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师谭其骧教授早就指出：“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即文化不但有时代差异，也有地域差异，在空间形式上表现为文化区。广东在历史上形成了广府、潮汕、客家和雷州四种文化类型，也是四个文化板块或称文化区。其中前三个文化类型是历史长期流行的划分，而雷州文化与潮汕文化一起被归入福佬文化范畴，称福佬文化区（另海南也属其例）。但实际上，雷州文化与潮汕文化的差异性，远大于它们的共同性，故近年不少学者认为，雷州文化与潮汕文化属两种文化类型，应各自分区。这一理念近已变为现实，2010年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政府制定《广东省建设文化大省、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已将雷州文化单独列出，与广府、客家、潮汕并列为广东四大文化类型，也是四个文化区。自此，广东区域文化版图出现新格局，改变以前按上述三大板块阐述广东地域文化状况。在广东历史发展长河中，各个区域文化都积淀了自己文化特质和风格，占有自己的文化地位，并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风貌，且传承至今。现代广东区域文化，则是按照这种新文化版图来展示自己文化个性的，这也是本章首先要说明的一个问题。但广东文化发展历史，没有断层，各个区域文化风貌，近代及其以前，是按前述三大板块描述的，现代广东文化则加入雷州文化作为一个新区域文化单元，参与广东文化发展历程和占有自己空间位置，共同构建广东文化新版图。
一、广府文化独领风骚
广府文化在广东主要覆盖中部和西南部，属粤方言分布范围，包括珠江三角洲、西江和粤西地区，是广东占地面积最大一个文化区。
重商是广府文化最鲜明文化特质和风格，历史上形成著名广州帮商人集团是其主要文化载体。近年有人对140个广府人、105个潮汕人、143个客家人，作过问卷调查，在“重利轻义”项目中，得出的比例（%）是广府人为143，潮汕人为028，客家人为043（雷州人缺）显示广府人比其他两个民系更看重功利。广府重商，鲜明地反映在便于做生意的骑楼建筑，主要是20世纪初，由华侨引进源于地中海，后传播到南洋的骑楼，广泛构筑于沿海和河谷两岸的城市，广州、香港、澳门、佛山、江门、台山、汕头等城市至为集中，形成整齐划一的街景，使这些城市建筑景观焕然一新。至今保存下来的城市骑楼约1000座，已成为广东珍贵城市文化遗产的建筑景观。今广州中山路、北京路、解放路、人民路骑楼连绵不断，但以西濠口一带至不为气派。此外，中山孙文路、台山台城路、江门常安路、开平长沙太平路、赤坎中华东路、佛山莲花路、阳江南恩路、湛江赤坎商业街等，都有规模不等的骑楼，成为这些城市发达商业文化一部分。而与骑楼差不多同时兴起的还有碉楼，多见于五邑侨乡，如开平过去有碉楼数千座，经历代战乱，现仅有1883座。台山盛时有碉楼5000多座，江门、恩平、新会、鹤山、中山、东莞、宝安、佛山、珠海、阳江、肇庆、惠州等地也有数量不等的碉楼。
无论骑楼还是碉楼，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表现了多种建筑文化风格，如骑楼就有中式和西式两种。中式骑楼以中国传统建筑材料、符号和结构为主，但又采取骑楼廊道形式，为骑楼初级形态。另有中国宫殿式骑楼，以广州陶陶居茶楼为代表，西式骑楼有仿古罗马式、仿哥特式、仿文艺复兴式、仿巴洛克式、仿古典主义式，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虽然岭南各地皆有，但以广府地区至为典型和集中，碉楼形式与骑楼颇多相类之处，有很高文化品位，2007年开平碉楼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録。
广府城乡近现代建筑难以有明显差异，但城市现代建筑却判若两个天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城市快速发展一个最显着新风貌。一大批雄伟壮观的高楼大厦雨后春笋耸立在广府大中城市，广州、佛山、深圳、东莞、中山、珠海等城市成为这些建筑集中之地。广州环市路、天河商业区即为这些高层建筑代表，它们象征城市财力强大、生气勃勃，反映不同的文化内涵，更是经济特区的一个重要标志。广府许多城市都新辟了公园、雕塑、桥梁、城徽、緑地、水面、文化遗址、遗存，以及形形色色的旅游、休假、娱乐等建筑和设施，使城市空间轮廓更富现代感。如广州等城市园林建筑异军突起，功能、格调等大异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以满足只们休息、游览需要，格调古檏、典雅、宁静、以古色古香为主题，广州流花公园、中央公园等即属其列。近年兴建游乐场、主题公园、生态公园为潮流，且与旅游业一起发展，将文娱与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以跳跃运动龢宁静安闲为主旋律，既充满了活力和进取精神，又体现回归自然的生活情趣。如原广州东方乐园，南湖游乐场、深圳欢乐谷，加上城市企业文化、家庭文化、校园文化、音乐茶座文化等相继勃兴，名目繁多的文化节目，如欢乐节、艺术节、美食节、舞会、书画展等不时举行，公园、树下、路旁的摄影、玩棋、种花养鸟、太极气功等林林总总，城市文化景观朝着多元化、多结构方向发展。
但是，也不容忽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广府一些城市出现的复古主义潮流和建筑景观失控现象也很突出。如仿古建筑在不少城镇至为触目，从世俗空间到神圣空间都有被扭曲了的建筑文化现象，甚至地名也充斥了许多华而不实，甚至违法现象，如XX花园，XX广场，既无花，占地也很浅窄，甚至连外国地名也堂而皇之占领城市招牌空间，如加拿大花园、剑桥郡、蒙地卡罗山庄等。许多新楼盘，住宅小区、铁闸重重，防盗网仿如监狱，使人不快。这些沉渣泛起的建筑角落，实有清理之必要。
广府地区为中西文化交流最活跃地区，大量多来词首先在这登陆，继辐射其他省区。近代传入广东英语用词约160多个，如波（ball球）、呔（tire车胎）、的士（taxi出租车）、菲林（flam胶卷）、唛（mark商标）等。近年随着开放深入，中外交往增多，特别是香港文化在珠三角传播，英语藉词已增加到400多个，有不少是过去所没有的用词。如骚（show表演）、杯葛（Boycott扺制）、打包（doggy、bag带剩余饭菜）、基佬（gay同性恋）、派对（Party聚会）、酷（cool时尚）等。广州零点公司一项对全国10大城市4030个被调查者得出结果，近60%说话会用英语单词，而广州人则达80%，常用语如“ok”、“yes”、“Bye-Bye”、“Sorry”、“No”、“Thank you”等，非常普遍。
