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七军转战粤北

　　1929年7月，党组织派到广西的邓小平（当时名邓斌）等人，联合在广西当权的俞作柏、李明瑞等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反蒋势力，建立了由共产党控制的武装力量。10月，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邓小平、张云逸率领共产党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开赴右江地区，与韦拔群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合，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消灭了反动的警备第三大队，横扫右江地区地主豪绅势力。11月初，党中央批准了广西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的计划，并颁给红七军、红八军番号。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于1929年12月11日，在百色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龚楚任参谋长。1930年2月1日，俞作豫率领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并任军长。红七军、红八军的前委书记为邓小平，军队总指挥为李明瑞。1930年8月，红八军被迫退出龙州，转战至右江，编入红七军。

　　1930年夏秋间，正当右江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和扩大武装斗争时，党中央代表邓岗来到右江，贯彻立三路线，传达党中央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命令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到粤北小北江建立根据地，再向广州前进。这一冒险计划，遭到红七军前委多数同志的反对，而邓岗等以“谁不执行命令，谁就是反对中央”相要挟，并可能引起内部分裂，邓小平等只好勉强执行命令。不久，红七军7000多人集中到河池整编为三个师。留下二十一师坚持右江斗争，十九、二十师则于11月10日从河池出发，向柳州进击。但在四把、长安战斗中失利，于是放弃进攻柳州，北上绕道湘境，占领全州。在这里召开前委会议，否定了邓岗等攻打桂林的错误主张。会后，邓岗、陈豪人藉口到中央汇报，离开了部队，由邓小平重任前委书记。11月下旬，传来中央的指示：“广西苏区的发展，只有向着湖南、北江发展，才能与中央苏区直接的联系起来。”于是，红七军前委将在小北江建立立足点，向湘赣边靠拢的计划确定下来，立即向粤北进军。

　　1931年1月中旬，红七军经广西的全州、湖南的道县、江华再到达广西贺县的桂岭，在这里进行整编，将红七军缩编为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并兵分两路，向广东北江进军。一路经湘桂边的大锡到达湖南码市；另一路通过粤桂交界的鹰扬关，经连山县的上草、禾洞，到达码市会合。1月16日（农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红七军进入广东连县，经石马乡于下午到达东陂镇，五十八团第二营教导队长（缩编前为五十八团团长）冯达飞，随军返回了故乡。

　　红七军入粤，未遇到敌人的有效扺抗。国民党连县县政府，一面驰电向上求援；一面督令各区乡大肆造謡惑众，污蔑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抓到人要往脸上烙火印”等等，胁迫群众“逃难”。妄图以反动宣传欺骗群众避开红军，断絶红七军的给养和情报来源，防范红军“赤化”群众。因此，当红七军进入东陂，老百姓几乎逃避一空，连冯达飞的妻了陈淑顺也不知去向。

　　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取得群众的支持，就成为红七军在连县立足筹饷首先要解决好的重要问题。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本地人冯达飞的肩上。他首先找到早年的好友谭荣胜。谭荣胜不相信敌人的鬼话，不肯出走，在家照顾临产的妻子。旧友久别重逢，格外高兴。于是“文孝”（冯达飞的乳名）回来了的消息，迅速在东陂传开了。不多久，冯家门前聚集了众多乡亲。冯达飞亲切地和大家话离情，谈革命，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乡亲们的心中豁然明朗。一传十，十传百，到了下午，出走的群众都陆续回家，商会的人也被群众找到，暂时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

　　1月17日下午，部队由东陂扺达星子镇新塘街口，见一些人高举“欢迎红军”的横额，燃放鞭炮在迎接。后来得知，在国民党的恫吓下，星子镇大小店主大都逃跑了，只有十几户因怕流氓惯盗乘机抢劫，才冒险留下来。这支欢迎队伍就是这些商家组织的。红七军北上以来，很少见到这样的欢迎场面。指战员神情激昂地进入了星子镇，住在关帝庙、东炮楼和几间会馆。接着，总指挥李明瑞和经理处长叶季壮，召见了星子商会丁会长等人，向他们阐明瞭红军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打消其顾虑。当时，洋花街的“永盛”榨油铺已无人，红军便派兵守护。李总指挥请丁会长把榨油铺老板找回来，料理店铺。丁会长听了，感慨万千。他回忆八年前桂系叛军沈鸿英的部队来犯星子，公开抢劫“顺成”当铺的情景，由衷的连连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次日，逃散的居民陆续返回，商会感激地送了千余大洋和十多头肥猪到军部慰问。

