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华侨文化始终是广东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组成的部分，幷且在广东革命和建设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在近代史上广东华侨文化尤其如此，那么辛亥革命以后，广东成为革命和反革命势力反复较量的地区，广东华侨一如既往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斗争，在广东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中倾力相助，留下大批文化遗产，见证了华侨文化在大革命，抗日战争、解决战争中所起巨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广东华侨对家乡的热情和支持未曾少减，依然满腔热情地支援广东地方建设，为新中国经济复兴和文化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应是改革开放前华侨文化发展的主流。但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对华侨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特别是“极左”路线的干挠，对广东华侨也造成一些伤害，使这段时期华侨文化处于停滞状态。在侨居地，归化当地政权和归化当地文化也成为华侨文化发展一个主流。只在1978年改革开放，党的华侨政策逐步落实，“极左”路线干扰被肃清以后，华侨文化才重放光芒。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华侨文化背景发生重大改变，华侨往来和华侨文化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它给广东带来的区域效应和文化效应可圈可点，有口皆碑，在广东现代文化史上写下辉煌一页。
一、广东华侨文化的新变化
1．建国时期两种价值
这种新变化，可归结的侨乡和侨居地两个方面。在国内侨乡，在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以及国内“极左”思想和政策的影响，华侨与家乡的关系淡化和疏远。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华侨与家乡的隔阂进一步增大，很多侨户不敢承认这种海外关系，即使普通百姓，在潜意识中也视华侨关系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远。其结果是华侨文化作用被窒息，甚至当成一种异己力量，也无从发挥它的积极性，这可视为现代华侨文化在侨乡的低谷时期。
在侨居地，取决于当地政府对华侨政策，结果大不一样。在东南亚，二战以后，各国纷纷挣脱殖民统治而宣告独立，土著民族主义分子夺得了政权，实行排华或强迫华侨同化政策，结果产生灾难性后果。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絶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这类政策，不允许以效忠中国为宗旨的中华文化在当地移植和传播。例如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取缔一切华文学校、报纸，甚至华语的极端主义政策，使华侨文化失去生存土壤；经济上也面临困境，在这个艰难时刻，中国政府派出客轮，一批一批接收难侨归国，主要安置在广东，大约有20多万人，在专门设置华侨农场里获得妥善安置。从文化意义上说，这些华侨农场，实际就是华侨文化板块，中外文化交融基地。而在欧美地区，从1943年开始，由于旅美侨领司徒美堂的努力和抗争，美国政府废除了排华法案，对中国移民采取相对宽容政策，批准他们加入当地国籍，获得与当地人同等法律地位，这对华侨文化保护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也由于此，华侨从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观念转变，由华侨文化逐步向华人社会转变，与此同步发生世界华侨再迁移现象、部分原侨居越南、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和非洲地区的粤籍华侨，迁移到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等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华裔再移民族群，其直接的文化后果对当地文化认同成为主流。中华本根文化意识逐步削弱，与祖国大陆文化日趋疏远，这种态势持续到文革结束前夕。
2.改革开放以来新侨情
我国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重新重视华侨的地位和作用。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形成两个方向相反的华侨移民运动，一个是广东形成一个强大经济辐射源，以留学生、科技和文艺界知识分子及投资者为主的大量华人新移民从广东、台湾地区、香港移民世界各地。据中国社科院发布《2007人才蓝皮书》分析，1978年—2006年底，我国有海外留学人员约有1067万人，学成后回国的仅占2577%，超过七成约75万人滞留海外，在海外工作并已获得永久居留权。其中广东又是华侨新移民最多省区，这包括经商、留学、旅游、婚姻、技术交流等方式。在五邑地区，新海外移民人数接近甚至超过当地人口数量，如有“中国第一侨乡”之称的台山当地户籍人口9914万人，而1998年旅外华侨华人人口867万人，两者十分接近。其他侨乡亦有类似情况。