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西京古道上的红七军遗迹纪实
“……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走进西京古道这条被尘封的千年古道,残碑断碣,老树枯藤,石亭古村,晚风残阳……沧桑岁月里,历史留痕中,80多年前那斑驳的红色印记,给荒莽的古道披上一层殷红的色彩。
这里,没有发生过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暴动。
这里,没有建立过苏维埃政权。
这里,没有实行过土地革命。
然而,这里却是一方碧血丹心的红色土地。
“梅花血战,是我军北上以来最悲壮、最惊心动魄的一战。”这是原红七军参谋莫文骅在他的著作《回忆红七军》中写的一段话。
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从广西右江向江西中央苏区东进途中,在乳源北部梅花(1952年划今乐昌市梅花镇)与国民党强敌进行了一次殊死战斗,歼敌1000多人,红七军也伤亡700余人,400多伤病员由中共地方党组织安排转移到今乳源大桥镇的铁龙头村休整养伤。从此,以铁龙头为中心的这片土地,成了血与火相交织的红色赤土。
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一场为救护红七军伤病员的反“围剿”战斗在这里打响。一个当地村民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红七军伤病员安全的可歌可泣的惨烈故事在这里发生。一场不亚于农民武装暴动的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刀枪相见、生死对决的抗争在这里展开。一部“青山处处埋忠骨”的悲壮史诗在这里谱写。一个对党忠诚、不怕牺牲的中共地下党员张金泮的英雄故事在这里演绎。
80多年过去了,这些故事古道知情,青山作证。2018年5月开始,在西京古道红色资源的调查挖掘中,笔者踏进了挖掘古道红色文化资源的“寻红”之路……
青山无处不烽烟
乳源,位于南岭山脉南麓。南岭,属五岭。一代伟人毛泽东对南岭的印象极深,他在两首诗词中提到了乳源所处的这方土地:一首是《七律·长征》的“五岭逶迤腾细浪”;另一首是《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的“天连五岭银锄落”。南岭,两千年西京古道贯通其间,古道上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足迹和英雄传奇。
走进当年红七军走过的路,那些当年红七军留宿过、战斗过的村庄和围楼遗址,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围剿”时枪击炮轰、兵燹战火留下的创痕、残墙断壁犹存。
救护红七军伤病员和反“围剿”遗址铁龙头村
从大桥镇沿着连接西京古道的瑶山古道往东北行进,8公里处有个村子叫“铁龙头”。我们曾多次来到这个村子,找得最多的就是该村老人张鼎华。张鼎华已87岁了,身体很好,也很健谈。铁龙头村的历史和1931年为救护红七军进行的反“围剿”故事,在他的回忆中能够使人感受到当年战斗惊心动魄的激烈场面。张鼎华老人每次接受我们的采访,都会讲到“铁龙头”村的来历:因村东南山上有矿藏,传说是村子之铁骨龙脉,村居“龙头”而得名。他说:“88年前 ,国民党说我们村‘窝藏红匪’,是铁血赤土,要剿灭我们!”他带领我们在残破的古村里穿门过巷,寻找当年为救护红七军两次反“围剿”时留下的痕迹。
在村子祠堂左边的一条檐阶,他指着头上檐栿一条被火烧过的挑梁:“这条挑梁是当年国民党军‘围剿’村子时放火烧村留下的。”在大门坪右边,一栋古旧的青砖瓦房,瓦檐下的墙壁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窟窿。张鼎华说,这是当年国民党军“围剿”村子时向村子射击留下的弹痕。青砖瓦房门的旁边墙壁有一块1米多宽补过的痕迹,相对前面的围墙同一个地方也被补过。张鼎华告诉我们,这个补痕是当年国民党军的炮弹打穿的大洞:一颗炮弹从对面山上打过来,穿过围墙后又打穿房屋墙壁,炮弹落在房间里,还没爆炸,有一人手快,立即用一件烂衣服一盖并迅速捡了起来丢进尿桶里。他说:“炮弹浸了尿沾了污才没爆炸,否则的话,那一屋子的人都会被炸死!”我们边看边听,深感这颗炮弹没有爆炸乃是天意。跟着张鼎华老人,我们还察看了当年村民突围时逃生的水坑,村自卫队射杀敌炮手的拖角楼和中共地下党员张金泮牺牲的地方干巽门巷。铁龙头这个村子,四面环山,环境偏僻。古村老房子有些已经崩塌,今已很少人居住,显得一片苍凉和寂静。然而,这个古村落,当年曾经过战火洗礼、至今累累创痕依然历历在目。
