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1月2日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首次提出了“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的重要命题，这是中共实事求是针对解决台湾问题不同于港、澳问题而提出的一项历史性任务，是与时俱进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性思考，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务实创新与发展。今年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两会工作《报告》，分别提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面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这显然是大陆释放出明确信号，即习总书记的《讲话》，是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完全统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一、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终极目标为实现国家统一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最早设计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香港、澳门回归首先实施“一国两制”，幷经过20多年的实践，取得初步成功，举世瞩目。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一国两制”理论史无前例，是中国对国际“主权和治权”理论的一个伟大创举，其构想在实际解决港、澳历史遗留问题中，科学地解决了一国之内“主权与治权”的矛盾。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个中国，两制幷存，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幷没有造成“两个国家”或“一中一港”、“一中一澳”。习总书记2017年7月1日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同时习总书记也讲到，“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这后一句话或许正是今年1月2日习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的重要涵义所在，也就是“两制”台湾方案可以深入探索，两岸可以坐下来讨论，成熟后可以循序渐进展开民主协商，直至政治谈判。习总书记讲话提到“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本质是“一国”方案，终极目标是国家统一。“祖国必统须一，也必然统一”。“这是70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二、“两制”台湾方案中的“主权”问题不适用两岸之间

　　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最重要属性，是国家在国际法上所固有的独立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让予。主权也是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对这一权利予以确认和保护。因此，从国家属性和国际法概念来讲，毫无疑问，“两岸同属一中”，根本不存在“两国”之间的“主权”之争，“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从来就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如今两岸的分裂状况，即“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具体讲是国共两党1949年前（民进党1986年才成立）中国内战遗留的历史问题。由此，未来的两岸政治谈判，不是“国与国”谈判，没有“主权”问题需要讨论，这是大陆的原则和底线，没有妥协的余地，台湾当局不要存有幻想。

　　2014年9月26日习总书记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指出，“1949年以来，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两岸复归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不是领土和主权再造”。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讲话（即“胡六点”）中同样指出，“两岸复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两个讲话同一个重点是，中国的“主权”不是“再造”问题，而是必须坚持“主权”不可分割的问题。

　　三、“两制”台湾方案中的“治权”是自家人的事好商量

　　早在30多年前的1983年，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就讲到：祖国统一后，大陆不派人去台湾做官，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同时，中共党的重要会议和历届领导人多次呼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包括“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包括“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正是由于港、澳、台三地问题不同的历史起因和不同的客观现实，大陆对于台湾“高度自治”的内涵方面应有着不同于港、澳的战略思考与安排。

　　习总书记郑重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相信“两制”台湾模式，定会不同于“两制”港澳模式。2014年9月26日习总书记会见台湾“和统团体”表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这里所讲的“具体形式”，应是重要思考点。习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中除了重复这句话以外，更完整地阐述了另外四个充分，即“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而且，更进一步真诚、务实地提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这充满善意和诚意的讲话，显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极大宽容与伟大胸襟。

　　四、“两制”台湾方案需要双方共同解决的三个复杂难点

　　一是两岸对一个中国“主权”内涵的认知存在着的重大分歧。“主权”和“治权”，是“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的两个核心要素。两岸没有“主权”之分裂，只有“治权”之分治。然而，目前双方对一个中国“主权”代表的认知南辕北辙。大陆坚持代表中国主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国民党坚持代表中国主权的是“中华民国”（即“一中各表”）。民进党则完全相反，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少数极端“台独”势力和组织，企图推动“主权独立公投”及“修宪”、“制宪”等。当然，大陆绝对不会允许，也绝对不会坐视不管。民进党当局也不敢轻举妄动，实施所谓“法理台独”，从陈水扁2000年参选“总统”开始至今，民进党仍然以1999年为夺取执政权而避开“台独党纲”抛出的“基本方案”《台湾前途决议文》所强调：“台湾已是主权独立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现状更动须2300万台湾住民公投决定为定位。因此，探索“两制”台湾方案，需要对上述重大分歧即“一中”内涵作深入研究。

　　笔者曾在2012年“九二共识”发表20年时撰文提出，“九二共识是稳定两岸大局的定海神针”。2017年笔者再次撰文认为，“长远思考两岸政治关系，九二共识需要重新检视”（两文分别刋登于香港《中国评论》2012年第1期和2017年第2期）。现在看，“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毕竟搁置了“一个中国”内涵这一重大分歧。“九二共识”需要继续深化、完善，以建立一个完整的两岸遵循的“共同政治基础”，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