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海外多元文化观念被广泛接受，以华商为先导的华侨文化出现现代化、国际化，多元化，当地化，智能化发展态势和走向，全球性华人经济网络进一步完善，华侨人才群体影响扩大，华侨文化雅俗幷存，传统的唐人街被赋予旅游观光和文化多元性社区的展示功能。而在广东尤其是侨乡，大量侨资企业落户，先进生产力广泛引入，侨胞寻根文化兴起，华侨捐赠更为广泛。华侨文化与旅游的结合更加紧密，都市侨乡广州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强，江门、汕头、梅城等发展为区域侨乡文化中心，华侨文化的影响扩大到思想意识、价值观等方面。在两者互动关系方面，传统的依靠亲缘、地缘、血缘、文缘纽带作用有所降低，国际华商贸易网络逐步完善。单纯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扩大为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多形式的内外交往，华侨文化民间传播与政府层面的文化交流活动相呼应，在经商、留学、旅游、婚姻、技术交流等相互作用方式上均有所表现，都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华侨情出现许多新变化、新景观、新风貌，也必然引起华侨文化的改观。
二、“海外广东”文化诠释
按照社会学关于华侨人际关系的统计，认为一个华侨至少与4个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社会联系，这个比例关系通常称为华侨人际关系常数，是个恒量，广泛应用于侨情估计，它不但有统计学上意义，而县对正确认识华侨文化强弱和分布概况，也有应用价值。
通常认为广东华侨为2000万，占全国3000万华侨2/3，故作为一种虚拟华侨影响力，“广东华侨”应有8000万，相当于上世纪末广东本土人口数量。这个虚拟人口数量，被称为“海外广东”。“海外广东”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概念，应用于华侨文化概念方面，可以包容以下诸方面。
文化联系纽带。文化联系或传承可以是直接或间接的，“海外广东”是一个庞大华侨群体，它所代表的首先是广东文化。广东文化依靠这条文化联系纽带，把广东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不管他是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雷州人和海南人等，统统归入这个概念之内。在广东本土或海外，这一概念代表了广东文化，可以不分族群或地域，与当地文化交流、沟通，达到自己目的。举隅来说，一个潮汕人，与当地人打交道，不说自己的潮汕人，而是“海外广东”人，对方可以感到新鲜，原有对潮汕人的偏见可能消失或被遮蔽起来，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其亲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海外广东”有足够底气，将华侨文化内外两个源头统一起来，构成一个整体。对内，它代表侨乡文化；对外，它代侨居地文化，都是华侨文化统一体的两个侧面，综合性地发挥各自功能，达到所追求的目的。例如与“海外广东”概念相应的是“海内广东”或“国内广东”，它反映广东在全国政治、经济等版图中地位和作用，但叠加使用“海外广东”，更强化了广东实力、形象和地位，由此产生的各种效应是很难计量的。
“海外广东”概念目前在我国沿边省区中，是唯一的。尤其在我国沿海广东、福建、浙江、山东、上海、江苏、广西、海南等省区，侨乡不少，也有很多人侨居国外，华侨文化同样较发达，但它们没有使用类似概念，不是说他们不重视自己的华侨文化，而是说华侨文化与他们当地文化相比，仍是次要或者是弱小的。所以，广东敢于打起这个标签、擦亮它的品牌，至少说明华侨文化在广东文化中有举足轻重地位。过去孙中山题“华侨为革命之母”，产生巨大社会效应，今日喻广东华侨为“海外广东”，也有可能收到异曲同工后果。
“海外广东”不仅是人口、区域概念，也是个先进文化概念。因为它产生于改革开放以后广东，所代表的不是过去那种没有多少文化的华侨，而是由一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金融、信息、管理等科学知识的文化精英分子组成的华侨群体。他们与国内外有广泛联系，活跃在科研、生产、管理等等一线，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产儿，具有鲜明的先进文化特征。据统计，在美国从事科研、教育、工程、医学、会计理财、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员中，华侨华人达30余万人。12万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华侨华人约3万多人，占1/4以上。在美国著名的80多所大学中，1/3系主任都是有中国血统的人。参加美国阿波罗登月工程的专家、工程师1400人中，华人就占500多人。在美国500位科学院院士中，华人有100位。在加利福尼亚硅谷，集中有2万多名优秀华人工程师。这里自1980年以创造的11400家高新技术公司中，华人经营的有2008家，占总数近20%。世界一流的IBM公司所属11个研究所的800多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中，华裔占55%。这个人才群体在海外的空间占用，实是“海外广东”一个范例。
三、华侨文化的新贡献
新时代的华侨文化，完全以崭新姿态和装束出现广东文化版图上，不但表现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而且作出的新贡献，也是彪炳于广东文化史册的。
兴办农林场，形成新文化社区
