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描述“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打一个形象的比喻，两地关系就像是嫁接（grafting）中接穗与砧木的关系。中国作为以内地为主干的一棵大树，取其中的一个枝干为砧木，香港作为接穗嫁接在上面，澳门同样是一个接穗，嫁接在另一个枝干上。这一嫁接理论可以形象地描述回归前后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解释近年两地交往中出现的一些摩擦和问题，并寻找解决之道。
　　
　　一、嫁接——香港与内地的关系
　　
　　嫁接是植物的人工营养繁殖方法之一。即把一种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到另一种植物的茎或根上，使接在一起的两个部分长成一个完整的植株。接上去的枝或芽称为接穗，被接的植物体叫作砧木。
　　
　　香港本来是中国这颗大树上的一根枝条，自秦朝划归南海郡番禹县以来，历经汉、晋、隋、唐、五代、宋、明，一直处于历代王朝所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的管辖之下。直到1842年，英国殖民者迫使清王朝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香港岛及其附近小岛被割让给英国。此后，英国又通过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898年的《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等，侵占了九龙、新界等地，其中新界以99年的租期租予英方。至此，香港在主权上与祖国分离。
　　
　　由于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英国人攫取香港主要是想打造一个获取更多商业利益的通道。因此，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像对待其他殖民地一样致力于改造香港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而是采取了一种“怀柔殖民”的政策，在不触及政治主权的情况下，允许香港在经济、社会等领域自由发展。
　　
　　虽然香港的发展环境较为宽松，但作为英国的一块殖民地，它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西方的色彩。20世纪风起云涌的国际形势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共两党内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新中国的成立以及伴随其成长的一系列国内运动，都不可避免地给身处其中或周边的香港带来一波又一波地冲击。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香港意识”、“本土意识”等开始萌生。在英国的实际管控之下，中国又宣称不放弃主权，在这样“借来的时空”中，香港迅速成长，从这里汲取点营养，从那里汲取点营养，再加上自身的勤奋努力，逐渐长成一枝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英国，不中不西，或曰亦中亦西的枝条。
　　
　　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以“一国两制”的管理方式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意味着香港这根枝条被重新嫁接到以内地为主干的中国大树上。由于与母体分离了150多年，香港已经有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发展轨迹，开不同于内地的花，有自己独特的香味，因此，在嫁接之初，双方难免出现一些不适应甚至排斥的情况。对香港而言，要存活下去，保持自己的特色，首先要接受并适应砧木，至于会否影响到砧木，那是后话。
　　
　　二、与两地关系有关的几对概念
　　
　　在谈及香港与内地关系时，应辨别一些相关的概念与用法。
　　
　　1.嫁接与融合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嫁接是把要繁殖的植物的枝或芽接到另一种植物体上，使它们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独立生长的植株。融合是指几种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体。在涉及香港与内地关系时，由于两地采取不同的政经制度，难以在所有层面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为一体”的状态，所以，用嫁接一词更为形象、准确。
　　
　　在园艺工作中，嫁接可以扩大根系的吸收范围和能力，增强植株的抗病能力，还有利提高产量。以嫁接来喻香港回归，可以看出中央的良苦用心——希望在“一国两制”方针下，香港这枝洋紫荆长得更为茁壮，花开得更为繁茂。实际上，虽然香港传媒也在使用融合一词，但指的多是单纯的经济层面的融合。一些喜欢深究字眼的香港人，并不喜欢融合一词，甚至视融合为冲击“一国两制”。
　　
　　对中国而言，“一国两制”是个新生事物，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只有香港嫁接成活，澳门嫁接成活，将来台湾也嫁接成活，且都长势良好，“一国两制”才算真正的成功。
　　
　　2.两地关系、中央与香港的关系
　　
　　两地关系指的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可以指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内地省市之间的关系。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与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一样是一个地方政权。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官方（地方政府）的，也可以是民间的，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