据铁龙头村民张鼎华、张绪胜等的回忆和历史资料记载, 1931年2月6日(农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九日),红七军在乳源梅花战斗中受伤的400多名伤病员,由地方党组织护送转移到铁龙头村,交由中共地下党员、铁龙头村民张金泮负责安全救护、伤病医治等安置事宜。该村当时只有20多户人家,160多口人。红七军休整两天后,能够走动的伤病人员离开村子归队,留下44名重伤病员在该村继续养伤。为安全起见,张金泮将35名伤病员秘密转移到地势隐蔽的曲潭山坳,9名转移到到角村,安全养伤两个多月,除两名重伤员因伤势过重而牺牲外,42名伤愈归队。
红七军伤病员在铁龙头村养伤期间,1931年3月18日(农历正月三十日),国民党反动军队会同地方武装共1000多人,对铁龙头进行搜捕“围剿”,搜山烧岭。张金泮带领自卫队和青壮年村民奋起抗击,打死敌炮手、机枪手和士兵各一名。在组织村民突围中, 20多村民遇难,敌人又放火烧毁了全村半数以上民房。11月6日(农历九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再次“围剿”铁龙头村,张金泮在石颈设伏阻击敌人,掩护村民撤离,敌人再次烧村。两次反“围剿”中,铁龙头村民伤亡和被捉走共49人,其中 44人遇难。
在讲述这段历史中,张鼎华和所有在场的人,难以控制悲痛的心情,潸然泪下。深感铁龙头村民在中共地下党员张金泮的领导下,在救护红七军伤病员的两次反抗国民党强敌的“围剿”中,面对敌人的疯狂烧杀,不屈不挠,英勇反击,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以钢铁般的意志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红七军伤病员的安全实在令人钦佩!望着苍凉的古村和40多村民遇难处,我心潮起伏,肃然起敬!我想,如能建一座纪念亭,为救护红七军反“围剿”中遇难者以致纪念,我一定送上一副挽联: “铁血红心四十忠魂垂千古,龙吟傲骨三一浩气壮山河”。以慰“铁龙”头村“三一”年为救护红七军伤病员在反“围剿”中不幸遇难的“四十四”位村民的在天之灵。
再说在曲潭山坳养伤痊愈人员归队,铁龙头87岁村民张鼎华肯定地说:“到角村民张顺跟我说过,当时他曾经参加过护送,是张金泮安排他和必背南坑的瑶胞赵志田、赵志林,还有邓安德去送的,分批先到南坑,化装成瑶胞走的。”我们来到必背南坑瑶寨,在赵志林儿子赵才利(56岁)的引领下,来到他家的老房子,南坑一村一栋泥砖房,30多平方米。赵才利说:“父亲在世时讲过,伯父(赵志田)和父亲(赵志林)当年就安排红七军在家里的这间房住宿,当时向好几户人家借米,解决他们吃饭问题。我父亲见黄连长伤口还没全好,就上山找来草药,舂烂敷他的伤口。他们走之前,伯父在别人家里找了一些破衣服、破头巾和背袋,缝补好给红军穿,化装成瑶胞。”赵才利带我们看了他父亲舂草药给红军敷伤的石舂臼,今还存放在这间房的门角边。
红七军休整疗伤处到角围楼遗址
在通往铁龙头途中,有一处天然温泉,古时候叫“温汤”,也叫“古道温泉”,现在被开发成“蓝山源岭南东方温泉酒店”。与酒店隔河相望有个村子叫“到角村”。跟着该村村民张金生来到村前,远远就可以望见凌乱的新房建筑后面,长着一撮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张金生说:这是从一座围楼遗址里生长出来的,其中有四棵是柏树,树龄87年。
张金生告诉我们说:听他爷爷说,1931年2月,红七军在乳源梅花打了一个大仗,伤员很多,大部分受伤人员转移到铁龙头村,有一支小队经岗头来到到角村,后又从铁龙头转来九位伤员,在到角村休整养伤,住在村子三层围楼里,铁龙头村的张金泮和本村的张顺等经常和这些红军联络。过了春节,二月初,到角村就遭到国民党军的搜捕“围剿”,幸亏村民和红七军提前撤离上山了,否则红七军会很危险。国民党军没抓到红军,便一把火烧毁了围楼和到角、田心两个村子,打死到角村民一人。这座红七军住过的古围楼被国民党军烧毁后的第二年,村民在围楼遗址种了四棵柏树。此时我才明白,为何他将围楼遗址里四棵柏树的树龄记得如此清楚。张金生还说,听他爷爷说,这围楼遗址里还埋藏着一门炮。
笔者详细察看了这座当年红七军住了一个多月的围楼遗址,现存石墙长宽均16米,面积260平方米左右。围楼四周整块大石砖砌筑成的坚固石墙、石门等保存完好,石砖墙基东边离地面高3米多。
