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我被调入中共上海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工作，从此与“台湾”朝夕相伴。

　　从事对台工作，是我人生中的第三个重要转折点。1970年我未满17岁“上山下乡”，告别养育我的上海，远去千里之外的“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今宝清县八五三农场），开启人生踏入社会的第一步。1974年我参军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驻地在辽宁省庄河县（今大连庄河市），军旅生涯近六年。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我回到上海，先后在杨浦区科技协会、中共杨浦区委办公室工作十年。没有想到的是，再次转岗竟和小时候从课本上了解幷憧憬的祖国宝岛台湾结下不解之缘，专事上海对台工作。
   
　　还记得，去上海市台办报到的那一天下午，第一次见到分管干部工作的张志群副主任（后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台办主任），他问我上班的路远不远？我脱口而出：“比我下乡到黑龙江要近很多”。张笑了，看上去还算满意。那天，他还让我给他看了一份在杨浦区委办公室用钢笔撰写的一篇文稿和我的简历。那时上海没有一条高架路，没有一条地铁，我每天早出、晚归，挤公交车中途还要换乘其他线路的公交车，来回需要4个多小时。1992年市台办搬迁到宋园路56号办公，各方面的条件有所改善，上下班有了“班车”，我是第一个上车，最后一个下车。

　　张也曾经是上山下乡“知青”，到过青海插队，当过生产队长，后被选送到四川大学读书。同样的知青经历，农村艰苦生活磨砺，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不喜欢“溜须拍马”，任人唯贤，唯才是用，对干部真诚的爱护与关心，在干群中人缘颇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海峡两岸刚开启“探亲、奔丧、交流”不久，当时上海市台办干部队伍规模不大，但在全国各省市台办中，机构算是比较完整，有“秘书、接待、宣传（新闻）、联络、经济、研究”六个处室，从早期“七、八条枪”开始，逐步扩充到二十多名干部。办公地点暂借在位于汾阳路22号（靠近淮海中路）的上海音乐学院，三位办领导与“秘书、宣传、联络、研究、接待（一部分）”四个半处室，拥挤在上音学院内一座独立的两层楼老式小洋楼里办公，“经济处”暂借在学院内另一间平房办公，“接待处”另一部分借在南京路上的原市委统战部，处理全市台胞接待等工作。市台办分三个地方办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

　　初涉对台工作，对我来讲完全陌生。台湾问题知之甚少，几乎是“一张白纸”，我像小学生一样，开始“恶补”，下决心苦学，学好、做好这门“功课”。那时两岸讯息不像今天如此便捷、丰满，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我要求自己，每天上班必须静下心来阅读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经济日报》《工商时报》四大报纸和相关杂志及文件，重要内容，剪贴保存。下班一有时间，就收听半导体收音机“短波”，注意了解岛内最新动态。还必须重视学习、了解大陆对台工作的始末，等等。做对台研究，我认为首先要“坐得住”，能静下心来；要学会看报，还要能看得懂。那时自己年龄已经37岁，好在人生有过“知青”、“当兵”、“公务员”的经历，己有满20年的工龄和社会历练，相对来说比较成熟。

　　我逐步加深了解对台工作其脉络。对台工作如果从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算起，不到十年时间，1987年11月海峡两岸隔绝38年之久的大门终于打开。两岸关系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随之台湾同胞纷至沓来，台胞赴大陆各项交往、交流迅速展开。台商快速涌入大陆各地投资，两岸贸易年年攀升。此时，扑面而来的是，台湾政界、学界也开始赴大陆“探路”。两岸官方逐渐开始接触，结束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时代”，两岸学者对话接触，大陆学者也可以跨海赴台面对面交流。由此，对台工作任务日益繁重，干部队伍急需扩充。我加入对台工作队伍的大背景，正是两岸关系发生重大转折之时，既是机遇，也是缘分。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上海各部门对台系统干部，大多是从不同的领域调集而来，毕业于台湾专业的科班生几乎是“风毛磷角”，市台办也没有一个是学台湾专业的干部，也没有硕士、博士高学历。办领导要求每一个干部，从实践中学习提高能力，要求“培养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养成一个好的工作作风，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要求各处室“抓业务，重调研，建规范，管思想，带队伍”。每个干部“事业上要有目标，政治上要有要求，纪律上要有约束，业务上要有水准”；培养“严明的组织纪律，娴熟的政策水平，扎实的工作作风，良好的仪表形象”；要能“坐得住板凳，写的出文章”；要熟悉掌握最新台情，能记下上千条台湾信息，尤其对处级干部，要求更加严格。所有这一切，目的是为了适应两岸关系形势发展的需要，做好台湾同胞到上海的服务工作，推进沪台各项交往交流健康发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早日统一。

　　对台工作千头万绪，作为上海全权处理涉台事务的专职机构——中共上海市委台办、上海市政府台办（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在市委领导下，对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当年，先后直接分管过上海对台工作的市委领导主要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市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菊及王力平（后任市政协主席）、杨堤（市委副书记）、孟建柱（后任江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公安部部长、国务委员）、刘云耕（后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沙麟副市长等。九十年代初，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万学远（后任浙江省副省长、省长、人事部副部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也协助分管过上海对台工作。1991年万学远在新锦江大酒店，为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石齐平访沪返台，举行欢送宴会。

　　那些年，上海市台办二十几名干部在季挺（1949年前参加新四军的“小八路”）、陈祥元（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在华东师大任教、担任上海师大副校长）、张志群3名局级领导带领下，担当起“组织、管理、指导、协调”全市区、县和各委、办、局、高校的对台工作职责。全市各级台办主要任务是：做好台湾同胞来上海的服务与接待和台商来大陆投资经商；负责处理日益繁重的涉台事务，妥善处理好涉台突发事件，依法维护台胞权益；努力把上海台办办成“台胞之家”，以适应两岸关系形势快速发展的需要，争取广大台湾民心、民意。
　　
　　上海与台湾关系密切，作为大陆对台工作的重要城市之一，在两岸开放后承担着十分繁重的任务。1988年11月21日，上海市民许松林手持台湾“入出境管理局”发放的第一号“入台旅行证”，赴台奔丧。1992年，刚成立不久的台湾海基会首任副秘书长石齐平首次率团访问上海，受到海协会汪道涵会长接见。1997年6月，第一家两岸合资银行“华一银行”，在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正式对外营业。1998年“汪辜会晤”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2003年“两岸包机”由上海浦东机场首航，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首次“破冰之旅”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后，赴上海访问幷与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会面。上海与台北连续十年举办“双城论坛”，沪台两地经济、贸易、金融、教育、文化、体育等，各领域交流频繁。我和我的同事，有幸见证了、参与了两岸关系发展中的许多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