20世纪初以来，海南华侨已在岛上种植巴西橡胶、咖啡、可可等热带经济作物，积累了一定经验，为新中国橡胶业发展，起到先锋模范作用。20世纪80年代期间，广东省政府为了安置难侨，在珠三角、粤西等地先后创办29个华侨农场，共安置8万多人，而属广东农垦局系统的有75个国营林场，形成至为可观的华侨农垦文化景观。这29个华侨农场，最早办于1951年，是迟为1992年，如广州珠江华侨农场（1951年）、惠州杨村华侨农场（1951年）、清远英红华侨茶场（1951年）、万宁兴降华侨农场（1952年）、汕尾陆丰华侨农场（1952年）、广州花都华侨农场（1955年）、深圳光明华侨农场（1958年）、肇庆大旺华侨农场（1958年）、珠海平沙华侨农场（1955年）、佛山径口华侨农场（1964年）、梅州蕉岭华侨农场（1960年）、揭阳大南山华侨农场（1960年）、揭阳普宁华侨农场（1961年）、湛江奋勇华侨农场（1961年）、阳江岗美农华侨农场（1963年）、恩平大槐华侨农场（1959年）、台山海宴华侨农场（1964年）、鹤山合成华侨农场（1959年）、韶关霄雪岭侨场（1966年）、海南琼海彬树山侨场（1961年）、惠州潼湖华侨农场（1966年）、珠海红旗华侨农场（1969年），以及海南东方、文昌、澄迈华侨农场（1978年）、深圳沙河华侨农场（1992年）等。此外，广东许多侨乡利用信息灵通、网络发达、管理经验丰富、侨汇多等优势、开发荒山、滩涂，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创办不少“緑色企业”，促进侨乡山区农业生产实现商品化。1990年，仅梅县就有5412个侨属小庄园，种植果树22万亩。这些农场在雷琼者，多种国家急需战略物资橡胶，大部分种植甘蔗、粮食、茶，以及水果、饲养畜牧等；经济效益是无可置疑的，例如深圳光明华侨畜牧场，现拥有全国最大牛奶生产和鲜奶出口基地、亚洲最大养鸡场和现代化养猪生产线。其作为投资深圳的第一个外资企业，具有侨资背景的泰国正大集团以饲料产业为基础，将现代农业的经营模式和理念引进来，率先采用（公司+农户）发展模式，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近60家饲料生产、禽畜养殖、禽畜育种，以及肉类深加工网点。到20世纪末，广东农业及农新产品加工业实际利用资金28亿美元，农产品出口额156亿余美元，全省共有外资农企1430家，引进优良品种1000多品系，建立农产品出口基地489个，其中侨资和港资占了很大比重。这些热作农林场，在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同时，也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景观，占领广东文化空间，具有重要文化地理意义。特别是橡胶种植是一项新兴事业，涉及自然、经济、技术等一系列难题。而雷州、海南军民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克服重重困难，终见半岛胶林如海、茶果飘香，不尽的财富从这些摇钱树上滚滚而来。故周恩来总理赞橡胶为“南国珠珍”，董必武副主席题辞为“时代宠儿”，著名作家杨朔写诗：“自从琼岭森银橡，宝岛声华更一时。”这无论对海南还是雷州半岛橡胶事业都是崇高的礼赞。
在海南、雷州这样纬度较北地区成功种胶是一种前无古人事业。这项事业的成功，显示了包括华侨在内广大科技工作严谨的科学态度，而不仅是革命热情和干劲。1952年和1958年进行了两次以发展橡胶热作事业为目的华南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动员中科院、中山大学、华南师院地理、土壤、生物等科研人员参加，写出多份相关考察报告，使橡胶场选择在可靠科学基础上，并根据雷州半岛易受台风袭击和寒潮低温影响，创造了橡胶林必须“依山靠林”的布局原则，最后是营造防护林网，使“依山靠林”进一步完善。此外，还采用“立体农业”布局方式，和在割胶时间新老胶园更替等创造不少成功经验，终成我国橡胶事业大踏步前进，华侨在其中功不可没。
昔日广东山区，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人们聚族而居，生活节奏缓慢，组织涣散，传统文化笼罩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到处是一致或均质的文化风貌。橡胶热作蔗粮茶场是按一定制度和模式建立起来的，其成员除归国华侨，还有来自各地的干部、转业退伍官兵、学校毕业生、知识青年、各地移民等，其文化素质较周边人群要高；农场有一整较规范的生产和管理制度，具有较强迫近现代文化意识；农场拥有较健全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形成较浓的文化氛围；农场经过科学规划，功能分区明确，布局也较整齐有序，俨然是一个小市镇。这些要素综合，使这些农场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板块。其文化特质和风格不同于附近农村，并起到文化示范和带动作用。故广东农垦事业及其分布格局，是广东山区现代农业发展的摇篮，与传统农村是两个系列。其对后者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广东农垦事业最发达的湛江地区，在民国时期就在徐闻下桥、曲界兴办过小型军垦农场，当地一些华侨也试种橡胶、咖啡等热作，颇具成绩，惜未能推广，但为当地试办农场，改良种植业，树立了榜样。建国后，粤西农垦局成立，开展大规模开荒建场工作，至上世纪末，该局共建国营农场（所）40个，下属一大批供销、商贸、建筑、医院、学校等42个单位，总人数达175万人。其管理机构和体制虽然不断变化更替，但基本保持政治、行政、生产、后勤等组织，拥有专业政治指导员、队长、会（计）统（计）员、卫生员和各级干部，多时一个农场场部人员超过百人。无论工人还是干部、少不了华侨的参与，故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些农场都可称为华侨农场。