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七军经过乳源瑶区及伤病员隐蔽养伤情况的调查

　　乳源文化局、文化馆调查组

　　编者按：乳源文化局、文化馆的同志于1979年冬到1980年春，对红七军经过乳源瑶区及伤病员隐蔽养伤的历史进行了调查，他们走遍了广东、广西、湖南等地，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走访了革命老同志及有关人员。进行了实地观察，写出了这份调查资料初稿。原文共分七个部分，我们刊登其中六部分，原文中的小标题我们作了删改。

　　1929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广西右江岸边的百色城诞生了。

　　红七军成立时，邓小平同志当时化名邓斌任党代表（政治委员），张云逸同志任军长，李明瑞同志任总指挥。以广州起义的一部分人员为骨干，以广西起义的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为主体，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起义时3000多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迅速增加到1万多人，并建立了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

　　1930年10月，红七军在广西河池集中整编，把原有的三个纵队改编为三个师（十九师、二十师、二十一师）。邓小平同志任党的前委书记、政治委员，张云逸同志任军长，李明瑞同志任总指挥。留下二十一师由师长韦拔群同志和右江特委书记陈洪涛同志带领，在右江地区坚持革命斗争。其余部队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同志带领下，挥师东进。到达广西贺县的桂岭时，红七军整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使战斗力更集中，向中央苏区前进，以便与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会合。进军途经粤北乳源县境，打了两场硬仗。

　　一

　　1930年冬，红七军由广西经湖南进入广东的连县县境，在连县的星子镇补给了部分粮食、弹药。一九三〇年农历十二月十四日，由地方党湘粤边工作委员会的宣传部长谷子元同志（注：谷子元同志现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代表地方党组织，迎接红七军进入乳源县梅花乡（当时梅花属乳源县境，党的湘粤边工作委员会机关设在梅花），红七军军部设在梅花圩。当时，国民党反动军阀陈济棠部有一个模范旅（旅长邓辉）从连县方向前来追赶红七军，红七军计划打掉这股敌人后，渡过武江向江西前进。

　　红七军到达梅花后的第二天，即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公历1931年2月2日）中午，战斗就在梅花岭上打响了。红七军的战斗指挥部设在新梅花圩后面西北方向半公里远的莲花庙，五十五团迅速占领梅花圩西南面的草家坪、石墩下、桥头、黄家背夫山头为阵地。五十八团占领梅花圩东北面的军营下背夫岭为阵地。敌人以数倍于我的优势兵力，分两路进攻。一路从坪石来，向红七军五十八团阵地扑来，一路从径口来，向五十五团阵地攻击。战斗从当天中午开始一直到傍晚。在梅花圩东面五十八团阵地的山头上，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亲自指挥下，打退了敌人的几次猛烈进攻，双方损失惨重，敌方死伤1000多人，红七军伤亡700多人。梅花岭上摆满了敌人的尸体，我们英雄的红七军战士也洒下了忠贞的鲜血。接近黄昏的时候，我前线指挥战斗的师长李谦同志，在五十八团机炮连阵地（草家坪岭上）负了重伤，敌人的子弹从他皮带穿过腹部，肠子都流了出来。李谦同志把肠子塞回腹内，仍坚持指挥战斗。五十八团机炮连的同志把李谦师长抬下阵地抢救。接着，原十九师师长龚鹤村（即龚楚，后来叛变了革命）臀部也负了伤。天黑时我军决定撤出战斗，红七军从石围寨和莲花庙后面向大坪方向撤退。

　　梅花战斗是一场恶仗，红七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浴血战斗，敌人伤亡惨重，我们的很多干部和战士也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把自己的鲜血洒在了梅花岭上。

　　二

　　梅花战斗后，红七军连夜撤出梅花。交给当地党组织——湘粤边工作委员会（后改湘南特委）三项任务：一是掩埋李谦师长的尸首；二是医治龚鹤村（即龚楚）的伤；三是把原红八军的一批干部护送去党的南方局工作。交下这三项任务后，红七军部队即撤出梅花。

　　驻在梅花的湘粤边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谷子元等同志，代表地方党组织接受了这些任务，并想尽办法积极执行。他们在廖庄石子坝地方，埋葬了英勇战斗、身负重伤后牺牲的红七军原二十师师长李谦同志。又找到当地的土医生治好了龚鹤村臀部的枪伤后，送他去跟回了红七军部队。并派出可靠的同志，把原红八军的几个负责干部，护送到党的南方局去。圆满完成了红七军交下的这三项任务。

