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点敲打着窗户，低云横冲直撞，风发出凌厉的尖叫，风铃不停地鸣响，台风刮了两天，灰蒙蒙的天，出不去，只好拿起书勉力的阅读，已老眼昏花。《明报月刊》是爱读的刊物，每期有林青霞秀丽的文字，写得总是这样的不慌不忙……读啊读啊，一篇黄晓丹的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随时间而来的真理》，这是一篇讨论死亡的长文，引起了我诸多共鸣。

　　我正在为自己寻觅身后的墓地，我不是唯心主义者，辛苦了一生，做完了一件又一件事，爬过了一座又一座山，实在也很累了，肌体也衰老了，是该为自己找一个安息之地了，可以舒适地躺在大自然怀抱里休息了……。黄晓丹的文章说：“这不是死亡，只是换了一种生命的形成，你将与山川一样永恒”。他说得多么好呀。死亡是个沉重的话题，似乎是件不吉祥的事情，但它是不可逥避的事，有生必有死，古代帝王也说：“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关键是怎么直面死亡，做到堂堂正正做人，坦坦荡荡赴死，才是完美的人生。当人往生之后，肉体被火化，而灵魂从烟囱中飞往天际，当骨灰埋入土中，但生命还是生生不息的，当追悼会举行完毕，人们会去吃“豆腐饭”，依然会相互寒暄谈笑，人们会走出悲哀，会继续唱歌喝酒……，会继续活下去。在你安息之地，草虫依然，游人川流，这就是生命！也就是生死。

　　我的好友赵丽宏先生是著名诗人，诗作被译成十几种国家文字，我感到他作品最大特点是直面人生中最敏感话题——生死。他不是表达风花月云，而是表达疼痛，表达哀伤，表达人类命运中重大问题的思考……。活着面对死亡，死亡激励活着。他二本新著《疼痛》与《变形》，都是这样的思考，他的长诗《在天堂的门口》等，都不逥避人生中最不敢正视的话题，读这样作品有着一种深沉感，可以激起内心中感情的激荡。

　　黄晓丹的作品引用了历史上许多人物的生死观。帝王权贵大都醉生梦死，以及时行乐来麻醉自己；有人则用宗教麻痹自己，不断自我救赎以求永生；有人用吃喝玩乐来逃避，或筑起一个富丽堂皇的保垒来躲避……。结果终究逃脱不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逃脱不了“空悲昔人有”，不知自己的屋成了他家厅堂、“落得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净”，追求的“好”，也都成了“了”。当我们面对死亡，面对最后辰光时，可以“抖掉我身上的枝条和花朵，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悟出人生的真理。所以作者取题《随时间而来的真理》，而我这个年龄正好是可以读懂这个道理而会产生共鸣的。但是《明报月刊》并没有将这篇大作当作期刊的重点文章，而放在许多冗杂的文章之后，显然显示他们对此文的不解。

　　我们应勇敢面对死亡，建立起正确的生死观。视死如视生，视生如视死。论死亡，这不是不吉利，不是应该讳言，不是应该逃避的。相反我们应建立正确的“往生观”、“安息观”。生得堂堂正正，快快乐乐，走得安安逸逸，体体面面。活着是为别人活得更好，死了还是为活着的人活得更好。给亡者尊严，就是给活人尊严。要建立临终关怀制度，殡葬文明制度，墓园优美制度，不能在这些方面去掠夺人的最后一分钱。这要作为文明国家制度建设来对待。

　　我不赞成厚葬，除了传统土葬，还应提倡海葬、树葬……。我最不喜欢石头森林般的新里弄式墓葬，人们死后依然挤在水泥森林里。我喜爱在山坡上盖上一块石板，上面刻“一个过客×××”，我祖父墓也只有“章太炎之墓”五个大字，不需要更多介绍，也不需要后人时时来祭扫，国家可以建立“公祭日”。

　　一个人想好怎么生，想好怎么死，是必需要的，这方面我们是做得很不够的，我们很多人不敢面对死亡，对身后事一无交待，即使病的很重，总幻想可以继续活着，而不敢去想死亡，这是很懦弱的。我们古人比我们更敢直面死亡，他们是重视“丧葬”的，在《丧礼》中就建立了一整套“丧礼制”，成为人的行为的规范，构成了中国人的文化与文明的传统。后来我们把它革命革掉了，于是也吃到了“父不父，子不子”的苦楚，“中国大妈”于是成为全球“丑陋中国人”代名词。一个国家要崛起，一个民族要复兴，首先要文化文明复兴。还是要讲一点“礼、义、廉、耻”，讲一点“忠、孝”，这不会形成“资本主义”的复辟，不必担心会成为“封建主义”卫道士的。我们要勇敢承担起建立的新时代“生死观”的开路先锋！只有想明白这个道理，才能活得明白、踏实、长久！

　　风渐渐平息了下来，雨渐渐停息了下来，一切又会回归常态，如同生命，有生有死，生生不息，面对风雨而思考的生死观，也许不应该成为沉重话题，也不应成为多余的话题！

　　写于2021年7月26日

　　* 发表于2021年8月14日上海《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