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濒海我国最大南海，有众多曲折港湾和漫长海岸线，自古以来，广东人就适应，利用海洋环境与资源，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海洋文化，而被称为中国海洋第一省。按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介绍，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以海为商。这包括了海洋交通、海洋商业、海洋矿业、海洋工业、海洋手工业、海洋渔业、海洋种植业等。海洋文化即在总结这些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但这些经济基础并不等于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凝聚了这些经济基础的科技成果，是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理论总结、规律性升华，更多的具有理论层面的原理，价值等。古代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反映了广东海洋文化的巨大成就，亦即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指出，广东“其民族与他地絶异，言语异，风习异，性质异，故其人有独立思想，进取之志。”这都与广东近海有关。梁启超又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分析广东与世界文化关系所预言那样“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这也是广东海洋文化对人类、对国家的重要贡献。古代广东海洋文化已凭藉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以来，已形成与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往来的海上大循环。鸦片战争使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终止，但广东与世界的海上往来并未中断，广东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成为这个体系边缘地区一部分，广东近代海洋文化也由此兴起，这包括了西学东传和东学西传，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康梁变法维新，孙中山民主革命理论、华侨文化新风貌。广州在原来作为华南经济中心基础上发展起来，向近代工商业、贸易和交通中心的方向迈进，演变为综合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随着闭关锁国政策瓦解，广州通过香港进入世界市场，走上与世界经济交往的道路，向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为配合近现代商品经济的建立和运动，广州逐渐建立起包括铁路、公路、内河、海运乃至航空在内的通往国内外的交通运输网络，成为华南交通运输枢纽。这都从根本上改变战前小商品生产条件下广州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加速了它的海洋经济中心的近现代过程，为建设现代化海洋经济文化中心奠定了强大基础。
一、海洋产业兴起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对我国领海主权的侵略，南海和南海诸岛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进入现代海洋开发的转变时期。在强大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背景下的广东海洋文化，又明显地划分为两大发展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计划经济时代，重内地、轻沿海的经济思想占了上风，沿海没有成经济建设的重心，很少将人力、财力、投入沿海，沿海经济基础薄弱，海洋文化失去深厚的经济土壤而举步维难。而新中国成立初帝国主义对我国禁运封镇，以及我国无时无处在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沿海被认为是这种斗争最紧张、最尖鋭复杂的前线，实际上处于“海禁”状态；加上广东毗邻港澳这两个被视为“西化”和“资本主义化”最敏感地区，广东沿海经济和文化由此受到很大限制；再者，华侨也被视为一种异己力量，华侨与内地联系大为减少，经济和文化作用被窒息，这都严重损害了南海海洋文化的正常发展，出现历史发展低谷。尽管如此，建国后头20多年广东海洋文化，也决非乏善可陈，仍取得不俗成就。如海港建设，恢复广州黄埔港、新建湛江港、疏浚汕头港、汕尾港，以及沿海一些地方性港口，使之发挥吞吐内外功能；开辟广州、湛江港等通社会主义阵营远洋航线，如前苏联、波兰和印度、中东、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港口；1956年起在广州举办一年两届春秋出口商品交易会，建立起以广州海运局为主体的海上船队和多条沿海及远洋航线。而为接纳难侨，在广东和海边建立上百个华侨农场和国营林场，使大批海外赤子得以安家落户，也传播了海外文化。
只有改革开放以后，在党和国家正确方针指引下，广东海洋文化才得以在历经曲折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文化支持，并使自己走上不断发展与壮大之路。它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达到历史发展的巅峰，是广东海洋文化史上最辉煌时期，也是现代广东文化最可圈可点一张名片。
以海为田是海洋农业文化的主要内涵，从海洋中争得的土地及其有效利用所取得的物质财富，是现代海洋农业最大一项成就。新中国成立之后，滩涂围垦在广东得到普遍重视，且常与沿海水利工程相结合，解决防海潮、引淡脱盐去卤等问题，使大片荒滩化为沃壤，遍地荆榛化作稻梁，有效地解决这些地区缺粮和生态环境等问题。据调查统计，以1983年广东（时含海南）围垦滩涂面积达1596万亩，占同期全国已围垦滩涂面积1680万亩的95%。在已围垦滩涂中，已利用的为1016万亩，达总数的637%。围垦依靠海堤，以珠江口两侧为集中岸段，已筑海堤135条，堤线总长1661公里，捍卫面积2108万顷，人口13064万人。这些海堤包括斗门、中山之间白蕉联围，中山、珠海之间中珠坦洲联围、中山北部民三联围、番禺南端万顷沙围，跨番禺、顺德的番顺联围等，都是规模巨大的海堤，涉及珠江口各海区。珠江口大片滩滩，有的自清中叶以来即有小规模围垦，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围垦，建立平沙农场、八一大围、军建大围、红旗农场，以及上述各大联围，皆为向海洋进军、向海滩要地的重要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沿海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建设、交通建设，以及扩大工业加工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项目大量占用耕地，使各地区各部门普遍重视滩涂围垦，以缓和用地矛盾。而随着外向型经济发展，沿海地区不断引进外资开发滩涂，使围垦速度不断加快，围垦滩涂成为海岸带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珠江口背靠珠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高峰区，各项事业发展很快，用地大增，围垦后很快取得明显经济效益。例如番禺万顷沙新垦区，围垦成田率达80%，一般围垦当年即可利用，产生效益。今万顷沙已为工农各业兴旺、城镇连绵、交通畅便、楼盘高耸、宜居宜业都市区，完全改变昔日滩涂风貌、呈现高度发达现代城镇文化明景观。
粤东滩海资源比较贫乏，所在有河口湾型、舄湖湾型，溺谷湾型等，类型众多，开发方式不一样，海洋文化景观更为丰富多彩。如汕头市外牛田洋，1956年以来多次围垦，堤围长达1807公里，颇为坚固，为当地海洋文化一景，颇负盛名。1969年秋遭强台风、海啸袭击，堤围溃决，损失惨重。后按原样加高增厚，可按10—11级风暴潮水位，捍卫大量产业、人口和财富，今已成为地狭人稠潮汕地区与海争地胜利一个典范。
粤西岸段滩涂性质差异较大，大部分集中在沿海一些港湾，如台山、阳江一些滩涂可供围垦。上世纪50年代中期建立阳江平岗农场，50年来一直发挥效益，成为广东一个重要粮食和甘蔗生产基地，被视为以海为田农业文明一面旗帜。
以海为田另一内涵为海水养殖、增殖和捕捞，现代广东在这一领域也独领风骚，成就卓然。新中国成立初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在“以农为一”，“以粮为纲”计划经济经营方针指引下，广东兴起海水养殖高潮，并由于海洋科技进步，而获得较高文化品位。1952—1955年，原广东省（含今海南省和广西合浦地区）调查统计可开发利用滩涂为173万亩。主要养殖牡蛎、贻贝、珍珠贝、泥蚶、文蛤等贝类10多种，紫菜、麒麟菜、江蓠菜等藻类，以及50多种鱼类、10多种贝殻类，还有海参、海胆、星虫、海兔等，但以贝类养殖为主，也是在这个领域，技术进步最大。据新编《广东省志·科学技术志·水产科学技术》介绍，1952年起在部分地区采用“筏式”（可移垂下式）和“栅式”（固定垂下式）养殖牡蛎生长率最高，可充分利用水体，单位面积产量高，被视为一种技术革新。1956年以后，使用水泥条附着器养蚝，比原来投石养蚝增产6—8倍。20世纪80年代，这一技术普遍推广，蚝田大面积增加，产品源源供应市场。差不多在此前后，采用人工孵化育苗方法，养殖贻贝、扇贝、鲍鱼获得成功，并采取基地养殖形式，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成功创造出马氏珍珠母贝从天然采苗到室内人工育苗、插核育珠一套比较完整的人工育珠技术，培养出大型珍珠。1981年收获一颗珍珠直径达19毫米×155毫米，重6克，在国际上争得地位。南海水产研究所有关科研人员由于在人工育珠技术上的重大贡献，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奬。
鱼塭是广东一种传统海水养殖方式，利用港湾、港汊或滩涂，经过筑堤、开沟、建闸，利用潮汐涨落引纳鱼、虾进入内蓄养。受自然条件制约，这种方式产量低而不稳定。20世纪60年代，南海水产研究所费鸿年先生等经过科学调查，发现鲻鱼、虾、杂鱼等在鱼塭内出现的季节性变化规律，提出《鱼塭纳苗群聚的形态变化》等报告，为改善鱼塭生产、合理纳苗提供科学依据。80年代，鱼塭养殖转为向人工精养方面发展，初步取得成功。水产科技进步，鱼塭有望成为海水养殖一项重要方式。
鱼塭养虾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依靠纳苗，产量有限，70年代在湛江、深圳、海丰、海南文昌一带采用人工孵化育苗养殖技术，有所收效，但产量较低，未能普遍推广。80年代，市场对虾需求大增，南海三省区广泛利用滩涂养虾，并形成热潮，仅广东养虾面积从1985年3万亩，骤增至1987年24万亩。由于全人工虾类繁殖技术已经过关、成熟，并配合人工饲料使用，虾类产量节节上升，市场供应非常充裕，不但进入大小食肆，而且是千家万户常见食品，根本改变其与人类传统关系，此乃南海海洋农业文化的一朵奇葩。
