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无法不与疾病打交道。人生一世,就是认识生命与认识疾病的过程。我一生不可谓不多病,有丰富的生病、治病的经验,值得一记。
一
我自小多病,与兄妹相比,我简直是个“病殃子”,多少也有点自卑。我一降生,就病得利害,请了一个日本名医来诊治,他给我注射一种很神秘的针药,临走一定会带走针药及包装,当时在日据时代,日本医生地位也比中国医生高多了,大家只好莫名信任,结果我越来不堪了,只剩下了一口气。
这时我祖母提出要看看我怎么了,她病了好一久了,是严重的荨麻症,俗称“风疹块”,这天正好有点好转就想看看我。当时我们从苏州逃难到上海,在襄阳路大方新邨租住了一幢房,祖母住二楼,我们均住三楼。于是母亲等抱我去给祖母看,她一看大为吃惊,问了治疗经过,断然决定:“针不再打了,将小囡放在我身边,让我照看他!”结果在祖母精心照料下,我起死回生。这故事她跟我说了无数遍,大概由此关系,我们祖孙俩关系特别亲,她给我的信就达一百多封,对我成长用心甚深。
二
我七岁时,刚刚解放,家庭变故特别多,由于缺乏照顾,我病了,感到全身无力,疲惫不堪,颈部长出了大大小小许多不痛不痒的“块”。直到有一天父母同在,我告诉了他们我的不舒服。父亲听了大惊失色,赶快带了我去就医,诊断为“栗子精”,即淋巴结核,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病,西医只有开刀手术,最后会留下许多疤痕,影响终身。于是父亲四处寻医,终于听说有个老中医专治此病,身怀秘方,后犯刑事,以秘方换了自由,始得出狱。于是父亲带我去他诊所求诊,高价买了他自制的药,这是一种很小很小的黑药丸,我吃了半年就痊愈了。为此我休学一年。从此我对中医产生了敬畏。
三
我早年有许多不顺利经历,父母离异、分别再婚、父亲入狱、家中被抄、搬入小屋、五类子弟、民办老师、“文革”压力……,处处受压,到处遭到歧视……。久而久之,免疫系统搞垮,弱不禁风,先后二十多次肺炎,反复出入医院,好几年冬天都是在静安区中心医院病房度过。这时我20多岁,正值1972年前后,“文化大革命”正轰轰烈烈。
每次肺炎都来势汹汹,左右肺同时感染,尤如大叶性肺炎,满视野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但又没有高烧,嗜酸细胞高达20-30%,是典型过敏性反应,又加细菌感染。医生总是给抗菌素治疗,针越打越多,药越用越重,结果人越来越弱,每天虚汗淋淋,引起反复感冒,反复感染,遁入恶性循环。
一次我住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房,主治人是儿科专家世代名医董廷瑶,以及他的徒弟倪菊秀。董老看了我病况,大声说:“治错了,治错了!应该扶正去邪,固本治疾,先要提高扺抗力,恢复免疫系统,非用人参燕窝大补不可,毛病表象是肺炎,是实证,实质是体虚,由实转虚,成了虚证。”所以他开了许多扶正中药让我吃,当时“文革”正虐,贵重补品已不供应,所以我设法在菜场购买农民从家中采来的“毛燕”,即带毛未加工的燕窝,我稍除毛后蒸了吃,很便宜,很有效。以后我托人买到纯正燕窝了,吃了不少,加上我内人每夏煮百合给我吃,渐渐痊愈了。以后几十年中再也没有复发过。而我与董氏师徒也成了一生好友,得益众多。董廷瑶后成了上海中医文献馆馆长。
通过这番经历,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认识到什么是辩证施医,粗知什么是表里、什么是虚实、什么是风寒、什么是风热……,让我一生受益。例如我易感冒,主要原因是表虚,于是陆德铭院长让我用“玉屏风散”,但我的表虚由来已久,于是他加大黄芪分量,达30-60克,结果重药自有奇效,我从此没感冒过。
四
1990年,我48岁,有一天我妹夫孙大裕医生说:你右腹似乎比左腹大,应该查一查。而我们家族几乎都有胆病,我时也左腹疼痛,于是去华山医院检查。经CT与磁共振同时检查,又经会诊,结论:“胆总管与胆囊占位性病变”,即长了二个肿瘤,也就是胆道癌,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恶性居多。这个残酷的事实这么早降临到我身上,让我无语。我默默地做着身后准备,尽量减少给家庭的痛苦,慨然入院,一点没有惊动大家。我内人只是在手术前夜——家属签名时才知道真相,她惊恐不已。但我却劝大家统统回家,不要搞成生离死别,允许我一个人静静等待明天,让我平静下来,再去面对手术。夜,我一个人回想了一生,看看自己还有什么亏欠……,然后坦然睡了。
