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香港有传统历史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会代表香港的利益。实际上，从香港前途问题提上英国人议事议程的那一刻，英国就知道，将来面对的对手是中国，而不是香港。香港问题牵扯出的不仅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关系，而且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乃至国际力量的博弈。
　　
　　一、英国的“道义责任”从哪儿来？
　　
　　2014年9月3日，前港督彭定康在《金融时报》网站刊文，提醒英国对香港的情况负有“道义责任”。此前，人大常委会刚刚就香港政改（2016年立法会选举和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作出决定，彭定康此举被视为指手画脚，干涉中国内政，因为香港的政制发展问题完全是中国政府的内部事务。实际上，不仅彭前总督讲“道义责任”，英国政府每年的香港半年报告也确实都在讲英国对香港负有的持续的“道德和政治义务”。只不过不少人士或者没有细心读过英国每年两份的香港半年报告，或者已对英国这样的表述“习以为常”。由此也可见，英国政府对香港的“用心之深”又颇为“低调”。
　　
　　“道义责任”没有约束力，只是一种姿态。如果不牵扯行动，那除了在外交层面发出警告外，似也奈何对方不得。而英国这种对香港的所谓“道义责任”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多年之前。
　　
　　30年前的12月19日，在经过两年共22轮谈判后，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一致认为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有助于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有助于两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了使联合声明得以有效执行，并保证1997年政权的顺利交接，联合声明生效之时成立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并在联合声明附件二中做了具体的规定。
　　
　　作为中英两国就过渡期的香港问题进行联络、磋商和交换情况的机构，联合联络小组1985年成立，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2000年1月1日结束其历史使命。也就是说，香港虽然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但回归后，中英之间仍有一段“交接期”，而这一“交接期”实际上终结于2000年1月1日。2000年1月1日之后，中英两国之间若再有涉及香港的问题，那就需要通过正式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通道来进行。
　　
　　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英国在第六期香港半年报告（1999年7月至12月）中专门提及，并表示，“联合联络小组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英国在港利益的终结。英国政府将通过香港的英国总领事馆和北京的大使馆，继续密切关注香港本身及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并继续向国会提交有关联合声明实施情况的报告。”在该期报告的结论中，英国政府首次提出，虽然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结束了，但英国政府作为联合声明的共同签署方，“对香港人仍然负有道德和政治上的义务”。这也是彭定康在前文中讲的“正如历届英国政府都认可的，英国在确保中国尊重其承诺方面负有持续的道德和政治义务”。
　　
　　2000年7月，英国时任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郭伟邦（Robert Finlayson "Robin" Cook）在第七期香港半年报告的前言中表示，“作为联合声明的签署方，我们有权就重要事态发表意见。”进一步“坐实”英国在联合联络小组结束使命后还意图“关注”香港事务的企图。此后，英国政府、媒体和一些人士多次公开提及英国在联合声明中的承诺和义务，对香港负有的“道义责任”等。不过，如果港人真的相信英国人口中的“道义责任”是可以帮助其争取普选，且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那就太天真了。
　　
　　二、回归后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关注
　　
　　英国在香港150多年的统治，给香港社会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有无形的，也有有心的。香港自1997年回归中国17年来，总体发展状况不错，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社会围遶一些议题如23条立法、政制发展、两地关系等出现争议。而每当香港社会就一些议题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就会引来美国、英国等的关注。但相比美国而言，英国这个香港的前宗主国显然更沉得住气。英国在香港的经营从来不谋一时一事，而是有战略、有权衡，细水长流，进退有据，以求利益最大化。
　　
　　英国驻港总领事相对“低调”。说相对“低调”，是相对美国驻港总领事的“高调”而言。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因为英美两国的实力不同而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英国与美国不同的国家性格，就像我们印象中英国的老绅士形象是比山姆大叔显得深沉、低调。然而，老绅士的深沉心机也会让人印象深刻，后文还将讲到。英国迄今共有六任驻港总领事，除第四任驻港总领事柏圣文 （Stephen Bradley）任职期间（2003年12月－2008年3月）发言较多外，其他的驻港总领事均比较低调，尤其是近年来，基本不就香港的争议性议题发声，公开露面也多是关注经贸、环保、教育等议题。现任总领事吴若兰（Caroline Elizabeth Wilson）曾在英国驻华使馆工作，参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余下的工作，其前任奚安竹（Andrew Seaton）曾多次在香港任职，是位地道的“香港通”。他们都能讲流利的普通话，熟悉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事务。且英国驻港总领馆相当于大使级别，与北京的英国驻华大使馆互不隶属，都直接向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负责。
　　
　　英国多年来坚持发表香港半年报告，且不断拓展利益。上世纪80年代，保守党政府通过与中国政府的和平谈判，解决了香港回归中国事宜。事后，保守党政府为了对国内有个交代，允诺每隔半年向议会提交《中英联合声明》执行情况的报告。1997年5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胜出，终结了保守党连续18年的执政。当年7月，英国政府公布第一份香港半年报告，报告按照联合声明附件一的结构安排，分政权机构、法律制度、司法系统、公务员、财政、经济货币制度、航运、教育、对外关系、基本权利与自由等十四项内容，逐项进行了介绍，并阐明英国的立场。自此，英国开始每年公布两份香港半年报告，最新一份，即第35份，为2014年7月公布。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结束的1999年底和2000年初的两份报告中，英国政府表示不会因联络小组的结束而停止提交香港报告，并为自己找到继续关注香港事务，且就重要事态表达意见的“理由”，即作为联合声明签署方，“有权”对另一国内部事务“表达意见”。