20世纪60年代，香港发明海水网箱养鱼，使不少名贵海产如赤点石斑、鲑点石斑、真鲷、尖吻鲈等10多种不受天然限制而产量大增。这种养鱼方法，70年代传人两广沿海，到1987年广东网箱养鱼已达1万多箱。至今网箱养鱼已遍及南海沿海大小港湾，成为一项巨大海洋生产方式。由此生产各式海鲜，供应全国内地以及日本、台湾等地市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饮食和消费习惯。湛江、阳江、惠东、深圳、珠海、汕头、汕尾、陵水等港湾网箱养鱼，连绵数公里，蔚为大观，展示海洋农牧化非常的光明前景。
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东海水养殖业发展为当地一项支柱产业，呈现规模化、集约化、立体化发展格局，形成耕海致富热潮。从海洋文化层面而言，实为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相结合产生的硕果。
据有关统计，2003年，南海三省区（另为海南、广西）鱼类、虾蟹类、贝类、藻类等海水养殖面积达296万公顷，占全国同类面积1532万公顷的193％，产量2959万吨，占全国12533万吨的236％。而从养殖品种结构看，广东以鱼类、虾蟹类为主，广西以贝类优先，海南则以虾蟹类比重最大。这个品种结构，显示南海区海水养殖以高价值海产为主，兼顾藻类，亦说明它们有较高科技含量，以及消费者有较高消费能力。从海水养殖水域类型来看，南海三省区养殖面积分配依次为滩涂（占305％）和陆基（占235％），即前两者占海水土地利用的主体。陆基是指海岸线上高位地和工厂化养殖，容易人为调控，使用先进技术，其所占面积自然不大，但劳动生产率高，是海水、滩涂养殖的几倍甚至十几倍，社会经济效益优良。陆基以海南岛分布为主，这与岛四周滩涂面积狭小，不得不人工营造养殖池有关。
现代海水养殖是一项很有科技含量的耕海工程。广东在这方面独具特点和优势，它们折射出的海洋农业文化特点是：
（1）养殖海产品价高质优，总量巨大，居全国领先地位。据统计，2003年，南海三省区鱼类养殖产量占全国的443％，对虾养殖产量占全国的643％，鲍鱼养殖产量占全国的443％，对虾养殖产量占全国的643％，鲍鱼养殖产品占全国的305％。这种领先地位，必须得到先进的海洋文化支持，包括养殖技术、政策和管理等，其中广东又居三省区主体地区。
（2）鱼类、虾类和贝类养殖达全国先进水平。网箱海水养鱼技术发明后，这种新式养鱼法迅速推广。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一批海水鱼类人工繁殖相继成功，海水养鱼业异军突起，成为南海三省区海洋渔业一个重要领域。2003年，南海三省区海水鱼类养殖产量达23万吨，占全国海水鱼类养殖产量519万吨的443%，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深圳、东莞、番禺、中山、珠海等临近珠江口市县，先后开发海河水交会地带建立大片咸淡水鱼塘，在我国率先建立河口近岸带鱼类养殖业，养殖鲈鱼、黄鳍鲷、金钱鱼、眼斑拟石首鱼等。这些养殖鱼类主要供应港澳市场和广州、深圳、珠海等大中城市，各大宾馆酒家“生猛海鲜”多来自于这些咸淡水鱼塘。这些鱼塘也成为沿海最触目的农业文化景观。另外，浅海浮筏式网箱养殖也是南海三省区海水养鱼的主要方式，所养皆为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如石斑鱼、鲻鱼、鲈鱼、鲷鱼、军曹鱼、鲳鲹等。浅海易受台风和环境污染影响，初时由此引起损失颇大，近年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抗风能力强深水网箱进行养殖，效果甚佳。每到台风莅境，大片网箱沉人海水深处，避免损失。如湛江海湾特呈岛一带湛蓝海水到处是养鱼网箱。该岛由此脱贫致富，成为全国网箱养鱼一面旗帜。
新中国成立初，南海区海洋捕捞渔船以风帆木质渔船为主体。全靠风力、人力航行和捕鱼，属传统渔业文化范畴，发展滞后，产量有限。1953年开始，南海区才出现机动渔船，到1957年达174艘，总共8541千瓦，采用拖网、围网、刺网、钓具、张网等渔具，后来这些渔网使用化纤材料制成，延长使用寿命和提高捕鱼效率，渐渐增加海洋捕捞文化内涵，吸收近现代科技成果。南海区海洋捕捞产量从1958年的403万吨到1987年的1046万吨，增长了16倍。此期间，广东海洋捕捞渔船进行技术更新改造，增大渔船吨位，添置先进助渔导航设施和甲板机械。特别是港澳渔船，早在1958年机动渔船就占很大比例，以后更占絶对优势，幷且到80年代，渔船通常配备雷达、对讲机、彩色探鱼仪、卫星导航仪、海底声纳、卫星云图仪、无线电话等先进设备，实现驾驶自动化，船上都有制冷和冷藏设备。这种用现代科技成果装备来自于港澳船，有双拖、单拖、机虾艇、围网船、钓艇、网艇等类型。70年代以前，多活动在珠江口浅海渔场；80年代以后，已驱驰于江浙、台湾乃至西沙、南沙和北部湾海域。考其故，离不开这些先进设备和技术，实际上是现代海洋科技文化驱使港澳渔船远涉鲸波，取得同时期远胜内地渔船的收获量。
80年代末以来，南海三省区海洋渔业进入稳步快速发展时期，2003年，三省区海洋捕捞产量达3566万吨，比1988年的1166万吨增长2倍多。90年代初期，南海近岸浅海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南海三省区及时调整海洋捕捞业方向，大力发展远洋渔业。2004年，仅广东即有远洋渔船170艘，产量1243万吨。捕捞海域扩大到印度洋、西南太平洋、大西洋，到处都有广东远洋船队和远洋基地，后者如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金枪鱼作业经营基地。
无论滩涂养殖还是海水捕捞，其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是海洋文化一种形态。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这方面获得的成就斐然。有关渔政主管部门针对各地深海作业渔船少、设备陈旧、技后落后、竞争能力薄弱状况，进行了大机拖、大机围和中深海刺钓渔船的技术改造。增大渔船马力，配备先进的导航助渔仪器，改善渔获保鲜技术，仅1983—1987年广东在这方面总共投人85亿元，使23472艘（次）渔船受惠。又基于南海三省区传统海水养殖业粗放经营的特点，近年积极推广和应用海水育苗技术、人工配合饲料技术、海水养殖技术和养殖装备（如增氧机和深水网箱），均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广东1999年从挪威引进外海升降式抗风浪大型网箱养鱼技术，比传统的浮筏式网箱养鱼成活率高l倍多，鱼质量接近野生种，经济效益增加40％左右。2003年，广东名贵海水鱼类养殖产量达196万吨，占全国同类产量的378％，居首位。另外，蚝养殖从平面石头养殖到水泥柱立体插养，发展到现在的浅海吊养。蚝肉产量从15吨／公顷上升到现在15吨／公顷，增长了9倍，有效地保障了蚝的市场供应。
从制度文化层面而言，无论滩涂养殖还是海水捕捞、养殖都必须纳入法治轨道。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制定、颁布一系列渔业法规，包括1979年国务院《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1986年和1987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以及一些地方性法规等，形成海洋渔业法律体系。这其中有“养殖证制度”、“捕捞许可证制度”、“种苗生产许可证制度”、“质量认证制度”、“养殖投入品的管理制度”等，对规范海洋渔业管理，强化质量监督，保证水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加大渔政执法力度，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等都发挥重大作用。广东坚定地贯彻执行这些法规、条例，从而有效地保障渔业生产。
二、当代广东海上贸易的崛起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对外贸易虽然是广东经济支柱之一，但在这种体制束缚下，出口商品生产减少，后来采取出口生产基地制，主要生产出口农产品，以取得外汇，同时鼓励有选择地进口，主要是进口原料，再加工成商品出口港澳和东南亚，以及少数欧美国家，经济效益非常有限。故有论者指出，1978年以前，“广东沿海地区已从原来的地区贸易经济和适当的专业分工体系倒退到单一的自然经济状态，”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外贸相对萎缩，重新走上闭关锁国道路。……这种情景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也是广东“以海为商”商业文化最低迷时期。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充分利用中央赋予的各项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面向东南亚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外贸，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海上经济活动，不但进出口贸易总额大幅度增加，而且在利用外贸和先进技术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投资环境日臻完善，出现广东海上贸易崛起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含海南）外贸在经历权力的集中和下放过程，并取得种种教训以后，终于形成从国家直接干预转向宏观调控格局，从而使广东外贸走上腾飞道路。据统计，广东外贸出口额已从1984年的2115亿美元上升到1987年的556亿美元，增长了22l倍。1984年广东出口总额占全国第一位。这个地位的改变，昭示着广东海上贸易地位同步增长。
1978—1987年间，广东、海南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出现过许多地下经济现象，在外贸上表现为走私和反走私。前者使用中国金、银、古董、中药、珍珠等作为“通货”，换取舶来家用电器、小汽车、电脑和各种高档消费品，充斥了沿海和全国市场。这种地下经济活动后来受到严厉查处。有人统计，在1982年全国“从速从严”打击非法经济活动中，许多犯案干部被判处死刑，在全国1万名死刑罪犯中，广东占了l／lO多。有记者在总结这一特殊时期走私与反走私斗争经验教训时指出：“广东沿海地区的历史告诉我们，由于封建社会本质上是‘重农抑商’的，并往往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因此常有海禁与‘走私’的事端发生，致使广东沿海的自由贸易经济往往被作为‘走私’看待而屡遭官府取缔。……事实上，这种名为‘走私’而本质上属于自由贸易的经济活动方式，由于它比较适应社会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具有历史的进步和强大生命力。所以，一旦社会变得比较适宜于自由贸易的时候，它就会很快发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海洋经济形态。”其深层文化根源即为海洋文化在支持着海洋经济发展。这些议论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步得到验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家对经济事务的直接干预继续减少，市场经济从“自由放任”逐渐转入规范化。广东对外贸易总体战略作了新的调整，即充分利用港口优势，以外贸为导向，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外向型经济，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纳入对外开放轨道，建立高新科技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带动全省经济全面振兴。这种转变，进一步发挥了南海航运和贸易优势，并很快表现出它的经济效益。