　　
　　中央与香港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基本法第二章专门列明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更多指向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权力划分。在实际使用中，如中央政府某个部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署协议，通常会用“内地与香港”的字眼。
　　
　　3.两地关系与两制关系
　　
　　两地关系如前所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展开，当中有不同制度的差异，也有不同社会理念、文化习俗等的碰撞。实际使用中，它更侧重经济、社会层面的关系。
　　
　　两制关系指的是两种制度、体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体现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之间的关系；在世界政治中，香港的情况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共存共处、竞争又合作关系的真实写照。基本法多处订明香港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实施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制度。如第十一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本法的规定为依据。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都表明在中国存在着两种制度、两种体制，而它们的幷存时间，至少是五十年。
　　
　　然而，法律是相对稳定的，生活却是不断变化的。基本法第五条规定了香港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种“不变”不是絶对的不变，一方面，“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1984年10月3日会见港澳同胞观礼团时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很少有地方能保持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与秩序不变。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尤其难以避免临近的中国大陆的影响。这是正常现象，不应被过度解读。
　　
　　4.中港关系、京港关系、陆港关系
　　
　　中港关系从字面理解是中国与香港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准确的，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与香港不是两个对等的概念。不过，由于香港特殊的历史经历，“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异于“香港（本土）”的概念。“香港人”的形成本身也是不断区分“中国人”（特指中国大陆地区居民）的一个过程。“中港关系”的用法反映了一种长期累积的习惯，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港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增强，这一思维会慢慢转变。
　　
　　京港关系从字面讲是北京与香港的关系，如果北京是指北京市，即北京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那用法没有问题。但若用来指代两地关系，则犯了与“中港关系”的指称同样的错误。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城市，一个特别行政区，与“中国”不是一个对等概念，我们可以用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来代指中美两国的关系，也可以用北京和伦敦来代指中英两国，但用京港关系指代中国和香港的关系是不正确的。
　　
　　陆港关系指大陆与香港的关系，严格讲也不够准确。这里“陆”，指中国大陆，在规范意义上，是相对于台湾地区的一个概念，目前，也多用于涉及两岸关系的表述。但在实际使用中，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香港还处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所以，香港人也同样以“大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统治区域的代称。在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论述中，同样使用“大陆”、“香港”、“台湾”这样的字眼。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准确的用法应是“内地”，如《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三、影响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因素
　　
　　影响嫁接成活的主要因素是接穗和砧木的亲和力、嫁接技术和嫁接后的管理。依据前述“嫁接理论”，香港与内地之间的适应情况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亲和力
　　
