内外已形成了著名的品牌。时装的设计、制造、表演、展览和销售构成广东服饰文化的完备系统，在全国享有很高声誉。饮食也是广东物质文化中的重要一环。从菜系来说，广府菜、潮州菜和客家菜等，它们与广东人的饮食习惯相适应，因而在广东各大城市一直保持着长盛不衰的经营业绩。而众多城市中，广州享有“美食天堂”之誉。随着数以千万计的“外来工”的南来，他们将家乡的饮食文化带到广东各大城市，使广东城市的饮食文化显得丰富多彩。家居文化包括室内设计艺术、家具设计艺术、装潢艺术以及家具、灯饰等产品。随着广东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人们对家居装饰的追求越来越高，因而家居文化在广东各城市甚为盛行。与此相联系，在一些城市，如佛山、中山、顺德、番禺等，家居用品和家居文化蜚声全国。
改革开放早期，广东城市的发展以兴办企业为动力，各个城市大小的工厂，到处充斥着废水、废气、废渣。很多城市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之路，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广东省环保局发布的2007年第一季度环境质量季报，广东省近六城城市受酸雨污染，其中广州下的酸雨最酸、PH值最低，酸雨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创造生态友好型城市，是广东城市发展的普遍要求。21世纪初，广东学者已经开始系统地探讨广东建设现代化生态城市问题，指出生态城市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区新形式，自然、城市与人融为有机整体，形成互惠共生结构，并提出“组建生态空间”、“保护自然形态”、“推进生态重建”等创建生态城市的九项方略。现在，广东各级政府和各个城市都将建设生态城市作为城市发展规划的重要目标，生态文明已在各个城市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幷且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妇孺皆知的社会常识。在各级政府和广大市民的共同努力下，城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逐渐朝着生态文明型方向发展。
（2）城市制度文化的创新
城市制度文化是以制度为载体的城市文化，它是城市精神和市民行为的外在表现。主要体现在城市管理制度、管理模式、社会秩序和社会组织运作等方面。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地，肩负着制度文化建设和创新的重要使命，而城市制度文化的建设和创新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广东的特区建设，既是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又是新型城市制度文化建设和创新的过程。深圳特区从诞生之日起就敢闯、致试、敢为天下先，率先冲破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目标，在许多领域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堪为城市制度文化创新之先驱和典范。例如：率先打破执行多年土地无偿行政划拨制度，实行土地有偿使用；率先打破旧的由政府部门制定价格管理体制，允许大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由市场调节；率先打破一切公有的所有制结构，大办“三资企业”等。这些改革的探索，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创造出著名的“深圳速度”。
作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上闯出了一条新路，而且在政治体制上也作出了不少成功的尝试。深圳在全国最早建立比较完备的地方法规体系，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从1992年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立法权起始到2003年为止，深圳市就制定了地方法规199部和政府规章163部，全部覆盖了经济、城市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2003年以后，深圳市又陆续出台了不少新的地方法规。深圳市的地方法规，有一半以上是在全国先行试验，取得重要突破。例如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商人条例、独资公司条例等等，取得积极的效法，也为其他城市效法。
深圳市又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和加强制度建设，推行依法行政、依法治市。到2000年止，深圳市先后进行了五次机构改革，基本实现了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制化，这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从源头上克服腐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制度创新”已经成为全国性话题。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明确地提出了“制度创新”问题。广东省委宣传部专门召开了以“制度创新”为主题的专题座谈会，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2005年11月18日，《南方日报》专门开辟60版特刊，围遶“创新广东”进行专题讨论。其中邓红辉《自主创创新能力决定广东命运》一文中写道：“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好的机制和体制，最大限度地激活每一类主体的活力，并使它们形成协同效应，使整体效用大于部分之和。由此看来，构建‘创新型广东’，最关键的是构建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完备、开放竞争、富有活力的区域自主创新体系。”除了经济特区在这方面的成就以外，广东还有不少城市也在制度文化建设和创新上倾注了极大的努力，而且也涌现了不少成功的范例和模式，对于全国城市制度文化建设起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并创不少成果。
（3）城市精神文化的提升