粤港澳地缘、血缘、史缘本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区域文化综合体。近代三地文化相互扩散，融合，发展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而不同文化风貌，这在文化各个元素和层面上都有明显表现。建国以后，三地文化交流，几乎中断了近30年，相互影响很微弱。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影响至为显着，广府地区首当其冲。物质文化姑且勿论，风俗和价值观念传播最为典型。以风俗而言，假道港澳传入广府西方节日，在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大行其道，先生、老爷、太太、阿太、小姐等广东旧有称谓重新由港澳传入，并很快取代同志、服务员、工友等。中国古代和国外已婚女性名字前面冠以夫姓，这种土洋结合的习惯在港澳流行多年以后又传入广东，出现所谓“新复姓”，只是未成的时尚。在饮食文化方面“快餐文化”在港澳风靡一时，近年迅速进军珠三角、肯德鸡、麦当劳、必胜客、大快活、“港式粤菜”、“香港名厨主理”等招牌至为触目，是广府未有过的文化景观。香港舞台设计、广告创意等无不在广东传播。香港大众传播、娱乐文化也无不为广东仿效。港澳人消费风尚、与时俱进，世界各种名牌、珍品等，时时在香港市场出现，再扩散广州、深圳等城市，成为广府地区一种新风尚。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港澳文艺大量涌入广州，包括电影、电视、流行歌曲等，很快占领广东各个角落。香港是这些文艺产品最大制作中心，广州也从当初模仿达到创新，形成自己的地域风格。1979年广东电视台与香港无线电视台合作在广州举行“欢乐今宵”春节联欢晚会，获得轰动效应，也开创广东广播业向娱乐性、商业性发展的序幕。香港曾以独创功夫片打进欧洲电影市场，这也推动了广东电影业发展，如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孙中山》、《周恩来》、《洪秀全》、《黄土地》、《情满珠江》、《雅马哈鱼档》等一大批优秀电影、电视片，明显改变广州在全国电影界形象，给广府文化增添了异彩。
价值观是一种文化核心。有人认为，在特定社会背景下，香港人的价值观是“个人第一”、“金钱第一”。在改革开放后，香港价值观凭藉强大的经济后盾如潮水般涌入广州，深刻改变广府人价值观念。有人在上世纪90年代对广州大学生婚前性行为进行问卷调查，回答可以理解的占324%，而四川大学同样回答的只占21%，显然较广州大学生为低。这反映比内地更富有开放性的价值观。而从家庭结构来看，在婚恋、生育、家庭规模、男女在家庭地位等方面也反映广府地区深受港澳价值观影响。有研究显示，三地青少年都选择自由恋受，视情感为婚姻基础，在家庭内强调成员自由平等、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在经济日益发达背景下，男女独身日见流行，离婚率、再婚率在上升，小家庭观念深入人心。广府是“婚外恋”、“地下情”的集中地区。这个侧面说明广府人许多价值观念都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来于港澳。但近年广东尤其珠三角经济崛起，加上港澳回归，港澳与广东文化价值共同性在增加，差异性进一步缩窄，三地文化扩散呈衰减趋势。但不管怎样，粤港澳既是一个地域文化综合体，彼此间文化影响是不可避免，这由此决定广府文化新风貌，港澳是一个强大动力。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广府人约有7000万人，都是广府文化载体。改革开放以来，广府人十分活跃，岭南广府人如此，海外广府人也不例外。基于广府人都认同广东南雄珠玑巷为他们的祖居地，后由此南迁珠三角和海外。故南雄珠玑巷成了千万广府人之根，文化认同、地域认同、记得住乡愁的中心，近年掀起一次又一次寻根问祖高潮，影响广海及海内外。1995年由广府人杰出代表霍英东、马万祺人等倡导下，成立了“广东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2012年升格为“广东省广府人珠玑巷后裔海外联谊会”。该会宗旨是高举爱国爱乡旗帜，弘扬“慎终追远，开拓奋斗，包容共济，敢为人先”的广府人精神，维系桑梓，增进情谊，凝聚力量。为发展经济，振兴中华，造福社会，共圆“中国梦”贡献力量，本着这个宗旨，该会自2013年以来组织了三届“世广会”（即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首届在广州，第二届在珠海，第三届在江门，每次参加海外广府人，约3000人左右，来自世界各地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不等。世广会相关内容除了共叙乡情，交流心声，洽谈投资项目，签订各类经济合同，参观广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以外，属文化范畴的有举办“广府文化论坛”，评选“十大杰出广府人”和“十大杰出广府青年”，参观广府传统艺术品展览，“广府风情”摄影大赛、大型广府文艺晚会、组织广府人返乡之旅等活动，另出版相关图书、纪念册等。0如首届“世广会”，就出版巨厚《广府文化大典》、《广府近现代精英图册》等。“世广会”举办和成为定例，对加强海内外广府人凝聚力，活跃广府经济，促进广府区域发展和文化交流与传播，起了巨大推动作，已成为广府文化一道亮丽风景线。
二、客家文化觉醒蜕变
客家文化分布在粤东北和粤北，是广东占地面积次于广府文化的一个文化区，包括梅江、东江和北江流域，基本上为客家方言覆盖地区。客家文化同时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和风格，但历史上形成以后，比较稳定，其变化不及广府那样迅速和显着，这与客家地区区位偏远，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滞后有关。
近代客家地区，基于人口、资源和环境变迁，大批客家人外出谋生，主要是梅州作为华侨之乡的兴起和华侨文化的参与，造就了客家文化的近代形态，包括吸取更多当时先进西方文化和其他域外文化，兴办各种产业、学校、医院、教堂等，特别是当地教育有长足发展，培养更多人才，梅州由此被誉为“文化之乡”，也标志梅州客家文化走向高峰，但东江、北东地区客家文化，仍保持较多农业文化形态，发展比较缓慢。