　　红七军撤出梅花时，送了一批武器给地方党组织（湘粤边工作委员会），包括100多条长枪，两挺重机枪和一批弹药，支援地方党组织建立和发展武装力量。谷子元等同志接受了红七军送给的这批武器后，就组织成立了“湘南红军支队”在湖南南部地区开展了游击活动，四出打击地方反动势力，鼓舞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三

　　梅花战斗结束，红七军当晚到大坪杨家村集中整理队伍，把伤病员交给地方党组织安排隐蔽养伤。大部队则向韶关与乐昌之间的杨溪长来地段，沿着武江河边前进，打算渡过武江向江西中央苏区进发。

　　1931年2月5日中午，邓小平政委和张云逸军长率领红七军大部队，来到乳源的杨溪与乐昌的长来之间的武江河边曲合渡口，准备渡武江。曲合渡口的西岸是曲合村，东岸是大菜角村。邓小平政委和张云逸军长向对岸观察了片刻，即研究作出渡河方案。决定由邓政委率领五十五团首先渡河，张军长率领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部队殿后。

　　渡河开始了，曲合渡口只有一条渡船，撑渡人是杨溪船民温丁苟。他的渡船不大，每一次只能渡过20多人，往返需要10多分钟。后来把上游十二渡桥渡口的一只船也请来载渡，撑船的是一位姓温的上桂村人。两只船加紧来回抢渡，到下午3点钟左右，邓政委率领的五十五团全部渡过河了，他们控制了对岸滩头阵地，让五十八团继续渡河。突然，河对岸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紧接着飞来几颗炮弹，战斗又打响了。一股敌军从乐昌县城赶来封锁渡口，大批敌人又从韶关乘汽车沿公路向武江河边扑来。在曲合渡口东岸，敌我双方展开了激战。红七军过了河的部队固守滩头阵地，掩护五十八团继续抢渡。五十八团的战士嫌渡船太慢，纷纷解下绑腿，跳进冰冷的河水，冒着敌人的弹雨，互相牵扶着，勇敢地游过对岸。武江河边敌人尸横遍野，我们红七军的一部分指战员也血洒武江河，为革命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由于敌人不断增援，堵截封锁了曲合渡口，渡船不得不往下游转移。双方反复争夺对岸阵地，战斗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敌人又增添了几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我渡河部队堵截攻击，严密封锁了曲合渡口一带。邓小平政委带领五十五团全部和五十八团的大部分战斗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包围，经仁化向江西中央苏区前进。

　　红七军的后续部队被截断过不了河，剩下的是张云逸军长带着一个特务连（警卫连）、两个步兵连和卫生队、供应处、休养连等共700多人。张军长命令从杨溪口向后撤退。这时，天渐渐黑下来了，他们一口气赶了三四十里路，于当晚9点多钟，来到了必背半岗岭瑶寨。张云逸军长当晚就住在半岗岭脚下桐油坪瑶胞邓安德的家里。第二天早晨，张军长集合队伍，在瑶胞邓安德的向导下，冒雪行军，向横溪前进。一路上遇到惊慌逃跑的瑶胞时，邓安德就大声向他们招手宣传说：“布丁伦好，布丁伦好！”（瑶语“红军好”）经过二三十里的行军，在早上7点多钟，部队到达了横溪的龙沟岭进入下湾村。部队在下湾村和溪头村驻扎休息了两天。

　　红七军在下湾休息了两天后，第三天早上，张军长请来下湾村农民余斌山作向导，带领部队由下湾经板泉去湖洞。与此同时，驻扎在乳源大桥铁龙头村的400多名伤病员，除走动不便的40多名重伤员留下在当地隐蔽养伤外，其余能走的都赶到湖洞跟随张云逸军长的大部队，由湖洞经大坪，到乐昌县罗家渡附近的老爷庙渡口渡过武江河，到达乐昌的黄圃司。由乐昌黄圃司当时上过井冈山的人作向导，带引张云逸军长的队伍，取道湖南的黄泥潭游击区，转入江西的永新，与五十五团会合。会合后，红七军在永新召开了全军第二次党代会，总结经验教训，并制定了今后的战斗任务。后来，红七军到达兴国县，与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央苏区主力红军会师了。