例如著名湛江奋勇华侨农场，多次接纳、安排印尼、缅甸、越南等难侨，以及北婆罗洲、沙捞越、新加坡、印度、柬埔寨、菲律宾、泰国和美国等归侨，约共3000多人，实际成为东南亚文化、美国文化和雷州文化交融、碰撞文化板块，除了农垦事业的贡献，这个农场也起了多元文化融汇、和平相处和对外辐射作用的乐施善捐是华侨的优良传统。清末民初以来，华侨捐赠的教育、医院、图书、娱乐事业的建筑物遍及侨乡和其他各地，仅原岭南大学校园（今中山大学校园）就有爪哇堂、十友堂、陆佑堂等教学建筑一大批，至今仍在使用，并成为学校标志性建筑。在五邑侨乡，几乎找不到不是华侨捐赠的中小学校舍、教学楼、图书馆、路桥、水利设施等。这已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世代传承至今。实际上，广东侨乡都如此，非只于某个地区。路桥和水利建设是华侨捐建的主体。台山端芬镇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建造钢筋水泥桥，著名的桥梁有端芬桥、大同桥、汀江桥、西廓桥、汝南桥、海口桥等。1925年，旅美归侨林梦炯集资兴建的江门至新会县城的冈州公路，全程10公里。1934年，旅美、加等地的开平侨胞，集资白银十六万多元，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在百合、蚬冈交界的合山，兴筑了一座中型的钢铁桥梁，命名合山铁桥，该桥至今巍然屹立。梅县境内的梅江，河上有数不尽的险滩和暗礁，危及船只及旅客的生命财产。20世纪30年代，在旅日华侨潘植、印尼华侨候火生及其母亲的资助下，梅江桥、程江桥、梅东桥、锦江桥、白渡桥相继兴建，梅江航运才有所改观。增城的里汾河桥和梁田坝桥，花县的大板大桥、白水砌桥、安运桥等均为所在各县乡华侨所捐建。1925年，祖籍高要的澳大利亚华侨和港澳同胞集资60万银圆在西江羚羊峡入口处兴建宋隆闸基，该闸基至今仍发挥着防洪排涝和农田灌溉的效益。1918年，潮州发生地震，危及韩堤，郑智勇先后共捐献白银38万元，两修韩堤，潮州韩江南北堤曾建有碑亭予以纪念。
在广东侨乡的田间地头和道路两旁的亭子，也多是华侨捐资修建。因此有人说，哪里的华侨为乡里办的公益事业多，亭也多，亭的名字常常意味深长，如“爱乡亭”、“同心亭”、“双亲寿亭”等。中山市凤栖岭下由华侨捐助万余元建造经营的东道茶亭，既可供行人憩息，还预留余款为施茶费。中山市的中山公园和新兴县的好天堂公园，为侨乡人们工作之余提供了良好的休闲场所。对本族姓公共祠堂的建设是华侨归乡后必不可少的资助项目。例如，广州陈家祠是由清末归侨陈瑞南、陈照南和广州慈善家陈香邻等倡议，集广东72县陈姓各埠华侨捐所建。1910—1930年开平赤坎镇建有祠堂12间，多属海外归侨捐助。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共为广东侨乡捐建侨联大厦1131座；自来水工程3120宗；兴建改建厕所2328座。
医疗慈善事业是华侨最热心的公益捐赠。早在19世纪中叶，华侨就开始关注广东侨乡的医疗卫生事业。清光绪《兴宁县志》所载的“育婴堂、赠医院、方便所”，即为其例。南洋和澳大利亚华侨在当时医疗设施相当落后的条件下，兴办了许多医疗机构，如清同治六年（1867年）嘉应州（今梅县）修建的育婴堂，清末香山县（今中山市）兴办的保育善会、新会古井旅美华侨赵权弼等人捐建的达善堂（1890年左右）、1916年郑智勇在潮州捐建的福音医院，1931年越南华侨陈澄初集资建成的潮安贫民教养院，新会旅南洋华侨梁仁轩建的同济医院、民众医院，台山斗山六村旅美陈姓华侨捐建的太和医院、台山华侨及港澳同胞捐建的县立医院等。为了方便乡亲就医，美国华侨谭道兴于1948年在家乡开平捐办了一所协和医舍，四乡民众就医施药全部免费。此外，广州郊区的南村肇福赠医局、花县的广善堂、惠群医院、中山石岐的中山侨立医院、潮州的福音医院，潮安的红十字医院、澄海的便生医院、汕头的存心善堂等也较为著名。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头20年间华侨捐款赠物总值150亿元人民币，兴办公益事业项目26304宗，其中桥梁3381座，道路15566公里。其中五邑大学又为接受华侨捐资之冠，仅各类大楼近30栋，如鹤山楼、伟伦图书馆、伟伦建筑馆、吕志和礼堂、吕志和科技楼、陈佑图书馆、十友楼、陈瑞祺科学馆、新会楼、江门楼、谭兆体育中心、台山楼、伍舜德楼、黎耀华楼、台山五友楼、继续教育学院、开平楼、伟伦楼和锡祥梅英楼、白沙楼、江海楼、司徒赞楼、美洲楼等，建筑面积超过163万平方米，捐资总额超10亿港元，捐资人数千人以上，香港乡亲伍舜德一家捐1000多万港元。五邑大学先后获海外捐资2亿多元，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学建立合作办学关系。另有统计记载，30多年间华侨华人共为广东侨乡捐建医院2308间，建筑面积239万多平方米，敬老院1478间，建筑面积82万多平方米。这些凝聚着近现代科技成果医疗慈善事业，无不彰显着华侨文化在广东大地的重要贡献。
广东早期的民族工业，大部分依赖华侨独资或合资创办，开创中国的近代史上多个第一、甚至唯一，最典型的莫不过于1872年越南华侨陈启源在南海筒村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在其影响下，珠三角机器缫丝业接踵而起，数量和工厂规模超过江南。1879年日本华侨卫省轩在佛山创办国内第一家民族资本巧明火柴厂。此外，潮汕铁路、新宁铁路等都是在全国开先河民族工业，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现代以来，华侨投资和先进技术的引进，进一步推动侨乡进入现代化社会轨道。首先在邮政、通讯方面，侨乡捷足先登，早于其他地区成立邮政局，开设有线或无线电报、电话。在电力照明、电力作为动力方面，侨乡也遥遥领先。1912年华侨严迪先回中山、独资建成“迪先电灯所”，为中山力工业之嚆矢。1915年，华侨姚如轩等在海口兴办琼郡启明电灯公司，为海南使用电力之始。在交通运输方面，新式公路，铁路、电船、汽船等也首先在广东侨乡面世，渐渐形成现代化交通网络。1912—1937年是华侨投资全盛时期，投资范围涉及纺织、橡胶、火柴、榨油、辗米、水泥、自来水、电力、交通、邮政、金融、农业、房地产、商业、服务业等，包括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据不完全统计，1862—1949年，中国华侨投资企业达25510家，其中广东占8337%（21268家），投资金额共386亿元，在全国手屈一指。
