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七月初，从太炎先生家（长浜路7-9号也是庐，今连云路）沿黄陂路向南走二条街，即是太仓路“博文女校”，这所学校的校牌是太炎先生亲书的，校长是他唯一的女弟子黄绍兰（又名黄朴，但人们出于对有学问女性的尊敬，都称她黄朴君，就像人们称宋庆龄先生一样），她的学校住了一群“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年轻人，他们是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大会的举行地在兴业路76号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家，即“博文女校”向南的一条街，距离我们家也仅十多分钟路程。二十多天后，那里要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将诞生于此，但太炎先生对此是一无所知的，这件发生在他身边的事，将如此之大地改变整个中国，乃至改变世界，许多人茫无所知。

　　对这些青年，太炎先生已完全不熟悉了，虽然他的学生发动了“五四运动”，如钱玄同、许寿裳、鲁迅、刘文典，乃至陈独秀、胡适……，但新时代孕育出的更年轻一代，如蔡和森、毛泽东、向警予、张国焘……，太炎先生实在不了解了。他的注意力还在“国会”、“约法”及“有力者”的身上，以至1919年12月，这些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候船于沪，也与他们失之交臂。他于12月4日在环球学生会为他们作了场题为《求学之道》的讲演，竟批判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亦非不应研究”，而今提倡社会主义的人，“以素无研究与一知半解，从而提倡，未免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殊可笑耳”。他这位当年的青年领袖大开历史倒车，今天已站到了青年对立面。他只关心“省治——联省自治——削弱北洋政府地位”而已，已不能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了。而他的盟兄章士钊比他聪明得多，集资二万多元资助留法青年，让毛泽东感谢了他一辈子！

　　但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还是陈列了太炎先生照片与他的著作《訄书》，以及他手书的《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伤辞》、他为邹容作序的《革命军》。显然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民主革命的先驱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邹容等先烈，从孙中山到章太炎，从光复会到同盟会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新国家。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中国民族复兴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使命，这样就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革命史了。太炎先生的代表作《訄书》是他从参加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十多年中的代表作，被视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代言人。这本著作从中华民族的起源，“六经”的形成与内容，古代中国的思想学说史，中国的人口、语言、文字、心理、宗教、风俗等社会问题的论说，提出了对社会制度改革的设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对辛亥革命的总结等等。他上从宇宙、生命起源到未来世界众多重大问题的探索，他三次认真修改该书，不断清理错误认识，不断补充各种新知识、新观点，阅读当时西方经典著作三十多种，内容文字极奥涩，但极有深度。毛泽东生前非常重视这本著作，临终前还嘱印大字本供他阅读。《訄书》是他留在枕边的少数几本书籍之一。太炎先生的深思博学，充满反抗精神，与毛泽东内心是极其相似的，他们是精神上的对话者！

　　1920年，旅法留学生在欧洲考察后，终于否定了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等思潮，蔡和森给毛泽东信，说经考察中国唯有选择社会主义才是出路，现在最重要的使命是组织政党……。于是毛泽东等先进分子在各地纷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国际共产领导机构认为成立中国共产党时机成熟，可以先召开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地点选在工人阶级较集中的上海举行。马林代表国际共产亲临指导，并资助每位代表一百银元旅费。于是全国五十多位党员派出了十三名代表纷纷于七月初扺达上海，正式会议则在7月23日举行。先期来到上海的代表即住入博文女校。

　　选择博文女校有其必然性，因为博文女校校长与不少共产党人是熟悉的。首先她是太炎先生弟子黄侃的“配偶”，而黄侃与董必武是同乡和辛亥革命时战友，且当时两人又同在武汉高等师范教书。其次，董必武、李汉俊、黄侃、黄绍兰都是同乡，本来就相识，而李汉俊与李书城兄弟的住处（兴业路76号与74号）离太仓路博文女校相距不到十分钟，甚至两处还可以“串弄堂”来回，不用在马路上行走，所以一个作为居住地，一个作为会场，一切便顺理成章。

