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从事对台工作12年之后的2002年，调往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台湾事务部工作，那年49岁。
   
　　永远记得那年9月2日下午，我从浦东机场坐上飞往广州的飞机，百感交集，思绪万千。第二次离开上海不是“北上”，而是“南下”，两个方向，两种目的，两种使命。我心里面很清楚，马上要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岗位任职，工作环境需要重新适应，工作内容需要重新定位。同时我感到，岁月不等人，换了新的岗位，换个新的“跑道”，又有了一次学习新的知识，开阔新的眼界，寻觅新的空间的机遇。但如何尽快适应“境外”工作？是必须要认真面对的。我暗下决心，要用充沛的精力和百倍的努力，去完成新的使命。
 
　　飞机抵达羊城广州，9月5日乘坐火车，经深圳罗湖口岸入境香港。灯红酒绿的香港，我幷不完全陌生。1997年7月1日回归之前和1999年，我曾两次因赴台湾学术交流途径香港，那时候两岸没有直航，必须到香港转机作短暂停留，必须到台湾驻港机构“中华旅行社”换取入台证件，才能登上飞往台湾的客机。2001年我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出席学术会议，也到香港转机，返程时又经香港转乘高速游轮，到澳门大学参加会议。不过那几次都是短暂的停留，而这次是长驻香港工作、生活。
　　
　　首先，到香港工作我要求自己“细察”香港社会。方圆1000多平方公里的东方之珠香港，总面积跟上海的崇明岛差不多。香港人口700多万，不是“慢生活”节奏的社会，人人为生存赚钱而勤奋忙碌。灯红酒绿的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一切依照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也无需改变。港人享受着言论和集会自由，每遇到重要议题的诉求，主要干道的游行队伍，摇旗呐喊。当然，集会、游行是需要经过申请、核准、合法的，幷有港警协助，维持交通和社会秩序。
　　
　　香港高楼林立，道路狭窄，但交通幷不拥挤，人车分道，井然有序。马路上最多的是“红色”的士车和双层大巴，家庭私家小车，一般节假日才会上路。香港双层有轨（叮当）电车，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画，2元港币从头可以坐到尾，长者有优惠。我居住过港岛商业繁华地段“铜罗湾”“时代广场”“SOGO百货”附近（跑马地、霎西街），也居住过北角，那里有广东人、福建人，老上海人不少。
　　
　　回归后香港仍旧是一片荣景，“马照跑、舞照跳、歌照唱”。香港有两个赛马场，每年九月到次年七月，港岛“跑马地”赛场和新界“沙田”赛马场，分别在周三晚上和周末白天举行“赛马”，场场人头攒动。门票1人10元港币，任何人可以现场或电话购买彩票，合法“赌马”，如中大奖，派彩金额刺激，不过多数人是当“交税”了。香港的银行比“米店”多，很少看到银行里有顾客排长队。货币“兑换”小店铺到处可见，世界各国货币可以在港自由兑换，不问你汇款目的，只要有香港永久身份证或居港证件，什么样的货币无论金额多少，都可以兑换、汇出。
　　
　　其次，在香港工作要细致、深入了解“港台关系”。香港与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过去两岸隔绝38年之久时，而港台两地一天都没有“断流”。无论香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港台人员往来和商务活动十分热络。2020年港台人员互访各100多万人次。港台航线相当频忙，每天几乎半小时就有一个航班飞往台湾。香港机场，到处可见手持绿色通行证的台胞。2016-2020年港台两地贸易增长8.3%。2020年台湾经香港转口贸易金额达532亿美元，香港是台湾重要的贸易伙伴。
　　
　　目前台湾人居港大约5万人（多数取得永久居民身份），在香港就读台生逾千人，港生在台就读约7千人。2008年香港在台湾成立“贸发局台北办事处”，2011年香港在台湾成立“旅发局台北办事处”“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2010年香港成立“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台湾成立“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简称“港台小两会”）。2011年，具台湾官方背景、逾45年的驻港机构“中华旅行社”，改名为“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观察港台关系可以发现，台湾当局与台湾民众对香港有着不同的认知与情感。台湾政客反对、抹黑、诋毁香港“一国两制”，刻意用意识形态操弄“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是台湾政党与政客出于政治目的，为反对而反对。其实，台湾政治人物“低调”赴港旅游、观光乃至经商的不少。而台湾民众幷不排斥香港，却是喜欢香港，每年有上百万台湾同胞到香港探亲、访友，一边购物，一边观光。香港是世界购物“天堂”，外来商品免税，品质优良。台湾人羡慕香港，弹丸之地的香港，人均GDP要比台湾高很多，不少台湾人寻求到香港高校谋职任教，因为薪水比台湾高。 
　　