　　在连县星子镇，红七军摸清了连县敌情：敌正规部队尚远在韶关，连州城只有数百地方警卫队防守。1月19日凌晨，部队遂向连州进发，前锋部队于当天薄暮从城隍街进入连州外城。

　　连州是连县、连山、阳山三县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物品丰富，商业繁盛。张云逸军长和邓小平政委决定在这里休整，继续补充给养。这座繁华的城镇，由于敌人造謡欺骗，街道行人稀少，冷冷清清。当晚，设在城隍街城隍庙的临时军部内，灯火通明。军前委在邓小平书记主持下召开了会议，讨论部队的行动计划。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寻机消灭敌人，补充自己，按原计划在小北江建立立足点；有的则主张轻装出发去江西会合朱毛红军。最后决定利用连县的有利条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尽量充实部队给养，伺机消灭敌人，建立立足点。

　　翌日，各方面的群众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经理处人员找商会谈判筹款问题。政治工作人员走家串户，深入到市民中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小鬼队员则提桶沿街书写标语。“工农兵联合起来，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倒国民党军阀！”等醒目的标语出现在连州街头。邓小平、李明瑞等首长，也分别在学宫门前和城隍庙前召开的民众大会上，亲自向群众宣讲。着重说明“本军革命之目的，在于推翻国民党统治，肃清贪官污吏，解除民众痛苦，望民众毋误听謡言”。红军首长的话，像春风甘露，滋润着听众的心田，听讲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又亲眼见到红军说话和气，秋毫无犯，对红军由惧怕、怀疑，变为信任、亲热。到中午，外城的店铺陆续开门营业。在红军战士与贫苦民众之间，还出现了一些拥军爱民的动人事迹。一些热血青年到部队要求参军。伙铺街（今建国北路中段）“义盛祥”盐铺的进步知识青年蔡湘，冲破父亲的阻挠，加入了红军。隐蔽在连州的地下党员毛中心等人，找到了龚楚团长和张云逸军长，汇报了当地的民情和敌情。傍晚，当冯达飞队长护送一批红军伤病员来到双喜山基督教会办的惠民医院时，医务人员都因误听謡言躲避了。牧师梁日新和礼拜堂主任黄师度，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收留了伤病员。他们从水桥街请来了退职军医陈义池负责医治，在几位教友的协助下，使几十名轻伤病员很快治愈归队。另几十名重伤病员则留下来，避过了国民党的杀害，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陆续康复，转道回到了部队。

　　当红军踏入粤境，国民党连县县长叶日嵩便急令警卫大队长莫辉勋进行紧急布防，紧闭连州内城各城门，派独立小队把守。红七军进入连州的目的在于筹饷，因此对内城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而敌人却不断开枪挑衅，影响了筹款和开展群众工作。为了教训敌人，红军除大部分继续休整和进行群众工作外，抽出五十五团一营等部队，从20日起向内城发起攻击，23日发起总攻。增援部队向城垣运动，云梯、弹药也送到了前沿。在机枪、追击炮的掩护下，战士们分几路向城墙扑去。这时敌人架在南门城楼上的“猪仔辘”（土炮）正向红七军轰击，阜康米机楼上的红军神枪手，一枪把敌炮手击毙，土炮顿时成了哑巴，战士们纷纷攀梯登城。

　　正当双方酣战之际，南城敌军守卫指挥叶蔚仓，为了阻止红军登城，竟然狗急跳墙，令部下点燃了蘸了煤油的棉胎，掷向南门外靠近城墙的板棚。当晚正刮大风，火势迅速蔓延，外城的圩场街、新兴街至荣梓巷一带店铺，都成了一片火海。红军攻城指挥部当即改变部署，命令部队转为救火。而敌人居然向救火的军民射击，更激起人们的义愤。红军用重机枪、迫击炮立即还击敌人，迫使敌人停止射击。