　　二是“中华民国主权”与台澎金马“治权”中的台湾民意。从台湾实际情况看，“中华民国”迁台长达70年，岛内民众希望现有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生活方式、民主自由”等不要改变；希望现有的“中华民国主权”对台澎金马的“治权”受到尊重，台湾同胞有尊严。简而言之“自己管自己，台湾人当家做主”。这就引来台湾的“双主流”民意，即“求和求利”与“维持现状”幷存。这个“双主流”民意反应出来的根本性问题、关联性最大的问题、也是极其复杂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台湾民意既“希望两岸和平，不要对抗，更不要两岸战争，担心两岸战争”；同时诉求的是维持“中华民国主权”对台澎金马“治权”的现状。当然，除政党和政客外，多数民众对“中华民国”是怀有朴素的“家国情怀”。因此，探索“两制”台湾方案，需要解决如何在不改变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让此问题得以妥善处理，让广大台湾民众真正认识到，唯有国家统一后，台湾同胞才可以分享大陆发展机遇；才能使“台湾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居乐业；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

　　三是“中华民国”所谓“主权、治权”与“政权”挂钩。国民党执政时马英九曾多次提到“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两岸政策。民进党则刻意宣导国民党当局将“中华民国”带到台湾是“外来”政权，国民党大陆政策是“卖台”。但无论国、民两党的政治主张及两岸论述如何，蓝绿都认为在台湾要取得执政权利，都离不开将“中华民国”当作护身符（无党籍柯文哲想冲大位，也称“我国是中华民国，我家是台湾”），都需要紧紧拥抱“中华民国”，都不敢明目张胆改动“中华民国宪法”里的“一中原则”。民进党政客心里面都知道，单依靠“台独”铁票不足以取得政权，因为“台独”可能导致灾难性的严重后果，大多数选民不会支持。民进党为骗取“中间”选票，以取得政权、维护政权、连续执政，也只能藉助“中华民国”之壳（当然实质也是在掩护推进“台独”路线）。同时，岛内现状呈现国、民两党为了争夺执政权，从获得更多选票的角度考虑，也都公开反对“一国两制”，民进党甚至以污名化手段，恶意攻击“一国两制”是中共“矮化、吞幷台湾”，时而制造、煽动、挑起岛内“统独”矛盾。显而易见，台湾各级政权选举是台湾内部事务，大陆不会干预。但台湾政党政治及政客将“中华民国主权”与岛内“治权”、“政权”三权“捆绑”这一特殊政治问题，无法与两岸关系脱离。因此，在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这个问题将会比较复杂。

　　五、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几个思考方向

　　1、关于统一前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前言规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　部分”。“中华民国宪法”第4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不管国、民两党谁执政，不论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谁当政，都不敢冒险改动）。正因为“两宪”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主权”的原则，暂时搁置了“一个中国”政治内涵，从而达成“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才使得两岸民间经贸、文化等各领域交流持续进行。目前尽管国民党强调“一中各表”，尽管民进党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九二共识”经过两岸有关方面明确的授权（大陆海协会、台湾海基会）认可，其核心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应共同努力谋求统一。2013年先后举行的“习连会”、“习吴会”，对体现一中原则的“两个宪法”，有比较接近的相同认知。习总书记强调：“增进互信，核心就是要在巩固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连战、吴伯雄回应均表示，“两岸各自法律、体制都实施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固然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一中框架下的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可见，双方以“一中框架”或“一中架构”定位两岸关系有初步交集，已有两岸“分治”聚焦的法理基础，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民国宪法”。故统一前的“中华民国”，仍然有遏制“台独”的阶段性使用价值。