　　四

　　一九三〇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日晚上，红七军从梅花撤到大坪杨家村集中整理队伍。当时，有400多名伤病员。红七军要继续前进，伤病员就成了一个负担。于是军部与当地党的负责人谷子元等同志研究安置伤病员问题。研究结果，红七军把400多名伤病员交给湘粤边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共乳源梅花区特别支部负责人之一的杨高林同志负责，安置在当地休息养伤。杨高林同志是本地人，在乳源、乐昌一带群众中有威信。因此，红七军政治部通过当地党组织，把400多名伤病员交给了他。军部传下命令，伤病员全部留下，由杨高林同志安排隐蔽养伤，负伤的连以上干部可以带警卫员同去。杨高林当即找到可靠的群众，带领红七军伤病员，从大坪杨家村出发，经过桥边村、温汤，向乳源大桥铁龙头的方向转移。

　　一九三一年农历春节前几天的一个中午，红七军伤病员400多人来到大桥铁龙头村。群众看见有军队到来，都很惊慌，纷纷关门。伤病员们就在村前休息，有的坐在地坪上，有的坐在结了冰雪的田里。群众不知是什么队伍，都不敢开门，只在屋里往外窥看。领他们来的两个人走到村前叫门，说他们是红七军的人，是“岭牯子”（杨高林花名）派来找铁龙头村张金泮（又名张芬，据说是杨高林的拜把兄弟）的，并有杨高林的信带来。铁龙头村农民张贤古即开门出来，把杨高林的亲笔信拿进村中给张金泮看，张金泮拆看了杨高林的介绍信，才知道来的是红七军伤病员，立即叫村中群众家家户户开门接待。

　　腊月隆冬，满地冰雪，红七军伤病员来到铁龙头，个个又饿又累，张金泮立即发动村中群众煮了六谷箩担番薯，由张法昌、张土生、张思义、张桢祥等六人，每人挑一担熟番薯送给红七军伤病员吃。伤病员们虽然又饿又累，但每人只拿两条番薯，谁都没有多拿，拿到大条的番薯还互相推让。送番薯的群众叫他们多拿几条，伤病员们却回答说：“谢谢乡亲们，我们人多，大家分开来吃，暂时顶一顶饥寒就算了。”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互相爱护，群众深受感动。接着，铁龙头村群众又各家各户凑集粮食给红军吃，并在当天下午宰了一头百多斤的大肥猪招待红七军伤病员同志。

　　张金泮和铁龙头村群众陆续安排伤病员的住宿。红七军五十八团机炮连连长周龙光、其通信员舒启湖，副连长李标及他的通信员，四人被安排在张金泮家一个楼阁上，其他伤病员有些被群众接进村中，有些冒着风雪在村前禾坪、田地里露宿。这400多伤病员在铁龙头村住了两天，适值红七军在杨溪武江河边战斗没有渡河的部队，由张云逸军长带入瑶山，转到大桥横溪的下湾村（下湾离铁龙头十多里）。当晚铁龙头村张金泮等十多个群众赶到下湾村拜访张云逸军长后，张金泮又连夜赶回铁龙头，告诉红七军伤病员们有关张军长和红七军的情况。于是，负伤较轻、还能走动的伤病员300多人，就在第二天离开了铁龙头村，去湖洞跟随张云逸军长带领的部队继续前进。留下40多名行走不便的重伤者，在铁龙头继续隐蔽养伤。

　　为了帮助留下来的40多个重伤员长期隐蔽养伤，张金泮就派铁龙头村张桢祥、张新祥等十多名群众，到离村六七里路远的曲潭山坳盖了两间茅厂。把35名重伤员，由黄连长带领，安排到曲潭山坳茅厂住下来隐蔽养伤。剩下的冯营长等伤员，安排在到角村张顺家（围楼）养伤。（张顺是张金泮手下的心腹），连长周龙光和副连长李标及两名警卫员，在铁龙头村张金泮家楼阁上住了20多天后又转移到到角村张顺家，与冯营长等一起养伤。这时，到角村共有九名红军伤病员，由张金泮出面请附近岗头村土医生陈先六（仙禄）到到角村住下来（陈先六是张金泮姐夫的哥哥），专门医治这些红军伤病员。

　　大约一个月左右，住在到角村隐蔽养伤的冯营长，周龙光连长，李标副连长的枪伤医治好了。他们就离开到角村去江西寻找红七军大部队去了。周龙光连长的警卫员舒启湖同志，则到梅花三和圩寡妇何佩家落了户，做了她的儿子，改名何贵生（现在还在梅花生活）。其余几位伤病员，则在一九三一年农历二月初五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围剿”到角村时，于二月初四晚上，连夜上山隐蔽，几天后由到角村张学洪（张金泮的秘书）带他们一起去江西寻找红七军部队去了。