在医疗卫生方面，随着西医人才培养和在华传教士影响、专业诊所在侨乡兴起，侨乡村民最早接触西医和服务，见识了西医外科手术和静脉注射等先进医术。1912年，美国归侨司徒朝在开平赤坎开办第一家牙科诊所，1914年，开平籍马来西亚归侨谭钢炳在赤坎跌打中医外科诊断增开西医产科。此后，西医在赤坎蔚为风气，形成“医生街”，业务范围包括中西医内科、外科、牙科、眼科等，鼎盛时城乡先后有诊所113间，药店26间。台山端芬镇民国期间有私人诊所21间，中西医生一批，在广东侨乡堪为翅楚。
广东改革开放是经过历史反思和沉痛教训以后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与华侨的给力也是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中央决定在侨乡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华侨是其中一种积极力量。邓小平高度评价华侨作用：“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广大华侨华人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
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率先发展，与其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缘人缘优势是密不可分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新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对西方国家，是陌生而神秘的，要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资源，存在不少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海外的社会资源，再次成为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外部刺激，设立经济特区重要举措的初衷也正如此。作为“领头羊”的华侨华人，率先携资在广东创办企业，而后又通过其穿针引线和桥梁作用，逐步打开了中国吸引外资的渠道，并取得初步成效。
改革开放后，粤籍华侨和港澳同胞在广东的投资颇具特点：一是时间早，分布广；二是投资企业数量多，投资大；三是投资范围广；四是以三来一补、前店后厂的加工贸易为主；五是采用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科学技术。据统计，1950-2000年，广东侨汇收入累计达66亿美元，至2004年，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在广东直接投资累计达947亿美元，占全省外商投资总额的63％，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投资企业36840家，占全省外商投资企业的635％。投资项目涉及工业、商业、农业、服务业、旅游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能源、房地产和高新技术等领域，投资地域遍及广东省各地城乡，形成广东新的产业分布格局。
海外华商在侨乡的直接投资不但为广东侨乡发展带来了急需资本，更以其“敢为天下先”的气魄，通过一系列技术与科技创新行为，输入了当代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先进技术、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理念，对侨乡社会发展和变迁产生了积极影响。近年来，以海外资源为媒介，通过学习、模仿与借鉴，侨乡提高了自我发展能力，走上了自主创新之路。例如，新加坡华人陈德熏引进的全套瓦楞纸自动生产线和万宝电冰箱生产线，成为广州市技术先进的骨干企业之一；得益于新会锦纶厂、恩平广联泰棉纺厂，台山智达制衣有限公司等侨资企业引进的纺织技术和设备，五邑侨乡一跃成为中国较先进的纺织生产基地；美籍华人许志俭与两位香港同胞于1978年在广州创办中国第一家机械化养鸡场，幷亲自来广州传授技术，为全国培养了千余名现代化养鸡业专业技术人才。在工业生产领域，由侨资企业最先实行的西方会计核算、流水线作业、考勤打卡制、股份制等，在改革开放之初都令人耳目一新。在服务业方面，广州通过合资、合作方式兴建的白天鹅酒店、中国大酒店和花园酒店三家五星级酒店开创了中国酒店业引进外资的先河。它们通过人才培训、品牌与管理输出，成为了中国内地酒店业人才的“黄埔军校”，其先进的企业内部管理条例、率先推行的劳动合同制被广泛效仿。此外，通过侨资企业的技术外溢，广东侨乡在轻纺、电子、塑料、家电、食品、机械、建筑、陶瓷等行业实现了技术改造，培育出许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和驰名商标。华侨文化这种作用力一直长盛不衰，与广东改革开放历史相伴而行，涌现许多成功范例。
