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3日上午十时许,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香港来电,接通了,电话那头传来江兆文老先生深沉且微弱的声音:“宇园啊,你下午一定要来港,我有许多放不下的事情要对你说!”
我一愣,随即回过神来,应道:“好,好,我一定会出来看您。”此时,我明知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内地通往香港的口岸还未通关,只能眼里闪着泪花安慰这位已九十七岁高龄的病危老人。
纯美告诉我,她父亲在香港沙田善宁医院昏迷几天醒来后,就催促她给我挂电话。
几天前,纯美挂通我的电话,然后她一手拿着手机贴在父亲耳边,一边催老人说话。江老先生气喘吁吁,说:“我在龙岩住院,怎么没见你来看我”?我一听懵了,心想,怎会在龙岩呢?此时听到纯美的声音:“不是在龙岩,是在香港,是爸爸病太久,头脑昏了。”接着,江老先生跟我说了许多有关金丰中学、村老年协会、新村建设的事情,说他还想做许多事。
这两天,我觉得心烦意乱,精神绷得特别紧。听到老先生要我“下午出去”,心里隐隐感到一种不祥之兆。此时,我特别无奈,说真的,若不是“新冠”疫情影响而封关,老先生病重,我怎么会在这里干着急?我心想,若能长出趐膀飞去香港看望他,了却他老人家的心愿,那该有多好啊!
11月5日上午,我接连发了微信和挂了几个电话,询问进香港何时能解禁通关。这一天,我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似有事情要发生,自然联想到在香港病床上的老先生。于是,我分别发了微信给全孚和纯美,询问老人的状况。几小时过去了,他们都没回覆,我心里更焦虑。直到下午五点许,纯美沉痛地来电告知:“爸爸走了。”此时,我正在下洋沿河栈道上走着,听到“爸爸走了”,心里格登一下,顿时觉得脚腿非常沉重而迈不开步,我手扶在栏杆上,望着徐徐下山的夕阳,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江兆文老先生走了,他永远地走了!
他一生坎坷,却奋发前行。
年青时力求知识,他曾就读平和小溪的厦门双十中学、靖城的福建大同中学、粤东的大埔中学。双十中学读书时因身体患病辍学在家一个多月,后来到大同中学继续完成学业。
17岁在本村小学教书时,在本村地下共产党负责人江岩的策划下,他当了两年保长,以便保护红军。1946年,应洪坑亲戚之邀赴港学徒。1949年,永定县长江岩叫他回来,让他负责银行事务。1951年,亲戚林其茂又催他赴港。他在香港当过工人、记者。
改革开放后,他是永定第一个支持家乡发展的港商。1980年,他出10万港元购买台湾机器,创办金山茶叶精制厂,采取补偿贸易的形式,增加高头及周边茶农收入。为带动永定工业发展,他于1988年捐赠80台机器给永定县政府,还负责包拆包送到深圳。他先后在永定家乡投资三林橡胶手套厂、百丈水电公司、洋多培育水电有限公司、金德啤酒有限公司等。
他一生对教育情有独钟,奉行“功莫大于兴教,德莫高于育人”,为家乡教育捐资近2000万元。他为人慈善,兴医利民,为永定中医院、高头华侨医院等捐资近百万元。1996年8月8日,永定发生百年不遇的洪灾,时任永定同乡会会长的他得知情况后,立即在家里与同乡会乡亲通报家乡洪灾情况,动员为家乡赈灾捐款。当天下午,根据电话认捐数字,他立即从自己的存折中汇款33万元回永定县赈灾,其中他本人捐7万元。之后,几百位乡亲的认捐款一年多才基本收回。
江兆文先生对家乡事业不惜一掷千金,其实,他幷不十分富裕,他在香港科发道所住的套房,也不宽敞,且十分简单。他平时省吃俭用,对家人要求严格,强调“靠自己”,不奢侈,不浪费。他暮年,还将子女、孙儿给他的红包钱倾捐给村里建文化室、文化公园、文化宗祠。
江兆文先生为家乡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就在他弥留之际,仍牵挂做家乡的事情,这种至死不渝的家国情怀,令我辈无比崇敬。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
我从事侨务工作几十年,曾在湖坑乡、大溪乡、高头乡任党委书记,与兆文先生接触较多,他有许多感人的事迹,几多平凡事,鲜为人知,然而却深深烙在我的心底,甚至影响我的人生。