　　火场就是战场！指战员们冲进火海，把一包包洋纱、布匹，一担担百货抢救出来，堆放在学宫地坪，并派战士守护，防止被窃丢失。荣梓巷的煤油仓库最危险，军民奋不顾身地把千余罐煤油搬了出来，避免了火灾的进一步扩大。在红军为群众利益而蹈火救灾、不怕牺牲的精神的感召下，参加救火的人越来越多。各店铺的水枪扛来了，水车会的四台水柜推来了，军民一起挑水、泵水，搬运货物，并肩战斗。水桥街陈义池医生组织了一支义务救护队，冲入火场抢救伤员，把重伤员背到河对岸的惠爱医院治疗。经军民一昼夜的奋力抢救，大火终于在24日黎明被扑灭，各店铺纷纷从货场上领回自己的货物。

　　正当红军攻城和救火时，21日至23日，星子、东陂、三江各区民团，先后向连州袭击。当东陂民团刚到翠仙桥，即被驻在北山寺的红军消灭，大部分被俘并缴械。

　　这场大火共烧毁民房近200间，死伤群众100多人。事实深深地教育了群众，他们说：“国民党杀人放火，共产党舍已救民”。红军的声誉大大提高。市民们感激地抬着十几头烧猪到军部慰劳亲人，连州商会答应筹集的四万大洋也如数送来。此外，部队还筹集到1000多包大米、100多头生猪以及布匹、药材等物资，军需得到了较好的补充，筹饷的目的已经达到。这时，广东陈济棠部队的邓辉、黎道明两个团已由韶关开向连县，湖南十九师唐伯寅团也逼近宜连边，红七军首长当机立断，决定撤离连州，伺机消灭敌人。

　　24日上午，部队齐集城隍街外地坪。指战员身穿新军装，每人还领到两毫子津贴。这支艰苦转战、疲困不堪的部队，经过休整和补充，面貌一新。张云逸军长动员后，同志们精神抖擞地开拔前进，绕道飞鹅坪进入西江山区，宿营在外塘、水楼脚、蔗糖和西江等山村，向农民宣传土地革命。几天后，进入朝天（西江、朝江地区，当时属阳山县，现属连县），会见了潜伏在该地的地下党员李兆甲等，赠送给他们20余支步枪，播下革命火种。接着，部队又绕回星子宿营，28日继续北上，在连县与宜章交界的凤头岭，遇到湘南警备区陈龙保安团和宜章程绍川“铲共义勇队”的阻截，红军将敌击溃，遂进入宜章县城。

　　红七军再次进入湘境后，经宜章的岩泉到径口宿营，2月1日开进广东乳源县的梅花圩（1952年划乐昌）。

　　梅花是高山夹峙间的一片丘陵起伏的地带。1928年初，朱德、陈毅进军湘南经过此地，湘南的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也常在这里活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军前委决定，部队在梅花休整，开展群众工作，在此立足。不料2日凌晨，广东邓辉团即从连宜方向跟踪追到。面对这一情况，军前委研究认为，根据我军兵力，消灭敌人一个团是有把握的，决定迎击敌人。命令下达后，参谋人员即到四周看地形，测绘地图。政治工作人员找到当地地下党负责人谷子元，请他们组织发动群众支前。指挥员则调遣兵力，布置阵地。指挥部设在梅花圩西北角的莲花庙，左翼为五十五团，抢占草家坪、石墩下、桥头和黄家背夫山；右翼为五十八团，以军营下背夫岭为阵地，严阵以待来犯之敌。

　　中午，敌军邓辉团向红军疯狂扑来，其前卫部队控制红七军五十五团阵地前的一个制高点，掩护两侧敌军进攻。红军担任警戒的一个连，当即奋起还击，枪声、炮声震撼山谷。敌人一次又一次向红军进攻，红军顽强扼守，并以小分队反击，连连击退敌人。这时，援敌越来越多，终于接近红军阵地。在这紧要关头，张云逸军长亲自赶到前沿指挥战斗。警卫连政治委员（后称政治指导员）王天和连长覃亮之，沉着指挥部队，以猛烈的火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但覃连长不幸中弹牺牲。大量敌人继续冲到阵前，恰好李天佑连长带着特务连赶到。战士们先用手榴弹杀伤了许多敌人，接着发起冲锋，敌人退缩回去。