　　第三，在香港工作要学习如何“融入”香港社会。香港是海外华人区域“反独促统”的“前哨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前身香港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港台青年交流促进会”和香港客家社团“梅港青年交流促进会”“香港梅州联会”等均是香港爱国爱港的“反独促统”重要社团，广泛联系着香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等数以百万计的会员。社团中，原港区全国政协常委杨孙西、全国政协委员陈金烈、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全国人大代表林广兆，现任港区全国政协常委余国春，政协委员卢文端、林光如、曾智明、黄英豪、李大壮、姚志胜、龙子明，客家大佬罗焕昌、何冬青、余鹏春等，都是香港企业精英、知名人士，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为促进港台各项交流，为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努力奉献。我在港工作期间，曾于2006年和2012年两次随香港组团赴台湾参访交流。2005年和2006年，分别随团赴匈牙利维也纳、澳门，出席“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此会支持国家统一，“反独”立场鲜明，是我在香港接触、联系最多的一个民间团体。创办人陈守仁、陈金烈、吴天赐三位德高望重的会长，都是香港著名企业家，慈善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社团领袖。陈守仁先生是香港联泰（跨国）集团董事长，担任孙中山文教福利基金会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顾问、香港华侨华人总会名誉会长等社团要职50多个。陈金烈先生是香港泛年国际集团主席，曾任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事务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先后七度获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荣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吴天赐先生是国泰达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担任香港吴氏宗亲总会、香港厦门联谊总会、香港福建商会等数十个社团职衔。曾先后获得世界杰出华人荣誉称号、联合国第七届全球论坛“和谐贡献”奖。如今，我非常敬重的这三位长者、智者，都已八、九十岁高龄，仍在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不辞辛劳，无私奉献。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有生之年看到祖国统一”。
　　
　　为便于联系香港社团，做好服务，积累社团工作经验，我兼任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荣誉顾问、香港北京海外联谊会名誉顾问。回上海后还兼任台湾中华教育文化经贸促进总会香港分会荣誉顾问、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荣誉顾问，与香港涉台社团保持经常联系。在我印象中，谭源深先生（我称他“阿谭”），是一位香港典型的中产阶级代表。我们认识时，他担任香港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曾任国际狮子会中国港澳区（303）港岛狮子会会长、九龙联会副会长等社团职务。2005年，我们一起赴奥地利维也纳出席“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暨全球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谭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深圳投资设厂，也是大陆改革开放的直接“参与者”“贡献者”。他聪明，有智慧，有眼光，善理财，有经济头脑。他为人诚恳，与我算是深交，无所不言，为社团工作奉献个人时间，出钱、出力，为港台关系、国家统一助力，这样的港人还有许多。 
　　
　　林菁菁女士，广东梅州客家人。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母亲生于缅甸，外祖父母早年响应祖国召唤，放弃缅国富裕家境举家回乡。上世纪九十年代林女士定居香港，创办中醇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创办海峡能源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名出色的民间团体组织者，担任香港中华总商会选任会董、香港嘉应商会副会长、永远名誉会长、永远荣誉会长、梅州市政协常委等多个社团职务，具有丰富的社团工作经验，组织协调能力极强。她创办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为港台青年交流、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为国家统一大业，出钱出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她的工作节奏飞快，可用“疯狂”两字形容，身边两部手机，不停地响铃；一年复一年，不停地穿梭于港、台及两岸三地。
　　
