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病了”。今年夏天以来，因修订《逃犯条例》，激进示威者不断发起暴力冲击行为，不仅针对执法的警察，而且有针对性地针对一些机构、商店甚至是个人，让所有关心香港的人士担心。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然而无论是行政长官的道歉，还是特区政府的正式撤回修例草案，无论是《禁蒙面法》的“阻吓”，还是施政报告的“派糖”，都没有消解示威者的“怨气”。事态延宕至今，示威者“失焦”，有些人变得为反对而反对，为发泄而发泄，出现更激烈的“孤狼式”破坏；普通市民“失望”，有的埋怨特区政府没有更好地回应示威者诉求，有的埋怨特区政府没有更好地采取止暴制乱措施，特区政府动辄得咎，或掉入“塔西托陷阱”。
　　
　　香港究竟怎么了？特区政府的管治究竟怎么了？
　　
　　说到管治或曰治理，香港曾长期处于英国的管治之下。在回归前长达一个半世纪中，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加上时代的因缘际会，造就了香港“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奇迹。腾飞的经济改善了民生，也掩盖了许多问题。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意味着重新纳入中国的治理体系。在“一国两制”制度下，香港享有比港英时代更多的权利，中央政府负责香港涉及国家层面的事务，特区政府负责特区内部事宜，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香港回归22年来，中央政府一直恪守承诺，在宪法和基本法的框架内，给予了特区政府充分的自治空间。从此次“修例风波”也可看出，中央政府充分尊重特区政府的高度自治，支持特区政府放手应对不断发展的事态。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特区政府可以在必要时向中央政府请求协助，然而，事情发展至今，特区政府一直立足于自身来解决问题，中央政府的态度也一直是“理解、信任和支持”，给足特区政府磨练、成长的空间。毕竟，在港英时期是“英人治港”，港人从未尝过当家作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滋味，即便是在港英统治后期，出现华人高级官员，政策的决定权依然掌握在英国政府及其派驻的总督团队手中，华人公务员一直扮演的是政策执行者的角色。
　　
　　随着香港的回归，许多关乎香港未来发展的重大决策权掌握在了港人手中。从行政长官到问责官员再到16万多的公务员，他们是落实“港人治港”的具体责任人。这次的“修例风波”，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对特区政府管治香港能力与水平的一次检验。
　　
　　这一届特区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水平如何？见仁见智。当然，治理好香港，不仅仅是特区政府的责任，也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就像“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不仅与特区政府相关，也与中央政府相关，二者是权力不同、分工不同的双主体，目标都是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在通往这一目标的路上，风雨挫折在所难免，最重要的是同心同德。
　　
　　怎样治理好香港？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特区政府而言，首要的是提升管治团队的治理能力与水平。制度既定，“一国两制”会长期坚持，那么在这样的制度下，如何从政策执行者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如何处理好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如何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如何从香港长远利益出发改善民生发展经济，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如何界定自身的国际责任，这统统是特区政府要考虑的问题。
　　
　　具体到当前的事态，特首林郑月娥及其管治团队应各尽其责，齐心协力，因为维护香港法治、恢复社会秩序，止暴制乱，不仅仅是警方的责任，还是整个特区政府的责任。“修例风波”发展到今天，有太多情绪性东西渗入其中，是是非非已难泾渭分明，唯一明确的是所有的香港人都在一条船上，何去何从，合力决定。
　　
　　对中央政府而言，“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要坚持。不仅要坚持，中央政府还有责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制度，有责任与特区政府一起培养更多爱国家、爱香港的管治人才，有责任与特区政府一起为香港的未来擘画蓝图，让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发展阶段等都与内地不同的香港发展得更好。
　　
　　对在香港有重大利益的国际力量而言，香港是中国开放的一个阳台，是观察中国发展的一个独特窗口。如果要瞭解未来的中国，就不该关掉这一扇窗户，因为香港治理得好，对香港好，对中国好，对世界也好，缔造的是“多赢”局面。
　　
　　201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