在与张金生父亲张宗荣(82岁)的交谈中,他回忆说:他父亲张文礼曾跟红七军学过骑马,红七军在到角村休整期间,常常给村民讲穷人要推翻土豪劣绅,要闹革命、翻身求解放,还教年轻人学骑马。他说:“我父亲(张文礼)当时14岁,跟红七军通讯员舒启湖学骑马时,从马上跌下来,右手无名指骨折,红七军给他治伤,送了一块布包伤口并用来作吊手带。”
我们两次叫张金生找找这块布,终于在他家老房子他爷爷遗留的老木箱里找到了。布为传统手工织成的粗麻布,长60厘米,宽46厘米,有一边残破。
“树下烽烟围楼破,时人莫忘寇当年”。一块红军粗布,一座围楼遗址,一撮苍翠的柏树,记载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红七军击退土匪偷袭处:岗头大屋围楼遗址
每逢清明节,岗头大屋村就会有一些人来到一座围楼遗址,向着围楼石门,焚香点烛,烧纸上供,祭拜祖先。按理,祭拜祖先应到祖先坟前才对,为何会到此围楼遗址?听说,当年岗头大屋村民曾将这围楼给红七军住过,国民党军为此血洗围楼,十几位村民葬身于此。
笔者多次踏进岗头,走访岗头大屋及附近村庄村民,据大屋村民陈梓洪(70岁)、陈梓通(67岁)、陈太清(63岁)等讲述,围楼遗址掩埋着他们村十多位先人的尸骨。
他们回忆父辈传下来的故事:1931年2月,红七军在乳源北部梅花大战后,部分伤员经西京古道南下往铁龙头,有一支十多人的小队,可能因地形不熟走错了路,来到了岗头大屋村。村民听说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就接待了他们,让他们住在围楼里,并捐来粮食蔬菜,做饭给他们吃,还叫来本村土医生陈仙禄为他们疗伤。
当晚,有一股流窜土匪得知有十多位红军住在围楼里,企图偷袭红军夺取枪支。大屋村民出动自卫队保护和配合红七军击退了前来偷袭的土匪。交战中,有一位红军战士受重伤。第二天,由大屋村民带路,护送这十多名红七军转移到了到角村。1931年2月15日(农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廿八日),国民党当局以大屋村“窝藏红匪”为由,派出几十人的武装队伍进犯该村,大屋村民凭藉坚固的围楼武装抗击,打死了敌营长 ,打退了敌人的进攻。3月21日(农历一九三一年二月初三日),国民党军100多人向大屋村扑来。村自卫队和未疏散撤离出去的村民十多人全部进入围楼准备迎战,敌人用迫击炮摧毁了围楼。随着围楼倒塌、起火,围楼里的人全部遇难。于此同时,敌人还烧毁了大屋村、大栗树下村等村子,杀害村民十多人。
这座围楼位于大屋村前右侧,长宽均27米,楼门向南,现存大青石砌的墙基1米多高,围楼石雕拱门还有精美图案。陈梓洪说:当时在围楼里挖出来一些尸体,被烧得难以辨认。他的曾祖父曾祖母也在其中,是靠身上带的锁匙才辨认出来。后来,在围楼里遇难的其亲属及其后人就只能来围楼祭拜。
香烟袅袅,寄托着人们对先人的无限哀思。一段军民共同击溃土匪和国民党反动派给岗头村民造成的悲惨历史,随着香火的延传,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
红七军伤病员养伤处曲潭山坳遗址
曲潭山坳,距铁龙头村约3公里,位于大桥河中下游。此处四周巉崖陡壁,山高林密,地势非常偏僻隐蔽。山下河道弯曲,水急潭深,当地人称这里叫曲潭。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文物普查时就两次到过曲潭。每次都是铁龙头村民张鼎华带路,是从一条山间小路通往曲潭的。这里当时有一小片水田,有一块晒坪。张鼎华说:这里原是铁龙头村的一处调耕点(离村子较远的耕作点),远离村子。来到这里,给人的感觉是阴森恐怖,除了偶尔听到被惊吓的鸟叫猄嚎,就是一些奇怪的蛙声虫鸣。张鼎华介绍说,1931年红七军到铁龙头村时他才出世。他是台山人,五岁时被卖到铁龙头村。从那时起,就经常听大人们偷偷说红七军来我们村的一些事。十五六岁时,有一年清明节去采小竹笋,看见到角村的张顺(别名林子头)背着竹篓往曲潭方向走去,就在后面跟着,一直跟到曲潭。见他在乱石头砌筑的两个坟堆前放下竹篓,拿开面层的猪草,取出竹篓底下藏着的糍粑、豆腐等食物以及纸钱和香烛,在坟前祭拜。张鼎华说:“张顺见我跟过来,祭拜完就叫我一起‘对酒’吃糍粑、豆腐。他告诉我,这两个坟埋的是两位红军,一位是姓唐的连长,一位是战士,是1931年2月至4月间,30多位红七军伤病员在这里养伤,因伤重没治好牺牲的,他们都是好人。”从此,每年清明节张鼎华也来祭拜,直到现在。张鼎华指着红七军坟墓对面一块青草地,说张顺告诉他那块草坪就是当年搭了两间茅棚,给红七军伤病员养伤住了两个多月的地方。笔者仗量了一下,遗址80多平方米,除了青草,已找不到任何痕迹。笔者这次来这个地方,却是非常的艰难,山间小路已不能走了,从河里浅水处蹚水过河,再劈开荆棘,一步一步爬着跪着走,曲潭山坳今已一片荒芜。站在荆棘丛中,环望四周,青山依旧,山上的杜鹃花在緑叶丛中显得特别艳丽。