　　居港台湾从业人员，涉及香港经济、贸易、金融、文化、教育、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一批社会精英和“有头、有脸”的先贤，分别在香港“台湾同胞同乡会”“国际华商协进会”等社团中担任领导。香港涉台社团、亲台社团、台胞社团，也为“繁荣、稳定”香港，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便于处理涉台事务，我有机会经常参加台胞社团活动，广交深交居港台胞。虽然有些人是“知面不知心”，但凭直觉与经验，基本能判断其“来路”。十多年里，现回想起来，留下印象深刻的人士也蛮多。
　　
　　蔡省三先生（1918年-2022年）是一位我非常敬重的长者。蔡原是“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队少将总队长，作为战犯在辽宁抚顺监狱关押长达25年，1975年被特赦后定居香港。蔡坚定“反独”，斥李登辉是分裂主义者。2005年蔡作为抗战将领应邀赴京，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一次在香港九龙“鲤鱼门”与蔡餐叙，我问他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因当时人多，说话声量大，他就在我们互换的名片上竖着写下了“为人”“适然而超然”七个字。题“长根先生留念”，落款“蔡省三，九十二岁书，二零零九、十一、廿八”。后来我请香港“第一刀”篆刻家吴仁先生篆刻两枚闲章“适然”和“超然”，一直用在我的书法作品上。
　　
　　在港工作时，台湾中华收藏家协会会长、书画家张建富先生访港，将其创作的“五言诗”书法赠送于我。诗中嵌入我“仇长根”名字：即“恩仇旧已灭，中国今更新。盛事从长计，同根开泰春”。我理解的大意是，希望放下两岸“旧仇”，因为两岸同根同脉。要共谋中华民族复兴，共推中国迈向统一。张的作品曾获得美国艺术奥运杰出成就奖、日本书画艺术杰出创作奖、韩国汉城书艺金奖等。
 
　　第四，在香港工作有利于“靠前研究”台湾问题。“靠前研究”是指，香港资讯极为发达，依托丰富的涉台资源，与台湾客人交往，研究分析台湾问题，可谓“得天独厚”。事实上，香港回归前，就是连接两岸之间的特殊“桥梁”，是两岸之间的“灰色”地带。回归后，同样具备特殊的地位和使命，不论是两岸开放前还是开放后，也都承担了许多内地不可能完成的特殊任务。如金融方面，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使之成为大陆、香港、台湾三地资金流动的“中转站”。两岸实现首接“三通”后，广东“珠三角”台商资金运营、企业融资等，大多数仍是透过香港金融体系。台湾金融机构在香港开设的银行分行和证券、保险公司等，多达数十家。
　　
　　第五，依照“钱七条”处理香港涉台事务。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五大职能”之一是：“处理有关涉台事务”。“钱七条”是国务院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1995年发表有关《香港涉台问题基本原则与政策》涉及的七条内容，故简称“钱七条”。香港地处对台工作前沿，环境特殊，情况复杂，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内地更强，工作纪律要求很高。每一个从内地赴港工作的干部，既要从头了解回归前香港与台湾关系的来龙去脉；也要从头认识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的港台关系现状。香港对台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一切需要从新思考，去适应香港不同于内地的对台工作环境和工作内涵。
 
　　香港中联办台务部“处理有关涉台事务”，最成功、最精彩的一次是：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应邀访问大陆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会面，连战“破冰之旅”经香港转机幷作短暂停留，尽显了香港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因为，那时两岸尚未直航。为做好连战转机接待工作，特区政府全力配合，时任中联办台务部部长邢魁山和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磷亲到机场迎接。中央台办何建华副局长也专程从北京赶到香港接机。之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幕明，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等赴大陆访问，也都是经港转机。
　　
　　回归后的香港，台湾政界与香港方面联系从未间断过。1999、2001年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两度访问香港；2010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董建华抵台进行私人访问。2005年12月，连战携夫人连方瑀及其家人专程飞抵香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幷作《两岸三地的新天地——中华民族的远景》的主题演讲。这是连战1967年阔别香港38年后，重临香港访问。那年中大也将荣誉博士学位授予汪道涵会长，由于汪年事已高，他委托女儿到港代为接受，幷将一幅名家画作转赠连战。此后，吴伯雄、吴敦义、江丙坤、许信良等，很多台湾重量级政要先后多次访问香港，积极推动港台关系发展。 
　　