及至进入现代阶段，客家地区仍流行粗放梯田农业，依靠有限人力物力开垦小块土地，从事简单再生产。小水系所形成的小流域具有灌溉和防卫等方面的优势，如钱穆先生在上世纪指出的：“灌溉区域又不很广大，四周有天然屏障，好让这区域里的居民，一则易于集中而达相当的密度，一则易于安居乐业而不受外国敌人之侵扰”，也“极适合于古代社会文化之酝酿之形成。”这种小流域文化也决定客家地区土地利用方向是农业，重点对象是梯田农业。近世蕉岭诗人丘逢甲《凤凰道中》诗有“瀑布穿危石，梯田播晚秋”之句，展示了一幅山区土地利用类型，有所谓“蓑衣田”、“笠麻田”、“望天田”等名称，即为这种梯田景观的写照。到现代，这种状况仍无多大改变。倒反由于滥伐森林，招致自然的报复和惩罚，引起生态危机，危及社会经济。民国《潮州志·实业志》农业条云：“韩江上游（含梅江）人民，惟急功近利，是图所有，林木每未达伐采之期，即行收取。水源失于会蓄，土质病其松懈，霪潦一至，泥沙随洪流而俱来，旱魃为灾。”同书又说：“大埔、丰顺……居民大多依林业为生。……其余各县类多童山濯濯。”由此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动摇了当地农业基础，迫使一批又一批客家人远走他乡。在粤北，明清时对森林植被破环超过以往任一个时期。南雄盛产黄烟，施以草皮烧灰为肥料，质量尤佳，由是草被大面积被破坏。道光《南雄州志》指出：“南北头河底日淤月高，较嘉庆十三、四年（1808年、1809年）所见又不侔矣。层叠山肤胥在似土似石之间，色焦质脆，濒流罔阜，复少草，多童，加以烟植，弥繁雨下，沙随遂使阔深渐成浅狭，诚恐更历年所城下难复通舟。”同治年间诗人陈澧在《大水叹》诗中一针见血指出粤北毁林开荒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其严重后果。诗云：“君不见大庾岭上开山田，锄犁狼借苍崖颠。剥削山皮剩山骨，草根刬尽胡能坚?山头大雨势如注，洗刷沙土填奔川。遂令江流日淤浅，洲渚千百相钩连；又不见海门沙田日加广，家家筑垒洪波上。海潮怒挟泥沙来，入此长围千万丈。”这种河道淤浅，以浈江为甚。干隆三十九年（1774年）任广东典试的李调元在《岭南舟行杂志》诗中有“每逢滩急下深沱，七尺乌蓬快似梭”之句，浈江航行非常畅顺。但到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南下广东禁烟，舟次这段水路，在其日记中已变为“由此（指南雄州城）赴省（广州），皆下水，惟韶关以上水浅，只可坐小舟，俟过韶关，大舟乃可行”。此后浈江淤高日益严重，近年也未曾稍减。据有关方面披露，1951—1983年间，浈江河床一般淤高22米，平均每年淤高69厘米。以往轮船可上达浈江上游乌径，下扺重镇韶关，现在只能在雨季通行木船，旱季只可放木排。沿河码头全部淤浅废弃。现在河床几与河岸等高，主航道仅有涓涓细流，昔日那种烟水迷茫、风帆浪舸景象已成为历史陈迹。东江作为客家人繁衍生息的一条母亲河，1913年已开辟从龙川老隆到惠州小火轮航运，后因中上游地区森林植被破坏严重，下游河床近30多年普遍淤高2米左右。在龙川以及邻近梅江流域的五华河河道淤积更严重，甚至出现“地上河”，个别小支流甚至被泥沙湮没无闻，在地图上消失。东江支流增江在几百年前森林茂密，虎、豹、熊、猿等野兽成群，有“砍不尽的南昆（山）竹，卖不完的高明（河）木”之称。民国《增城县志》载“增江水清而东江水浊，泾渭分明”，即东江干流两岸水土流失比增江严重得多。但近几十年来山林破坏日趋严重，增江河床普遍淤高2米，下游河床自清雍正初年以来260多年间平均每年淤高2厘米左右，按此推算淤积厚度达52米多。增江上下昔时有10多个被视为深不可测的蛟龙出没的深潭，至今已淤积成浅潭。这都归结于人类在河流中上游地区毁林开荒等不合理的活动。1984年以来广东省科学院丘陵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经过调查，得到粤北和粤东水土流失面积分别为4160平方公里和4547平方公里，约占当地土地总面积的116％和113％，两地又占广东全省水土流失总面积的844％。这主要发生在客家系地区，是历史生态环境变迁累积的结果。当然，广东客家系地区的岩石以花岗岩和砂页岩为主，抗侵蚀力弱，在高温多雨气候条件下，风化作用强烈．形成很厚的风化殻，一般可在20米左右，有的深达100米。这样的地表在失去植被保护和流水侵蚀下，极易发生崩塌。但与人类活动相比，它毕竟只是环境变迁的一个外部条件。
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中指到，我国“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孙中山革命活动主要在南方，广东是他的家乡，他的谈话自包括广东在内。1941年《广东年鉴》写道：“广东原为贫林省份，天然森林既不注意保护经营，荒废之山又不注意造林，直接造成木荒薪贵，材用缺乏，间接酿成山崩河淤，水旱频仍，影响于农田之收成、关系民生巨大。”近年，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识识到森林在维持生态平衡中的关键作用，森林生态意识加强，毁林现象有所减少。许多荒山秃岭又緑野盈盈，景色招人。1999年广东全省森林覆盖率已达568%。已超过维持一个生态系统平衡所达40%水平，植林緑化正日益向良性循环方向转变，并达历史最高水平。这对以山区为主客家地区是一个很大变化，特别近年党和政府一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并落到实处，成为对政府官员向责制的一个不可或缺内容。这个背景下，客家生态文化进一步向良性方向发展，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客家人历史上俗重读书，这个社会风气在近现代进一步被强化和提升。法国天主教神父赖里查斯在梅县传教20余年，他在1901年所着《法客词典》中说：“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中（按指梅城），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生的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上世纪40年代，梅县有34所中学，普及中学教育为全国之冠。梅县客家作为文化之乡，经济虽不及珠三角发达，但群众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据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这里大、中、小学文化程度人数约占总人口的70%，仅次于佛山地区，居全省第二。而每千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者为376人，又居全省各地区之首。但客家地区广大，内部差异也明显，粤北客家石灰岩地形发育、经济贫困、文化落后，尤其在阳山、连县、英德、乐昌等山区，文盲半文盲充斥，其中大部分又为妇女。据报导，英德县青坑乡近16万人口中只有8个高中生，该乡一间小学有160名学生，女生只有8人。类似情况当不在少数，这与客家文化传统相悖，应在革除之列。