据海关统计，2006年广东全省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527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其中出口30195亿美元，增长268％，进口22526亿美元，增长187％。这种出超状况，说明广东已经掌握南海海上贸易主动权。又据商务部统计，广东全省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8452宗，合同金额2457亿美元，增长35％，实际投资1451亿美元，增长174％。全省新批准境外企业108家，协议投资633亿美元；新签境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合同金额50亿美元，增长389％；完成营业额382亿美元，增长374％。这些数字说明，广东外资外贸质量进一步提升，不少跨国公司入粤投资，来自发达国家的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实际投资增长最快，显示广东进一步加人和扩大世界金融市场。而广东外贸出口，不但居全国之冠，而且出口对象进一步拓展到中东、南美和非洲，国际化程度显着提高。大型企业固然是走出国门、通向世界市场的主体，近年民营企业也不甘人后，成为加盟这个出口大军的一支劲旅。如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即在越南、泰国设立橡胶加工厂，后又延伸至马来西亚设厂和种植橡胶。广东在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等劳务市场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占全省一半，第三世界成为广东海洋经济一个庞大覆盖地区。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广东既是最大一个受惠者，也是最积极一位参与者，外向型经济正进一步发展和高涨，与国际市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带来的不仅是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还有管理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更新和替代，这都是海洋经济时代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广东海洋文化巨变。
三、新粤商海洋文化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走向世界的广东商人，已不同于以往广州帮、潮州帮、客家帮商人集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时代广东商人已经突破过去活动范围，不囿于某一地域，而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任何地区作为自己平台，开展各种商业活动。商贸对象也更加复杂多样，由此产生法律，所遇到风俗等也更加纷繁。面对如此崭新局面，广东商人继承和发扬历史海洋文化风格，并在新条件下进一步提升，形成新粤商时代风貌，比雄于沿海其他海商集团。
1.敢为天下先精神
敢为天下先精神，其内涵十分丰富，包括敢闯、敢冒险、敢求变、敢创新的文化品格。广东从原先计划经济、僵化教条和和封闭或半封闭经济生活模式冲向世界市场，敢于与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资本主义经济打交道，这是一个艰难的冒险过程。它需要敢试、敢闯、敢冒风险、敢付出代价、敢第一个吃螃蟹，这恰恰是海洋文化的风格，与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的大陆文化风格完全相反，泾渭分明。梁启超曾指出：“广东人于地理上受此天然优胜之感化。其慓悍活泼进取冒险之性质，于中国民族中，稍现一特色焉。”梁启超曾论证广东人最有殖民勇气。他说殖民南洋并称王的八个中国人中，除一个是福建人以外，其余7个都是广东人。梁氏说：“六朝、唐间、商船远出，达于红海，尚矣。即自明以来，冒万险，犯万难，与地气战，与土蛮战，卒以匹夫而作蛮夷大长于南天者，尚不乏人。”这有三佛齐国王梁道明，三佛齐国王张琏、爪哇顺塔国王某、暹罗国王郑昭、戴燕国王吴元盛、昆甸国王罗大、英国海峡殖民地开辟者叶来等。近世西风东渐从广东起步，广东人首先接触和吸收西方工业文明精华，观念更加开放，胆子更大，效果更明显。同时对西方侵略者的强暴行为更敢于抗争。鸦片战争首战广东大胜，英军北上，兵临城下才迫使清政府签订《广州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彪炳近代中国历史人物很多，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生于广东，长于广东，主要成就于广东，饱受广东浸染，具粤人海洋意识，民性“自外于国中”，非正统思想占了上风，才在近代史上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改革开放前，粤人逃港者约100万人，当时被称为“认亲戚”，“非法探亲”，是对极左和贫困的抗议。有人认为“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不无道理。
这种敢为天下先，敢于接受新事物的气概和胆识，往往在内地争论不休，甚至避之唯恐不远。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广东人固然敢于打破常规，按照自己价值、审美观作出判断，而不屑于与他人争辩。最撼人的是“杀出一条血路”成为流行一时口号。这句话所反映文化精神，其流行和被广东人广泛接受和践行所经历艰辛，后在2008年关于广东前省委书记的系列报导中体现出来：“每一步都不能踩到地雷，时刻都会被口水的海洋（口诛）淹没。于荆棘中杀出血路，自不免遍体鳞伤”。1979年3月3日在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吴南生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他大胆地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我义无反顾地说，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了。”这句话后来成了改革开放的经典。广东一系列试验，很快引起内地人的注意，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不断有外省高层来广东考察或试探。有报导说，他们有的人见后如丧考妣，甚至号嚎大哭，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有一位外地副省长不敢走出宾馆去吃广东“资本主义的饭”，怎么请也不动，只是不停地流泪。同时国内许多报纸，大量而密集地发表口诛笔伐广东的文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广东不为所动，坚信自己所为没有错，仍以杀出一条血路信念，从荆棘丛中走出一条成功之路，为全国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如果要寻找其深层根源，应是粤人敢闯敢干、勇于和善于冒险的传统精神所致。
2.求变创新精神
粤人术变创新精神由来已久，近世林则徐“开眼看世界”，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梁发动百日维新；孙中山确立三民主义等堪为这种精神楷模。康有为有句名言：“盖变者，天道也”；“能变则全，不变则亡”，概括了求变的真谛。虽然求变创新在近现代某个时期被窒息，甚至被扼杀，但一旦坚冰被打破，这种精神大河马上泛起汹涌的波涛。广东改革开放30多年，粤人不断追求变革和创新精神处处凸现于国内，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广东邻近的香港20世纪60—70年代经济起飞，崛起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令广东人羡慕不已，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有了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广东人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先导，最早探索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朝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迈进，创造了无数个第一，或唯一，如第一个开放粮食市场，第一家中外合资宾馆，第一家音乐茶座等，不可胜数。这种求变创新往往转变为对新事物无休止、甚至是狂热的追求，尤以科技创新和价格观念、生活方式的更新替代至为典型。从早期收録放机、彩色电视、婚恋、染发、奇装异服，到时下风靡各地的各种学前、职业教育、出国留学、住宅装修、美容、时髦汽车等，无不显示出那部分广东人，一是紧跟或超越时代潮流，实现自己梦想；二是目光盯住发达西方世界，追求自己认为先进的目标。这种前瞻式思维模式时时刻刻在推动粤人不断迈向新的高度，“敢饮头啖汤”成为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形象的描述。