时光流逝,红七军伤病员在这里安全隐蔽养伤的痕迹已难以找到,但那段红色历史,却如山上盛开的杜鹃,点缀着这块光荣的土地。
80多年前的红色故事,滋润着红色杜鹃冬去春来花又开。我情不自禁地吟诗一首,以资纪念。
半岭青枝半岭红,夕阳辉映醉东风。
红色滋润杜鹃种,岁岁花开唱英雄。
铁龙头第二次反“围剿”和石颈阻击战遗址
石颈,是西京古道连接瑶山古道铁龙头段其中的一个小地名。铁龙头段古道,由西向东,过了马子岭陈家的水口排拱桥,道路沿着大桥河西面山顺流而下,古道在半山陡峭的崖壁延伸。这条路,是大桥连接铁龙头村的唯一通道,也是当年部分红七军走过的路。笔者走这条路多次,特别是石颈,古道经过陡壁弯沟,上面是千层悬崖,下面是万丈深渊,是一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危径。当地人以此处山路奇险,自古称之“石颈”。在这次古道红色文化资源挖掘中,铁龙头村民张鼎华等对石颈阻击战口述能详。
他们回忆说:农历一九三○年十二月,因红七军400多伤病员转移到铁龙头村三天和44名重伤病员养伤两个多月的后勤供给之需,借了邻村大户人家不少钱粮,张金泮认为,“既然是借,那就要还”。但是拿什么还?于是心生一计,在自卫队员中挑选出十多个人,化装成国民党正规军,全副武装,以检查地方民团为由,来到了称霸一方、鱼肉百姓的地方民团团长黄金龙的驻地湖洞(今乐昌市大源镇辖),受到黄金龙父子的热情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张金泮等将黄金龙父子诱骗出村外,绑架回铁龙头村,关在铁龙头村东南地名叫三角坑山上的一个山洞里,要黄金龙写信出4000白银才放人。为了保命,黄金龙只得依从。4000白银到手后,张金泮为防止黄金龙父子回去后拉他的民团前来报复,同时也觉得4000白银少了点。于是只放了他儿子,把黄金龙依旧扣下。黄金龙儿子脱身后,并未回家,而是立即向国民党当地政府告发了张金泮不但“窝藏红匪”,而且“绑架民团团长”“敲诈勒索”等“犯罪事实”。
1931年11月6日(农历九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军又以铁龙头村救护红七军伤病员“窝藏红匪”“绑架勒索”等罪名,再次举兵“围剿”。中共地下党员、铁龙头村民张金泮得到密报,立即带领村自卫队做好反“围剿”战斗准备,在通往铁龙头的古道危径“石颈”堆石设障,设伏阻击敌人。战斗中,击毙敌兵五六名,赢得了时间,使大部分村民安全撤离了村子。笔者在1985年文物调查时,曾在今大桥镇医院后面的路边,发现一块墓碑,碑中刻有文字,尚可辨认的有:“民国……战阵亡将士……”等字样,残碑还可见刻有九个姓名,其中可能就有在“围剿”铁龙头村的战斗中,被村自卫队击毙的国民党士兵。
石颈,古道虽被新开公路时毁掉,可“石颈”之名和“反围剿”“阻击战”之词已经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永远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
枪口之下救红军之处:坳下古道红军路遗址
西京古道是红七军粤北“转战之道”,今存较为完好的古道红军路遗址段落多处,发生在古道上的故事多数不为人知。
位于乳源大桥镇麻竹头新屋村与马子岭陈家之间的“坳下古道红军路遗址”,80多年前,村民枪口之下救红军的惊险一幕就发生在这里。
笔者是麻竹头新屋村人,从小听老年人讲述,红军经过我们村时,来我村收租谷的地主家丁准备袭击红军,我村村民拼死相救。我读小学五年级(1966年)时,要写作文,我伯父是枪口救红军的当事人,就请他为我们讲述是怎样枪口之下救红军的?
当时村里有一群孩子来听,记得伯父非常认真:“……我20岁那年(伯父生于1911年,1931年红七军经过我村时他刚好20岁)冬天,有一支军队沿东京洞石阶路经仓背、石山下到我们村,走村后坳下石壁古路上山。这些兵好像都挂了花,走得很散,走在前面的已经上了坳顶,后面有两个人还在山脚下。当时是过年前(春节前夕),几个地主家丁到我村收租谷,见山下只有两名伤兵,说要去‘煲’掉(打杀掉)。家丁有两条枪,当时我们三四个后生仔(青年人)不顾一切拼命拦住,挡在他们的枪口前面,无论如何也不让向两名伤兵开枪。地主家丁大声喝道:‘他们是共匪,与你们有什么关系!’我就说:‘你们要是开了枪,军队会认为是我们村打的,那我们村必遭大祸!再说,人家又没有扰乱我们!’地主家丁见我们本村人挡住枪口,不敢开枪。眼看伤兵越走越远,我们就连推带搡将地主家丁拥进屋去。就这样,那两个伤兵才没受到伤害。后来听说,这些兵是红七军,在梅花打了大仗,是去铁龙头的。”
