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达至善治的政治理想需要通过治理者的管治来实现。治理者有优有劣，以中国传统政治的标准来衡量，最高境界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兼济天下的情怀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从政者。即便是在现代政治中，管治者多通过选举产生，固定的选举程式同样能被候选人和选民演绎得有情有义、有声有色。香港作为以华人为主体的现代社会，在选举中也不例外。当我们讲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爱国”既是政治标准，也是情感寄托。如果从三个维度来看“爱国者治港”，这一原则反映的恰好是中国人面对选举政治的情感温度。
　　
　　从时间维度上看“爱国者”的内涵。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先生在设计“一国两制”时，就考虑到了香港回归后的治理问题，提出了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标准，即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而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不要求他们都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标准，这样的标准离不开当时领导人所处的历史阶段与现实情况。而即便按照这样宽泛的标准，尊重自己的民族，不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适用。
　　
　　从空间维度上看如何治理香港？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对“港人治港”还是“爱国者治港”都还是一种想象，毕竟香港1997年7月1日才正式回归祖国。从回归之日起，治港变得具体而微，每一次的社会政治经济事件，尤其是较大的充满争议性的事件，都是对管治者治港能力的考验。结果有的高分，有的尚可，有的则遭遇挫折。良好的治理，或曰有效的管治是特区政府的目标，也是中央政府的期望。从特区到中央，从高级官员到普罗大众，都希望“一国两制”成功。
　　
　　回看香港在有效管治的道路上二十多年的探索，遇到了如何处理特区与中央的关系、如何处理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如何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如何解决经济的长远发展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等林林总总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回归二十多年来，整个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地缘政治变化、大国关系变化在香港也开始悄然显现。如何在一个“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治理好香港，是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大课题。强调在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重申“爱国者治港”，就成为中央政府优先选择的治港理念与原则。
　　
　　长期以来，香港以优秀的经济金融功能闻名于世，以致人们都忽略了她其实一直是一个有政治属性的城市。港英时期是为了维护英帝国的利益，回归后是为了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国际金融中心无边界，但特别行政区有国界，有主权归属、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从领导人特质上看谁在强调“爱国者治港”？每一代领导人都有其历史责任。上世纪70、80年代，邓小平要做的是解决香港的和平回归问题，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并设计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完成了他们的历史责任；现在，习近平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擘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分两个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港澳台问题上，需要不断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这是这一代领导人的历史责任，尚在进行中。无论是香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当国家领导人谈及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时，心里想的一定是把管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人的手里，也就是让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而不是相反。
　　
　　时空变化，无论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还是“爱国者治港”，家国情怀，一脉相承。
　　
　　202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