2007年6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城市规划国际论坛”通过的《城市文化北京宣言》指出：“文化建设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内涵。市民的道德倾向、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社会心理、文化修养、科学素质、活动形式、传统习俗、情感信仰等因素是城市文化建设的综合反映。可见，精神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城市精神文化的建设是城市文化建设核心。广东省一直将精神文化建设放在城市文化建设的突出位置，不仅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城市精神文化建设，广大市民也积极投入之一活动，上下一心，群策群力，使广东各地城市精神文化建设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也使城市风貌焕然一新。
这首先是城市精神和市民精神的塑造。市民是城市的主人，是城市精神文化与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城市精神文化与文明的建设有赖于市民素质的提升，市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则有赖于市民精神的形成。市民精神，是指由城市的市民社会所决定的，具有时代性、群体性、稳定性和共识性的一种客观意识。它是城市市民阶层的经济生活条件、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交往实践的产物。可见，市民精神与与城市精神密切相关。广东城市文化建设的过程，也是各个城市“城市精神”和“市民精神”的不断塑造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各个城市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经过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城市精神和市民精神，这已成为城市文化一项重要成果。
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广州即明确把提高市民的综合素质作为广州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并把它作为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百年大计”来抓。围遶这个个战略任务，广州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旨在把“广州人精神”、“广州市歌大家唱”、“羊城新风传万家”、“讲公德、树新风，当好首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东道主”以及“爱心满花城——办好第三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等。由于政府大力倡导和广大市民的热情参与，广州市民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等各方面有了显示进步。“广州人精神”成为凝聚社会力量、团结社会各阶层的强大动力。2003年，“非典”肆虐广州。广州人民特别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在抗非典地过程中“同心同德、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万众一心、无私奉献、实事求是，依靠科学”，战胜这场流行病，迅速地恢复了公共卫生秩序。全世界人民面前生动地体现了广州人民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时，表现出科学、民主、奉献和团结的公共理性精神。也是广州人精神一次大检阅。事后经过学界和全社会的广泛讨论，广州最终把“敢为人先、奋发向上、团结友爱、自强不息”确定为新时期的“广州人精神”。
深圳特区也有深圳精神在特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和形成的。早在1987年深圳，提出用“开拓、创新、献身”这六个字概括“深圳精神”。到1990年“深圳精神”被进一步概括为“开拓、创新、团结、奉献”八个字。2002年深圳开展“深圳精神如何与时俱进”大讨论活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初步达成了一些共识：深圳精神必须具有高强的社会主义人文精神、科学理性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开拓进取精神，最终深圳市委常委会集中全市人民的建议意见，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新时期的“深圳精神”概括为“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十六个字，成为深圳城市形象和这座移民城市的精神支柱。
实际上，广东各个城市都在树立自己的精神品牌，都在塑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和市民精神，作为城市形象，如东莞市为“海纳百川、厚德务实”，概括“东莞人精神”；中山市以“博爱、创新、包容、和谐”作为“中山人精神”；佛山市把“敢为人先、崇文务实、遵济和谐”作为“佛山人精神”；惠州市以“崇文厚德、包容四海、敬业乐群”为“惠州人精神”；湛江市确定“博采广纳、自强不息、崇德明理、诚信奉献”为“湛江人精神”；汕头把“潮汕人精神”总结为“海纳百川，自强不息”等。都从某个方面反映出城市文明的独物风貌。这是城市文化建设前期工作的认真总结，也是为进一步凝聚人心，积蓄社会力量，解决城市文化建设中深层次矛盾而作的充分准备。是一种很有创新的城市文化建设。
广东城市精神文化建设，不仅体现在各地政府部门的积极培育之中，更反映在广大市民的自觉行动之中。通过传统美德和现代精神的不断融合，在全省各地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模范人物，他们是构成广东城市精神和市良精神的“脊梁”，是创造美好生活、塑造城市形象、构建和谐广东的楷模。在这些城市模范人物中，有的不仅成为“感动广东”的楷模，也是“感动中国”的楷模。这其中有抗非典模范钟南山院士、深圳优秀志愿者丛飞、韶关军分区舍己救人战士查大为等，皆为广东城市精神和市民精神的出色代表。
（4）城市文化形象塑造