伯父讲这段经历时,大义凛然。他说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害怕!他勇气十足地说:“料定地主家丁也不敢向我们开枪!”我真为我的父辈们感到骄傲。虽然他们一时想到的是如果地主家丁开了枪“我们村必遭大祸”。但是,“那两个伤兵才没受到伤害”,红七军没有造成无谓的牺牲才是最令人欣慰的结果。这个“枪口之下救红军”的真实故事,也充分说明瞭人民群众的淳檏善良、机智和勇敢。
红七军抢渡武江杨溪渡口战斗遗址
杨溪渡口,是红七军“梅花血战”之后第三天抢渡武江战斗的渡口,位于乳源桂头镇杨溪。武江河自北南流,河面宽一二百米,水流湍急。
来到杨溪渡口,听当地老人说:“杨溪河自古无桥,来往两岸全靠船渡。”他们说:“老人们传讲,红军来的那一年,杨溪均村渔民温炳招、王杞凤在渡口撑船,船不大,红军还没有过完,国民党军队就在东岸河边堵住了渡口。”
莫文骅在《回忆红七军》里记载:1931年2月5日,红七军在杨溪抢渡武江河。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个连渡过江后,前来围堵红七军的国民党军陆续赶到,拦截红七军过江。过了江的部队立即抢占武江东岸高地,邓小平登上靠河边的观音山高地指挥战斗。
杨溪河东岸,靠河边比较高的小山在东岸村南,老均村对面。东岸村民告诉我们,这座山就叫观音山。我们从山脚爬上山顶,山坡不陡,也不高。观音山东面是韶关至乐昌公路和高山,西面山脚就是武江河,北面是东岸村。观音山顶视野开阔,环视四周一览无余。当年,邓小平率领“过河的部队正在观音山高地一带咬住敌人”,掩护未过河的部队过江,是充分占据了河边的有利地形。但由于敌人人多势众而且武器精良,封锁了江心,不少抢渡的战士一个个中弹牺牲掉入江中,张云逸军长立即下令停止渡江。
据《浴血万里红七军》记载:杨溪抢渡武江战斗,红七军伤亡100多人,牺牲七八十人。“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李明瑞、冯达飞带着突击连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也就在敌人合围圈尚未合拢之际,红七军打开了一条血路,李明瑞冲出去了,张翼和突击连全部冲出去了,过河的大部分指战员都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邓小平和后续部队也跟着往前冲。这时,敌人四面围拢上来,情况万分危急。‘跟我打回去,无论如何要把邓政委他们接出来!’李明瑞带着十名战士和几名机枪手重新杀了回来,将被敌人卡住的邓小平和团长张翼接出了重围。敌人没有穷追,而红七军过河的指战员已有七八十名战士牺牲在乐昌河北岸地区。”
红七军抢渡武江杨溪渡口东岸,历经80多年的沧桑岁月,遗址留存至今的,除了古代竖立刻有“南无阿弥陀佛”字样的护佑人们过渡平安吉祥的圆头方柱石还静静守望在河边,再有就是河岸码头上方一间清代建筑的青砖屋门和江边曾见证炮火硝烟的百年古树,巍然屹立的河岸观音山和滔滔南流的武江河水。
半岗岭瑶寨红七军宿营遗址
杨溪几位老人告诉我们:“听当时撑船的温炳招说过,还有好多人没有过河,连夜往必背瑶山去了。”
1931年2月5日,张云逸军长率领在抢渡武江时未能过江的700多红七军将士,由半岗岭瑶民邓安德当向导,后撤退到半岗岭瑶寨宿营。
沿着当年红七军走过的路,我们来到必背镇王茶村委的半岗岭瑶寨。半岗岭在瑶山高山顶上,何止“半岗”!这里我来过好几次了,采访过好几位80多岁的老瑶胞,他(她)们告诉我说:“以前常听老人讲,80多年前,即将过年前的一个夜晚,来了好多兵,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走了,到横溪去了。后来听说是红七军,在梅花打了大仗,经杨溪过河又被国民党拦住,有很多人没有过,就来到了半岗岭,军长就住在本村邓安德家里。”
半岗岭,山高岭陡,树大林密。站在张云逸军长曾经住过的地方,凝望四周,80多年前红七军在寒风刺骨的夜晚摸黑来到这里的情景仿佛就出现在眼前。今日半岗岭瑶寨与80多年前相比起了很大的变化,但“红七军途经半岗岭,700多将士在这里宿营,张云逸军长曾在这里住过”的红色故事却深深刻印在这里,在半岗岭瑶胞中代代相传。