　　所谓亲和力，指的是进行嫁接的接穗和砧木在内部组织结构、生理和遗传上彼此相同或相近，从而能够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的能力。亲和力高，嫁接的成活率高；亲和力低，嫁接的成活率也就较低。
　　
　　香港与内地山水相连，同宗同祖，具有较强的亲缘关系。两地同为华人社会，无论是从历史渊源、发展历程，还是从人们的社会活动等方面来看，香港与内地都有较强的联系。在英国统治的150多年中，香港与内地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英国的“怀柔管治”策略，一方面增加了统治的认受性，另一方面，使香港依然保持了华人社会的特性。
　　
　　但是，香港毕竟被英国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留下很多英国的痕迹，如它通过一套高明的统治策略，表面上接受中国的传统和既有文化，但并不认为这是种先进的、值得倡导的文化，而是将被统治者的人生方向引向“黄皮白心”的“小英国人”，让人觉得后者才是值得提倡、欣赏的，是华人的最佳奋斗方向。
　　
　　此外，长期与内地的隔絶令香港逐渐发展出自己特殊的轨迹。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人生信念都与长期生活在内地的人有所不同，即便是与广东、广西同样的语言——粤语，也形成“粤泾浜”的特色。百多年来的文化冲突与调和的结果，形成了香港一种既中且西，又可说是不中不西、以至忽中忽西的文化和生活模式。“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殖民地教育经验”，叶建源，《本土论述2009——香港的市民抗争与殖民地秩序》，漫游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9年，第72页。所以，回归前不少香港人虽然自认为是中国人，但与内地生长的中国人相比，无论是成长经历、还是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双方的瞭解、接纳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二）嫁接过程
　　
　　植物实施嫁接的过程很重要，它对嫁接技术、嫁接环境（阳光、温度、湿度等）都有一定的要求，某一方面的照顾不周，都可能影响嫁接的效果。此外，嫁接还需要一些工具，如刀片、竹签、嫁接夹等，恰如香港回归需要《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直通车”或临时立法会等一系列的法律、政治安排。
　　
　　香港回归首先是一个较长期的谈判过程，既有大原则、大框架的确定，也有很多细节的安排。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香港回归问题提上日程，到1982年9月邓小平与戴卓尔夫人的会面，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到1985年启动基本法草拟工作、1990年正式颁布，从中英两国外长的七封信就香港立法会的直选议席问题达成一致，到末任总督彭定康政改方案推出后中方的“另起炉灶”，从1996年1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到1997年6月30日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政权交接仪式，前后历时15年之久，整个过程虽然遇到了不少波折，但总体而言是顺利的、平稳的。香港作为“一国两制”构想的第一个实践者，作为嫁接到中国之树上的第一枝接穗，嫁接技术是比较成熟的。此后的1999年12月20日，澳门也顺利回归祖国，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实践表明，“一国两制”方针是行之有效的，适合香港和澳门的特殊情况。
　　
　　在香港回归过程中遇到的波折，不仅影响着中英谈判双方的策略和行动，而且对身处其中的香港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如中英谈判的相关动向受到中国大陆、香港和英国媒体的广泛报导，由于与切身利益有关，香港市民也倍加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回归的谈判激发了部分港人参政、议政的热情，香港的“政治冷感”在回归前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而谈判期间发生的“六四事件”等，也深刻影响了香港社会的政治生态、民情舆论等的演变。此外，中英谈判的波折为香港回归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争拗，尤其是围遶政制发展的争拗埋下伏笔。
　　
　　  （三）后期管理  
　　
　　嫁接的后期管理是让接穗和砧木真正结合在一起，长成一个完整的植株。于香港而言，是加强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增加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把自己的未来发展与祖国的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
　　
　　后期管理是一个复杂、动态、长期的过程，有时并不以人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一方面，它是一种开放的管理，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且不说天灾（如经济、金融危机），单是与香港有关的行为体（国际层面、国内层面）之间的互动就非常复杂。另一方面，由于在设计“一国两制”的过程中，各界主要关注如何真正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如何确保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等问题，对实施不同制度的两地间具体领域的制度对接、民众交往等社会层面的问题考虑不多，认为回归后，两地民众同文同种，血脉相连，随着交往和互动的频密，情感上也必然更为亲近。因此，回归十几年来，在两地关系上，一直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安排，往往“见步行步”，“就事论事”，重政策效果甚于战略考量，相关研究也没有系统展开，造成一些被动情况。如有些事情出现了才进行研究，预警性与前瞻性不足；有些政策可能未经深思熟虑、反复论证就匆忙出台，带来立竿见影效果的同时，也埋下无穷后患等。