创新不可能一帆风顺，会碰到各种阻力和风险，甚至失败或付出沉重代价。粤人从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中，总结出以“变通”来达到创新之目的。用粤语来表达，这叫“精崽”，即遇事应顺应环境，融通处理，形成“凡事都可变通”或“做事都有变通的余地”的信条。例如在北方，鱼只能整条卖，哪怕鱼快发臭，也不开刀，化整为零，任凭顾客选择。但在广东历来就有鱼肉开刀零卖习惯，一条鱼分解成鱼肉、鱼尾、鱼头、鱼骨、鱼腩、鱼肚等，任君选择，很快做成生意，双方满意。即此一项，粤人变通精神，和盘托出。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推行集资建桥，谁出资谁受益。霍英东先生第一个出资建设广州洛溪大桥，使番禺和广州市区联成一体。此例一开，全省效法，不数年，广东公路渡口，悉数架起桥梁，极大地改变广东交通，出现“路通财通”局面。以前为江河阻隔而发展滞后地区，得益于此而脱贫致富。又当初因集资修桥或修路而收买路钱，广东人要外省司机留下“买路钱”，一时怨气冲天，全国哗然。但这种变通做法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外省人不得不服，从破口大骂变成佩服，继而效法。很快这种集资建设办法推广到全国，今已成为历史经验，为人交口称誉。后来总结广东这种经验是，“把中央在新时期的政策和规定，结合本地情况加以灵活运用，用足、用够、用好；文件上没有规定不能做的，就是可以做。”恰恰是许多破先例、求变通的办法，使广东改革开放许多事情，不断乘风破浪，取得令外地人瞩目、甚至惊诧莫名的成就。
3.博大包容精神
海水有溶解万物的自然属性，反映在人文精神上，即为博大包容。海瑞最早写了一付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此联后为林则徐在广州任上所书，挂于自己总督衙门。效仿者接踵而至，今已成为山海与人文关系的千古絶句。
广东文化历来处于与不同文化相互对流和沟通之中，不存在于严重对撞和排他事件。从文化哲学层面言之，这是指主体对外来价值的态度，两者是双向而不是单向，而平等不是强加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对广东发生过多次批评、批判，甚至声讨，但广东人并不怎么辩解，而是默默地干好自己的事情。例如改革开放之初关于广东在搞资本主义的怀疑甚至大张挞达的日子里，广东没有组织反击，而是静心地听，不断地思考、分析、判断，让自己所做出的成就来说话，应对来自各方面的责难。结果这种责难并没有阻止广东人前进步伐，改革开放在广东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和胜利。这其中一个精神支柱，是自古以来炼成的广东文化博大包容性，是海洋文化品格，亦郦道元《水经注·巨马水》说的，“水德融和，变通在我”。广东稠密水网和海洋交通作用使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各个地区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和而不同、相互容忍、自由地发展，并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圆融互动状态。
这种博大包容，过去如此，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得到强化，而表现得更加广泛。如所看到，当代不少广东人在享受西方科技文明成果的同时，在使用各种高新电子产品，沉醉于感官满足之时，也迷信鬼神，保持许多落后、蒙昧陋习，但并行不悖地共存、相安无事。据悉，珠三角不少地区世俗社会家庭，每个月至少有15天要烧香拜神，但并不妨碍这些家庭拥有最先进的文化娱乐商品。这些相悖现象，皆缘于广东文化有海量胸怀，博大气魄所致，也是广东文化定型、成熟标志。
4.冒险无畏精神
海洋风波险恶，变幻莫测，历被视为畏途。古代自不用说，即使科技发达现代，超越海洋仍是一件充满风险事情。海洋文化的冒险性就是指海上活动要有冒险心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价值观，以及敢于面对大海，挑战大海的大无畏精神。近代广东华侨和各个地缘性商帮集团漂洋过海在侨居地开拓、经商、拼搏，即冒着极大的海洋瞬息万变和人为艰险。近代珠三角自梳女、三水红头巾远走南洋谋生，其冒险精神性丝毫不让须眉，堪为广东海洋文化冒险无畏精神一个典范。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广东人假道海洋走出国门，闯荡世界各地，从事各种海洋开发事业，也同样面临各种险境，需要冒险无畏精神力量的支持。因为改革开放比之过去最大一个变化是搞商品经济，走市场化道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杀出一条血路”，“敢闯”、“敢冒”。这些字眼，除了“敢为天下先”，实质鼓励冒险犯难，排除一切阻力去争取胜利。改革开放之初，内地人对广东人印象是，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什么都敢穿，什么都敢享受一番，什么事都敢干。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广东人从事商业贸易，把生意做到利润最大化地区，海洋之阻隔，风涛之险恶，仅是自然因素，而更大风险在于政策的变化，异国政治、法律、风俗等不同，以及其他不可预知各种因素变动等。这需要这些冒险者，既要有强健体魄，过人胆识和勇气，坚韧毅力，娴熟商业知识和技巧，更要有法治精神、知彼知己道德修养和沉着应变能力等，才能在内外商海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30多年来，广东商界、实业界就涌现不少这样成功人物，被树为广东这种文化精神的典型。粤籍人士霍英东、李嘉诚、曾宪梓，以及一批批地产大王、制造业大王、文化产业大王等，即为他们出色代表。
四、新海上丝路文化露峥嵘
1.新海上丝路概念
广东海上丝路2000多年从不间断的历史，虽在鸦片战争后一度中断，但历史的惯性仍在起作用，故以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中西交往还在继续，仅其性质发生改变而已。在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沉寂以后，20l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战略决策和要求”。在全国掀起的“一带一路”建设空气扑面而来，席卷各个省区和部门。广东很快做出积极反应，制定相应战略决策和要求，规定各项具体任务，形成了响应中央这个重大决定的热烈气氛和付诸实施的态势。最近，随着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扩大，规划与相关政策出台，广东也发表与此相衔接的实施方案，配套出台工作重点和近期优先实施的项目清单，使“一带一路”工作落到实处，形势十分令人欢欣鼓舞。
21世纪新海上丝路或“一带一路”，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实现和平崛起，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平、友好、平等合作关系一种战略决策和发展模式，是一种国家行为，与传统海上丝路概念和内涵有所不同，但它又继承和发扬了后者的优良传统，并注入了新时代内容和精神。它事关全局，而广东又首当其冲，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广东文化的海洋性风格。
实际上，广东海上丝路已走过漫长的路程，积累了丰富历史经验和启示，形成厚重的文化积淀，拥有非常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广东当今再走海上丝路最大一个优势，这是我国沿海其他省区难以相比的。广东这个优势包括海上丝路历史文化遗产，改革开放30多年奠定了强大经济基础、群众基础以及岭南文化独特的文化风格等，都将有力地推动广东再出发，去争取海上丝路建设的新成就、新胜利。
2.广东厚重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
在有着两千多年发展历史、遍及占我国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的2／3以上的南海丝路，以及在岭南长达8200公里的海岸线上（含陆、岛岸线），都分布着丰富多样的丝路历史文化资源。虽然它们多布满了历史灰尘，但经清理之后仍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历史文化资源可供开发利用，广东在之方面为其他省区难以望其项背。
（1）古海港遗址。历代扬帆南溟，须依托港口。丝路沿海港口星罗棋布，汉有合浦（在今广西北海市东北南流江出海口）、徐闻（在今徐闻县西南）两个始发港，三国以后广州成为始发港。此后，唐宋有潮州港、屯门港、雷州港、沓磊港、苜寨港、梅緑港、碣州港、乐民港等，广州扶胥港、恩州（阳江）港、白沙津（海口港）、莲塘港（海南万宁）、崖州港等，到明清又新兴汕头港、汕尾港、柘林港、白沙港、樟林港、澳门港、北海港、吴川港、电白港、赤坎港、通明港、步通港、两家滩港、芷寮港、海安港、暗（安）铺港、昌化港等。虽然它们代有变迁，如广州黄埔港就数易其址，但保持下来的古码头（如广州西来初地、黄埔港历代码头）、牌坊（如南海神庙“海不扬波”牌坊）、附属船厂（如唐代海康（今雷州市）港附近船厂）、碑文（如黄埔港在海珠区黄埔村碑文）等反映了丝路历史变迁，具有很高文化观赏价值。
（2）古城港市。海港必须依托它们所在城镇而实现其吞吐功能。南海丝路沿岸港市，多为各级历史文化名城，包括潮州、揭阳、海丰、平海（在惠东）、东莞、广州、佛山、雷州、海口等，还有一批因丝路而繁荣的古镇。这些名城古镇在各个层面上展示了南海丝路发生、兴衰历史，具有综合海丝文化价值，在丝路众多资源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如甲子、碣石、南澳、广海、东莞、增城、新会、香山（中山）、阳江闸坡、电白博贺、湛江东海岛、海南铺前、清澜、潭门、陵水、三亚、崖城镇等。
（3）古建筑。保障海上丝路畅通的各种建筑设施、商贸建筑，以及为祈求航行安全而修建的庙宇、牌坊等，都属其列。明清时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即为中外贸易机构，其精致建筑令时人叹为观止，后虽毁于大火，但保留至今的十三行地名仍令中外游人慕名来游。作为这条丝路见证的广州南海神庙、浴日亭、怀圣寺、光塔、琶洲塔、莲花塔、陆丰碣石镇福星塔，以及湛江硇洲岛、南三岛上灯塔和海南海口灯塔、文昌清澜港上灯塔等都是丝路导航标志。特别是航海保护神妈祖（天妃、天后）庙，虽然在我国沿海和重要河流要冲都有分布，但以南海沿岸最多，其中又以贸易、渔业发达地区至为集中、奉祀最笃、香火最盛。据有关资料记载，现在广东沿海约有妈祖庙100多座，单南澳岛就有15座。珠海万山镇白沥岛天后庙、汕尾妈宫庙、大华天后庙等久负盛名。陆丰现存8座妈祖庙保存良好。广东南路沿海，妈祖庙更兴盛，阳江有4座，电白有5座，吴川有8座，雷州有5座，徐闻海安有l座，今湛江东方街原名天后街，硇洲、海口、文昌、三亚这些海上交通要冲均有天后庙，甚至南海诸岛也有天后庙、石庙、公庙、土地庙、娘娘庙、孤魂庙等，虽然名称不一，这些庙宇却均为祈求航海安全而建。如东沙岛有天后庙，西沙永兴岛、南沙太平岛、南威岛、南钥岛、西月岛等即有上述庙宇。永兴岛上“孤魂庙”横额书“海不扬波”即同广州南海神庙横额意涵一样。航海中枢港澳门妈祖庙更多，澳门人称“马交”，闽人称为“阿妈阁”，原为葡萄牙人初上岸码头，后葡人按闽音译为马交，与广州话“妈祖”相谐，为这个昔时东方巨港航运兴盛一时见证。近年也有新建天后庙的，如番禺南沙天后雕像巍峨壮观，为游人旅游景点。