　　这时，湖南的唐伯寅团和陈龙团，也从坪石方向追来。至此，敌人共有三个团，兵力大大超过了红军。他们凭着人多、武器好，轮番向红军冲锋，战斗越来越激烈、残酷。

　　红七军特务连与敌军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山头白刃飞舞，杀声震天。正在这时，章健营长（整编前是团长）率五十五团一个营，从左侧奔杀而来。李显营长率五十八团二营，从右侧直压过来，很快把敌人打垮。

　　敌人正面进攻未遂，重新组织兵力，扑向我左侧高地。坚守在高地的章健营长，与敌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敌人五次进攻。正在指挥部队粉碎敌人第六次冲锋时，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爆炸，章健营长不幸牺牲。

　　此时，右翼阵地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邓小平政委亲自到五十八团指挥战斗。李明瑞总指挥命李显营长向敌左侧反击。这时敌人也企图从左翼突破，双方在进攻中遭遇，战斗十分激烈。经过肉搏战，终于把敌人压下去，但李显营长不幸负伤。

　　不多时，敌人重整残部，又发起集团冲锋。阵地上硝烟弥漫，枪炮声、喊杀声汇成一片。五十八团一营营长李谦（缩编前为师长）率领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的冲锋打退。弹药不多了，就从敌尸上取来枪支弹药继续战斗。饿了就啃些乾粮充饥。先后打退了敌人七次冲锋。

　　黄昏时分，李谦营长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动员：“坚持到天黑，就是胜利！”敌人也利用这一时刻，拼命发起第八次冲锋。李谦亲率一个排又把敌人压了下去，并乘胜追击逃敌。突然，一声冷枪把李营长打倒了。当战士们把他扶起时，他睁开双眼，手指敌方喊道：“不要管我，冲上去！”说完便昏迷过去了。

　　夜幕降临，战斗停下来了。张云逸军长、邓小平政委都来到已护送到军指挥所的李谦身旁，抚摸他的前额，观察他的伤口。李谦苏醒过来，见到首长，吃力地说：“我没有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首长们亲切地说：“李谦同志，你们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任务完成得很好！”不久，李谦因伤势过重牺牲。

　　梅花战斗，共毙伤敌1000人左右，我军也伤亡约700人，其中干部伤亡约占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李谦营长（原师长）、章健（原团长）光荣牺牲了，团长龚楚（原军参谋长）、营长袁也烈（原团长）、营长李显、王展负伤，部队损失异常严重。

　　梅花战斗后，军前委临时开了一个会，决定放弃建立粤北根据地的方案，根据中央过去的指示，向江西前进，会合朱毛红军。

　　2月2日，战斗结束的当晚，红七军撤离梅花，直奔大坪宿营。次日，从大坪经老屋场、冷水坑向乐昌方向继续前进。这时，满天雪花飞舞，道路泥泞不堪，行军异常困难，为了甩掉尾追之敌，部队顾不得做饭，拼命赶路，战士们的困苦疲劳自不待言。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部队于5日拂晓，到达长来、杨溪之间的武江河边。

　　武江，宽近百米，水深不能徒涉，挡住了部队的去路。唯一能够利用的渡河工具，只有浅滩上的两只小船。邓小平、张云逸和李明瑞等首长来到河边，研究渡河方案。决定邓政委和李总指挥带领五十五团先从杨溪渡河，张军长率领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在长来殿后，一旦发生敌情，可以前后掩护。

　　渡河开始了，两只小船，一次只能装载三十来人，而往返时间几十分钟。随后，辎重、马匹和轻伤员陆续赶到了，河滩上挤满了人群，渡河速度缓慢。到下午3时多，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五十五团渡过河去，控制了对岸滩头阵地。两个小时后五十八团的大部分也渡过河了，只剩下张军长带领的一个特务连、两个步兵连和卫生连、休养连、供给处等，共五六百人未能过河。

　　突然，河对岸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紧接着飞来几颗炮弹。原来，广东军阀陈济棠加派的郭润华团从韶关乘汽车到达武江边，与已渡河的五十五团展开了激战。邓政委指挥两个连在观音山紧紧地咬住敌人。他认为，只要组织好火力，压住韶关来敌，付出一定代价，完全可以掩护部队全部渡江。然而，敌人封锁了江心，渡江更困难了，若拖长了渡江时间，全军将陷入敌人包围，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邓政委当机立断，要渡船返回通知张军长：停止渡河，相机前进。