客家人具有强烈文化认同、地域认同和族群认同，由此形成客家人坚强内聚力，这在各种风俗活动、方言使用、堂号楹联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近现代社会交往中，这种文化现象非但没有弱化，反而在新条件下得到加强，特别在华侨与侨乡关系上表现更为突出。1971年以来至2010年，客家地区已举办过23次世界客属垦亲大会和四次世界客商大会，都有数以万计华侨华人从世界各地归来，寻根问祖，联络乡情，洽谈生意，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和学术交流，产生非常良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效应，对改变当地社会风气，扩大对外交流作用匪浅。如首届世界客商大会于2009年10月13日至14日在梅州举行，来自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名嘉宾参加了会议，发表《客商宣言》，举办世界客商名优产品展示、经贸项目签约，世界客商高峰论坛等活动。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世界客商大会也在梅州举行，经济交流，贸易洽谈固然为主要内容，但客家文化活动也不在少数，如客家文化创意产品博览交易，客家文化艺术展演等。此外，在河源、惠州、韶关、清远等城市，也举行相类似的客家经济、文化交流活动。
近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客家地区即深深参与其中，引起海内外关注。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梅州松口镇建立“中国移民纪念广场”，唤起内外客家人感情，掀起广泛人文交流，积极拓展由此复兴“印度洋”之路，由此带动了与印度洋和东南亚等地区的商贸合作，引发更多的海外客家人回乡探亲、投资、创业，极利于当地发展。如梅州雁南飞，本为一片荒山野岭，近年引入侨资开发经营，已建设为一个远近闻名的综合性旅游文化产业基地，广东一张旅游名片，同是一个客家文化展示基地。又如东江客家万緑湖，本为一个水利工程，经数十年惨淡经营，亦已成为客家文化一张名片，有“客家古邑，万緑河源”之称，同为东江客家一个文化符号。又因为万緑湖对香港供水，成为联结两地经济和感情交流一根纽带，同样成为文化引领经济发展一个范例。
城镇化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一个潮流，也猛烈冲击着客家城乡关系。传统客家建筑围龙屋仅作为文化遗产保存下来，供建筑样本或旅游开发使用，而新式楼房建筑接二连三在客家城乡崛起，作为一种新文化景观，特别明显地改变客家传统建筑风貌。特别在政治中心城市，都极力营造一河两岸风景带，通过栏截河段，开发滨水楼盘、住宅区、观光景点等，形成美丽夜景，极大地改变城市形象。例如梅州、河源、韶关等城区沿河两岸，入夜灯火璀璨，楼房和行人倒影，构成亮丽画面，完全改变昔日农业社会客家城镇景像，折射改革开放给客家地带带来无限活力和城镇风貌日新月异的进步。当然，也不容否认和忽视，在这个繁华的背后，不少农村，由于人口外迁，土地荒芜，危房充斥，杂草丛生，留守老弱病残，亟需扶持。这衰微残破虽非客家地区独有，但至少在这些地区较为普遍和严重，非常值得有关方面关注和改进。
三、潮汕文化持续高涨
潮汕文化主要分布在潮汕平原和粤东沿海，包括史称三阳（揭阳、潮阳、海阳即潮安）、饶平、惠来、澄海、揭西、南澳、海丰、陆丰、陆河，以及惠东、丰顺、大埔一部分，是广东占地面积较少的一个文化区，大部分使用闽南语，当地称潮州话，是一个文化早就定型成熟文化区。
潮汕人多地少，粮食供应是个头等大事。清初，两广总督孔毓珣奏言：“潮州一府，界连福建，田少人多，即遇丰岁，米价犹贵他郡。”这种紧张人地关系，随着时间推移有增无已。1934年潮汕人口密度为400人/平方公里，超过珠三角，成为广东人口最稠密地区。为提高单产，缓解土地压力，除了向外移民，只有依靠人力，发展集约农业。民国《潮州志·实业志·农业》：“民多务农，农民占人口总数70%”，“除利用牛力及天然水力以外，以人力为主。”由此形成潮汕种田如绣花的文化景观，在全国絶无仅有。据有关研究，元代潮汕地区水稻单产折今为377斤/亩，明嘉靖至清干隆二十年（1755年）为406斤/亩，至清末为606斤/亩，一直呈上升趋势。直到上世纪40年代，以揭阳县彩塘镇为代表的水稻单产，上则田为840—1080斤/亩，中则田约为720斤/亩，下则田为480—600斤/亩，一般水田为655斤/亩。1955年潮安县双季稻亩产1017斤，成为全国第一个双季水稻亩产千斤县；同年，澄海县有164万亩水田平均亩产达10877斤。在长期农业生产过程中，潮汕地区建立了多种立体生态农业模式，土地复种指数达250%。这是高度发达农业文化景观，乃近现代潮汕文化一个最可圈可点所在。上世纪50—60年，潮汕大批老农外出推广水稻高产经验，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实际上也是潮汕文化一次大规模向外传播，至今仍成为美谈。
潮汕地区历史上形成文化名城潮州，是传统潮汕文化中心，而汕头则是近代兴起港口城市。清咸丰十年（1860年），根据《中英天津条约》规定，汕头取代潮州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后迅速发展起来。设海关，外轮不断涌入。1906年修建我国最早一条民营潮汕铁路，市政建设接踵而起，以骑楼为主城市景观岿然耸立潮汕大地，各项实业也相继勃兴，一座现代化城市由此产生。早在清雍正六年（1728年）著名学者蓝鼎元游汕头，在诗作中预见“千里江山归海底，五百年后作都城”。不到200年，作者预言已经实现，汕头作为现代潮汕文化中心，与潮州作为潮汕传统文化中心并峙，成为潮汕文化的双璧。