有学者指出：“城市文化作为塑造城市形象与品质的核心力，城市形象和品质是区分不同城市风格和特色的内在要素。城市文化是塑造城市形象的核心，城市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文化内涵和良好的发展环境为城市间的竞争提供了竞争优势，这种优势的建立既体现在城市形象的设计上，更体现在精神领域：
城市居民的本土风情、精神面貌、价值取向等。城市文化从根本上决定了城市形象和品质以及由此形成的城市辐射力、吸引力的大小，可以这么说，在新世纪的城市竞争中，城市文化占据了絶对的发言权。”所谓城市文化形象，是指人在城市中所感受到的城市氛围形成的基本印象。城市氛围是指城市的建设物特色、交通设施、自然的地理环境、治安状况、人的精神面貌以及城市生活、工作方式等内容。改革开放30年，广东城市形象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成绩引起的有关方面高度关注。
南京大学张鸿雁教授在专著里首先提到广东城市文化形象建设的特点：“在广东省，花都市较早地提出了城市形象建设问题，并在全国第一个配套引入地区形象战略。1995年12月，广东茂名举行了‘茂名城市形象工程建设’研讨会。1996年2月，广东英德市正式着手进行形象设计。深圳的城市形象建设应该说是比较成功。不仅提出的时间早，而且措施具体得力。2001年，深圳颁布了《深圳市政府城市形象工程实施方案》，并要求在2年内完成10项主要任务，如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引导和培育深圳城市建筑风格，创造现代化滨海城市特色’，力争2年内特区的人均公共緑地面积达到15平方米。营造城市生态工援、城市亮化工程，要搞好深圳的‘第二轮廓线’及完善‘畅通工程’等。在文化硬件的创造上，走在全国的前列，在城市緑化和城市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都显示出城市形象的特点。在大型文化艺术活动方面，创造深圳特有的形象意义。广州市的城市形象工程正在有序地进行着，通过商业街的改造和景观建设，已经展现了新广州的城市形象。
广东的学者早已对其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幷且认为塑造城市形象应当与提升市民素质紧密结合在一起。原广东省社科联主席田丰指出：“市民是城市的主体。市民素质是城市形象的内涵，没有高素质的都市市民。建设和维护良好的城市形象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我省各地在整治城市交通、社会治安、服务行业及卫生状况的同时，都注意着力于治‘本’，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扎实推进思想道德建设，把思想教育、规范管理、法规约束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他律和自律相结合。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韶关、东莞、江门、肇庆等地都先后制定和完善了文明公约、市民守则和职业道德规范等规章，让人们有章可循、有则可守，并利用各种宣传手段使之家喻户晓，形成气候，引导和促使市民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和文明行为。有的城市还注意向市民灌输和强化与自己城市具体情况相关的特殊意识，例如广州的‘中心城市意识’，深圳、珠海的‘特区意识’、‘窗口意识’，肇庆、潮州的‘历史文化名城意识’等等，这对从根本上增强市民的认同感，共同建设并维护城市良好形象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塑造城市形象风气之下，广东很多城市都根据其自身发展的条件与特点来进行定位。东莞市要建成“现代制造业名城”、肇庆要建设成“花园式风景旅游城”、广州要建成现代化中心城市、深圳要建成“图书馆之城”、“钢琴之城’、“设计之都”和“动漫基地”的文化产业基地等等。这些城市对自身的定位亦是塑造城市文化形象的必然环节。在众多的城市中，珠海塑造城市文化形象的举措有一定的典型作用。这些技技人员因某一科技领域的创新贡献而被重奬予小汽车、房屋，曾轰动全国于一时。珠海由此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科技、尊重人才”的城市形象，成了各种高级人才向往的城市，为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做了重要的准备。
广东城市这些五彩斑斓的文化形象，既反映出地域文化的传统，又折射在改革开放中所形成的生机勃发的广东人精神。深圳体现出特区文化的特点，潮州表现在潮汕文化的特色，珠海、中山、广州、东莞呈现广府文化的特征，最终发展为一种时代先进文化而蜚声全国。走向多元的地域文化反映出广东人“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精神：抓住改革开放的历时机遇，发挥自身的优势，敢为人先，勇于在文化建设领域开拓创新；务实进取，不卑不亢；对文化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大胆地“拿来”为我所用，扬长避短，实事求是地解决文化建设的问题。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广东城市文化的发展既传承着历史传统，又具备了时代精神。最终发展为一种时代先进文化而蜚声全国。
(5)乡村文化走向繁荣
在改革开放30年中，乡村文化建设与城市文化发展相互辉映。
广东的乡村文化建设在新起跑线上，阔步前进。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广东乡村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文化景观也焕然一新。这有多方面表面。
首先是乡村观念文化的改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的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同时也使农民的思想观念获得了更新。在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身份被逐渐淡化，农村与城市的隔阂在思想上部分被消除，乡村文化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这可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岭南文化中的包容性在发挥着作用。所谓城市人与乡下人的分野，在广东这片土地上本来就不是一个严重对立的问题。这种文化传统为乡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有利条件。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有的在城市务工，有的到城市经商，有的进城购物游览。