　　
　　在回归谈判过程中，邓小平曾论述过两地之间的关系，但主要是从香港自己发展自己的，内地不会干扰香港，也不会给香港添麻烦等角度来谈，如“中国的根基在大陆，不在台湾，不在香港。四化建设，香港出了点力，以后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但我们不希望小。中国的建设……主要靠自力更生，靠大陆的基础，……所以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不要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向你们伸手，不会的。”《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58页。这也是回归之初“井水不犯河水”论的来源。然而，香港并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它受到各种各样的外部影响。“井水”和“河水”也总有打交道的一天。
　　
　　2003年是香港后期管理上的转折年，这一年沙士(SARS)、二十三条立法、七一大游行等重大政经事件接连发生，为两地民众带来交流便利和后来又造成诸多矛盾的“自由行”也在这一年推出。“自由行”无疑带动了香港经济的增长，对刺激本地消费、改善就业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然而，随着来往人次的大幅增加，一些隐藏的问题也逐渐浮上水面，这些问题与香港自身的政经困扰纠缠在一起，形成一波又一波的两地“摩擦潮”。从D&G涉嫌歧视本地人到“蝗虫”与“狗”的对骂，从“双非”（孕妇、儿童）造成的医疗、教育等资源的紧张到抗议“水货客”抢购奶粉、日用品等，两地之间的摩擦与矛盾愈演愈烈。这些事件有突发的、有缓慢发酵的，有一次性的，也有长期存在的，可以说，在两地关系的亲近与疏离上，成也“自由行”，败也“自由行”。
　　
　　两地间出现的这些问题表明，香港虽然已被嫁接到内地这一砧木上，但接穗和砧木还没有很好地“长”到一起。双方要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基础上长成一体，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
　　
　　三、正确看待两地关系
　　
　　香港与内地作为“一国两制”中“两制”的两个重要行为体，其相互关系是观察“一国两制”实践的一个重要指标，对“一国两制”的丰富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近年香港与内地关系中出现的摩擦和矛盾，是“一国两制”实践中的新课题。“两制”间不适应的状况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解决需要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两地民间层面的齐心协力。建议总体上遵循“互敬互谅、加强沟通、为我中华、共同进步”的原则。具体而言，可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在心理层面上正视两地交往中已经出现和可能还会出现的问题，以发展的心态来着手解决。随着两地交往的深化，不排除有更多问题浮出水面，也不排除有些问题会随着时间流逝自行消失。双方应摆正心态，认识到两地交往是在“三个不”，即不对等、不平衡、不认同的基础上展开的。
　　
　　不对等指内地和香港是两个在面积、容量等诸多方面不对称的双方。如2012年，访港总旅客上升至4862万人次，3491万人次来自内地（占71.8%），其中2314万人次属于自由行旅客。“回归、沙士、自由行与两地融合嬗变”，郑宏泰，尹宝珊，《信报财经新闻》，2013年4月8日。几千万的人次放到内地，是一个很小的量，但放到本有700多万人口的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主要集中在九龙、港岛地区）就会拥挤不堪。不对等的情况使得小的一方容易产生“不安全感”、“被压迫感”，若化解这种不良感觉，除了大的一方要“严以律己”外，还需要加强沟通交流。不平衡是指两地间的发展不平衡。虽然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总量上来说，内地的一些城市已经超越香港。但内地在社会发展方面，尤其是一些民生资源如医疗、教育、食品等，无论是产品的质量，还是服务的质量，都无法与香港相比。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内地人愿意花高价到香港享受更优质民生资源的原因。不认同主要是双方互相看不惯的一些地方。如内地人觉得香港人“享受很多中央给予或内地带来的优惠却不感恩”，“回归了还对英国有感情”等；香港人则觉得内地人“素质不高”、“抢占本属于港人的各种资源”等。
　　
　　其次，中央和特区政府出台涉及两地关系的政策时，要多做沟通，充分论证。政策推出后，要时时跟进，不断总结和修正，力争让政策发挥最大的正面效应。这实际上也是不断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过程。
　　
　　最后，从两地民众层面来讲，需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和体谅，有同属中国人的大局观念，遇有争端避免情绪性的言辞。对香港市民而言，开放、平等、包容的心态尤为重要，对国际友人如此，对内地人亦如此。建议多与内地人交流，尤其是深入内地接触更多的内地人，有助改变从香港某些媒体上得到的对内地人的刻板印象。对内地民众而言，需要深入瞭解“一国两制”的内涵，唯如此，才能更深刻领悟香港独特的价值，乐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
　　
　　《紫荆论坛》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