汕尾和汕头，本来没有什么地缘瓜葛，“尾”和“头”只是在它们当地的区位关系。汕尾之“尾”是指当地海滩有二条东西走向的沙坝。清初，其中一条沙坝尾部形成一个海口圩，被称为汕尾。后来汕尾发展为海港而逐渐闻名于世。1988年设立汕尾市，辖海丰、陆丰和后来陆河县。自此汕尾作为地级市中心发展起来，成为潮汕文化、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交汇中心城市，不过其文化主体仍是潮汕文化。汕尾得惠于地级市行政中心，又为广汕高速公路、高铁经过，已发展为粤东或称潮汕地区一个中心城市，一个多元文化幷存，但仍属潮汕文化版图的中等城市。
海洋文化是潮汕文化本质特征。潮汕人重商，精明是出了名的。海外华侨社会，有所谓“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汕人抢埠”之说，姑且勿论其正确与否，但重商而轻制造业却是潮汕经济，也是潮汕人一种集体无意识。近年，商品经济在我国兴起，为潮汕人经商提供宽广市场，故潮汕人走遍天下。商业文化品格不仅笼罩潮汕大地，也弥漫海内外市场，由此产生经济、文化效应和景观是当代潮汕文化一个最大特征。
以重商创新闻名的潮汕人近年更活跃有力，各种创新创业、文化交流活动接二连三，但多以“潮人”名义出现，反映潮汕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怀念、认同，成为近年潮汕文化发展一股新潮流。2015年8月在汕头举办首届“全球潮人创新经济促进会”，简称“潮创会”，每年一届，2016、2017年如常举办，把“有作为、有担当、有乡情、有梦想的‘胶（自）己人’先互联成网，构建‘大潮汕人才互联网’为潮创会使命，以发扬潮人精神，即开拓进取、勤奋刻苦、团结共荣、报效乡梓和热心公益。这即为潮汕文化最重要风格。这种“潮创会”以创新为宗旨，每届都有自己话题和特色，如2017年9月9日开幕第三届潮创大会，邀请来自新加坡、新西兰、美国、法国、印度、马来西亚、台湾等地众多新经济、互联网领域的创新创业精英参加，进一步提供汕头互联网+创新产业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为互联网创新业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藉助于“潮创会”的主题分享、高峰论坛、圆桌对话等形式，与汕头当地的创客分享互联网时代的新思维、新理念和新力量，从而提升潮汕文化的时代性、先进性和国际性，为潮汕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提供新推力和平台。这是潮汕文化近年发展一个新趋势，可期待其效果将不断表现出来。
四、雷州文化初露头角
雷州文化无论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及其所藴含文化特质和风格，都有自己的个性，属典型热带海洋文化类型，在广东文化版图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长期以来，主要根据潮汕和雷州都使用闽南语，雷州文化（还有海南文化，合称琼雷文化）与潮汕文化被一起归入广东福佬文化范畴。两者虽有其共同性，但随着时代变迁，两种文化各朝自己方向发展，更彰显它们的差异性。由于过去对雷州文化推介甚少，实有必要加以补充，故本文所述现代雷州文化，也同时顾及传统雷州文化。
热带红土文化。关于我国热带界线划分，见仁见智，难以统一。但其中一说，即以指示植物为标志，广东热带作物生长良好、能结果实的热带地区在汕头—阳江—高州—线以南，橡胶树、椰子树、胡椒等热带作物，即分布在此线以南，以北则长势差、果小或不结果，雷州半岛恰在这一界线以南，是广东最大热带地区。加之深色玄武岩地层，乾热气候，形成雷州红土。在这种地理环境下孕育、发展起来的乡土文化，称为红土文化。它包含了物质和精神文化各个层面，但最显着一点，雷州半岛是我国大陆最大热带作物基地。雷州与海南一样，过去是槟榔、椰子、甘蔗等热带作物分布区。晚明又从海外引入番薯，雷州半岛是最先种植地区之一，吴川人林怀兰被认为是从越南引入番薯者之一，电白至今还有番薯林公庙作为纪念。在热带红土视野下，不但红色是当地的主色调，而且人们用黄牛运输，辗出殷红车路；过去穿葛、麻布衣或吉贝制作衣裳，戴油笠或大叶笠遮阳，穿木屐，吸烟用“大碌竹”工具，普遍以番薯粥为主食等，都是适应乾热气候所构成的红土文化风景线。至于以红土为题材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更是花繁果硕，饮誉于广东文坛。
丰富海洋文化。无论土著俚人（后裔为海南黎人）还是入居闽潮人，都视海洋为他们经济生命线，以耕海为生活一个主要来源，也是雷州海洋文化最基本一个层次。在雷州半岛新石器或秦汉文化遗址中，都有不少石和陶制网坠，如雷州英利镇兰圆岭、海母乡英楼岭、廉江河唇镇鸭岭、吴川梅緑镇梧山岭、遂溪江洪镇鲤鱼墩、黄略镇礼部村、洋青镇罗马坛等遗址，除了捕鱼工具还有大量蚬螺、鱼骨等，显示土著居民从远古时代起就与海洋有不解之缘。宋代以来，大片河海滩涂被开垦而成为新的粮仓。如雷州湾和南渡河出海口一带，地势低洼，海潮侵袭，长期处于沉睡状态。宋代闽潮移民到来，修成南北大堤和灌渠，引淡冲洗，经数代努力，大片斥卤化为良田。到明代，雷州东西两洋成为雷州半岛最大粮仓。故万历《雷州府志》说雷城附近“宋始筑岸防海，以开阡陌”。则此前，鱼盐生产是开发海洋资源的主要形式。此后，其地位也没有降低，志称雷州地区“山民务家圃以尽地力，海人谋鱼盐以养身家”。如电白一带海岸“渔箔横列，以海为田”，当地人“渔佃为生”，即用竹制“渔箔”围滩涂，使鱼类养殖、储存、捕捞三者达到完善空间组合，有效利用水体、滩涂和饵料，使渔业生产工场化和规范化，取得精养密放效果。这种方式类似今日网箱养鱼，为一项先进技术，其经济效益大于海洋捕捞，故时有“白米鲜鱼电白街”诗句。
雷州人善于经商有着悠久历史，汉徐闻、合浦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已与东南亚诸国直接交易。志称徐闻“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直至唐代仍有“欲拔贫，诣徐闻”之谚。海上商业贸易为当地经济支柱。宋元雷州陶瓷业相当兴旺，遂溪、廉江、雷州等地均有大窑址，且多分布在海运方便的河岸、海边，产量大，非当地所能消费，于是大部分外销东南亚各地。海上丝绸之路或称陶瓷之路成为雷州海洋文化一个强大载体。