在城市生活机会的增多和与城市居民接触的日益频繁，使得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市民的影响下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农民子弟有更多的接受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知识的浸滛下，他们的观念自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加上农村的不断开发，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观念体系不断受到洗礼，从而使其观念逐渐与市民相一致。三是一些农民在与境外华侨的密切交往中受到境外观念的影响。这些华侨长年在外，但仍然与故乡的亲友保持联络。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华侨除了带来各式各样家电、日用品之外，还带来了许多城市的信息，乃至境外、国外的见闻。而这些信息和见闻所隐含的观念冲击了封闭的农村，给农民耳目一新的感觉。并慢慢影响了农民的言行，并为农民所接受。
广东乡村观念文化的变迁，也与“城市一体化”“农村城镇化”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原广东省建委主任陈之泉，在上世纪90年代“首届广东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国际研讨会”指出：“所谓城乡一体化并非乡村城市化，其概念应该是：以功能多元化的中心城市为依托，在其周围形成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城、镇（乡）、村及居民点，各自就地在居住、生活、设施、环境、管理等方面实现现代化。………村、镇发展的方向不能是城市化。其原因是：相对城市两言，村、镇（乡）均是地域范围较小的居民点，它不可能具备多元化的现代功能。更主要的是，它负有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经营任务。尽管也可以办二、三产业，但实现地域广阔的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是它的根本任务。反过来讲，城市也不可能具有村镇办第一产业的功能，二者的发展方向不尽相同，但可以在‘城乡一体化’思想指导下融为一体。这一见解甚为精到。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广州市市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完善设施、功能多元、环境净美、城乡一体、依法管理”的要求，深圳市按照“工业入团、居住人区”的要求，珠海市实施“生产在园区、生活在城镇”的规划，东莞市提出“工业进园，城市进圈，民宅进树（农民新村）”的思路，分别推动各自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城乡一体化，不仅表现在组织管理、基础设施、环境生态建设和经济活动的一体化方面，也表现在城乡文化的交融方面。城乡一体化带来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特别是在观念上相互感染，形成一种新型的城乡观念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乡村观念文化在保守中前进，在传承中创新。占据农民意识中主体地位岭南文化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包容和支持创新的一面。岭南文化中的务实、进取和包容的价值观，对于广东乡村文化的繁荣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革命和城市文化的冲击，也必然会在农村得到积极的反应，它使农民的小农意识逐渐消退，商品意识和现代意识会不断增强。反之，片面理解城乡一体化概念和政策，无序地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严重“三农”问题，这是与城乡一体化本义背道而驰的，由此引起负面效应并不少见，应引起有关方面注意。
改革开放将广东农民从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从对国家和集体的高度依赖中解放出来，逐渐形成了以追求个人的切身利益为目的，以彰显个人的政治主体性为祈求，通过将政治追求与经济回报相联系来参与政治生活，实现政治理想。在岭南文化务实风格影响下，基于新时代背景，广东农民的政治意识具有浓厚的务实色彩。他们很关心政府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变更会对他们的切身利益产生的影响。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确实给广东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实惠，他们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政策，并在自己的各种经营中千方百计将它用足用活，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他们特别关心现行政策的稳定性，担心政策变卦使他们的家业毁于一旦。因此，广东农民对于村干部选举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村干部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选能反映他们的意志，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村干部，是他们极为关切的一件大事。
“村民自治”是广东乡村政治文化变革的中心。“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直接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民主制度，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最集中体现。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后，深圳率先开始村民自治实践，依法成立了村委会，落实了“三自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四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1998年，广东省决定在全省范围实行村委会直接选举，全面推进村民自治进程，摘掉了“富裕的广东不搞农村民主”的帽子，幷且使广东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获得了“在高起点上后来者居上”的赞誉。广东阳江平地村所形成的“村班子拟定方案——村民酝酿——征求意见——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的村民自治机制和他们创造的“板凳会议”的民主形式，是一项富有农村特色的民主机制，得到有关方面好评。