（4）古炮台。沿海许多古炮台虽为防守海疆而建，实际也保护了航海安全，具有异乎寻常的旅游价值，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粗计，广东沿海现存古炮台约有50多座，著名的如珠江口虎门炮台、大虎山炮台、大角山炮台、深圳赤湾古炮台、汕头广澳炮台、汕尾石狮头炮台、新会崖门炮台、阳江闸坡炮台、雷州双溪炮台、徐闻三墩炮台、海南文昌铺前炮台、清澜东西炮台、榆林炮台等，都铭刻着我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历史，都宜加以修复保护，辟为旅游景点，供游人瞻仰。
（5）摩崖石刻。南海丝路上的海湾、海岛有不少航海者、文人学士题刻，不但保存了这条丝路的历史，而且具有很高的考古、艺术、文学等价值，也是丝路旅游资源一项瑰宝。珠海高栏岛上宝镜湾岩画，刻有船头船尾上翘的海船，为先秦南海丝路前身最早开拓者作品。此后这类石刻代有其作，如饶平海山镇“海不扬波”、潮阳棉城东岩“观海”、陆丰金厢镇“扬威止水”等石刻，都表达了这些远涉鲸波航海先辈们共同的良好愿望，让后来者受到感召和鼓舞，受到艺术熏陶，应予以保护和开发。
（6）其他文物古迹。南海丝路所经海域，出土不少沉船和其他文物，如澄海南洲、和洲古船、吴川沙角旋寮儿村对面海上的唐代沉船（铜船），尤其是台山海域有大量古代沉船，出土宋代以来大批文物。在西沙水下也出土大批历代铜钱、铜锭、铜镜、石狮、石柱、石磨等，截至1974年在西沙北礁发现能辨别文字的铜钱共2975公斤，80706枚，既有沉船也有古代居民带到岛上后冲到海里的，这不仅说明西沙为南海丝路所经，也是这些岛礁为中国领土的物证。在丝路沿岸还有不少墓葬，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物证。徐闻、合浦港附近有大量汉墓，出土舶来品有琥珀珠、玛瑙珠、水晶珠；遂溪县城附近南朝墓出土波斯银币、银盒、银碗；海南三亚的送路、酸梅角和陵水县的千教坡发现50多处阿拉伯人墓葬群，面向大海摆放，正对南海丝路必经之地。墓碑上刻有阿拉伯文，意为“凡人必有一死，唯有至尊至大的真主永存”。这些文物古迹，显示它们作为丝路文化资源的文化内涵多么多彩多姿。特别是2007年在阳江海域出水南宋沉船“南海I号”，出水大量瓷器、铁器、金银器等，估计有6万～8万件，被誉为“海上敦煌”，时下正大规模发掘。仅已有各类文物，已昭示它所反映的海上丝路的价值。
这些历史文物隐藏着非常丰富的考古、古人类、民族、民俗、科技、军事、外交、贸易、航海、天文、海洋等价值，有待人们去破译解读。一旦它们真相大白，将还原海上丝路许多未解之谜，带来不可估量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效益。这对广东新海上丝路建设非常有用，不可等闲视之。
3.广东强大的经济实力
海上丝路最主要的内涵是以海为商，利用海洋从事商贸活动，用黑格尔的话说，以海为商是海洋文化的本质特征。在表层看，海洋文化的外在表现即海洋经济，只有足够强大的海洋经济，才能让海上丝路的航船扬帆世界各个港湾，把生意做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地区。
广州海上丝路长盛不衰，享有“天子南库”声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广州拥有广阔腹地，聚集强大经济实力，不断向外辐射，维持2000多年海上丝路巨港地位。从海上丝路历史比较中，可以窥见支持广州港不败的，第一是它的经济实力，第二也是它的经济实力，第三还是它的经济实力。
汉代海上丝路初辟，《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即广州）亦其一都会地，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记，番禺“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中原）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这些文字说明广州是一座财富集中城市，故能吸引中外商贾到来互市。
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富庶，见于萧子显《南齐书·东南夷列传》说“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州）广（州）富实，牣积王府”。同书《王琨传》说：“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想见贪污受贿已经成风，以致不少人乐意到广州为官。只有广州刺史吴隐之为官清廉，为后人称赞。后在广州石门立警告贪官的“贪泉”石碑，今存广州博物馆。
唐代，广州为世界性大港，是航线长达14万公里的“广州通海夷道”起点，中外商贸云集，富甲一方。《新唐书·黄巢传》说，唐僖宗干符六年（819年）黄巢攻占广州，要求朝廷任命其为“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才愿归顺。结果为朝廷拒絶，斥曰：“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益富而国用屈。”显见广州在海上丝路贸易中获得巨额收入。
宋朝以海立国，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广州港占全国海外贸易额的80％～90％。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指出：“自宋以前，以广东（州）之交通，而一国食其利。”广州税收，支持了宋朝对辽金大量赔款。
元代比宋代更加开放，大力发展海运，广州为“服岭以南一大都会，临治海岛。近岁以来，贡赋货殖充斥，瑰异比于中州”。输入广州商品410种以上，“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所书者。”元世祖从至元十六年（1280年）开始，多次派广东招讨使达鲁花赤杨庭璧，出访东南亚、南亚，以加强外贸工作。当时泉州方面也提出同类要求，但元世祖不答应，显见广州外贸地位不亚于泉州。
在明清长期海禁背景下，广州独擅外贸之利，史称广州“公私饶给，在库番货，旬日可得银两万数”，实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当盛平时，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据外国人估计，鸦片战争前夕，广州“城市人口絶不会少于一百万”。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城市，离不开发达工商业和强大社会财富支持。这同样需海上贸易收入。有学者估计，在1700年到1830年的130年间，仅广州一港的白银净输入量在9000万英镑到1亿英镑之间，约合时币4亿元左右。故维持和发展海上丝路，经济支持不可或缺。郑和以亲身经历，深切感到“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这可是开海贸易的肺腑之言，无论古今都不过时。
广东海上丝路自改革开放以来重新获得发展，为此也获得经济强力支持。据统计，1978年，广东GDP为18585亿元，1989年为138139亿元，增长64倍：2014年上升到6779224亿元，比1978年和1989年分别增长364和48倍。2014年广东GDP居全国第一，同年全省人均GDP达6368805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从全国特大城市GDP排名看，2013年广州GDP为135512l亿元，深圳为1295008亿元，居全国第三和第四位，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广东有GDP全国省级第一，广州、深圳GDP全国城市第三、四位的经济实力，足可为21世纪海上丝路奠定坚实经济基础，也是广东重振海上丝路雄风，走向新海上丝路彼岸的一个强大优势。
4.广东成为世界产业转移的一个中心
产业转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律，被证明是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必由之路。世界近代产业转移，才有了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这方面成功经验，对当今“一带一路”建设也不无启示作用。
纵观国际产业转移，即经历了四次高潮。第一次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已完成产业革命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产业向美国、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等转移，其中美国是最大承受国。这个英国昔日殖民地，由此迅速崛起，远远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军事强国。第二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和德国受战争重创，经济残破不堪，急需重建。美国产业包括钢铁、纺织等转入这两个战败国，不但使它们恢复元气，而且成为第三个“世界工厂”，也是经济强国。第三次为20世纪70年代，日本产业向外转移，目的地包括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东盟四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和中国内地，以及经济发达的美国。这次转移，为亚洲四小龙崛起贡献匪浅。第四次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输出地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美国，而承接地有东盟四国、中国内地、菲律宾等，其中中国内地为最大受益者，除了承接亚洲四小龙产业以外，还吸引日本、美国、欧洲大量资本，中国内地制造业由此大发展，奠定了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的基础。
这些世界产业转移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不可能关起门来发展，必须敞开大门，接受世界上一切先进经验、技术、资金和人才，并为我所用，发展和壮大自己，跻身世界先进国家之列。
溯自“西风东渐”以来，中国不断接受西方政治、经济、科技、宗教和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19世纪后期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下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工业技术和器物，即“变器”，可以说是产业转移的一种方式，其对中国近代产业建设和发展，起到一定历史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在接受世界产业转移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13年4月8日，发表首份《中国产业升级研究报告》，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内容是世界产业转移。该报告指出，全球经济格局正处在大调整时期，产业转移正形成新世界格局，由产业创新引发的产业新布局和分工新体系正在形成。在这个难得的机会下，中国产业升级到了关键点。一方面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产品出口或代加工为主的中小型企业向国内西部，或向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或中国沿海产业向滞后西部地区转移，构成国内产业转移的主流。另一方面，从世界视野观察，中国接受世界产业比例并不高。据统计，2013年，中国制造业约占世界20％，可以说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未占有技术制高点，不是工业强国。这就使得我国接受世界产业转移非常必要，而“一带一路”建设正好适应这种需要，符合世界产业转移的时代潮流。