　　在曲潭山坳隐蔽养伤的35名红七军伤病员中，有一个姓黄的红军医生。这位红军医生，除了给住在曲潭的伤病员医治外，还经常到铁龙头村给群众医病治伤。铁龙头村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围剿”时打伤的群众张法昌、黄玉贱、张树祥等人的枪伤，就是这位红军医生给他们医好的。在曲潭养伤的30多名红军伤病员的粮食、药品等，都由张金泮等铁龙头村的群众筹备，并派张顺和瑶胞邓安德（必背半岗岭瑶寨人）、赵志田（必背南坑瑶寨人）三人送到曲潭。在到角村医治红七军伤员的土医生陈先六（仙禄），也采制了一些刀伤草药给张顺带去曲潭，给隐蔽在曲潭的伤员医治枪伤。

　　一九三一年农历正月的一天，必背南坑瑶寨有十多个男瑶胞到曲潭附近的山上打野猪。打猎途中，经常给曲潭伤病员送东西的瑶胞赵志田，带着他堂弟赵志林，来到曲潭茅厂探访红军伤病员，与黄连长、刘班长等聊天。赵志田、赵志林兄弟问了红军伤病员养伤的情况，他们还到曲潭山岩看望了伤势很重，生命垂危的唐连长和一个被打碎了腿骨的战士。黄连长和刘班长等也问了瑶胞的生产、生活情况，他们亲密无间地谈了一个多小时，赵志田、赵志林兄弟才离开曲潭回家。

　　在曲潭隐蔽养伤的30多名伤病员中，一位姓唐的连长和另一位被打碎了腿骨的战士伤势最重。二人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在曲潭山坳牺牲了。张顺、邓安德、赵志田和红军伤病员们就在曲潭山坳埋葬了战友的遗体。唐连长在临终前，还叮咛同志们要永远跟党走，坚持革命到底。唐连长牺牲后，张顺和赵志田每年都到曲潭山坳唐连长和那位战士的墓前扫墓，拜祭缅怀他们。

　　一九三一年农历三月初，曲潭山坳的红七军伤病员大部分人的伤病基本医治好了，又因几十人的粮食、用品长期给养有因难，伤病员们商量要离开曲潭去江西找部队。一天下午，曲潭养伤的33名红七军伤病员，在黄连长的带领下，经横溪群众的指路，来到必背兰坑（编者注：南坑，下同）瑶寨找赵志田。赵志田、赵志林兄弟热情接待了他们，把30多名红七军伤病员安置在自己家里的屋厅住宿（该屋厅现还在）。赵志田、赵志林、赵敬香、赵志才、赵志明、赵敬通等几户瑶胞，主动捐献米粮给红七军伤病员吃。黄连长的一条腿被敌人打伤，子弹穿过腿部，两边伤口尚未愈合。赵志林即上山寻找治枪伤的草药回来，用石舂臼把草药舂烂，亲自替黄连长洗净伤口，包扎上草药。各户瑶胞还主动借出各种用品替红七军伤员煮饭等。

　　红七军伤病员在兰（南）坑瑶寨住了五天后，就由赵志田带他们离开瑶山。离开时，赵志田又发动兰（南）坑瑶寨的几户瑶胞，捐了米粮送给红军伤员在路上吃用，并送了一些瑶族头巾和瑶胞衣服、瑶族用的布袋，让红军伤病员化装成瑶胞，然后离开瑶山。红军伤病员也把自己心爱的东西送给瑶胞留念。有一个姓刘的班长把自己的一张蓝底白花、印有燕子飞翔等花式的被单，送给了赵志田。赵志林还特地找了五服草药回来，送给黄连长，让他带在路上换药敷伤。黄连长非常感动地说：“谢谢！谢谢！”

　　3月初的一天，黄连长、刘班长等33名红七军伤员离开必背兰（南）坑瑶寨，由赵志田作向导，带着他们从兰（南）坑到公坑——方洞——草田坪，绕出了大瑶山，然后到桂头圩。到桂头后，大部分伤员同志从桂头渡武江，去江西跟随红七军大部队，有少数伤员则在桂头附近住了一段时间，先后回广西老家去了。

　　五

　　红七军伤病员来铁龙头隐蔽养伤后，附近大桥等地反动地主、土豪劣绅就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告密，勾结国民党反动势力，对铁龙头、到角、岗头、田心村进行“围剿”、搜山、烧杀，企图把红七军伤病员一网打尽。铁龙头等村的群众，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掩护红七军伤病员，使他们安全脱险。