　　
　　从2000年7月公布的第七份报告开始（也就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结束其工作的那一年），整个报告的架构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导言部分，主要内容除根据报告期间发生的事件略有调整外，基本包括政制发展（宪制安排）、一国两制、基本权利和自由、双边关系、经贸文化教育联系等。也就是说，英国的香港半年报告以非常“规范”的方式开始了对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情况的积累，且迄今已持续17年，总共发布35份。这是一个有关香港的庞大资料库，且每年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不及英国实际掌握信息的十分之一。
　　
　　英国除谋求延续在港利益外，也不断拓展在华利益空间。邻近香港的澳门在2002年开放博彩业后，美资大举进入，加上原有的华资博彩，带动整个经济快速发展。与澳门缺乏传统联系的英国自然也想“分一杯羹”，在英国驻港总领馆的积极努力下，2006年澳门英国商会（BBAM）成立，2008年1月商会的办事处正式启用。2013年11月，澳门欧洲商会成立，由包括澳门英国商会、澳门法国商会、澳门德国商会等在内的六个国家的澳门商会组成。这些商会的成立方便了英国公司进驻澳门，英国人低调谋利益的作风可窥一斑。
　　
　　高度关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英国并非一直“低调”，在有关香港的政制发展问题上，其发言人层级高，言论密集，且针对性强。一般来讲，英国在涉及香港事务上的表态，都选用比驻港总领事职位更高一级的外交国务大臣，驻港总领事则选择跟进或补充。如2002和2003年，香港特区政府尝试就基本法23条立法期间，时任外交国务大臣韦明浩（Bill Rammell）先后于2002年11月18日，2003年3月27日，6月30日，7月16日，9月17日五次发表（书面）声明，关注相关立法情况。2004年4月7日针对人大常委会释法及4月26日的决定，韦明浩也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认为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似乎侵蚀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对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表示“失望”，称其“限制了香港的政制发展，是违反基本法的”。2004年5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伦敦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会谈时，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还专门提及香港问题。
　　
　　在香港的行政长官、立法会选举结束后，英国也会通过贺电或声明的方式“提醒”香港尚未实现民主制度。如2007年4月2日，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电贺曾荫权，希望香港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尽快实现普选。2012年3月27日和4月4日，英国外交大臣夏伟林（William Hag）和首相戴维·卡梅伦分别致电候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祝贺当选的同时，不忘“期待民主发展朝着2017年和2020年普选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的目标继续迈进”。在2007年人大常委会作出香港2017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之后的2020年可以普选立法会的决定之前，英国不断通过各种途径表达支持香港尽快实现“双普选”的愿望，有时会与美国“配合”发言，有时则借欧盟的表态“施加压力”，“火力”集中在具体的时间表上。
　　
　　2007年12月29日，人大常委会决定出台后，英国外交大臣文礼彬（David Wright Miliband）立即发表声明，希望“各方即刻展开意义深远的对话”，“以早日实现人大（常委会）决定中的既定目标”。2008年2月25日，文礼彬在访问香港时，继续强调2017年和2020年实现普选的重要。2008年3月13日，时任驻港总领事柏圣文（Stephen Bradley）认为，中央政府已经给出了时间表，“如果届时香港没能按此进度实现民主，我们无疑会感到非常失望”。2010年5月28日，外交国务大臣白伟明（Jeremy Browne）就香港政改发表声明，表示“英国政府将与国际社会一道，对香港的政制发展保持密切关注。2017年和2020年的选举安排符合国际普选标准是非常重要的。”2013年9月14日，外交国务大臣施维尔（Hugo Swire）同时在香港《南华早报》和《明报》刊发题为“选举、民主和香港的未来”的文章，“以个人身份”公开评论香港民主、政改谘询及普选问题。进入今年以来，随着香港政改讨论的白热化，英国与香港一些泛民主派人士的互动也变得更为密切，如陈方安生、李柱铭访问伦敦，前港督彭定康“按耐不住”再次发言，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也决定对政府执行《联合声明》的情况展开调查等。9月4日，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就香港政改表态，在欢迎中国政府确认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之余，也表示没有完美的选举模式，“重要的是让港人有真正的选择和对结果有影响力”。认为“人大常委会的限定条款会让希望有更开放的提名程序的人失望”。
　　
　　三、希望英国多做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好事
　　
　　香港回归后，英国对香港的政策已构成其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其对华关系（包括对港关系）也难免受到国内政治的左右。如果说务实派希望与中国搞好关系，与中国做生意，赚取经济利益；那么价值派则企图利用香港敲打中国，告诉中国，我们是支持民主的，恰如施维尔所言：支持加强民主体制，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最近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中英联合声明》实施状况展开谘询，内容涉及对香港普选的取态，与香港经贸文化联系等。此举应该是多重考虑的结果：一是对陈方安生、李柱铭访英并出席外事委员会听证会的一种回应，二是对英国国内有些人士对香港事务关注的回应，三则是为选票计，眼看明年大选在即，根据现行法律，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者可以直接申请英国居住许可，而在英国住满半年便有资格做选民。目前，大约有300多万港人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他们絶大部分生活在香港，而申请居住许可的大都是赴英国读书的香港学生。在激烈的选票竞争中，每一张选票都弥足珍贵，但如果为了选票而拿香港问题“作秀”，最终牺牲的可能是中英两国刚刚修复的外交关系。
　　
　　30年前，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为国与国之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典范。30年后的今天，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实践着中国多元治理的理念。作为联合声明的签署方之一，英国真正应尽的责任是在中英关系大局下考虑其对香港的政策，多做有利香港繁荣稳定的好事，少因香港问题给中英关系增添无谓的麻烦。
　　
　　201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