近30多年来，广东崛起为我国经济高峰区，其中成功经验之一是接受世界产业转移，藉以发展、壮大自己，取得举目瞩目成就。据统计，1979～2005年，广东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包括三资企业、三来一补贸易、引进技术、吸收外资，传统产业改造等，累计吸收外资146218亿元。同一时期，在广东注册登记的外资企业588万家，其中世界50O强企业中有176个在广东设立58l家企业。这个产业转移，使广东在这20多年时间，GDP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从农业为主的省区转变为外向型经济体系为主的产区，令国内外刮目相看。在这个过程中，广东在引进、吸收、消化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已形成完整产业分工链条，产业配套能力加强。广州、深圳、惠州、东莞、中山、佛山、中山、顺德、南海、珠海等珠三角，以及广东其他地区在接收产业转移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好些产业部门，包括集成电路、钢铁、汽车、造船、化工、家电、服装、电子等，近年异军突起，为广东GDP增长立下汗马功劳。这些产业部门转移的成败得失，同样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宝贵决策借鉴。无论古今中外，海上丝路都是一个“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过程，两者互动、互助、互利，才有可能把这条丝路经营得更强更长。海上丝路即为世界产业转移的一种主要方式。当前，世界产业主要向亚太地区转移，建立起各种区域合作的共同体或战略平台。这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大好机遇，接受或相互合作而构建的这种平台近年应运而生，分布亚太地区各个角落，为“一带一路”建设铺平道路。一是利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平台，连接海陆丝路，将“一带一路”基本内涵、目标和实施路径公布于世，使中国的惠边政策落到实处，以谋取周边国家的积极回应，加强他们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向往，以及参加APEC的愿望。这有利于海上丝路的壮大和兴盛。二是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平台，将海上丝路议题纳入“中国一东盟”合作进程，力图进一步提升双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实现共同发展。三是利用并整合现有功能性合作机制和项目，将“一带一路”结合起来，双方比翼齐飞。例如中亚交通网络建设，可引起沿线国家关注，共同建设第二欧亚大陆桥，形成东亚、东南亚通往中亚、西亚、北非和南欧便捷的运输网络。四是积极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形成第三欧亚大陆桥，将中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乃至印度尼西亚连接起来，覆盖整个东南亚地区。这几个战略工作平台使用得当，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广东建设海上丝路再出发的强大基地。
5.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精神
广东2000多年海上丝路史不仅为广东、为中国、为丝路经过国家和地区的商贸和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而且留下海上丝路精神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对广东重新出发走这条海上丝路，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1）协和万邦，平等合作
《尚书·尧典》曰：“协和万邦”，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一个永久性价值取向，与孔子说“四海之内旨兄弟也”，表达了天下一家的高尚理想与追求。这对当今建设“一带一路”而言仍不失现实意义。
细检广东海上丝路历史，无一不体现了这种海上丝路精神。最早从徐闻、合浦出发的海上丝路，承载着和平使命，与沿线国家互通有无，平等交换。《汉书·地理志》说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这里看不出有任何暴力行为，纯为互通有无而来。东晋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路始发港，外商云集，涉及外贸国家和地区有15个。唐代广州作为世界性巨港，“广州通海夷道”起点，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到广州外舶有400O多艘，珠江水面，樯帆如云，热闹非凡。《新唐书·徐申传》载“广州有海舶之利，货贝狎至”“瑰宝山积…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唐大和尚鉴真从海南北上，路过广州，见珠江河面一派繁华、祥和景观，“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狮子极多”。这些外国人即“蕃僚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到明末清初，顾炎武总结：“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絶。诡服殊音，多流寓滨湾泊之地，筑石头联城，以长子孙。……宋时（蕃）商户巨富，服饰皆全珠罗绮，器用皆金银器皿。”真是一派中外一家、难分彼此的景观。到元代，在与元政府有外交往来的141个国家和地区中，大部分要驻足广州，未见纷争、摩擦对立事件。明清时期，即使大部分时间严行海禁，但广州例外，仍保持中外和平相处格局，出现明清三十六行和十三行专业性贸易市场，互利互赢，各方满意。协和万邦、平等合作精神，贯穿整个历史时期，符合有关各方共同利益，顺应当时历史潮流，故能使海上贸易长盛不衰。今天中国毫不动摇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秉持正确义利观和沿海国家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为广东这个海上丝路最大省区走向新海上丝路，谱写新历史篇章，提供最强有力的精神文化支持。
（2）包容开放，和而不同
《周易·大传》有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都主张思想文化应多元开放、相互包容。广东多水，江河密布，江海一体，形成水国环境。郦道元《水经注·巨马水》曰：“水德融和，变通在我。”水有溶解万物的自然属性，也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人文属性。即孔子说的“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黑格尔也有曰：“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都说明水具有强大亲和力、凝聚力，在文化上即包容性风格。岭南文化最大一个特质是它的包容性。在长期从不封闭的历史环境中，造就了多元文化。在广东做生意的外国人，带来了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东南亚文化、日本文化、西洋文化等，它们都各占有自己的位置，互不排斥，互不伤害，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存在和发展起来，如冯友兰《西南联大纪念碑》说的“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历史上除了唐代黄巢军队屠杀大批广州阿拉伯人以外，絶少因文化冲突而发生对抗事件。即使鸦片战争前后由于西方传教士胡作非为而出现一些教案，但广东人民反对的是他们的罪恶，并不排斥西方先进文化，相反，广东人非常欢迎和善于吸收西方文化长处，藉以滋润、充实、提高自己，自明末西风东渐以来无不如此。故岭南文化成分非常多而复杂，但都被整合为岭南文化一部分。岭南文化这个优势，甲于其他许多省区。这对于重走海上丝路，能为来自世界各地人种、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人群和文化，提供一个宽松、和平、安全的社会文化环境，利于他们从事与海上丝路相关的活动，收到自己预期效果。近年在广州小北、登峰路一带，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外籍人士，他们有非洲黑人、印巴人，各种宗教信仰的人群等，在广州从事商业活动，也按自己宗教信仰和风俗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广州人以宽广的襟怀和包容、友好的态度接纳他们在广州的合法居留和活动，令他们满意。这是广州一种历史传承，从来就有各色人种的民族等在广州生存、活动和发展，形成包容开放、和而不同的社会历史态势和现状。这为广东更大规模、更全方位、更宽更广领域的海上丝路建设，接纳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人群和文化，提供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3）重利务实，刻苦耐劳
广东远离中原，少受“君子谋道不谋食”信条影响，商品的价值、交换的价值深入人心，形成了不务虚而务实、不尚空谈而重物利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长期以海为商的广东海洋族群的文化品格。潮汕潮阳县“滨海以鱼盐为业，朝出暮归，可俯仰自给。至于巨商逐海洋之利，往来燕齐吴越富者颇多”，南澳县“耕田作海，船只往返，所以通商贸而广财利。”嘉道年间（1796～1850年），海阳商人“则海帮遍历，而新加坡，暹罗尤多，列肆而居”。战后汕头人“闽越之轻生海外者，冒风险蹈覆溺而不顾”。