　　红军另一只小船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力抢渡。利用鲜血换来的时间，不停地在河面穿梭往来。当载满了五十八团最后一批战士驶到河心时，对岸敌人重机枪扫来，小船转了一个弯，被挡了回来。这时，乐昌警卫队和韶关来援的敌人源源到达，分三路向红七军渡了河的部队合击。邓政委率领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甩开敌人，向仁化、江西崇义方向前进。

　　敌人占领了河岸，封锁了渡口，红七军部队被截断了。尚未过河的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的几百人中，非战斗人员和伤病员不少，大家都焦灼不安。忽然，张军长探路回来了，他飞身下马，同经理处长叶季壮、五十八团团长黄子荣研究后，向大家宣布：“现在渡不过河了，队伍后撤30里！”军长坚定地说：“同志们，敌人再凶恶，也挡不住我们前进，我们一定能渡过武江，到达中央苏区！”同志们受到了鼓舞，坚定了信心。天黑后，部队沿原路一口气赶了三四十里路，于晚上9时多来到半岗岭瑶寨，瑶族同胞邓安德主动为红军引路。他打着火把，边走边用瑶话高喊：“布丁伦好！布丁伦好（即红军好）!”顺利地通过了瑶山哨口，到达大洞住宿。

　　6日午后，部队重返大坪村。第二天，当地地下党派了两人担任向导，把部队带到马糍湖、金岭下，当天上午到达水口渡头。地方党组织从附近罗家渡撑来一只渡船。这里虽然水深流急，但江面较窄，到中午时分，部队即全部渡过了武江。当最后一批战士下船时，经理处的同志把几个光洋送给船工严大爷，表示酬谢。老人手捧光洋，连声说：“都是自己人，何必客气，你们是好人，祝你们胜利！”

　　当红军胜利渡过武江后，留在河岸的一个向导迅速把船撑离渡口驶向下滩。过江后的部队经天堂岭到达乐昌黄圃司宿营。8日，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找到了两个红四军二十九团流落在此地的战士当向导，把部队从塘村带进湖南，经资兴到达酃县。在离粤境时，张军长将两挺重机枪和100多支步枪，赠送给湘南特委，充实了地方游击队的装备。

　　在梅花战斗和渡江过程中，红军得到了当地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当红军撤离梅花时，把400多名伤病员交给中共梅花区特支负责人之一的杨高林（参阅57页《杨高林简介》），由他把伤病员秘密转移到大桥的铁龙头村。当时正是冰天雪地，伤病员又冷又饿，村民待红军如亲人，赶忙煮了六担番薯，宰了肥猪，让战士们吃饱。几天以后，张军长率领五十八团部分战士经过铁龙头附近（横溪下湾）时，300多名伤病较轻的战士跟随部队前进。留在铁龙头的40多名重伤病员，由群众张金泮、张新祥等十多人转移到深山老林里，继续隐蔽治疗。张金泮还请来当地乡土医生陈老六（仙禄），采集草药，精心医治伤病员。为了安全，同年4月中旬，伤病员再次转移到乳源县必背南坑瑶寨。瑶族兄弟姐妹热情为红军献粮献药，熬粥煮饭，细心护理。在三个月的艰苦岁月中，瑶族群众冒着敌人轮番搜山、烧杀抢掠的危险，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千方百计护理红军伤病员。

　　红七军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的大部分共1000多人抢渡武江后，在邓小平和李明瑞的率领下，于2月6日经粤北仁化县石塘、董塘、恩村，7日到达长江，其后沿粤湘赣边的崇山峻岭前进。2月8日，部队转战到江西崇义县，军首长派人出去打听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的消息。至春节前，邓小平将一切工作安排妥当后，组织决定他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张云逸率领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2月9日从乐昌黄圃经湖南宜章上渡，再到资兴、汝城和桂东。经过几个月的艰苦作战，一路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跨进江西。6月，部队从江西永新向遂川靠拢。在遂川城东的小河旁，红七军的两部分——五十八团、军直属队同五十五团终于胜利会师。会师以后红七军2000余人重返永新。7月，红七军到达兴国，在于都桥头，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此后，红七军划归红三军团指挥，投入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从1931年1月中旬进入粤北连山和连县，至2月7日，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大部离开仁化的长江，进入江西；2月9日，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从乐昌黄圃司进入湖南，转入江西，历时近一个月。红七军在粤北地区的连山、连县、阳山、乳源、乐昌和仁化等县的广大地域，辗转奋战，极大地振奋了粤北广大瑶汉人民的斗志和革命精神。