　　一九三一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1931年3月17日）傍晚，国民党派了三个营的反动军队，1000多人，从大桥方向来到铁龙头附近的虎头岩村隐蔽下来。第二天，正月三十日早上八九点钟，这三营反动军队就开始“围剿”铁龙头村。他们仗着优势兵力，包围了铁龙头村，用机枪、步枪向村内扫射，又用小钢炮轰击（现在还留有几枚炮弹罪证），把全村200多名群众围困在村中。战斗开始时，有一股国民党匪军从村背侧面发起冲锋，被铁龙头群众从村内用鸟枪打倒了冲在前头的一个匪兵。这个匪兵当场被打伤了腹部，倒在路边拼命翻滚，哭喊挣扎，把路边一片杂草也滚得乱七八糟，满地血迹，吓得其他匪兵不敢再冲了。匪兵们只好退到铁龙头村对面的小山岗上，用小钢炮向村内轰击。中午，敌人把一门炮从远处山岗移近村子对面的一座小山坡上继续打炮，被铁龙头村农民张扬苟瞄准一枪，把炮手击毙了，当即打“哑”了这门炮。由于铁龙头村群众的顽强抗击，国民党匪军虽然人多势众，但一直打到天黑，都未能攻进村子。

　　天黑下来了，匪军仍然包围着村子，并扬言要在铁龙头村四个角，挂起四盏大灯照亮着，不让群众突围。当晚深夜1点多钟，铁龙头群众在村前右侧角的墙壁，挖开了一个洞，从墙洞向外突围，沿着村前的一条水坑往山上逃。有些群众突围时碰触了国民党匪军设置的拦路铁丝，一碰铁丝就有东西响动，匪兵们就顺着铁丝方向开枪扫射。就这样，铁龙头村群众在村前水坑桥头，当场被打死20多人，鲜血染红了坑水，尸体填满了水沟，惨不忍睹。铁龙头群众永远不会忘记这笔血债。至今50年过去了，老人们回忆诉说时，个个心情悲愤，老泪纵横。第二天，一九三一年农历二月初一，匪军们又攻打了半个上午，打到上午10点钟左右，国民党反动军队冲进了铁龙头村，把来不及逃走的十多个群众捉住，匪军们要他们说出红军伤病员的下落，但没有一个群众说出红军伤病员隐蔽养伤的地点和情况，没有说出任何一句暴露秘密的话。结果，这十多名群众都被匪军当场枪杀了。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了红七军伤病员。接着，匪军们又放火烧村，铁龙头全村20多户人家，100多间房子，只烧剩七八间。这一次，铁龙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就有34人（男17人，女17人），有的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也遭惨杀。并被捉走一人，被打伤五人，村中大部分猪牛等牲畜，都被烧死或抢走，铁龙头遭受了一场浩劫。

　　国民党匪军在“围剿”铁龙头村后，第二天，即一九三一年农历二月初二下午，又转去“围剿”曾接待过红七军部队歇宿一个晚上的岗头村。二月初三早上，反动军队攻入岗头村，放火烧屋、捉人杀人。岗头村当时有六七十户人家，只有两户未过火，其余全被烧光。当场被匪军捉到杀害的群众有13人（男6人，女7人）。过后不久，有一名叫陈才俊的岗头村农民，逃到小洞地方，被国民党捉到也当场枪杀了。

　　“围剿”烧杀了岗头村后，国民党匪军又于一九三一年农历二月初五“围剿”到角村。当时在到角村隐蔽养伤的几位红军伤病员，得知国民党反动派要来“围剿”的消息，于二月初四晚即与到角村的群众一起上山隐蔽了。二月初五早上，反动军队来“围剿”时，把到角村22户人家的房屋全部烧光，猪牛等牲畜大部分被抢走。在“围剿”到角村的同时，国民党匪军又把离到角村200米远的田心村烧光。

　　这一次，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围剿”了铁龙头、岗头、到角、田心等村庄，杀死了群众47人，烧毁民房数百间，抢走群众的牲畜、衣物无数。但是，无论他们多么疯狂、凶狠，却搜捕不到一个红七军伤病员。因为红七军伤病员与当地农民群众建立了亲密无间的血肉关系，群众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了红七军伤病员，使他们安全隐蔽医伤治病，于一九三一年农历三四月间，全部安全转移，离开乳源瑶族山区，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找寻红七军大部队。