总之，广东沿海“人多以舟楫为食”，“逐海洋之利”，其人“习海竞渡角旺”。大海的波涛造就了当地居民敢于和善于向外开拓的进取精神。至迟从唐代开始，粤人就敢于冒险犯难，前往南洋，后来又闯澳洲、南北美洲建立家园和从事商业活动，以谋取商业利润最大化。为此，粤人最为讲求实效，办实事，少说多干。过去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很注重器物的实用价值，如衣着简单，赤足，住低矮瓦屋，甚至茅草屋。近世引入西洋文化，也以实用器物为主，理性东西少，远不及上海、京津，以致康有为欲求维新变法思想武器，不得不跑到上海购买西学图书。民国初年，引入西方骑楼、前店后居、亦商亦住，遮阳避雨，被称“风雨廊”，堪为务实建筑范本。广东人笃信神明，航海充满风险，故庙宇多，往往诸神共存同一空间，人们既拜妈祖，也信仰其他神明，往往同时参拜。在他们心目中，只要有一个灵，就达到自己的目的。显见，这种崇拜带有鲜明的功利性，也是丝路文化务实性的一个最好注脚。
现代，海洋商业已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一项产业。建设新海上丝路，实际上是以海商领先，把商业贸易做到全球每一个角落。这需要冒风险，吃大苦，耐大劳，更需要讲求商业技巧、讲法治、讲风俗，才能赢利而归。广东历史积累的重利务实精神，在今天仍大有用武之地。
（4）敢为人先，开拓进取
世界海洋是一个整体，不同于大陆为山川分割。但海洋充满了诱惑和风险。人类对海洋往往抱有好奇、新鲜，因而有了不止一次的探险、发现，有了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这样的冒险家、航海家，发现了新大陆，完成环球航行等壮举。这里所需要的是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精神。海上丝路航行，也需要大航海时代英雄们的超人胆识和勇气、智慧和力量。
粤人从西汉开辟海上丝路以来，就不乏这种精神力量和文化风格，故在长期商业竞争中，不囿于陆地，而驰骋于大海。历史上许多广东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在外面拼搏创业，开拓一方属于自己的土地，其中不少人成为当地工商界、金融界巨子。志称潮州帮既善于经商，又独具冒险、开拓精神，这种冒险进取带来潮州商业繁荣。
实际上，并非仅潮州帮商人如此，整个广东人大扺一样。20世纪20～30年代，林语堂说：“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
这种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精神，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发展到极致。改革开放之初，广东人以“杀开一条血路”的勇气和魄力，抓住机遇，用足政策，不仅在很短时间内，在珠三角完成资本主义上百年才完成的产业革命，创造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也创造了引领时代潮流的新观念、新思想，包括农村工业化，引进外资和技术、人才，各种经济成分一起上，推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农村城镇化，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兴工业、现代农业、商业和服务业，修路筑桥，兴办经济特区，联手港澳台和外资发展经济，以及讲究效率、鼓励变通文化意识等，使广东经济起飞，珠三角崛起为全国经济高峰区，而为举世瞩目。200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广东人精神丛书》，“敢为天下先”被列为广东人精神之首。丛书对此解读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打破旧框框和旧思想的束缚，以思想理论创新为行动的先导，开思想解放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潮流。二是要敢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敢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敢承担责任和风险，善于采取新举措，勇于创新业绩。三是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自满，不松懈，不停步，不断超越自我。2l世纪海上丝路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将面临更多艰难险阻和各种各样困难，甚至还会有许多风险，这更需要有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精神去克服。有幸的是，广东已在这方面经历了各种考验，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也就有足够信心面对一切从未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到达海上丝路各个目标。
（5）自由平等
大海是没有天然界限的，具有大尺度开放、自由的特点。相对于大陆，人们可以在大海上自由地、无拘无束地从事商业、航行、休闲等活动。在商业买卖中，遵循价值规律、平等、自由地互通有无，公平交易。由疍民组成的海洋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这种海洋文化精神，有“海阔蛋家强”之说。不少亡命者，也以大海为渊薮，逃避各种追捕，故海洋相比大陆应是个自由的世界。在海上丝路历史上，这种精神贯穿到近代，只是鸦片战争才使它成为过去，但并没有消灭，而是以文化积淀的方式，沉积在广东海洋文化层中，当今正是发掘、发挥它作用的时候，应不失时机地开发利用这种宝贵的海洋文化遗产。
有论者认为，明清海禁时期南海海盗，实际上是亦盗亦商，具有鲜明的以海为商的海洋商业文化特点。他们冲破海上贸易限制，要求自由买卖，实际上是新兴资本主义萌芽与古老封建主义之争，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争，也是当时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一种时代潮流。如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潮州海盗许朝光自称“澳长”，占据多个港口，对商船征收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广东海盗各旗帮也在沿海一些港口征收商税。这对明清政府各种贸易征税是一种否定和扺制。从海洋制度文化而言，海盗之行为，表达他们自由贸易、发展海洋商业文化的诉求，具有积极要求开放开海的海洋商业文化品格，有其进步意义。
海盗要求开放，自由通商，势必开辟海外市场，把生意做到海外，这也是符合海上丝路内涵的。为此，华南海盗，即在他们盘踞之地，营建港口，通蕃贸易。据载，今海南岛三亚南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年）就被海盗陈明甫、陈公发据为海上贸易基地，每年组织闽广居民数万人航海往“外番”贸易，成为后世海盗从事海外自由贸易的先河。明清时期，海盗与海商先后开辟广东南澳、南洋、辟望村、牛田洋、河门渡、鲍浦、甲子所和海南铺前港等民间自由贸易港。另外，在东南沿海还开辟柘林、烈港、岑港、大员和澎湖，以及广西北部湾龙门港等，经营海上贸易。海盗开辟港口与新辟航线对接，发挥吞吐功能。明嘉靖经天启到祟祯年间（1631—1644年），海盗至少开辟南北两条海外航线。一条从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港通日本和朝鲜；另一条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通交趾、占城（两地约今越南）、柬埔寨、暹罗、彭亨、爪哇、旧港、马六甲等国家地区。海盗在航海和经商中积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对航海事业发展也功不可没。特别是海盗要求自由贸易思想，符合海上丝路文化精神，仍有研究和发扬光大的意义。
广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当特殊角色，拥有各种机遇，前景自可乐观。但又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特别是我国沿海各省区，以及海上丝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都可能产生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采取正确的战略与对策，以利于沿线涉及各区域、各个国家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建立和健全涉及国家和地区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使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一带一路”建设不只是经济问题，更多地还涉及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外交、历史文化、宗教等问题，都应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以人文交流为支撑，以开放、包容、平等、合作、互利的理念统摄有关事务，以谋求涉及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互信、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以构建2l世纪海上丝路的共同利益、共同命运的共同体，共同创造美好幸福的未来，共同描绘和实现21世纪海上丝路美丽蓝图。
基于这个总体目标和构想，广东作为再出发的排头兵，始航或补给、中转的海上基地，肩负重大的历史使命和不可推卸的重任，故必须认真对待。为此制定一系列科学合理的战略与决策，方不负再出发的最重要一个角色。
6.制订科学合理的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规划
21世纪海上丝路建设是一项庞大、复杂、跨国、跨地区的系统工程，具有跨度大、时间长、内容广泛、涉及面广大、执行和监管不易等特点，除顶层设计以外，从规划科学理论和案例出发，无论这个系统工程如何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只要抓住其纲，纲举目张，其建设就有章法可依，有规划为据，能有条不紊地逐步推进，达到既定目标。