　　2、关于统一后“中华民国”的政治定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质上完成了对“中华民国主权”的“事实继承”。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从“法理”上得到解决。然而客观上“中华民国”迁台对台澎金马地区拥有实际的“治权”已长达70年，包括有效管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但无论怎样解读，客观事实两岸关系不是国家“主权”的分裂，而是两岸“治权”的分离，也就是两岸只有一个中国“主权”，各自“依法”实施“治权”。因此，在实施“和平统一”的前提下，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中，对“中华民国”对台澎金马地区的“治权”问题难以回避，也需要面对、需要解决。是否可以往两岸是“一中框架”里面的一个“主权实体”和一个“非主权实体”，分别治理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方向来思考“中华民国”的政治定位问题？自从联合国作出2758号决议后，“中华民国”在国际事务中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都是“非主权实体”，而且是“极为有限的非主权实体”。如果允许“一中框架”内同时存在两个“主权实体”，等同于“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符合一中原则，不符合国际法。而“一中框架”内的“非主权实体”，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设计，已经在“一中框架”内允许回归后的港、澳存在着、实践着“高度自治”。因此，统一后的“中华民国”国号不应再存在，但可以允许台湾以“非主权实体”身份，继续与相关国际组织保持经济、文化及其它方面的交往与合作。邓小平曾经讲到，“两岸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页）。

　　3、关于统一后台湾当局“治权”其内涵尺度。台湾当局对台澎金马地区有效“治权”70年，已形成一整套的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制度和运行体系，实际上已经是“台人治台”，高度自治，拥有实际的“司法、立法、行政”的“治权”。按照习总书记“两岸一家亲”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探索统一后台澎金马地区的“治权”，如何更加符合台湾实际情况和民众利益，比香港拥有的“治权”更加宽泛，更有包容性和更有弹性。除了一个中国的“主权”不可谈，其“治权”内涵的广度、尺度应不会作限制。当然，邓小平也曾经指出：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页）。是否可以思考在“一中框架”或“一中架构”里面以“台澎金马非主权实体”的名义，来协商台湾应拥有的区域性“治权”（“是里面，不是下面；是平等，不分大小”）？

　　2001年经大陆同意，台湾就是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名义加入WTO的。目前双方互称“大陆当局、台湾当局”，国台办、陆委会负责人见面，乃至“习马会”在第三地新加坡举行，幷未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如果这个思考方向可行的话，那么可进一步延伸探索统一后台湾“高度自治”的内涵尺度。比如按香港《基本法》第13条规定，外交权属于中央政府，香港只有在中央授权下，才能行使部分对外关系的权利。台湾的对外关系和国际活动空间如何解决？比如按香港《基本法》第14条规定，香港的军事防务由中央政府全面负责。而如果真的“大陆对台湾不派一兵一卒”，台湾抵御外部入侵的军事安全及防务问题、岛内“长治久安”如何保障及“台独”可能颠覆威胁等如何处置？比如按香港《基本法》第15条规定，香港回归后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都要报经中央政府任命（回归前的28任香港总督，作为英王的全权代表，都由英王直接任命）。而台湾多年来已经实行政党政治，如果定性为“台澎金马非主权实体”，其民选产生的领导人要不要报经中央政府任命？

　　总之，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内容涉及面广，而且各类问题极其复杂和尖锐。“两岸双方应该本着对民族、对后世负责的态度，凝聚智慧，发挥创意，聚同化异”。要特别注意把握好：

　　（1）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没有“主权”之争可以讨论。主权是国际法概念，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之间没有“主权”之争。代表中国的“主权”只有一个，没有讨论和妥协的余地，这是重大政治原则和政治底线。

　　（2）可借鉴“两制”香港方案又有别于香港模式。香港回归是中英两国谈判，“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也没有商量的余地，也不可以“治权”换“主权”。台湾问题是两岸谈判，不是“国与国”谈判，“主权”和“治权”也不存在交换。但台湾当局在台澎金马的“治权”可放开讨论，民主协商，凝聚共识。

　　（3）先易后难，台湾“治权”可先行展开探索。台澎金马区域性“治权”是中国内部的家务事，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可由“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荐代表性人士”，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循序渐进地展开讨论。先将两岸“深水区”中的“治权”议题作为突破口，有了初步方案后再广泛展开民主协商，第三步才是进入“两制”台湾方案的政治谈判，最终为解决“中华民国”政治定位问题创造条件。

　　（4）聚合“一中框架”与“一中架构”。应该看清，“九二共识”在台湾不是一点市场没有；一国两制在台湾也不是一点正面影响没有。去年“九合一”选举“韩流效应”是明显见证。日前原台湾对外部门负责人欧鸿炼称，“两岸比较可行的是在大中国架构下完成统一”，此话在台湾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两制”台湾方案有利于共同维护一个中国主权；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膨胀和冒险；有利于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原载香港《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