情系高头
他生前心系家乡高头发展,助力土楼走向世界,为高头建乡献智出力的一些往事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高头,位于永定区东南部,客家文化资源丰厚,特别是高头的客家土楼,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福建土楼王”之称的承启楼,就进入了大学建筑专业的教科书,倍受欧美、日本等国建筑专家的青睐。然而,由于交通不便,许多著名的土楼“养在深闺人未识”,国外的专家学者前来考察,还得靠双腿步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振成楼。要让土楼走向世界,交通道路成为瓶颈。
1987年—1988年,我在湖坑乡任党委书记。为了让外界更加便捷地瞭解永定土楼,组织发动湖坑的洪坑、六联和高头的群众计2000余人,自带午餐伙食,动工修建湖坑至高头公路,用双手开挖出近7公里长的公路路基。由于是乡镇自建的工程项目,上级未拨分毫资金,连公路测量费都是自筹。土方工程群众可挖,而石方工程无法进行。身在香港的江兆文先生洞悉开通湖坑至高头公路对于让永定客家土楼走向世界的重要作用,特邀龙岩市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赴深圳,他放下香港南康布厂的繁忙业务,赶到深圳,一方面热情招待家乡客人,一方面以自己多年在外的见识,从高头、湖坑两乡的地理位置,提出建设这条公路对于提升土楼知名度的意义,恳求交通部门同志能积极支持建设好这条公路。他恳切的言辞,深深感动了市交通局的同志。深圳回来后,市交通局即刻拔下工程款10万元,解决石灰坑等地石基无法施工的困难问题。此后这条路得到中共龙岩地委书记郑霖的重视,在全区三级干部大会上,表扬了永定湖坑和上杭中都开公路不等不靠,发挥民工建群方式。领导发话,加快了公路项目的实施完成。
1996年,永定县开始推动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他得知此消息,非常兴奋,特地捐款2万元,支持永定土楼申报世遗。
2008年7月,在加拿大魁北克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福建土楼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福建土楼有永定、南靖、华安的“六群四楼”,其中永定有“三群二楼”,是福建土楼的主体。2010年2月13日大年三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振成楼和承启楼时说,客家土楼是中华文化瑰宝,是大家庭小社会和谐相处的典范,一定要把祖先遗留下来的这份珍贵遗产保护好、传承好,运用好。这是对客家土楼的高度评价和殷切希望。福建土楼成为世界遗产,可见江兆文先生当年的远见卓识。
高头的行政建制,民国时为上金区高头保,后与古竹合幷为高竹乡。新中国成立属南溪区(又称三区)。1957年撤区设乡,成立永定县高头乡。1958年改为高头人民公社。1970年幷入古竹公社(1984年改为古竹乡),一直到九十年代。由于乡政府所在地在古竹,高头到古竹有5公里,特别是一些边远的小山村,到古竹的路程就更远了,这给高头地区的群众办事带来许多不便。
为了便利办事,高头的群众提出了分乡的要求。江兆文先生非常关注家乡的发展和变化,当他瞭解高头群众的分乡要求后,给予大力支持。此后,每当江兆文先生回乡或有市、县领导赴港,都会寻找机会向领导谈论分乡的话题。后来终于圆了高头地区老百姓的梦,高头自此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捐资2000多万元完善家乡的学校建设,还捐资30万元为高头乡政府兴建办公大楼和设立公仆奖。2004年受到福建省人民政府立碑表彰。
“保长”历史
2016年6月3日,我特地到香港九龙科发道拜望93岁高龄的兆文先生。虽然行动有点不便,但他仍很热情地接待我,让我十分感动。在交谈中,他说起了年轻时曾在村里当“保长”的那段历史。