横溪红七军宿营遗址
本想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从半岗岭步行去横溪,但由于古路已荒废,只能乘车绕回必背镇再到横溪。横溪,当年红七军曾经在这里宿营休整,今天已是碧波荡漾的“横溪水库”。1931年,红七军在下湾、溪头村宿营的村址,已淹没在这茫茫水域之中。下湾村老人说:“当年红军来到下湾村,很公道,买条红薯都给钱。”“国民党得知下湾村住过红军,要来抓人,过年后全村人白天都逃到山上藏起来。有一天国民党军队真的来了,没抓到人,抢走了不少东西,还烧了一些房子。”曾任必背镇党委书记的叶志全(65岁)说:“听老人们讲述,农历一九三〇年过年前几天,红七军几百人从瑶山来到横溪,有的住溪头,有的住下湾。当晚军长要找一些人瞭解情况。有一位特别胆小怕事的吴姓人,听说有军队来了,还要找他瞭解情况,吓得当场濑尿(尿裤子)。”板泉村民莫国华也跟我们谈起当年红七军过横溪一些事,他说:“听上辈人讲,当年红七军经横溪东面的龙沟岭来到横溪,住在下湾、溪头两个村里。走的时候由下湾村民余斌山带路,部队经我们板泉村翻越寒古岭往湖洞方向走。老人们还说,红军来到下湾,第二天晚上张军长会见了铁龙头的张金泮,还送了一批枪和一匹马给他。小年夜前两天,住在铁龙头的红军也从我们板泉村上寒古岭往湖洞方向去的”。
横溪下湾,已从陆地变成水库。緑色的湖水,将永远传颂着张云逸军长率领700多红七军在这里宿营休整的红色故事。
青山处处埋忠骨
仲夏五月,西京古道石阶路两边一片翠緑。路中的石室古亭在青草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意藴苍远。这条千年古道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1931年2月从湖南宜章径口进入乳源梅花和“梅花血战”后,400多伤病员南撤铁龙头时走过的路。笔者一次次走进古道,走进沿途村庄,以当地村民所提供的一鳞半瓜零碎记忆等蛛丝马迹为线索,顺藤摸瓜,步步深入,在村民的向导下,凭吊了一个个长眠地下、鲜为人知的红七军无名烈士墓。
曲潭红七军二烈士原墓
曲潭是1931年红七军30多名伤病员隐蔽养伤的地方,相距铁龙头村约3公里,山高路险,非常偏僻,笔者曾三次来过这里。前两次是由铁龙头村民张鼎华(87岁)做向导,当他指着幷排两个不起眼的乱石堆成的坟墓,说:“这就是红军烈士墓。”听说是“红军烈士墓”,令我肃然起敬,肃立墓前,致礼默哀。墓坐东北向西南。张鼎华说:墓的前方叫灯盏窝山,后为曲潭山,右边是大桥河段的曲潭。他回忆说:据当年当事人张顺(到角村人)讲,这两位红七军烈士是1931年30多名红七军伤病员在这里养伤时,因伤势过重不治牺牲的。牺牲后,张金泮还买来棺木给他们下葬。2003年5月,横溪水库蓄水,为防水淹,村民张能辉等将二烈士骸骨洗捡移葬高处。2009年9月,修筑了墓面,立有墓碑。2018年冬,铁龙头村民自发捐款,将二烈士骸骨迁回村边的古道边安葬。
两条年轻的生命,静静长眠异乡。
东京洞杨家坳红七军某烈士墓
在东京洞古道边的红七军无名烈士墓,是村民蔡良天带的路,顺着东京洞古道,走到红七军烈士墓地,蔡良天告诉我们,这里地名叫杨家坳中窝,海拔约680米。他领我们来到一个大石壁前,指着有几块乱石的土堆,说:“这就是红七军烈士的墓。”只见墓前插着未燃尽的香和蜡烛,我们首先站在墓前三鞠躬。
墓坐西北向东南,距古道十多米。调查中听东京洞村民蔡炳昌(93岁 )、蔡炳烈(7 1岁)、蔡良天(53岁)等的叙述,说老人们曾经讲过,1931年2月2日,红七军在乳源北部梅花(1952年划乐昌)打了大仗后,伤病员南撤去铁龙头,有部分经西京古道南下,其中有几十人从下庄杨家坳走东京洞古道,到东京洞村时在村门口田停下来休息,告诉村民说,他们是红军。他们没有进村,村民煮了两锅饭给他们吃。吃完在村门口田过了一夜就走了。第二天,蔡炳烈的爷爷蔡维礼到中窝砍柴,发现有几个带伤的士兵藏在中窝半山一个叫“逍梨岩”的山洞里,有一位带着一把护环短刀的说是连长,还有一匹马。蔡维礼于是每天从家里拿出一些红薯等食物送到山洞给红军吃,红军每天给他一块大洋。几天后,蔡维礼送饭还没来到山洞,见路上有人的骨头,一时吓坏了,立刻跑回村叫上几个人,近前仔细看时,疑似被老虎啃咬了。不远处,那位红军连长的护环短刀也在地上,方知这个被老虎咬杀的是红军连长。蔡良天说:“我的伯叔公蔡维礼将红军连长的尸骨收拾埋在中窝劈山脚的石壁下。从那时起,每年清明节都来祭拜……”听着听着,凝望着这乱石坟堆,“英雄埋骨在青山,眼望坟堆泪欲潸”之感油然而生,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之后,我又两次到过这个墓地,发现于2018年冬,东京洞村民慷慨捐资,为烈士修了墓,立了碑。