继“村民自治”的制度后，广东又开始将基层民主推及到农村党支部委员和镇长的选举，进一步推进农村基本民主翻度的创新。例如深圳市通过实行“两票制”来推选农村党支部委员和镇长，获得成功，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推广到全省，取得明显效果。
其三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199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1998年到2010年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目标，即“坚持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倡导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发展教育事业，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农村卫生、体育事业，使农民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建设农村文化设施，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自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目标确立以后，广东省更加重视农村文化建设，有关领导多次到各地农村检查、督促推动这项建设工作，不断提高农村文明程度和农民整体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良好的文化条件。2007年4月，广东省根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精神，结合广东的省情、地情，作出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推进广东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
在中央和广东省的农村文化政策的指葫卞，广东各地掀起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热潮。包括举行广东农村青年科技文化活动，“和谐新农村，科技进我家”青年农民科技文化培训活动、“和谐新农村，致富齐争先”农村青年生产经营能手评比活动、“和谐新农村，才艺大比拼”农村青年文化才艺竞赛活动、“和谐新农村，务工拓新路”农村青年转移就业技能培训活动、“和谐新农村，建设展新姿”农村青年科技文化集中展示活动等，不仅把科学文化知识送到农村，而且还能够集思广益，引导全社会关注农村文化建设的现实问题。这些活动为探索和完善农村青年科技文化建设机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各市县也都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和政策推动当地新农村文化建设；如佛山、湛江、徐闻、吴川、廉江都结合当地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并取得显着效果。
广东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十分注意开发传统文化资源，把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一方面可以保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能够体现出现代乡村特色。2007年3月广东省启动了“古村落抢救与保护工程”，制定了《广东省古村落认定标准》，这从法规上落实了保护和弘扬乡村传统文化资源。这项被誉为“广东省古村落计划”的工程是广东进行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保护古村落的文化生命。古村落文化风貌的保存不仅有利于乡村传统文化世代流传，还有助于发展乡村文化产业。例如肇庆扶利村有“中国民间古法造纸第一村”的美誉，村民几百年来都一直沿用蔡伦发明的造纸法造纸，所产的“会纸”闻名中外。端州区白石村是端砚的发祥地，自唐武德年建村，1300多年来村民世世代以制砚为生。而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政府积极利用端砚的文化影响力，组织当地村民大力发展制砚业。不但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还在制砚工艺上引进现代科学投术，大大提高了端砚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历史悠久的湛江“雷州石狗”是“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也是广东唯一入选的项目；其“雷州石狗信仰”和“雷州姑娘歌”已经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傩舞、蜈蚣舞、人龙舞等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开始走向省城，备受关注。湛江通过对“石狗文化”的宣扬，不但让外界对于雷州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极大地发展了当地旅游文化发展，带来当地经济振兴。
四、乡镇文化变迁举隅
现当代广东城乡文化发展，遍及南粤大地，以广东区域发展四大块言之，珠三角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历经翻天覆地的变化，基本实现城市化，其乡镇文化也同步发展，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程度。至其他东西两翼、粤北山区三大块，城镇化水平虽有差异，但基本在一个层面上；并不显得悬殊。只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生态文明村建设开展，乡镇文化也作为这种建议的核心，出现蓬勃发展，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作为广东后进地区的湛江市，在这方面可谓是一面旗帜，折射广东乡镇文化崭新风貌。