兆文先生自述:那年(1941年)我才17岁,在村中石砌岈下老学堂教书。校长是江克武先生,是前任保长。克武当校长后,大家对接任的保长不满意,提出要改选别的人来当。当时,留存南溪开展革命斗争的游击队负责人江岩,也是高南村人,有一天到我们的楼里,找到我妈,说要叫我出来当保长。我妈听后连连推辞,说这不行,说我还那么小。江岩耐心地安慰我妈说,不用怕,挂个名就行,最起码我们是自己人,好通信息。于是我被“选”上了。我现在想,当初江岩他们肯定是早早就商量好的,不然我那么小怎么会叫我当呢?在我被推选为保长不久,一次,江岩在南溪与国民党民团作战,被机枪打伤,连夜被游击队员送到我楼中。当时,只有我住的鸿渐楼有大门,也许我是保长,别人不会怀疑,所以就选择藏在我家养伤。晚上还常有医生来给江岩疗伤,我负责看门。我当保长两任,记得还不到两年,是没有工资的。也从来没参加过乡里开会,乡里有什么事情也不跟我说,我觉得真是挂名的,有时还得罪人。再次选举保长时,我发誓不当了,在选举前,我就发了毒誓:谁选我当,谁就会“槁毛绝代”,结果就没人选我了,选了江日丰接替我。后来我就去了香港。
我听了兆文先生的讲述,才明白他哪是什么“伪保长”,是真正的革命接头户!由此,我联想起一位省侨务领导对江兆文先生的激昂陈辞:“他不仅仅是心存善念捐资慈善,他是在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建设,他从无呼口号,比当年那些边唱高调呼口号,边挖共产党墙脚的人,其精神境界要高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
搬迁特校
1999年秋天,在香港湾仔骆克道272号2楼B座永靖同乡会所,江兆文先生与我促膝谈心。谈话间,说到了残疾人的话题,他特别详细询问永定特校(聋哑学校)的一些情况。我告诉他,永定特校的校址在离县城较远的西溪乡,到县城还有四五公里,而且学校的条件也不是很好。江先生说:“残疾儿童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需要得到社会倍加关心呵护,让他们健康成长,能够在社会上自食其力。对他们从小进行生活能力和生存技能的教育,特别重要。我要帮助他们。”
2000年夏天,江兆文先生回乡探亲,第一件事就是去西溪乡看望特校的孩子。6月23日,兆文先生准备了许多糖果、饼干,在县关工委主任江联芳、县政府副县长、县教育局长郑健文、外事办主任江济勤等陪同下,来到特校。他把糖果分发给孩子们,还给每位老师送上了100元的慰问金。特校的孩子向他献花,幷在操场表演了文艺节目。稚嫩的孩子,天真无邪,虽然在身心上有某种缺陷,但仍然充满活力和生机。江先生看着看着,眼眶湿润了。临别,他紧紧握着戴炳金校长的手,动情地说:“这些孩子多可爱!这里的条件比较差,我想为他们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把学校搬到城区去,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也让更多的人来关心他们。我捐20万元作为搬迁费用。”
2002年5月第三个助残日,江先生的心愿实现了,一幢新建的永定特校教学楼在城区书院岗原教育督导室旧址落成,特校的师生们欢天喜地搬进了新校舍。
带头办厂
永定县向来的说法,1984年兴办的永侨藤器厂是永定县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殊不知早在1980年江兆文先生就投资近10万港元,购买台湾先进的制茶整套设备,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在高头松林墩办起了金山茶叶精制厂——名副其实的第一家外资企业。
1985年,兆文先生与香港裕华国货公司董事长游尚群先生合资120多万元,与县林化厂合作,兴办永定三林橡胶手套厂。
1989年,兆文先生赠送80台进口织布机,在县城利用原食品一厂的部分厂房,通过技术改造,在永定县办起了填补永定县织布行业空白的“永康织布厂”。
1995年,兆文先生投资800万元购买百丈漈水电站80%的股份,设立百丈漈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永定啤酒厂停产,几百个工人生活无着。兆文先生得知这一情况,毅然投资1200万元,买下永定啤酒厂53%的股份,与县国投公司和能延公司合办金德啤酒厂。为了技改和扩大规模,接下来,兆文先生相继投入资金2000多万元。
