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我的家，必须讲生我的家与扶持我成长的另外一个家。

　　“文革”后，我调到了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要编《章太炎全集》，但我更多时间又都是在搞两岸关系。在社科院我几乎是挂名关系，始终拿着与退休一样的工资，但我工作的“促进会”、“台研会”、“台研所”、“东亚所”与我又没有上下级组织关系，我始终像个“个体户”。而真正关心、重视、指导我的却是统战部，它成了我另一个家。

　　我天生是“统战对象”——家庭的背景，章太炎研究、两岸关系的工作，天然与海内外有许多高层交流交往，又天然地正宗与爱国，不求名利。所以从改革开放始，我与统战部就有密切关系。我最早认识的是中央统战部万绍芬部长、胡德平秘书长、三局耿文卿局长、陈安东、曹虹冰副局长等。他们认为我是“可以起大作用的人”，让我随时与他们保持联系。他们非常关心我的生活与工作，知道我住房“不宽裕”，就发文让上海解决，所以我特殊分到了一套大住房。至于“保持联系”我却没有做到，我从来没有为私事再去联系过他们，亲密关系慢慢变得疏远。

　　但我与上海统战部关系则非常密切，我最早认识的是张承宗部长，他很有资历能力，是个眼中不容有沙的人，曾很欣赏我，市委组织部三次到社科院上调我（我却没同意），大概与他有关。但就在这关键时刻，他收到对我的“人民来信”，让他非常非常失望。经过漫长调查，当我再次担任市政协委员时，他已退休，我失去了一个好好与他谈心的机会。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不屑为自己解释的，自视清高的劣性很深。

　　以后与我接触最多的人应该是黄跃金部长，他对我们东亚所的重视与关心到了制度化程度，我们东亚所有困难都可以找他解决，尤其是我们的“金主”——“理事会”成员也会得到他的全面关照。后来他去中央统战部当副部长，就把我们每期的《动态》与《专报》直接报给刘延东部长，刘部长会将很多报告直送总书记，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机制，东亚所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与鼓舞。我个人更是得到尊重与照顾，我的市政协委员与常委、市政府参事，都是统战部直接安排的。

　　统战部两位大姐——茅志琼与金闽珠副部长更是待我如亲人，让我感受到如家般的亲切关照，让我担任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让我参加了许多活动，长瞭见识，丰富人生。特别是“人民来信”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又没有任何领导与我交换意见，也没有给我任何处理，我也无法主动申诉。直到政协换届，我没有再被提名，我才主动申诉。于是，茅志琼副部长亲自带队下去瞭解真相，广泛听取意见，终于完全否定所谓“人民来信”内容，让我再次感到被“解放”。她这样负责地为人平反申诉是出了名的，何止为我一人。她对我说：“我们为你增补一个委员吧”，我感动极了。我说：“我经得起，等换届再说吧。”从此我更认同统战部就是我的家。

　　以后几任统战部领导是杨晓渡、施小琳、沙海林、郑钢淼，他们更重视我和我领导的东亚所了，制度化提供我们资金，和我们定期召开各种会议，参加我们各项活动，阅读我们的《动态》与《专报》，报往中央领导，有时他们亲自送给中央主要领导……，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们东亚所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统战部是我们最有力的靠山，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关系。

　　美国、日本、新加坡等政要争相访问东亚所，台湾统独各方争相访问东亚所……。我听读过“维基解密”的学者告诉我，“维基解密”说，美国最重视的中国几个学者中就有我。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在跟我见面时拿出厚厚一叠东西，她说，这是美国国务院翻译的我的文章，说我的文章很前瞻，三五年后都会变成新政策，所以美国非常重视与我们交流，直到如今。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他每逢重大问题总会拜访十四个部门，结果，他发现只有两个部门有正确分析，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我这么受海内外重视，底气从何而来？这完全与统战部的支持与关怀是分不开的，统战部是我最大的靠山，即使遇到风波，有的部门会急于与我切割，但唯有统战部不离不弃，没有一句责备的话。

　　我永远不会忘记杨晓渡部长，多次多次地与我深谈，解决我们的经费与我的医疗待遇；我也不会忘记施小琳部长，她虽只担任了几个月，但家访我一次，访问我们研究所一次，关心备至；沙海林部长称我们是“第三只眼睛”，并一起参加我们的各种研究与活动，真可谓有求必应。郑钢淼部长来自中央统战部，熟悉我们这领域，他第一次与我见面时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的观点我都赞成！”让我们的心一下子就贴近了，每逢春节，他都会单独请我吃顿饭……。王珏副部长更是关怀备至，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怎么落实采纳我们成果问题等等，她总是对我说：“有什么要求就跟我们说啊！”我知道这絶不是敷衍的话，是完全靠得住的。这次疫情中或平日的春节里，得到慰问的总是娘家统战部啊，而没有其他部门。

　　饮水思源，我担任中央统战部台湾问题谘询专家（全国仅六人），全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上海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市政协委员、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市政府参事……，以及我从事的各项工作，何不是统战部的培养和支持，这就是我的组织，就是我的家。作为八旬老人，出版《我的家与我》，我必须记下我这段经历。

　　写于2022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