宋元以来入居雷州闽潮商人，为雷州文化注入更多海洋文化成分。宋代雷州城居民富甲一方，不但因为附近农产丰饶，而且依靠与闽浙、海外贸易。宋代海康港出口货物有“谷、米、牛、酒、黄鱼”。。北宋时诗人秦观贬雷州，诗中有“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一日三四迁，处处皆虾鱼”之句。南宋李纲贬海南，暂住雷州，也说当地“山果海鲜多不识，欲须传与北人夸”。明清时潮商“恃重赀往各乡买糖……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贩棉花、色布四邑，下通雷琼等府，一往一来获息几倍”。澄海等地所需粮食，“向借商民领照赴洋及高雷等处买回澄，以贾民食”。明代吴川梅緑港“生齿盈万”，清代被称为“小佛山”，会馆汇集，福建商人在那里专设“漳州街”，成为“岭西一大都会”。徐闻海安港，潮州、珠三角各州县、广西、澳门、湖北等商人云集，各式商号荟萃的海安街，长一里多，为琼雷各地商品集散市场。遂溪赤坎港，各地商船猬集，设有闽、浙、湖广会馆，商贾繁华不减梅緑。今湛江市区尚有“福建村”、“福建街”、“潮州街”等地名，过去内设有潮州会馆，民主路内有闽浙会馆，徐闻县民生路有广府会馆、潮州会馆等，展示闽、湖、广（州）商人在雷州半岛活动盛况。
雷州海洋文化厚重历史积淀，也见于精神文化层面，其中海神崇拜又居独特地位。半岛海陆相互作用产生的各种自然现象增加了人们对茫茫大海的神秘感，一方面由此产生海神崇拜，另一方面是闽潮人带来妈祖（天妃、天后）崇拜。海神庙宇遍及各地。据方志统计，妈祖庙在电白有5座，吴川有8座，位居南海神、冼太夫人、龙母庙之上，在人们心中地位甚高。雷州城南有雷州最大天后庙。今湛江东方街原名“天后街”，以旧有天后庙得名。雷州本盛祀冼夫人，庙宇林立，妈祖传人，也有请进庙宇并祀，称“宣封庙”，在今湛江市南郊即有一座。湛江硇洲岛为航海冲要，有明正德元年（1506）修天后庙，代有重构，为当地名庙。徐闻海安港有明代修妈祖宫。这些地区民居对联多曰：“源从闽海，泽及莆田”，电白旧俗人死曰“回福建”。有关天后显灵记载不絶于书，光绪《电白县志》说：“圣女水神，江淮河汊多显灵，不独吾电也。”又宣统《海康县志》云：“仕宦之过琼，商贾之海运，必祷于庙。”天后诞日（一般为农历三月二十三），各地都有游神、演戏活动，届时万人空巷。另外还崇拜三神婆，传为天妃之姐，农历三月二十二为诞，祭祀活动也很热烈。这正是雷州人敢于开拓、进取的海洋文化品格之表现。
雷州人亲海，除了崇拜天后，也祭祀汉代开拓广东有功之臣伏波将军。雷州有不少关于马（援）、路（博德）两伏波传说。雷州、徐闻、化州、吴川等地均有伏波庙。徐闻伏波庙建在讨网村，时间最早。苏轼经此，写了《徐闻伏波庙记》，云：“海上有伏波祠，凡渡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渡，必吉，而后敢渡。”城内有伏波祠，传始建于东汉，现今规模最大，为人仰止。伏波被尊为海神，也是雷州海洋文化一种折射。
厚重土著文化。相对封闭环境，滞后社会经济，使雷州半岛成为我国保留土著文化最多地区之一。俚僚文化积淀厚重，见于多个文化层面，构成独特文化景观，是一笔宝贵文化资源。
俚僚人俗重铜鼓，是财富、权力象征，也是一种打击乐器，包含非常丰富文化内容。在广东省内收藏200多面铜鼓，以雷州半岛出土最多，几乎各县都有所发现，仅湛江博物馆内即收藏有15面。类型颇多，有北流型、灵山型铜鼓，皆属粤式铜鼓。无论北流型还是灵山型铜鼓，鼓上都铸有蛙，显示对蛙的崇拜，也是农业文明发展的象征，两者都离不开水，又说明雷州先民主要是水居的。失传已久的“雷州换鼓”风俗活动，谅也是以铜鼓为压轴祭雷活动。又雷州各地多铜鼓地名，如雷州有铜鼓村、铜鼓溪，廉江有铜鼓汛，遂溪有铜鼓塘、铜鼓径，电白有铜鼓岭，化州也有铜鼓岭等。铜鼓丰富文化内涵有待进一步发掘。
狗是古越人渔猎时代崇拜对象。《后汉书·南蛮传》记述了神犬盘瓠与人婚配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古代少数民族原始崇拜和经济生活。至今黎、畲、瑶等少数民族仍视狗为图腾，狗崇拜盛行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雷州半岛昔为俚人居地，狗崇拜残余至今犹存，形成一个特殊的石狗崇拜文化圈。据悉，今湛江地区保存下来各种造型石狗数以千万计，湛江市、雷州市博物馆即收集不少形态各异石狗。据研究，这些石狗最早为宋代雕刻，更多为明代以后作品，当然也有现代制作的。母石狗又比公石狗多，是古代俚人生殖崇拜的一种折射，反映增加人口愿望。每月初一、十五为祭石狗定例，平时有难解问题，当地人也会求助于石狗。狗地名在广东南路一带很普遍，如电白有狗耳山、狗毛虫坡，茂名有石狗岭，化州有狗园岭，吴川有石狗塘，雷州有田狗寮，徐闻有山狗吼、狗头铺、狗肚等。又狗壮语音麻或马，壮族由俚族演化而来，俚人生活过的地方留有不少壮语地名。广东恰有许多齐头式麻、马地名，主要分布在雷州半岛一带。如湛江市区有麻斜、麻章、麻弄、麻登，雷州有麻亭、麻演、麻岭、马特、马留、马铁，徐闻有马坑，遂溪有马屋寮，吴川有马霄、马容、马跳。它们很有可能是狗地名的音译，也是狗崇拜在地名上留下的印记。
吃狗肉与狗崇拜并不矛盾，世界上有些民族相信被吃者的智慧和力量会转入吃者之中。狗既为古越人崇拜对象，吃狗肉也大行其道。雷州“白斩狗”作为饮食风俗一宝，闻名海内外，也应是俚文化遗存。
雷州半岛是我国著名雷击区。唐李肇《国史补》曰：“雷州春日无日无雷。”先民出于对雷电恐惧，对雷神崇拜有加。雷州、电白、遂溪等地建有雷神庙，最大一座在雷城西英榜山，称雷祖祠。后又由雷衍生出异人陈文玉，任雷州刺史，殁后有灵，被奉为雷神受祭。现已失传的“雷州换鼓”乐俗，实也是一种祭雷方式。散落于雷州大地的陨石，当地人称为“雷公石”或“霹雳砧”，认为有驱邪避灾功效，作为神器收藏，这实为对雷神崇拜的一种表现。
种稻是古越族文化特征之一。雷州半岛虽然比较乾旱，但适宜水稻生长的河谷、海滩、台地也有相当面积。在壮语中，水田称为“那”。“那”字地名遍及两广及西南各省区，在广东主要分布在粤西和雷州等地。据《湛江市地名志》统计，“那”字地名在湛江有65个，皆为大地名，小地名不在其列。如徐闻有那加、雷州有那黎、吴川有那罗、屯白有那花等，基本上集中在南渡河和鉴江流域水稻产区。从那字地名分布格局，可知俚人经济、社会及政治组织已很健全，长期活动于一个比较固定地域，进步到一定成熟阶段。湛江地区那么多“那”字地名，见于田地、村落、城镇、山野等，显示丰富的古越人文化内涵。
开疆文化流风。雷州半岛向称“天南重地”，与海南岛一样，古代是封建王朝贬谪罪臣或途经之地。这些流落边疆的政治或文化人，多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推动当地文化发展。这种由流寓人物在边陲地区传播的汉文化，后被称为“开疆文化”。汉代以后，雷州半岛已为中原政治势力所及或南下所经之地，从汉两伏波到后来统一岭南战争，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中原文化在雷州传播。历史上有过许多文化名人，如唐宋时即有7位宰相贬雷州或途经逗留，宰相官阶以下者更多。雷州西湖十贤祠所祀奉的10位大贤，即寇准、李纲、赵鼎、李光、王岩叟、苏轼、苏辙、任伯雨、秦观、胡铨，即为他们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当地兴教化，办水利，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培养人才，贡献匪浅。如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坐贬徐闻典史，为一个未入流小吏。他见百姓穷困，官吏横行，应从教育入手，以正吏治民风，于是创办贵生书院，升座讲学，座无虚席。其流风所及，至今仍未泯灭。保留至今的雷州十贤祠、真武堂、苏公亭、寇公亭、莱公井、徐闻贵生书院等即为开疆文化在雷州的历史见证，它们深藴的文化内涵已融合进雷州文化之中。