《永定县志》(1988—2000)记载,1987年,全县三资金企业仅3家,到1992年,发展到了42家,投资总额达3.28亿元,合同利用外资2522万美元,其中1992年就新办了20家。1988年到2000年,全县共发展三资企业119家,投资总额达到9.87亿元,利用外资7497万美元。我县的三资企业,主要来自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是旅外乡亲对家乡发展的关切。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少三资企业的效益不佳,最后只好停业。兆文先生所办的企业也不例外。但是,他没有因为所办的企业效益不好甚至关闭而气馁,而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办下来,而且投资越投越大,从10万元到几千万元,其投资家乡的执着可见一斑。投资办企业耗神费力,起初,我对这位老者如此行动有点不解,本当尽情享受安逸的晚年,何以那样自寻劳碌?问他投资办厂的初衷,他说出的一番话让我感动:“永定是我的家乡,我的根之所在。我没有特别富裕,但家乡还是比较落后,虽然投资的环境幷不很理想,我想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让家乡早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另外,永定在海外的侨胞多,资金雄厚的也不少,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乡亲回来投资,使家乡更快发展。”赤诚之心,溢于言表。
回报社会
他是一位敦厚慈祥、和蔼可亲的长者,由于年事已高,行动有些不便,但却思维敏捷,谈吐不凡,总是给人以启迪。十几年来,他资助了许多贫困学子上大学,受资助的大学生都会写信给他表示感谢。他收到了几百封信,而且每信必回。他给学生回信,总是少不了这样的话语:“你不要感谢我,更不要回报我,你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将来回报社会,回报你的父母、老师。”
兆文先生勉励学子要“回报社会”,这也是他的人生信条。江先生曾捐助过闽西大学、侨育中学、长汀职中、奥杳吴屋小学、永定县医院、永定县中医院、湖坑侨联、陈东乡政府、南溪黄腊坑自然村、高南村老年协会等几十个单位。人们问起他这些年来对家乡公益事业的捐赠情况,他却摇摇头:“区区小数,早已忘记了。”幷非兆文先生记忆力不好,而是他没有把做过的好事放在心上。
然而,受过兆文先生资助过的人,又怎么会忘记呢?
兆文先生在香港70多年,助人为乐,帮助过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为更好地联络乡亲,谋求福祉,他倡议成立香港永靖同乡会(即今永靖会馆)、闽西同乡会,是主要的创始人之一。自永靖同乡会成立起,他连续担任四届理事长,从第五届到第七届,又连任三届会长。凡到香港的乡亲,他知道了,总要盛情款待。1980年代,他还常常从香港专程赶到深圳来接待家乡人。同乡有困难,他总要想办法帮助解决。1992年,高头石圳下甘棠楼发生火灾,兆文先生立即寄4000元慰问灾民。1996年,永定发生百年不遇的“8·8”洪灾,他带头捐了7万港元,幷发动在港乡亲捐款。1993年,他在《永定乡讯》中看到永定有四位百岁老人,他给老人寄1000元作为春节慰问金。永定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他高兴地捐助2万元表示大力支持。永定县老促会成立,他寄上6万元做基金;永定客家联谊会成立,他又慷慨解囊。他曾三次捐款给县侨办、侨联购买车辆,改善工作条件。对于金丰中学,他更是情有独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古语云:“善欲人见,不是大善。”江兆文先生做了善事,连自己都不记得,可谓“大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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