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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和平发展与中国和平发展密不可分

  追溯两岸关系发展的60年历史过程可以发现,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思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只是短暂的;而用和平解决达到最终统一,则是长期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把握民意脉搏,顺应世代潮流,科学地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加以综合、全面的考虑,使得两岸绝大多数人民,对今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形势,乃至未来用和平方式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充满信心。

  一、“一纲四目”和“一国两制”都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战略决策

  历史记载,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时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1950年4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指示,强调“解放台湾为全党重要的战斗任务”。然而,1955年4月周恩来出席印尼万隆会议期间,阐明“为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从思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转变为也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不过短暂五、六年时间。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用武力解放台湾已经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唯一途径。加上自1953年7月朝鲜停战达成协定后,紧跟着1954年4月至7月的日内瓦会议又签订了越南停火协定;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情况表明国际紧张对峙局势开始趋向缓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战略决策,顺理成章,且有其可能性。

  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共产党思考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渐趋务实、渐趋成熟、渐趋占居主导地位。极为重要的是,在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前提下,先后提出“一纲四目”和“一国两制”两大对台方针。
第一、“一纲四目”。1963年1月4日周恩来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对台方针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1、台湾统一祖国后,除外交上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2、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幷尊重蒋之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4、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泽东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的对台政策。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一纲四目”,不仅表达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也增加了解放台湾的途径,减少了对抗性,缓和了两岸关系,有力地遏止了美国搞“两个中国”的企图。同时,这些重要思想对后来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极具启迪,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一国两制”。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在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时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一国两制”构想史无前例,而且可以说是“一纲四目”的延伸与发展,更加务实、更加完善、更加人性化。因为,实行“一国两制”最重要的前置条件是“和平统一”。解决历史遗留下的港、澳、台问题,“和平统一”是方式,“一国两制”是模式。所以,应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8字方针作全面、完整的解读。

  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在“文革”动乱结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大背景下确立的,是基于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为重要战略思考。正是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才使得香港、澳门回归不费“一枪一弹”,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正是中国共产党至今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才使得两岸有了今天大交流、大合作的新形势,呈现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二、两岸关系发展以和为贵、以人为本、以民意为归

  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他在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中,充满着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他反复强调“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和为贵”、“以诚相见”、“爱国不分先后”等和平主张,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后,看到国际格局发生了新变化,认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他要求尽可能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以利于整个中华民族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加快发展。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

  此后,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学者谈话,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做出进一步阐述。当然,努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也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两者幷不矛盾。因为,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值得关注的是,2002年11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提出了一系列新形势下对台工作的新思路、新主张、新论述。突出的是2005年4月29日胡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60年来首次共同发表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2006年4月16日胡总书记与连战第二次会见强调,“和平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成为两岸同胞共为之奋斗的目标”。此后胡锦涛还就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提出4点意见:要继续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要继续维护国共两党、两岸双方的良性互动;要继续稳步推进两岸交流合作;要继续保障台湾基层民众共享两岸交流合作成果。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正式写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2008年12月31日胡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更进一步完整地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

  两岸和平发展,是人民需要的最大公约数。如今,不仅是两岸人民可以直接双向往来,更重要的是血浓于水,情缘相连,难以割断。岛内多次民调显示,80%以上的台湾民众,希望维持两岸“和平、互利、双赢”的现状。台湾主流民意显示,不希望因“台独”引发两岸兵戎相见,同胞相残。事实证明,民意决定两岸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此路符合历史与现实,此路通向最终解决台湾问题,除此别无选择。

  两岸和平发展,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必经之路。尽最大诚意和最大努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符合台湾民众“求和、求利、求发展”的主流民意,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国际局势稳定,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要看到两岸和平发展的过程,即时间不会太短,阶段性没有10年、20年乃至更长时间不算阶段性。和平发展阶段的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台湾、大陆和国际三方面因素,其中台湾因素中的台湾民意,更加至关重要。

  就台湾民意来讲,台湾民意一直是决定台当局两岸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过去20多年,台湾民意迫使当局开放两岸政策有许多实例,可举3个典型的例子给予佐证:

  一是1987年11月蒋经国先生晚年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简单讲这一政策之所以出台,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当局作出了顺民意、合潮流,深得人心的正确决策所致。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国民党当局有着巨大的民意压力。据1987年8月台湾《自立晚报》报导的一份民调显示,民众认为前往大陆探亲“早就应该开放了”的比例达到64%。此一资料显示,当年数十万退踞台湾的国民党老兵的诉求,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民意,无法阻挡。当然,如果当年蒋经国有压力,没行动,那今天两岸关系会是何种状况,不得而知。