　　本文选自《乳源革命历史参考资料汇编》，乳源瑶族自治县档案馆、乳源瑶族自治县史志办公室编，2015年8月，第56—71页。

　　安排红七军伤员及有关情况

　　（一）

　　1928年开始，我们在广东乳源县的梅花、大坪杨家一带继续搞革命活动，那时候我是中共湘粤边工作委员会的宣传部长。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农历），从广西来的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张云逸同志，党代表邓斌即邓小平同志），在梅花与从连县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反动派邓辉旅打了一个大仗。梅花战役后，当晚部队在大坪杨家村子集合，我军后卫部队在大富江战斗的少共连的少数同志被敌截击，来不及归队，而往乳源大桥、瑶山方向走了。红七军政治部，军部很关心伤病员安置问题（当时伤病员很多，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问我怎么办。我介绍杨高林同志去商议，杨高林同志是地下党员，他是本地人，在乳源、乐昌一带人民群众中有威信。军部领导同意把伤病员交给杨高林负责安排在当地隐蔽养伤。记得杨高林同志当时很积极，找到可靠的群众带了一批伤员从大坪杨家、过桥边村（也姓杨），向“温汤”往乳源大桥方向走了。那时当地建立了党的组织，大坪有党的支部，党支部书记是杨炎安，他们只有四五个党员，是中共乳源梅花区特别支部领导下的。杨高林带伤员走后，我也离开大坪、梅花而回湖南这边打游击了。因红七军给了我们百多条长枪和两挺重机枪，我们加以修理，组成湘南红军支队，在湖南地区打游击。与杨高林那边没有联系了。

　　红七军梅花战役后，我们在由大坪杨家到湖洞方向的山路上的廖庄石子坝，埋葬了这次战斗中英勇善战壮烈牺牲的红七军师长李谦同志；二是负责医好了龚鹤村（即龚楚）的伤，并护送到南方局；三是把原红八军剩下不愿随军走的几位负责干部送到党的南方局去了。

　　杨高林负责安排伤员，是红七军军部问过我的，是我说交给杨高林负责安排的，这一点没有记错。

　　（二）

　　从1928年冬到1930年冬，中共湘粤边工作委员会，是在大坪杨家村内的一个祠堂（公堂屋，名叫敏求堂）成立的。在老爷庙下游乐昌水口附近的七里坑木炭窑办公。前后住了七八年，湖南宜章的地下党员很多都在七里坑住过。他们同当地群众关系很好。

　　1934年冬天到1937年，这是斗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敌后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我们又回到七里坑炭窑去住，住了一年多。七里坑翻过一个山岭，那边就有瑶胞，有可能住有伤员，因为当时地下党负责医治伤员的刘耀文同志（党员，宜章县沙坪里与上株肖家交界地方人），与瑶胞关系很好，他们经常有来往的。

　　谷子元

　　1979年12月1日于湖南省安仁县

　　编者注：这是乳源瑶族自治县邬燕鸥、莫瑞福、陈松海三位同志访问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谷子元同志的记録稿，并经谷子元同志审阅修改、签名。

　　本文选自《乳源革命历史参考资料汇编》，乳源瑶族自治县档案馆、乳源瑶族自治县史志办公室编，2015年8月，84-86页。

　　谷子元简介：

　　谷子元（1908-2002），湖南省耒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转移到乳源梅花地区，1929年2月组织成立中共梅花特别支部。1929年9月起任中共湘粤边工委宣传部长。1931年2月，红七军转战乳源到达梅花（1952年划乐昌）时，组织地下党和地方革命武装做好“梅花战役”的配合工作。1935年任中共湘粤边工委书记。1947年任湘南工委书记。1949年任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湖南省衡阳专署副专员、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杨高林简介：

　　杨高林（1895—1949），广东乐昌人。早年参加当地农民运动，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0年1月任中共大坪杨家支部书记，同年12月任中共湘粤边工作委员会委员。1931年2月红七军转战乳源，为红七军引路，安置伤员。抗日战争时期，在乳源大坪组织抗日游击队打击日军。1949年7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