　　博文女校虽是代表们宿地，但不少代表七月初就入住博文女校，会前在该校召开了预备会。他们在这里聚会、交流、讨论、规划、起草、选举、休息，其作用和地位是不容忽略的。没有博文女校的这些活动，兴业路正式会议的顺利进行是不可能的。

　　兴业路“一大”胜利召开，中国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初期，是在国际共产的资助与指导下工作的，因而受到苏联及共产国际影响至深至远，尤其是经济、军事支持，这是不争的事实。这让太炎先生非常不接受，因为他是民族主义思想非常强烈的人；同时他本人深受西方帝国主义残害，尝过“西牢”的滋味，对“外国人”都抱有不信任情绪。所以他从反对北洋军阀变成反对“联苏、联共”的“赤色运动”。他公开说：“我们现在所要反对的就是共产党”，“现在的共产党并非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的事，只要是借外人势力来压迫中华民族的，我们应当反对他！”于是国民党中的改组派与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都纷纷包围太炎先生，利用他的声望来反对共产党与国共合作。他们公推太炎先生领衔发表《护党救国宣言》。一天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的太炎先生竟被他们挟了去“护党”，殊为可笑。太炎先生反清政府，反北洋政府，反南京政府，反共产党……，结果他再一次被国民党通缉，被迫销声匿迹了。

　　直到抗日战争兴起，他又煽然而起，站到了抗战前列。他的宿敌蒋介石在全民抗战面前，不得不做出姿态，写信向太炎先生求教抗战之道。太炎先生回信道：“共产党必不会向日本投诚，我们应以‘民军’视之，不可剿灭”，这是他逝前十天最后的文字。他在事实面前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看法。中国共产党喉舌《生活日报》发表了社评，《悼太炎先生》，说：“我们对太炎先生特别致敬的，是他最近的言论，最近对北平学生救亡运动发展的意见。他在致宋哲元将军的电中，已说出他主张，放弃成见，共同救亡，不应随便加学生以红帽子，他说：‘不管共产党不共产党，只看他现在的行动怎样，是否真的是在爱国。’这话说得何等明白、正确”。“我们悼太炎先生，我们同时希望太炎先生遍天下的门弟子，实践先生最后之言论”。同样，代表中共声音的《救亡时报》也发表了社评——《悼章太炎先生》，说“先生早年便是以民族的斗士而知名于我国的学术界、政治界和新闻界的人。他在‘苏报事件’上曾因吴稚晖向满清官员告密而长期被囚；他在‘洪宪之役’的前夕，曾被袁世凯所囚；在蒋介石政变，南京政府局势大定以后，他又被迫匿迹于天津很久。但他始终未改变他民族斗士的态度，他反对‘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清政府，他反对接收日本‘二十一条’的袁世凯，他现在又反对仇共降敌，出卖祖国的汉奸举动。先生说学生救国，事出公诚，其实先生的主张也同样是事出公诚。可惜先生来不及尽量发挥他的主张便溘然长逝了。但我们综观先生的生平及他的近况，我们当更可了然于他的遗言价值之所在，为了纪念先生，我们即应该来接受和发挥他的遗言”。从这二篇社评，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公正评价与高度尊重。

　　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年了，作为一个政党是很长寿的，而且依然活力充沛，践行了她的初衷，救国、救民、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繁荣富强，林立于世界强国之列，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一个能让人民安居乐业的党，就是好党，一个能让人民民主自由的党，一定是被人民永远支持的党。共产党的初衷就是从1840年来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中国梦”，从林则徐到孙中山、章太炎，从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都是这个“中国梦”的追求者与实践者，这是一脉相承的！1903年太炎先生在清政府与英帝国主义的法庭上视死如归，笑对暴力，他豪迈说：“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他预言终于被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何等伟哉！ 

　　* 发表于2021年《世纪》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