  二是2005年4月国民党主席连战毅然、决然地赴大陆展开“和平之旅”,实现自1945年8月28日重庆谈判国共巨人握手后的再次握手,这是国共两党作出顺应两岸和平发展主流民意的正确决策所致。同时,这与当时台湾民意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连战行前国民党曾委托民调机构多次做民调显示,有近50%的台湾民众支持连战到大陆参访,其中年轻、高学历的受访者对连战此行持正面肯定态度的比例较年长、学历低的民众明显要高。当然,如果没有连战先生果断的行动,何来今天两岸关系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三是2008年12月两岸“三通”历经30年之久后终于实现。根据2008年12月“陆委会”公布的民调显示,有高达近90%的民众认为,应该有条件地开放两岸直接通航,创下历来调查最高纪录。但民意的压力只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关键是执政当局要以民为本,有所作为。

  从上述三个案例看,解决两岸之间的任何问题,没有民意做基础,是难以解决的。当然,单有民意,执政当局的决策与民意脱节,也办不成大事。政治人物顺应民意固然很重要,尊重主流民意,幷加以正确引导,担负起历史的责任和使命更不可勿视。

  目前,两岸关系虽是“和平发展期”,但这个时期的两岸关系已进入“深水区”,政治上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难以解决,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障碍。一方面,我们切不能为今日无法解决的问题,而犯下急于求成的毛病,另一方面也不可因暂时不能解决两岸政治问题,就怀疑“和平发展”方针的正确性。时代变了,两岸关系基础变了,只是还需要时间。星云法师曾说过:“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念转”,一念之间,豁然开朗,水到渠成。要相信两岸和平发展已走在历史正确的道路上,未来的两岸关系即使有曲折、反复,幷不可怕。只要准确把握真实的民意,只要是符合实际、深得民心的决策,都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要相信未来的台湾民意,总体趋势会循序渐进地向着“认同中华民族、共谋振兴中华”的大方向发展。因为,以人为本,人民为大,民意不可违。

  三、中国和平发展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所在

  中国和平发展,两岸和平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缺一不可。中国和平发展也是讲原则的,即:国家主权不能放弃,领土完整不容分割。两岸和平发展也是讲原则的。即: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对待两岸和平发展中的政治分歧,按照国台办主任王毅在胡锦涛总书记“12.31”重要讲话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循序渐进的做法,是推进两岸协商不断向前迈进的有效途径。当然,如今台湾的政治现实也告诫我们,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应简单而过于乐观,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一是两岸和平发展给台湾民众带来的红利还未完全普及、到位。从1987年两岸人员交往至今的24年,虽有数以千万计人次的往来,相互的了解和彼此的理解有很大的增加,但毕竟仍有约三分之二的台湾民众尚未踏上祖国大陆,这部分人对大陆不甚了解,甚至很陌生。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民众,尤其南部民众,悲情意识还蛮严重。生活在台湾的民众,贫富悬殊等社会矛盾,不会因两岸签署了一个ECFA而减低;两岸签署ECFA后,有部分业界和民众受到冲击和影响,ECFA实施后的真正绩效还需要时间及实践检验。

  二是民进党坚持“台独”立场仍是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障碍。坦率讲,民进党现在有“台独”党纲和诉求,而没有“台独”条件和空间。但作为岛内曾经执政8年的最大反对党民进党,在台湾政党政治发展下,不排除政党轮替执政。如今国民党维护两岸和平,推动两岸交流,受到多数台湾民众肯定,这是民进党不愿见到的。故民进党藉监督两岸关系为名,操纵舆论攻击国民党“亲中卖台”,对抗大陆。因此,要警惕和前瞻性地预估到极端“台独”分裂势力的盲动,可能给两岸和平发展带来危害,防民进党“台独”势力疯狂“豪赌”,铤而走险、卷土重来。

  三是少数国家“以台制华”战略仍在牵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当今少数西方国家不会希望中国统一、强大。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美国废除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几个月后又搞出一个“台湾关系法”。如今美国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对中国的政治承诺,肯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时,又采取“大陆不武、台湾不独”的“双轨”平衡政策,既担心切香肠式的“台独”切到美国手指,又不停地对台军售,履行对台湾所谓的安全承诺,这完全基于美国国家利益需要。因为,台湾海峡是亚太区域经济、军事战略要地,美日“安保”染指台湾蓄谋已久,这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障碍。

  上述三方面情况表明,不可忽视两岸和平发展、中国和平发展,同时受到台湾及外国势力的影响与牵制,有时甚至受到严重威胁。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中国和平发展提升综合实力。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增强,必须依靠经济建设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经济建设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离不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稳定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1960年在北戴河会见副总理李富春时曾讲过,“手中没得一把米,叫鸡都不来”。简单讲,你没有实力,别人就不听。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指出,“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这其中第二点,很明确地指出,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有实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201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这是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准、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根本原因。今后,我们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牢牢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

  总之,两岸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应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重要战略。全面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与中国和平发展同步进行,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是基于两岸民意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共同所需,两岸应共同把握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
         
  (原载香港《中国评论》月刊2011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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