侨汇是广东侨乡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也是华侨文化一种形态，藴含着丰富文化内涵。近代时期，广东侨汇长期占中国侨汇总额的80％—85％，1914—1938年间，广东侨汇相当于广东省平均农业收入总额的25％—367％。侨汇方式经历了由贸易商人带运、水客递送、批信局带递，再到银行、邮局等新式机构经营的过程，金店、水客业、侨批业与钱庄、银行等在传统与近代的交替兴衰中发展。19世纪后，随着侨汇数量的增多与轮船技术的提高，促进了专为带递海外华侨书信和汇款的民间商业机构批信局的诞生，商业的繁荣又推动了银行、邮局等新式金融机构相继出现。因银行无法顾及广大墟镇和乡村，银号、钱庄及水客在很长一段时间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据统计，直到20世纪30年代，梅县水客仍有700人之众。潮汕地区的侨批业在广东省最发达，形成了完善的侨批运转系统。
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广东侨汇和侨资持续增长，以侨眷为主顾的汇兑庄、金银饰品、布匹百货、建筑材料、饮食服务业等迅速壮大，汕头、惠州、梅城、台城、江门、赤坎等一批新的圩镇出现，侨乡通过一批卫星圩镇连成一片，形成了以商业为主的“消费型”侨乡社会。而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和结构升级又带动了侨汇投资的发展，在侨乡城镇，华侨投资经营的旅社、戏院、酒楼、照相馆、饮食店等服务业生机盎然。比如，建国前广州的新亚、新华、金门、金龙、白宫等酒店，新华、美华、中山、东乐、金声、西濠等戏院，大都与华侨有关，投资人大部分是美洲华侨。1919—1937年间，汕头出现了中央、永平、中原等华侨投资额达几十万银元、设备新颖的大酒楼。20世纪20、30年代，台山建起106个圩市，华侨众多的端芬镇，以山底圩为中心，方圆两三公里内竟有大同市、汀江圩等10个圩市。1946年，台城镇金铺达31间、私人银号26间、百货商店162家、茶楼酒店及饮冰室299间、旅店20间、戏院2间，时誉“小广州”。民国二十二年7月，司徒俊慰独资创办了开平最早放电影的场所“东升影画院”，使当地人接触全新视觉感受。
在侨批侨汇影响下，侨乡流动货币称为“西纸”，包括美元、加拿大元、英镑、日元、澳元、港币等，实为西方文化之投射。20世纪初，中山籍旅澳华侨郭乐、马应彪、蔡兴等在上海、广州等地创办了被誉为中国现代百货业先驱的“四大百货”：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这些公司的商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在中国商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例如，首创彩票、礼券、摸奬等促销方式，做电台广告、雇佣女售货员、设立一元商品专柜，让顾客耳目一新，屋顶大型综合游乐场、冷气设备和轮带式自动扶梯的使用颇具现代化气息。今日国内各地许多行业司空见惯的经营与服务，正是由广东华侨开风气之先的。例如，在华侨的示范与带动下，广东酒店业服务水平至今为消费者所赞誉，一些服务规范也成为行业标准；出租车行业“扬手即停”计程收费、24小时无线电召服务等项目，早在1979年便为华侨刘耀柱与广州市有关单位合作开办的白云小汽车出租公司所启用，一度入选广州“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十件大事”；穗港合资的中国雪柜实业有限公司在全国率先实行“终身保用、免费维修”承诺，带动和促进了中国家电业的服务水平，迄今此口号已成为许多企业共同的市场推广语言。此外，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的出现、合资或股份制经营模式的采用、摈弃传统的家族经营而雇佣乡邻、“货不二价”与打折优惠销售兼顾而行，等等，很多都始于吸取了海外商业文化精华的侨商。
侨批作为华侨文化一笔宝贵历史遗产，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包括华侨书信起始点、异域风情、入境艰苦、社区生活、工作状况，以及侨居国移民政策、经济形势、政治事件等，系统、真实、多层面地展现千万海外赤子生活画卷，且涉及各大洲、不同国家龢民族地区，是一种非官方文献资源，其中补充官方资料欠缺，甚有裨益。虽然以后由于交通发达，银行业兴起，侨批式微而退出历史舞台，但其价值并未消失。据悉，侨批最多潮汕现存10万件，五邑存4万多件，其他侨乡也有数量不等保存，作为侨乡文化瑰宝，是华侨文化对广东文化一项特殊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以侨资为先导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涌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随之而来，产生出比“广东制造”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创新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了国内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华人投资企业与乡镇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一起，在广东侨乡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发展实践中，不断引发侨乡民众观念的改革和创新思维，冲击着计划经济壁垒的束缚。企业组织的创新使侨乡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的交融、互动与共存，为市场经济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促进了包括价格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投资体制等在内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广东已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提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模式，同时，广东侨乡的成功经验与海外资源逐渐向内地传导，降低了中国改革成本。