离开红军墓,我们艰难地攀上了墓西北面半山的逍梨岩,岩洞口有20多米宽,洞前稍平,洞里一直向下。蔡良天说:此洞深不可测,他们小时候就听老人说过,这洞住过红军。他说:小时候他们经常爬上这个洞玩耍,还捡到过一件铁器,像是枪的部件,说有可能是当年红军的遗物。他们村后来就习以为常叫这个洞为“红军岩”。
对他们说到的红军的遗物,我们进行了追踪。但在岩洞捡到那件铁器早已遗失。关于红军连长的那把护环短刀,我们找到了蔡炳烈。他说:他爷爷蔡维礼当时埋葬红军连长后,把刀捡回了家里,放在私厅楼,80多年了,不知还在不在。我们一定要他找找,结果非常幸运,刀找到了。护环短刀为铁质,刀把套木抓手,抓手处有护环。刀身47厘米,中宽6.5厘米,刀把13厘米,全长60厘米,保存完好。多么珍贵的文物啊!我们叮嘱蔡炳烈老人:一定要把刀保护好,最好捐献给博物馆珍藏。
园子背红七军烈士掩埋点
和笔者一起搞调查的退休老干部黄学员同志,是岩口村委会虎头岩村人,虎头岩离园子背相隔不到3公里。他70岁了,从小听他外婆多次说过,1931年,红七军在乳源北部梅花打仗后,有一部分途经园子背去铁龙头村。一位受了重伤的红军战士行至园子背时,伤重不能再走,躺在四方丘的禾草堆旁边。时值隆冬,饥寒交迫。当时有村民去看过他,问他叫什么名字?那位红军说他叫“红七军”。第二天,发现这位红七军战士已经牺牲,年龄20岁左右。当时有园子背的村民,还有中洞村叫余永远的村民将这位红七军战士的遗体抬到茶籽坪口的地里挖坑掩埋。
笔者多次与黄学员同志到园子背调查,找园子背村民余席荣(65岁)和村长带路,找到了那块叫四方丘的稻田。余席荣说四方丘面上就叫茶籽坪口。这里原有古道,石阶路面还保存完好。村长告诉我们,茶籽坪口这几块地是今乳源县法院退休干部余云清(70岁)家的。根据线索,我们找到了余云清,他说:他爷爷、父亲都说他家这块地埋着一位红军。由余云清带路,找到了茶籽坪口这块地,确认了掩埋红七军战士的确切位置。但因多年没有耕种,地里长出了数米高的杉木,荆棘丛生。
茶籽坪口的这段古道,南不到1公里就是三德祠。古庙建于明代,门前就是北经园子背通梅花,南经中洞通铁龙头的西京古道支线。园子背村民余席荣说,三德祠后山自红军在庙里住过以后,被人挖过很多次,说是红军埋有东西。他说:“一直在传,说是1931年红七军从梅花往乳源大桥镇铁龙头转移,其中一部分途经园子背。来到三德祠时,在古庙暂作休息,当时还找来一些当地群众瞭解情况。之后,风传三德祠住过红军,军队离开时在庙后山埋有东西(钱)。”
红七军在庙后山埋有东西可能纯属传说,牺牲在四方丘的红七军烈士,宝贵的生命却永远留在了这里。他没有留下姓名,没有留下家乡地址,死后没有坟墓,他的埋骨之处鲜为人知。面对这片土地,我沉默了……缕缕秋风,诉不尽对革命先烈的无限敬仰和缅怀;阵阵松涛,述不完对英雄烈士的无尽哀思。青山伟岸,如永生的战士。“烈士虽无名,血染红旗飘永远;英雄死有节,埋骨青山气长存”。
2018年冬,大桥客家乡贤和园子背村民将烈士骸骨洗捡,移葬到三德祠古庙南面,为烈士修了墓,立了碑。
到角红七军某烈士墓
到角村在大桥镇岩口村委会东约1公里,与今蓝山源岭南东方温泉酒店隔河相望。笔者老家叫麻竹头,与到角村相距约2公里,小时候听老人们说,到角村住过红军,还被国民党军队因“窝藏红匪”烧了村子,打死一人。小时候还听伯父他们说,到角村的庙山下埋着一位红军,我们经常去到角对面的温汤泡温泉,当经过庙山下时确实有点害怕。庙山下红七军烈士墓在什么位置我不清楚,是这次在该村村民张宗荣(82岁)、张金生(61岁)、张荣华(53岁)等的带领下找到的。墓在到角村庙山下古道西边,因这里长有大片的桂花树,所以也称桂花林。到角古道石阶路南北向穿越桂花林沿河边延伸。张金生带我们来到烈士墓前,只见五六块散石垒在一起,散石后有两米多长隆起的土埂。张金生说:村中老人都清楚,80多年前,红七军在乳源梅花开战后,其中一个小队经西京古道至大桥,又到了岗头村,在岗头遭到土匪袭击,一士兵受伤后来到到角村治伤,因伤重而牺牲,埋于庙山下,每年清明节村民都来祭拜。如今,大桥客家乡贤和到角村民将烈士骸骨洗捡,移葬到围楼遗址南边,为烈士重修了坟墓,立了墓碑。烈士墓前,远处有一座笔架山,后有苍翠的古柏,墓碑挽联意味深长:“翠柏凝春诉当年硝烟烽火,笔山屹立抒英雄浩气长存”。
这位红军烈士在桂花林中长眠了80多个春秋,花谢花落,烈士英武的脸庞仿佛青春依旧。如今硝烟已散,但砥砺人心的“红军精神”却如常开不败的桂花,香飘永远!