我妹夫为我安排了华山外科最好医生吴自强主任,倪全新副主任,著名麻醉师姜春方(也是我邻居),这是一挡复杂的大手术,但姜主任没有给我作全麻,让我完全清醒目睹了手术,说是减少麻醉后遗症。为了应对复杂手术,我的腹部被开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口子,首先切除了胆囊,先将囊中肿瘤去做病理切片,判断肿瘤性质。另一个肿瘤则长在胆总管与肠的连接处,要切除这肿瘤则涉及胆总管改道等复杂问题……。
我们焦虑地等待切片报告,以决定下一步手术,医生不断与我讲话,企图分散我的注意力。为了不影响医生工作,我说:“我可以睡一会儿吗?”他们好奇地问,“你能睡着吗?”我竟真的闭眼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只听到一阵噪杂声……“推X光机车”,“查查胆总管通畅吗?”……“通的,通的”……“这肿瘤是什么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好了,好了,可以缝起来了!”于是医生推醒了我:“章先生醒醒,恭喜恭喜,这两个肿瘤不是癌,是肌腺瘤,你没事了,敌我矛盾转人民内部矛盾了!恭喜恭喜!!”于是我从不治之症的胆道癌,变成了一般的肌腺瘤,胆总管头上的肿瘤也不必切除了,这肿瘤与我共存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
也许没人相信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我躲过了一劫,更坚定了我做人要虔诚,不做亏心事,不讲亏心话。这是我劫后对天的许诺。
五
我六十岁之前,可以说没有一天身体是舒舒服服的,总会有一点毛病,一会儿头痛,一会儿肝涨,一会儿心慌,血压忽高忽低……,好像有一个东西在五脏六腑中穿来穿去,甚至出现濒死感。我以为别人与我一样,每天总是有点不舒服的,所以也习也为常了。直到有一天我去瑞金医院看高血压科主任,她听完我叙述后,检查了我的心肺血压,最后对我说:“你是忧郁症,虽然身上毛病有点,都没有那么严重,你的感觉比实际情况严重,是典型焦虑症,你必须用抗忧郁药!”我一听,马上反驳医生,我说“我可没有这样脆弱,我连开刀也不会叫痛的,我是有很强承受力的……”。医生说:“这完全是两回事,意志是意志,病是病,中国人对此瞭解太少了!”
于是我开始服药,二十多年来,虽调整过几次药,但始终坚持每日服用一片,人确实感到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与舒适,虽然心血管基础疾病还有,但不舒服感大大降低了,让我知道人还可以这样舒舒服服过每一天!所以人不应讳忌医治,要接受新概念。华东医院干部病房大多数人都接受这样治疗,晚年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但迄今社会上许多人歧视忧郁症病人,认为他们精神有问题,意志不坚定,真大错特错了。
六
我一生多病,总想,这是为什么?一次我阅读《家谱》,发现我的始祖竟然是“神农”,天性要为世人尝百草,我顿时释然,所以我祖上“三代皆医”,是余杭地区医学世家,祖父也精通医,自称“医学第一,小学第二”。我虽为他编了《章太炎医论》,收集一百三十多篇,可惜我并没有真正读懂,我完全是按他经历收集了他医学文章,仅仅是以历史学方法研究他的,而不是一门门学科的研究,多少有点遗憾。我一生体会到人的一生一定要交几位医生为知己,他需要极瞭解你身体状况,可以不断帮你调整药物,现代人的长寿与拥有现代药物有关,但怎么用药只有医生瞭解。我六十岁以后,很幸运地认识了华东医院干部保健医生石文蕾,她随时随地指导我体检、用药……,使我心脏从90%房颤,降到50%,又降到10%……,又控制了我的血压,使我能为国家工作到今天。真是亲如家人,医者仁心,大爱无疆,是我三生之幸。
七
总结一生与疾病打交道经历,我深深感到人一生应粗懂一点医学,瞭解生命结构,瞭解疾病由来,瞭解治愈之法,不要当现代文盲——医盲。