自2002年起，湛江市委、市政府先后制定、颁布《湛江市开展“四通五改六进村”，创建生态文明村活动的实施办法》（2002年）《关于在全市农村开展创建生态文明区（片、带）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方案》（2007）和《湛江市创建生态文明区域镇村五年行动计划》（2013）等，使湛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到2014年，湛江全市已建成生态文明村6905个，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553%，其中全国文明村6个，省级文明村42个，市生态文明村1360个，最美村庄132个。当地农民感受到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地好处和实惠，建设家园、建设文明村的热情变为他们的自觉行动，步步向新起点迈进，成就斐然，但各县市建设模式并不一致，如徐闻县“千（干）部扶千村，万干齐回村”模式。吴川市鼓励和引导外来企业家支持家乡建设的“回归工程模式”；廉江市“拆残建緑、拆旧建新、拆乱建路、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模式”；雷州市“依托底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模式”；遂溪县“整合各类资源，实行村企共建、城乡共建、军民共建、干群共建和内外共建，推进‘二环三线四区’工程建设模式”等。这些模式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措施得力，抓住了关键，调动了广大人民群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和积极性，取得明显效应。昔日雷州古老农村，处处是茅屋泥墙，烂泥破巷，污水横流，蚊蝇丛生，败瓦充斥，百姓生活困苦，一派衰微破败景象。这些旧乡村，现在新楼鳞次栉比，村舍井然有序，庭前屋后花香草緑，林中公共用地花团锦族，生气盎然。水泥路四通八达，传统陋习被现代文明新凤取代，落后农耕方式被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科技化代替，各种现代化生活设施电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新式厨具等进入千家万户，告别了古老生活方式。一批批致富能手和新一代青年农民正茁壮成长。这样的乡镇在湛江不胜枚举，可以廉江市安镇铺为代表。安铺镇始建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是广东四大古镇之一。清嘉庆年间已发展为粤西商品集散地，后又有“粤西小香港”之称，被誉为“万铺之城，美食之乡”。但建国前安铺社会不宁，匪盗横行，鼠疫猖獗，是广东鼠疫最严重地区，外地人避之唯恐不远。建国后卫生状况有所改善，消灭了鼠疫，但摘掉不了脏、乱、差帽子，只维持小渔港现状。1984年以来，当地党政机关结合传统工商业强实际，在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之同时，突出工业主导地位，大力招商引资，外引内联，优化产业布局，做大做强二三产业，促进产业经济发展和繁荣。于1998年，安铺乡镇企业达3143家，初步形成一批龙头行业，尤以木业、制衣业闻名。2008年以来，该镇实施“科学规划、工业立镇、商贸活镇、和谐发展”战略，通过以商引商，以会招商，网上招商等方式，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型升级，着力做大做优一批工业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娱乐、房地产、会展、连锁经营、物流等第三产业。几年来，引进经济项目24个，总投资3亿多元，形成木制家具、针织服装、食品加工等一批支柱产业。到2012年，全镇共有工商个体企业3000多家，分布各行业，特别是多家物流、快递网点进驻，安铺成为粤西 地区家电批发中心之一。在安铺的廉江市一品木业有限公司制品远销欧、美、日等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2年产值达10亿元人民币，位列全国家具出口企业的前20位。
对“三农”问题，安铺也不遗余力。30年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建立国家粮食高产——水稻万亩示范片，有力促进水稻全年发展，农业经济大步前进。
在三大产业发展基础上，安铺注重利用“三旧”改造机遇，发展商贸业、房地产业、建设2条特色商业步行街，落成以安铺文化广场为核心商业区，建成御福花园商住小区11个，拉动商贸，旅游业发展，全镇出现商业人气、财气两旺好势头。安铺十分注重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几年间城区面积扩大一倍，已达105平方公里，完成新老城区27条237公里街道水泥硬底化改造，建设城区污水处理池和垃圾压缩站，大面积緑化，城区主要道路緑化率和优化率达100%，成为宜居宜业城镇。
安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有多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玉枢宫、关帝庙、文阁楼、骑楼、安铺八音、安铺白戏、闹元宵、赛龙舟、美食等，已列入各级文化遗产名録。近年镇上影剧院、广播电视站、文化站、文化广场、剧团、八音队、诗社、书刊报亭、农家书屋、网吧、电子游戏、音像美术、卡拉OK、文艺晚会、民间曲艺演出活动等接踵而起，这种群众性文化活动引起各种传媒注意和报导，显示安铺城镇风貌和文化景观已今非昔比，正以崭新姿态和装束进入社会视野，唯其如此，2001年，安铺被列为“广东省中心镇”，2002年被列为“广东省小城镇综合健康发展试点镇”，2004年被列为“全国重点镇”，2011年被列为“广东省城镇化技术集成应用试点”；并先后获“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美食名镇”、“广东省乡镇企业百强镇”、“广东旅游美食之乡”、“中国海鲜美食之都美食名镇”等多个荣誉称号。这实为安铺地方历史文化和当代安铺文化支持下结出硕果，已成为现当代广东城乡文化发展一个最有典范意义的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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