　　在红七军伤病员全部离开乳源山区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又于一九三一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第二次“围剿”铁龙头村。原因是铁龙头第一次被“围剿”时，损失惨重，群众生活十分困苦，要接济支援曲潭养伤的30多名红七军伤病员，困难更大。铁龙头村张金泮就带领他的一班手下人，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兵，到湖洞国民党伪民团团长黄金龙家里，把黄金龙父子二人绑架回铁龙头，关押在一个山洞里，要黄金龙拿4000元光洋赎人。黄金龙家被迫派四个人挑了四担银元来铁龙头交给张金泮，张金泮就释放了黄金龙的儿子。黄金龙儿子回家后，即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告发张金泮在铁龙头窝藏红军。于是，一九三一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反动军队第二次再来“围剿”铁龙头村。

　　九月二十七日上午9点多钟，国民党反动军队包围了铁龙头村，当时，村中絶大部分群众都逃跑上山了，匪军们就放火烧村，因多是茅屋（第一次烧村后，群众多是盖茅屋暂住），一把火又全部烧光了。又杀害了来不及逃走的张锦生等五名群众。

　　第二次“围剿”铁龙头后，国民党匪军在大桥驻扎了两三个月时间，经常派出匪军到铁龙头一带山上搜捕红军伤病员。铁龙头群众藏在村背夫山岩里的红七军送的一面红旗、一箱子弹等物，都被国民党匪军搜去了。这时在铁龙头、曲潭养伤的红七军病员早已全部转移走了，匪军们始终没有搜捕到任何一个红七军伤病员，只不过在当地欠下了又一笔血债和罪恶，给群众增添了更大的雠恨而已。

　　六

　　红七军在杨溪——长来武江河边战斗后，兵分两路，邓小平同志带领大部分部队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另一路张云逸军长带领红七军未能渡河的700多人，撤入乳源必背瑶山。行军途中，在七里坑瑶山留下三名伤病员：一名黄恩祥，红七军十九师五十八团三营五连连长，广西东兰县纳合人，右腿负重伤。一名陈月生，红七军五十八团一营三连战士，广西巴马县白马人，脚部负伤。一名黄世尤，黄恩祥的侄儿，红七军五十八团二营四连通讯员，患伤寒病，军部叫他负责照顾黄恩祥、陈月生两伤员。当时，正在进入瑶山的行军途中，他们走路很困难，军部通讯员向三人传达军部的决定：“留在瑶山养伤治病，争取与地方党的秘密组织取得联系，坚持革命斗争”。并向他们说明附近有党的秘密组织，可能会联系上，如果在当地联系不上，就去梅花找姓赖的大队长联系。这三名伤病员就这样在行军途中留了下来。

　　一九三〇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必背王茶大圳口瑶寨的贫困瑶胞邓天位（现年87岁，五保户），挑木板去乐昌卖，他在回家途中经过七里坑时，看到这三位红军伤病员在路边讨吃，邓天位对他们深表同情，便把他们扶回大圳口瑶寨去。大圳口的瑶族同胞知道他们是红七军战士，大家热情接待和帮助他们，把他们三人安置在大路面一间茅寮里住了下来（当时瑶胞多是住茅寮的）。黄恩祥化名“黄老五”，陈月生化名“黄老四”，黄世尤化名“黄老三”。从此就在瑶山隐蔽养伤治病。以后，他们靠着自己学会的手艺，在瑶山里编织竹笠、谷箩和蒸酒、磨豆腐、开荒种地为生。他们曾化装成瑶胞，先后去过梅花、仁化等地找党组织，但没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他们三人一直在必背瑶山生活，学会了瑶话，穿上了瑶族服装，与瑶族同胞广交朋友，经常向瑶族同胞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的革命斗争故事，同瑶族人民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

　　1943年，这三名红七军伤病员，由大圳口迁到大岭瑶寨居住。不久，黄老三到草田坪村一户农家进了门，成了家。之后，黄老四又去半坑瑶寨一户瑶胞家进了门。黄老五（瑶胞们都叫他“共产老黄”）在解放后，于1953年病逝于瑶山。1962年，黄老三回广西老家时，把黄老五（黄恩祥）的骸骨带回原籍安葬。1964年到1965年间，黄老三又从广西家乡回来必背瑶山接黄老四回广西原籍。1975年黄老四在广西老家病逝。现在黄老三（黄世尤）还在广西他的家乡生活，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照顾。

　　本文选自《乳源党史资料》3期（总第6期），中共乳源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3年4月5日编印，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