　　第六，见证和直接参与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思考。一是，建国初期中共对港“长期打算，暂不收回，充分利用，但不能成为反华基地”方针的决策，是极具英明和前瞻性的。一方面，香港作为内地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为国家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贡献。港人投资大陆，约占全国吸引外资总金额40%以上。另一方面，建国初期中央作出的决策与方针，到1987年两岸开放之后，为香港成海峡两岸之间的重要“桥梁”，为推进两岸关系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邓小平先生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为解台湾问题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首先用于解决港、澳回归问题。实践证明，“和平统一”不费“一枪一弹”。“一国两制”史无前例，是伟大科学创举。港澳“一国两制”初显成功。 
　　　
　　二是，回归后的香港需要“行稳致远”发展经济。如果拿回归前与回归后相比较，香港经济总体表现取得进步有目共睹。2020年香港GDP达到3437亿美元，人均4.67万（1997人均2.7万）；香港财政储备8915亿港元（1997年为3700亿港元）；香港外汇储备4916亿美元（1997年为928亿美元）；证券市场总值前8月约46万亿港元，日均成交3000亿元，也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存款总余额8000亿元。多年来，香港经济向好，财政有盈余，特区政府会向市民“派糖 ”，凡居港永久居民，少则每人五、六千，多则上万元。有时还会免缴一年的水、电费，包括内地居港中资企业等人员。香港回归25年，风险与挑战不断。但是，香港再创辉煌，需要保持稳定，“少折腾、不折腾”，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努力“融入”到国家战略发展中。
　　
　　三是，香港实践“一国两制”面临严峻挑战不容忽视。我到香港的第二年（2003年），香港“23条”立法遭到反对而“流产”。之后“国情教育”也难以推展而不了了之。2014年曝发了震惊海外的“占中事件”；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香港特首普选方案”也遭立法会否决；2019年《逃犯条例》修改又引发“黑色暴乱”。仔细观察和思考香港“乱局”深层次原因：
　　
　　（1）人口构成复杂：750多万人口中外国人超50万，其中英、美、日、加、澳五国居多。拿外籍护照的港人约300多万。（2）经济结构单一：制造业外移“空心化”，失业率高企，贫富悬殊严重。全港约270万个家庭中有40多万户超100万贫穷人口，占总人口近15%。特区政府援助高龄和综援的港人达140万。（3）居屋条件困难：约三成港人住公屋，一家四口住30平约9.3万户、21万居民住劏房，公屋轮候长达5.8年。（4）反政府势力嚣张：泛民派及反对派支持“反共乱港”分子，藉“司法独立”挑战“行政主导”。（5）“港独”“台独”勾连：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子，煽风点火，暗助“港独”。美、英等西方敌对势力，插手香港，说三道四。
 
　　客观而言，大多数港人“爱国爱港”，拥护“一国两制”方针，但确有不怀好意的反对派勾结外部敌对势力，对抗中央政府的权威及香港的管治权。回归后的香港，幷非想象中的那么纯洁，那么容易管治。香港如何实施“一国两制”方针？没有现成的“答案”，共产党人也不是“神仙”，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与反思不足。
　　
　　我在香港，近距离的接触香港政治、社会、社团，耳闻目睹，亲身经历。触动最大的是：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首先，要看清英国殖民统治香港百余年留下根深蒂固、难以抹去的“痕迹”，甚至难以拔除的“钉子”。其次，要看到香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特殊性及复杂性。需要找到一条与香港相适应、相匹配的工作新路子。第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管治香港，实际工作方法、方式，需要往“下沉”，接“地气”，改变港人称之为“塘水滚塘鱼”的现象。
　　
　　无庸置疑，“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点已被实践充分证明。2020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一国两制”在港的实践进入新里程。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其“震撼力、威慑力、打击力”极为罕见，让“反中”乱港组织“教协、民阵”等惊慌失措，纷纷宣布解散。但对那些打着“人权、民主、自由”旗号，非法集会、策划暴力、“逢中必反”、勾结外敌、纵火打砸等乱港分子，追其刑责不会因他们解散被抹去。如今港人“国安”观念正在积极转变，对政府和社会各界认真、大力、深入推动和宣传国家安全教育，感到振奋和欣慰。我认为，未来的香港仍将会在“风雨”中克难前行，香港的“治理”，仍需保持头脑高度清醒与冷静，未雨绸缪，做好防范于未然之事。
　　
　　香港，是我一生魂牵梦萦的地方。2013年3月，我离港返沪，那天坐上香港直达上海的列车，又回想起当年坐着上海去北大荒的绿皮列车，无限感慨的是，此行返沪画上了在异地奔波的“句点”，算是即将完成人生工作、奋斗的“旅程”，重回简单、平淡的生活“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