雷州文化中心城市雷州城。雷州城扼广东南路与海南岛交通枢纽地位，又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海陆交通便捷。附近东洋田万顷，是著名粮仓。历代移民和商贸活动，均以其为中心展开，故雷州城政治地位甚高，且从未动摇，从汉徐闻县治、合浦郡治，隋合州治，唐雷州（郡）治，宋雷州州治，元雷州路和海北海南道治，乃至明清雷州府治等，都为其作为雷州文化中心奠定强大政治基础，雷州城后被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雷州土著文化积淀厚重，以雷州城区保存最多，如大量石狗塑像，蜚声海内外；风味菜肴白斩狗为当地一絶；雷神陈文玉传说、雷祖祠（庙）、雷州换鼓乐俗，以及俗重铜鼓等，都集中展示在雷州城。
雷州人亲海，无论是围垦海涂的“以海为田”的海洋农业文化还是“以海为商”的海洋商业文化都很发达。宋元接踵而至的闽潮商人，更使雷州海洋文化走向繁荣兴旺，城内天后宫、仙城会馆、遂（溪）邑宾兴祠、徐（闻）邑宾兴祠、高州会馆等，保留至今。始建于明代的大新街，青石板路，历为百货、文具、首饰汇集街市，体现了清代雷州商贸风情。另为曲街，为民国时期骑楼集中商业区，以土特产、风味小吃、民间艺术表演闻名。实际上，据宣统《海康县续志·海康县城图》所绘城墙内2l坊，都应为雷州城传统街区，其主要功能和基本活动都离不开商业贸易。雷州城外大量唐宋元窑址和残存陶瓷器皿，说明雷州陶瓷业兴盛一时，并大量外销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在雷州更恰当地说是海上陶瓷之路。
雷州半岛是广东佛教文化最兴旺地区之一（另为潮汕地区），雷州城是其中的核心，不但信众如云，而且禅林丛集，如天宁寺、高山寺、福田寺、天竺庵等名重一时。梵音缭绕，蔚为大观，无论古今，皆为俗子凡夫皈依佛门的首选地之一。
雷州在过去经济落后、相对封闭社会背景下，很多原生态风俗文化传承下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名城文化增添异彩。如“斗歌”（姑娘歌）、傩舞、高跷龙舞、舞鹰雄、人龙舞、屯兵舞、目连舞、仿饰（飘色）等，都极富地方文化个性，拥有很多观众，吸引文化艺术界人士前来采风探胜。
经过长期历史积淀，雷州文化在近代已定型为一种区域文化体系，在岭南文化格局中占有自己的位置；雷州民系也同步成长，拥有与其他民系同样的话语权。新中国成立后，雷州文化主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改造、完善和提高，其间虽也经历了曲折和反复，甚至受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破坏，但在付出沉重代价以后，仍走上继续前进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雷州文化不断被丰富、充实许多新内容，在各个文化层面和领域里呈现勃勃生机和活力，发展到自己历史的高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对我国战略物资橡胶的封锁和禁运，在我国热带地区掀起种植橡胶树的高潮。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开发为橡胶热作基地。从1952年起，经大批驻军、10万多名民工拓荒开垦，至1990年在雷州半岛拥有橡胶林365万亩，另有1044万亩番麻、剑麻、胡椒、咖啡、香茅等热带经济作物。加之1958年，在雷州半岛北部，建成总库容11.44亿立方米鹤地水库，大干渠总长195公里的雷州青年运河，以及相匹配的干支渠4039条，共长4564公里，灌溉面积达200万亩，极大地改变了雷州半岛乾旱局面，促进了半岛农业的发展。仅热作农业而言，在半岛建立了20个橡胶农场，到1990年总共生产干胶11235吨以及大批其他热作产品，满足了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从文化本意指作物栽培而言，橡胶和其他热作在雷州半岛试种成功并大面积推广，为发育于玄武岩台地上大片砖红壤的开发利用找到了一个正确方向，由此产生的经济效应是相当可观的。另外，橡胶宜林地选址、布局、管理、加工等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也是一种文化资源，为雷州文化增添异彩。
海港文化是雷州文化最重要一个内涵。据诸史记载，唐宋时期，半岛重要港口有海康县雷州港，徐闻县沓磊港，吴川县苜寮港、梅緑港、硇洲港和遂溪县乐民港等；明代增辟暗（安）铺港，清代赤坎港，1921年开辟广州湾港，抗战时期形成海康流沙港等。这些港口拥有自己海陆向腹地，通往广东省内外，以及东南亚各地，从事海上贸易和运输，海港文化应运而生。例如广州湾港，中西文化在此交流、融合，发展为一座近现代海港文化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以湛江港崛起为标志，雷州半岛沿海港口在继承历史传统基础上，迈开了向现代港口前进的步伐，海港文化也焕然一新。到1990年，全半岛计有湛江市区湛江港、湛江内港、霞海港、赤坎港、硇洲港，辖区吴川县梅緑港、黄坡港；徐闻县海安港，海康县海康港、流沙港，遂溪县北潭港，廉江县安铺港、营仔港、新华港，以及其他一些小港等20个，皆沿海岸分布。有些海港连接河流，但雷州半岛缺乏大河，航运意义不大，故大海港才是海港文化中心和代表，这又非湛江港莫属。
海港文化概念，一是指港口设施、运作、管理反映文化内涵；二是港口运输功能带来文化交流及其效应，也就是文化产品。
新中国成立后，湛江港经过不断建设，已发展为多功能、综合性现代港口。到1990年，已拥有万吨级泊位17个；浮筒12个，可系泊万吨级船舶；锚地19个，可锚泊10万吨级船舶，以及仓库、堆场等一大批，可承担集装箱、件杂货、散货、重大件、危险品、石油、液体化工品等100多种货物装卸、储存、中转和旅客运输等业务，年吐吞量达1500万吨。这些设施庞大复杂，技术含量高，使用、维修、管理都需要专门技术和很高水平，一个湛江港，无异于一座现代化中心城市，集中了多个科技领域的现代化成果，是一座海上文化城。