我从小多病,故很爱好读医学书籍,先读了我妹妹医科大学课本,后读了《农村医生手册》(厚厚一册,虽文革中出版,内容很扎实,质量并不差),又反复读了《实用中医学》上下册,直到今天还常要去翻翻这部书,实在是很有益。当年我在小学教书,有一年毕业生升不了中学,要在小学多读一年,其中要读一门《生理卫生》课,但没人教,我却欣然去教了一年,教得津津有味,学生学得开开心心。
八
文章写这里应该结束了,谁知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席卷世界,上海从2022年3月得以爆发,每天得病人数从个位数升到百位数,这对上海这抗疫模范城市是很丢脸的,对以“清零”为荣的北京来讲也是很丢脸的,于是对上海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封城”措施,引起了一片混乱,遍地哀鸿。人们对奥密克戎产生了莫名的恐慌,政府的措施加剧了这种恐慌,而我与内人也恰恰在此轮疫情中也中招了,于是我不得不在此加上一章“惊惶的一月”。
祸要从我家“走做保姆”说起,她每日要走做四家人家,上午在我家做二小时,下午在我女儿家做三小时。三月底前她“感冒”了,我们均不在意,后她告诉我们她核酸为阳性了。四月一日上海封城,人人必须做核酸,我们一家几乎都有问题,都属“待上传”,五天后才告知也是“阳性”。但鉴于我们年老及家有自隔条件,于是被自囚家中了。我与内人确实出现了感冒与咳嗽症状,这对我来说是很罕见的。
我们俩像犯了大错的孩子,躲在家中,足不出户,感到羞愧,对不起邻居。我们再一次成为“有问题的人”,低人一头,不敢声响,更怕电话,怕门铃,怕拉去方舱,怕转移,怕听广播,怕与同事联系……。我们都年逾八十,经不起折腾了。但广播里一遍又一遍重申:“清零、清零”,“转移、转移”,“检测、检测”,“隔离、隔离”,“拉走、拉走”……弄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如遇洪水猛兽……。这不是疾情问题了,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问题,是与中央保持一致性问题了。中央大员孙春兰来了,更是天天严厉训斥上海,人们怕疫情,更怕孙春兰。上海变得失智、失能、失秩、失温、失食品……的空城。经历百年奋斗,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创造的文明与财富,美丽的上海,变得丑陋不堪,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要抗多久,要怎么办,要吃什么,要宅多久……,大家莫名其妙,一头雾水。
我与内人小心翼翼,大气不喘,足不出户,呆了一天、二天、三天……,没有药物,没人过问,但也没有什么疾状,后发了抗原测剂,我们从第九天测试,阴性了,以后每天测试,每天阴性,我们大胆提出做核酸测试,于是到第十四天,终于上门来做核酸了,结果为阴性,我们高兴极了,可以解放了,可以解封了。第十五天,第十六天又做了两次核酸复核,结果为“待上传” “待复核”,我们紧张得几乎昏厥!街道一清早来通知,要我们去方舱隔离,没有什么年老有病理由,一切遵孙春兰“清零要求”,不要影响小区……。我们俩个老人只好收拾行李,横下了一条心,决心去隔离,再难也要去,不要影响邻居,不要做不受欢迎的人!中午我们理好行李,坐等救护车来拉人。结果电话响了,是我妹夫孙大裕医生打来的,他说你们不用去隔离了,你们后二次检查送疾控中心复核全是阴性!我们听了几乎又要昏过去,简单是一场恶梦,一场恶作剧。原来我妹夫不相信我们的检查结果,提出了复核,终于救了我们,少一次折腾!
我相信我们这样经历的人絶不是唯一的。造了一百多个方舱,隔离了数十万,从107岁老人到婴儿,封控了几十天,停产停工这么久,用罄了我们积累财富,每天发病率仍超二万。对付一个死亡率低于流感的“新冠”,值吗?对吗?这么多不同声音,难道听不到吗,难道我们全国真被一个“疾控中心”绑架了吗?我不知上海最后会怎么落幕,我不知这些“抗疫人士”怎么收场?我们人类对疾病与自然灾难瞭解太少,我们太多精力在追逐利益与破坏大自然,天是不会保佑自私者的,会给予天谴的!
写于被隔离的第25天
2022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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