二是推动了侨乡经济的国际化。虽然改革开放初期“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的华商企业运作模式在对外经济合作中属于较低层次，但对侨乡而言，却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参与了现代国际劳动地域分工，造就了一批熟悉海外市场的新兴企业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性的同乡联谊会、恳亲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经济联络与合作，华商国际化经营得到加强，广东侨乡亦随之拓宽了视野，解放了思想，扩大了外向度，逐步融人世界性的华商网络。本土企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为密切，进而推动了广东乃至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向国际惯例接轨。
制度文化创新与观念文化变革不可分割。源于华侨的苦难史、源于对改变近代中国弱势地位的强烈使命感，在华侨华人的参与和影响下，西方近现代的国家意识龢民主意识，对广东侨乡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国家意识在侨乡深入民心，这可以从近代以来归侨侨眷积极投身革命的壮举，以及写进了“国家”、“民族”内容的碉楼对联等方面得到印证。例如，开平塘口镇立园泮立楼四楼神龛的对联就是“宗功伟大兴民族，祖德丰隆护国家”；赤坎耀华坊，（俗称加拿大村）“春如楼”门联为“国光勃发，民气苏昭”。将国家、民族、祖宗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提升了侨乡的家园情怀龢民族意识。
在广东侨乡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广东的经济基础、经济结构和经济运作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对民主、自由、平等、公平、公开、尊重个人利益、张扬个性的普世精神和普世价值的认同和吸收，西方政治制度文化开始进人侨乡民众的头脑和乡村的自治管理。例如，改革开放之初，以初步的市场经济为基础，新型的股份制管理改变了以往乡村和家族事物的管理方式；宅基地以抓阄方式当场分配打破了家族论资排辈的传统秩序；村落事务管理条例化，协商、公开、公平、公正办理的民主自治原则贯穿于透明度越来越高的的村务管理；官吏的平民化意识较内地为多，社会公众关系较为平等，妇女地位相对较高。近世五邑侨乡一些妇女，甚至敢在宗族祠堂里与男子辩证是非，政治开放度相对较大。追求物质利益的观念被侨乡民众广泛接受，在五邑侨乡有一个自创的“民”字，使用很普遍，它改“国”内的“或”为“民”，反映了以民为国家一切事务中心的民主思想深入人心。
正如梁启超所言，“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由于华侨的窗口作用，广东侨乡成为士洋文化结合的实验场，面对海外主流文明的冲击，侨乡民众选择了创新性地吸收。
首先是观念文化具有较高的外向性。广东历来是中国与外界交往的前沿地区，对于异质文化的吸收也较为主动，特别是由于亲身感验过外部世界，归侨及其眷属深受西方文化浸染，形成了民性外向、开放、兼容的观念。作为一种质檏的思维方式，这种外向性思维在广东侨乡有着广泛的影响，并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它与鸦片战争前后“开眼看世界”的上层优秀知识分子、开明官员的胆识是相通的，尽管没有他们那样富有理性和深度。
次之，是务实精神的增强。老一辈被称为“金山伯”的成功返乡，增强了侨乡的商业意识，崇侨重商观念深入人心。在就业观念上，从强调单位性质和户口、追求固定工作和即得利益、强调文凭用人、习惯于到机关争位置、倾向进城谋职，向侧重实际效益、习惯于社会流动、强调学习锻炼机会和实际技能、主动下基层干实业、自愿回乡创业转变。
再次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西方先进文明的传入，也使很多侨眷认识到社会文明的重要性，一些有识_之士更是极力主张开通民智，革除陋俗，提倡新风尚。例如，注重卫生是农村侨乡最显着的新风气之一，很多侨乡都较多地涉及到卫生方面的问题，很多侨乡都建起了自来水供应系统和緑色公共场地，采用了新式厕所，疏通淤塞积水沟，改进了对排污物的处理，大大改善了当地卫生环境。此外，文明用语也广为普及。
最后是社会捐赠意识的提高。回馈社会的人生理念是华侨华人慷慨捐资的重要动力，近百年来，举凡侨乡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路桥、侨刊乡讯以及各种慈善事业，华侨无不关心和资助，以表达海外赤子对桑梓的热爱。捐资主体来自不同领域和不同阶层，表明广东侨乡的社会捐赠文化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据统计，1979-2005年，广东的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捐赠累计达350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全国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捐赠总额的70%。华侨捐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侨乡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也带动了整个社会关心公益事业的思想观念变化。