湛江港陆向腹地包括大西南，即云贵、川桂，以及粤西、湘西、鄂西等省区，覆盖面积26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3亿人。如此庞大地域和人口群体，也是一种文化载体，藉助于货物运输和旅客流动，带来了滇云、黔贵、巴蜀、八桂，以及湖湘、荆楚等地域文化的成分或景观，荟萃于港市，形成五光十色港口风光。如来自这些省区的矿产、钢铁、木材、水泥、化肥、煤炭、粮食、原油等，都是一种物质财富，体现了它们所在地区的劳动成果，还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而不能简单地视为普通货物或商品。从这个意义上说，货流和人流都是文化交流，他（它）们集中地也是多元文化交会、融合之地，新文化景观由此而生。湛江港区高大龙门吊、泊位码头、巨轮、堆场、货品，繁忙的装卸作业，以及为此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等，即构成一个港区文化综合体。
湛江港海向腹地，延伸到东南亚、非洲、欧洲、大洋洲等，横跨东西两半球和热带、温带和寒带，涉及不同人种、民族和国家。通过海上运输，中外文化也在港区集中交流，本土特色与异域风光交相辉映，已成为湛江海港文化最大一个亮点。
其他沿海港口，或为运输港，或为渔港，或两者兼具，历史上都有过兴衰，新中国成立后也有枯荣，但共同之处是在港口和船只等设施，服务和管理上都被装备以新技术、使用新方法和新模式，包括海洋天气预报、卫星导航、助渔、保鲜等技术，特别是保障以现代港口所需的海洋法律和法规，使这些港口走上法治轨道。这种制度文化是过去所欠缺或不完全的，也有赖于它们的公布和实施，雷州半岛海港文化景观才在近年至为瞩目，在广东全省崭露头角。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雷州半岛多种多样风俗活动被视为封建迷信或糟粕而受到扺制或禁止。实际上，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文环境下形成风俗活动都有其合理性一面，反映了群众某种诉求和愿望，故古人认为：“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为上也。”即使当今这种认识也没有过时。近30年来，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风俗活动重新抬头，并逐步引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轨道。这已成为当代雷州文化一项重要内容。这包括岁时习俗春节、清明、端午、重阳等，热闹非凡。雷神、妈祖崇拜和年例、庙会风靡各地，吴川飘色万人空巷，东海和沈塘人龙舞多姿多彩，已走出雷州半岛，深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当地特有雷歌、雷剧表演热潮，终年席卷整个半岛。据不完全统计，原海康县约有600个雷州剧演出点，至90年代前后有50多座大型戏台，每年演出4000场次，观众超过1000万人次。近年更不止此数。仅此一项，可见改革开放以来，雷州风俗文化活动已成为社会生活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涉及群体之广，参与程度之高，社会影响之深，已达雷州历史文化巅峰。
作为雷州半岛行政中心，从1950年起，湛江市先后为广东省南路专区、高雷专区、粤西行政区、湛江地区和湛江市等派出机关或政府驻地，同为跨区域粤西农垦局、湛江港务管理局等部门行政管理机关所在地，居雷州半岛政治中枢地位。在文化教育上，新中国成立后湛江发展为广东仅次于广州的第二个高等教育中心，拥有湛江师范学院、广东海洋大学、广东医学院、湛江教育学院等大专院校；新闻、出版、广播、医疗、公共卫生、文娱体育、休闲、旅游等现代化机构和服务水平等位列广东省前茅。这综合显示湛江已发展为雷州半岛最大城市和近现代雷州文化的中心城市，发挥文化辐射和文化引领功能，在岭南文化地图上有超越其政区范围的文化辐射作用，并呈不断增强其文化势能的趋势。但不管怎样，湛江城市文化到底是历史短浅，积淀欠充，近现代文化后来居上，可执雷州半岛近现代文化牛耳。然而，雷州传统文化中心仍在雷州城，与湛江城区一起形成雷州文化双璧。这是雷州文化历史发展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雷州人务实，不擅张扬，加之雷州文化长期被湮没无闻，被边缘化，故不为外界所熟知。近年，雷州文化概念提出，并渐为社会各界认同以后，雷州人也加强了对雷州文化宣传、品牌打造、深度研究等工作。除了出版理论奠基性的司徒尚纪《雷州文化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还结集出版《岭南文化版图新视野——雷州文化概论评论集》以外，湛江市政协等有关单位相继出版13卷本《雷州历史文化丛书》，包括雷州方言、楹联、墨韵、雷神、碑刻、名胜、逸事、艺术、雷歌、民俗、名贤、石狗、史谭等，全方位展示雷州文化大观；邓碧泉、蔡平主编《湛江文化史系列丛书》10种，包括雷州文化、民俗、艺人、乡贤、建筑、流寓、宗教、科学、地名文化等，全面、系统介绍雷州文化各要素和特征，为一套雅俗共赏读物。湛江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正组织编写《湛江通史》，也是一项涉及雷州文化的浩大文化工程，问世后将雷州文化增添异彩。而近年成立的广州雷州文化研究会，对推介、宣传雷州文化不遗余力，组织过多次雷州文化讲座，出版《雷鸣》杂志，资助出版雷州地方歌謡《东海嫁》及其评论集《众说〈东海嫁〉》；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出版湛江专辑中文繁体版，重点向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推介雷州历史文化、自然和人文风光，反应甚好。这些新气象，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显示雷州文化已一改常态，正以崭新姿态和装束，出现在中国区域文化版图上，占据应有位置，而为世所瞩目，大有“天下不敢小惠州”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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