2014年6月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泉州召开的“一带一路”专题座谈会上，有16个省区代表作了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广东代表的发言，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新海上丝路建设规划。其大致框架是：广东定位是海上丝路排头兵、桥头堡、国际区域合作新模式的试验区。根据这个定位，广东首先要实现海陆空间全方位开展互联互通。包括海上以广州港为核心，深圳港、湛江港为重点，主动对接新加坡、雅加达等东盟主要港口，组建海港数据交流平台，实现数码港信息互联共享。在陆上，推进南（宁）广（州）铁路建设（已竣工通车），加快融合泛亚铁路网络，加快功能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据中心协作共享，优化配置船队、港口和航线等海运物流货源；在空中，以白云国际机场为核心，全面深化与新加坡樟宜机场、曼谷廊曼机场等东盟机场对接共建。鼓励南航开辟广州至海上丝绸之路途经国家的客货运新航线，推进南航与新加坡、泰国航空等战略合作。二是积极推动经贸、金融合作交流，包括扩大进出口贸易，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建立经贸合作园区，积极参与人民币跨境结算，推进互设金融机构，推进资本项目领域扩大开放等。三是加强在农业、矿业、能源等领域的开发利用与合作，如建立渔业捕捞、养殖、加工等合作示范区，扩大农渔、粮油产品交易，开发矿产资源，以及石油能源合作，各种矿资源优势互补等。实际上，这是新丝路建设方案或项目，与建设规划尚有一定距离。
在各省区纷纷出台“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潮流中，广东更不甘后人。2015年3月广东省草拟“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上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领导部门，获得批复。同年5月，广东省常委审议通过这个实施方案，并由省府制订《广东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工作方案（2015—2017年）》，一共有40项，项目清单618个，总共投资550亿美元，涵盖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农、渔、制造业、服务业6个领域，主要对象是东盟10国和南亚4国。2015年第一季度，广东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27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5％，占同期全省外贸总额129％，高出全省外贸进出口增幅的96％。这说明这个工作方案是很有远见的，已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后有关部门把这个实施方案归结为九大领域合作，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空中丝绸之路”，提升外贸合作水平，加快产业投资步伐，推进海洋领域合作，推进能源合作，拓展金融业务合作，提高旅游合作水平，密切人文交流合作，健全外事交流机制等，使这个工作方案更为具体和细化，可以落到实处。
问题在于这种实施方案还不是真正科学意义的规划，“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涉及很多国家和地区，具有全球性意义，远不是几个实施方案所能解决得了的，而必须有宏观视野、宽广襟怀、长远目光，大开放、大发展、大手笔、大平台、多学科来构建这一战略蓝图。
首先，应开展综合性基础理论研究，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依据。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也是跨国，甚至是一项世界性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民族、文化、宗教等众多方面，需要有全方位的强化理论建设，认真、深入研究涉及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历史进程、地缘政治、经济历史和现状，产业结构和政策、文化特色、语言归类、宗教类别，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等，缺一不可。只有掌握了这些基本地情、史情、民情和当今经济状况、发展趋势等，才能有的放矢，因时因地做出战略决策，才能使涉及各方形成合力，卓有成效地推进这项庞大系统工程。但至今仍未见谈及海上丝路理论建设的著作，即使专门学术机构也仅做一些表面文章，缺乏有深度、有新意的力作。相反，重复已有成果的文章、读物却不在少数，有些甚至带有常识性硬伤，业内人士不敢苟同。例如有的海上丝路科普读物将民国时期也归入海上丝路时间范围，即模糊了海上丝路性质，应予以修正。
次之，一些应用基础理论问题，也必须讲清楚，以作为关于海上丝路建设操作的指南。例如时下蔚为时尚的关于海上丝路文化遗产调研、整理、展示和开发利用，特别是各级申遗等，都应按海上丝路有关理论，界定遗产时间、内涵、性质、价值等，做出科学论证和判断，而不是一哄而起，不分彼此，都列入海丝遗存遗址范围。这都需要很多基础应用研究、成果作为指导，而不是凭粗浅的理解就可以做出正确判断的。
再次，广东新海上丝路与海外关系十分紧密，将发生各种关系和联系。要知彼知己，才能把丝路延伸到它应到之处，这就需求对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作十分透彻的瞭解，建立数据库是不可或缺的。广东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与方兴未艾的建设新丝路要求，尚有一定距离，广东仍需为此倾注很大的努力。
海上新丝路涉及各地区、各部门，故制订有关规划，可从上到下和自下而上，相互沟通、汇总，最后由省府统筹，定出总体规划和部门规划，经法定程序，分地区、分部门贯彻执行。当然，新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情况千变万化，故必须据此及时对各个规划方案做出相应调整和修正，在动态中维持相对稳定和发展。
最后，地图是新丝路规划和建设所必需的，不但要编绘各个历史时期广东海上丝路历史地图，更要编绘广东海上丝路现状图和规划图，形成《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地图集》，这对瞭解广东海上丝路历史、现状特征和未来发展，非常有用，也是广东新丝路建设的一张名片、对外交流的一份珍贵礼品。
7.以广东沿海港口群为依托，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走廊
以海上丝路历史积淀、社会经济和文化效应而言，广东可称为“中国海上丝路第一省”。面对“一带一路”建设，广东具有最强大的优势和承担着最繁重的任务，这也是广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建设海洋大省、海洋大省的一项主要任务。
但是，建设丝路经济带和新海上丝路，必须以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沿海地带为依托，包括港口群、城市群和密集产业群，整合成一个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带，发挥它对海内外的双向辐射作用，带动辐射所及区域的发展，同时产生其他社会经济和文化效应。而海上丝路经济带作为一个海洋经济空间概念，在广东是一种历史存在，并非“一带一路”概念出台才有。它从广东东部的饶平、潮州、澄海、汕头，经汕尾、广州、港澳、台山、阳江直下电白、吴川、雷州、徐闻至今海南海口、广西北海、合浦、钦州、防城等20多个港口，联结着黄冈河、韩江、榕江、练江、龙江、螺河、东江、北江、西江、潭江、漠阳江、鉴江、南渡江、南流江等流域，以及通过五岭分水岭扺达长江流域，形成广阔陆向腹地。而藉助于海上航行，又把南海周边乃至印度洋沿岸等国家和地区联成一体，纳入这些港口的海向腹地范围。历史上广东海上丝路经济带实为一条以南海北部沿岸为主、南北双向辐射的经济走廊，呈一轴两扇面的空间格局。这个经济带，自汉初徐闻合浦港开辟以来，历经三国至南朝逐渐发展，唐宋兴盛，元明繁荣，清代萎缩，鸦片战争后中止等阶段兴衰，有时间演变规律。只是战后中西海上商贸的性质已不再是和平、友好往来，而与海上丝路本义背道而驰，故不再称海上丝路。但这个经济带是客观存在的，这有许多历史证据为凭，此略。
当今，建设海上丝路经济带，符合世界产业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时代要求。这个经济带建设，一是继承历史遗产；二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空间一体化背景下，适应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而提供一个工作平台的需要，同时激活历史存在的这一经济带，继而产生集聚效应，促进沿海和内陆地区发展，从而在南海北部建立起一条辐射内陆和东南亚地区的强大的经济走廊，成为我国从大陆走向海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前沿基地。它的意义将超我国其他沿海省区。为达此目的，应从全球性视野、大空间尺度、长焦距广角来构建广东海上丝路经济带的发展战略，而不是囿于广东狭小范围内，大手笔重彩来规划它的发展蓝图，才能适应21世纪海上丝路时代要求，使广东与梁启超所说的“重于国中”“重于世界”的历史地位相称，更与广东时下迅猛发展的“一带一路”建设势头相呼应。
海上丝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实为一个整体，两者互为表里，共存、共生、共荣、互动，不可分割。只有在沿海形成港口、城市、产业集聚的高峰地带，才能为海上丝路提供强大物质基础。同样地，这个经济带必须依靠海上丝路才能走向世界，保持其生机和活力。时下在建湛江钢铁、石化基地，可视为这种结合的一个点状范例。
8.调整广东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
广东原有珠三角、东西两翼、北部山区四大块空间发展格局。这是根据广东自然、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差异等划分出来的区域发展空间结构，以此来构建广东发展蓝图。近年发展成效，说明这种划分有充分科学依据，反映了广东区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因而是合理、可行的，非常值得肯定。
问题在于，这个区域空间体系和格局，主要是对广东内部而言，对外部因素作用考虑较少，故有它的局限性。现在“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已确定下来，并正在实施中。广东积极参与，并充当排头兵、桥头堡角色，这必然触及广东原有区域发展战略和布局问题，或者两者协调问题。要在参与国家战略和继续实施广东区域发展格局中寻找新着力点，达到相互平衡、互动和双赢，有必要对广东原有四大块作适当调整，建立新空间格局。笔者以为，可建立以沿海港群海岸线和内河相交的倒“T”形经济空间格局。即珠三角经济地位功能不变，宜从东西两翼划出部分沿海地区，加入广东海上丝路经济带，或称广东海上丝路经济走廊，形成新一带四大块空间格局。主要发展临港产业，形成经济高峰长廊，向内地和海外作双向辐射。如此一来，广东将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再现“重于国中”“重于世界”的新梦。当然，这个区域发展格局调整，涉及许多问题，具体方案可进一步研究确立。
书目分类 出版社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