近代历史表明，华侨是广东人才一个渊薮。梁启超说“广东人旅居国外者最多，皆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由此产生一个巨大华侨人才群体，在变革中国社会、推动中国历史前进方面作出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后，每年都有大批专家学者回国，投身于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事业。其智力作用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投资办企业，引入海外先进技术项目、设备及人才；二是作为专业人才直接进入广东科技领域工作；三是通过开展人才培训、科技交流等，引进和传播各类科学技术、科技思想与信息。据统计，“十五”期间，全省引进留学回国人员l万多人，在广东境内工作的外国和港澳台经济技术专家有167万人次，占我国引进的外国和港澳台专家总量394％，居全国首位，其中，华侨华人功不可没。广东侨乡各市以荣誉市民称号的方式对这一高层次华侨华人群体给予了肯定和鼓励。例如，广州对作出突出贡献的许志俭、霍英东等345人授予了荣誉市民称号；汕头市对李嘉诚、庄世平、饶宗颐等70人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潮州对谢惠如等26人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揭阳对林世铿等人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另对黄纪达、林树基等31人授予“玉质银匙奬”；惠州对杨钊、郑家成、叶庆忠等107人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梅州对曾宪梓、田家炳等人授予荣誉市民称号；中山对杨郭恩慈、吴桂显等33人授予荣誉市民称号；佛山对马万祺等人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江门对伍舜德、马兰芳等人授予荣誉市民称号；东莞对陈瑞球、张念平等人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在广东侨乡，由于一定的社会大背景和历史潮流影响，以及都市侨乡对人才的特殊引力作用，特别是由于容闳、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冯如等先驱和领袖人物对家乡追随者的表率与示范作用，华侨人才群体呈现出一定的地理集聚景观。
其中广州是全国最大的都市侨乡，华侨人才众多，新编《广州市志·人物志》记载人物368人，其中135人身属侨界。祖籍广州的华侨华人在实业界、科技界、文化界、政界都有不俗的表现，这也是其都市侨乡人才集聚的特点之一。在实业界，1966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华侨》第一集介绍的美国华商名册中，祖籍花县的有93人。新加坡华侨富商胡璇泽、被称为“吉隆坡华人铁厂之父”的陈秀连、美国东方银行总经理、董事长梁嘉潮、美国华美银行第一位女副总裁梁淑仪、英国华人慈善总会副主席何荣佳、法国首家华人房地产公司巴黎美丽城大街“环球房地产公司”的创立者毕健荣等，也均祖籍广州。在科技界有加拿大著名地理学家冯家骁、美国耶鲁大学建筑系知名教授邬劲旅、美国儿科及内分泌专家洪威灵等。在文化界有被列入《美国艺术家名人録》和《世界名人録》的画家周千秋、梁粲缨伉俪、美国国家艺术学院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士简文舒、被评为世界摄影家十杰之一的任霞飞、加拿大温哥华国泰中文电视台董事局主席苏成坤等。在政界有新西兰第一位华裔市长吕刘佐、新西兰太平绅士董广汉等。目前，在广州有四条以实业派华侨命名的街道：孝友街、昌兴街、盘福路、胜龙新街，虽然在多如牛毛的街道中并不够著名，却是对为广州作出贡献的华侨的最好纪念。
另外，在恩平“中国航空之父”冯如带动下，在五邑出了近代航空人物304人，其中飞行员269人，其人数之多，贡献之大，为全国之冠。如抗战时著名美国人陈纳德组织的“飞虎队”，有1300人，几乎全为五邑华裔。在体育方面，梅州有“足球之乡”，台山有“排球之乡”，东莞有“游泳之乡”称号，都培养不少体育人才。20世纪30年代，祖籍五华李惠堂名扬全世界，被誉为“亚洲球王”。1958年全国甲级排球联赛12支男子排球队共149名队员，台山籍占了69名，周恩来总理赞“全国排球半台山”。
综观现代广东华侨人才文化景观，呈现出若干特点，一是人才数量大。周南京教授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人物卷》，里面共列入名人3500余人，其中，广东籍1058人，近1/3。载入《梅州市人物篇》的100多人中侨界人物就有30多人，占1/4多；二是名气与社会影响大；三是行业多元化，革命人才、留学人才、外交人才、实业人才相互交织；四是华侨人才地域集中现象明显（表1），尤以珠三角、潮汕地区、梅州等传统侨乡华侨名人最多（表2）。例如，在国家两院院士中，出生于江门或祖籍是五邑的就有31人，不少都是华侨留学回国人才或华侨后裔，这在全国的地级市里名列前茅。
表1 全国华侨名人祖籍区域分布数量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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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广东省华侨名人祖籍分布情况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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