马子岭陈家水口排牛迹湖红七军某烈士掩埋点
马子岭陈家水口排牛迹湖红七军无名烈士掩埋点,在大桥镇岩口村委会马子岭陈家村水口排石拱桥头。所谓牛迹湖,即牛经常行走同一个地方踩成的土坑。
牛迹湖这个红七军烈士掩埋点,是在到角村调查时,由到角村民张宗荣、张金生等提供线索,再根据铁龙头张鼎华等的回忆找到的。张金生说,听老人传讲,当时在到角村养伤的红七军伤员,在抬往铁龙头村途中有一位牺牲,就地掩埋在马子岭陈家村水口排石拱桥头牛迹湖。2018年,大桥客家乡贤在通往铁龙头的公路马子岭陈家水口排桥头路边,为烈士修了墓,立了墓碑。按照当地风俗,请师爷在其牺牲地赎回阴魂,安灵予墓。之后,根据马子岭陈家陈昌凯(68岁)等提供的线索:“在桥头牛迹湖的这位红军烈士,后来移到了往铁龙头方向距牛迹湖三四百米的地方的路面上埋葬,有坟头(坟墓)。以前跟老人们经过这里时,老人常说这里埋着一个‘共产’。”己知其确切的埋葬点,马子岭陈家村民又进行了遗骨洗捡,将骸骨葬入墓中。
不难想象,1931年2月2日,红七军在梅花战场上刚撤下来的将士,为摆脱敌人的围追,连夜分兵南撤。其中400多伤病员在无医无药、伤病交加、饥寒交迫的寒夜里急行军,有多少重伤员在途中牺牲,就地掩埋,不为人知。如掩埋在马子岭陈家水口排牛迹湖这样的红七军烈士,在行军途中牺牲,旁边有一个牛踩出来的土坑,就地掩埋在土坑里。像这种情况不知还有多少?他们,只有青山作证,与青山永存。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生作人杰有志革命,死为鬼雄无须留名”。
中庄红七军某烈士埋葬点
中庄古道边的红七军某烈士埋葬点,位于大桥镇柯树下村委会中庄自然村东面山脚下古道边田垌,古道保存约300米,与杨家坳的东京洞古道相连接,石板路面保存较好。
这里原地名叫“杨家坪”,后来叫出了一个奇怪的名字“马食水”。中庄村民张化贱(55岁)说:“关于‘马食水’,柯树下、中庄、下庄所有人无所不知,听老年人讲,以前一讲‘马食水’,人们都觉得害怕,特别是妇女,割柴割草一个人都不敢来这个地方。因为当年有一位红军在这里下马牵马饮过水,牺牲并埋在这里。久而久之,大家叫惯了,就一直把这里叫‘马食水’。”
“马食水”这个红七军烈士掩埋点,也是中庄村民张化贱最先提供的线索,再经张悦新(73岁)、余席荣(65岁)等多人的回忆说,听老人们讲,掩埋点有“三块石”作坟头。张化贱是当地一位捕猎能手,他熟悉当地山情,知道“三块石”的具体位置。他说:老人讲过,红军当年在梅花打了大仗,伤员很多,有部分经西京古道南下,其中有几十人走中庄古道经杨家坳、东京洞去铁龙头。有一位骑有一匹马的军人,行至中庄对面田垌有分水石的地方,下马牵马吃水,因带伤上不了马了,就爬到水井旁边的石岩里躺在石搭下,当晚马又被人牵走了。中庄有一个姓赖的妇女(寡妇),见带伤的红军躺在寒冷冰冻的石搭下,于心不忍,曾为这位红军伤员送吃。没几天,这位红军牺牲了,村民将其遗体就地掩埋,埋骨的地方堆有三块石头作为坟头石,所以“三块石”就是该红七军烈士埋骨地的标志。张化贱为我们带路,扒开草丛,劈开荆棘,找到了“三块石”。三块石被青苔包裹,静静地躺在荆棘丛中。如果不是知情人带路,又有谁会知道,这“马食水”的三块石下,一位英雄的红七军烈士,“忠骨长埋马食水,碧血永留杨家山”。当笔者再次前往瞻仰这位红七军烈士墓地时,大桥客家乡贤已为烈士修了坟墓,还立了墓碑。
青山千古慰忠魂
历时一年之久的探寻古道红色文化之路,笔者跋山涉水,挥泪流汗,瞻仰战斗遗址、烈士孤坟,聆听青山作证、历史诉说。努力在青山緑水间,去寻找哪些很久不被人提起的英烈的最后归宿之处,寻找忠魂埋骨的地方,借此唤起对英雄历史的记忆,哪些不能忘却的记忆。
一路走来,感受至深。“寻红”路上,还目睹了有烈士埋葬点的地方,大桥客家乡贤和村民“幸福不忘党恩,缅怀革命先烈”,自解私囊为烈士修墓立碑。这是人民群众在新时代弘扬革命精神的自觉行为。
人民不会忘记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红七军烈士,不会忘记为救护红七军伤病员而遇难的80多名群众。据瞭解,乳源地方政府已计划在大桥镇铁龙头村活化利用红七军伤病员养伤与反“围剿”遗址,以铭记红七军当年南撤大桥途中的艰苦岁月、战斗足迹和地方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救护红七军伤病员所进行的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以此更好地缅怀先烈,告慰英灵,发扬传统,教育后人。
至此,赋诗一首,以表对先烈的缅怀和敬仰。
黄尘古道起硝烟,铁龙碧血忆当年。
埋骨无须桑梓地,死为鬼雄不留名。
景仰坟堆山伟岸,凭吊大地水无声。
浩气长存昭日月,青山千古慰忠魂!
2019年6月
本文原载《南叶——韶关红色故事》,韶关日报社,2019年12月出版,第4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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