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部分人士发起的“占中”行动仍在继续。2014年10月3日，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雷鼎鸣在《晴报》撰文称，不计未来潜在损失，“占中”以来，保守估计已造成股市等经济损失3500亿港元。经济的损失可以计算得出，然而，社会心理上的损失却无法估算，也更为严重。“占中”从2013年1月16日由戴耀廷提出，到2014年9月28日付诸实施，带给整个香港社会的是持续不断的纷扰，日益加剧的撕裂，以及也许很长时间都无法挽回的政治、社会、乃至普通人之间的信任。
　　
　　由于“占中”的引爆，特区政府不得不宣布暂缓第二阶段的政改谘询。在中央政府就香港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定出普选框架后，香港社会本应该在此框架内详细讨论具体的选举办法，然而，由于“占中”的出现，这一切都被推后了。香港的政制发展问题一直是香港的热点议题，由于香港部分人士与中央就选举的基本原则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双方虽有接触，但基本是各说各话，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的交流。按照2007年12月29日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香港2017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在行政长官实行普选后，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可以由普选产生。2014年8月31日，人大常委会就香港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显示了中央在香港落实普选的决心和诚意。然而，这一规定被泛民主派人士视为限制香港的普选，不是“真普选”，并决定展开持续性的不合作行动。“占中”就是其中的一环，也是整个不合作行动中打响的第一炮。
　　
　　“占中”延缓了第二阶段政改谘询，也就意味着为了完成相关立法程序，香港社会在具体选举办法上的讨论时间被压缩了。民主制度的形成不是朝夕间的事，民主规范的确立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磨合。而民主最重要的社会民众间以及政府与民众间的信任却在此次“占中”遭到破坏，这是对香港民主进程最深远的影响，也是“占中”的沉重社会代价。
　　
　　此次“占中”行动，年轻学生走在前沿，家庭内部、朋友同学之间，因为不同立场观点产生龃龉，在网络聊天工具中，引发UNFRIEND潮。近年香港争议性议题增多，同学朋友家庭成员间因为观点的不同也时有争论，但因政治观点的对立导致日常生活中的不友好在这次“占中”中恐达至一个高峰，遑论前期社会上支持“占中”和反对“占中”的对憾。双方各自发起网上和实体签名、街头游行等，社会上弥漫“对着干”的氛围，支持和反对者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伴随着争论的激烈，情绪性言行增多。占领者们固然得到部分民意的支持，然而，被占领地区备受影响的小商户们也代表了部分民意。LIVE AND LET LIVE，谁的民意更正当？
　　
　　立法会也出现分裂，建制派议员与反对派议员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立法会议员被人为分成建制派议员与反对派议员本来在称谓上就是一种分裂。虽然初衷是希望通过称谓的变化促使泛民主派议员做“忠诚的反对派”，就像英国有英王陛下的忠诚反对派一样，但在香港现行选举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反对派政党那样的局面。泛民主派议员与建制派议员在立法会本来没有这么壁垒分明，还曾出现过“八党联盟”，但现在经过多次纷扰，尤其是政治上互相攻讦，立法会出现言行暴力、拉布等，导致双方积怨渐深。一些传统上合作的领域也因互信的丧失而出现不合作，如本来立法会议员各小组委员会的正副主席一直是有协商的，毕竟大家是一个整体，内部的协商合作尤其是程序上的一些默契对于立法会的正常运转非常重要。然而，这种协商精神正在立法会议员身上消失，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上协商精神的消失。
　　
　　被部分激进人士骑劫的“占中”行动塑造了港人激进的集体形象，购物天堂、动感之都变示威之都，香港市民承受了出行不便乃至经济利益损失；两地关系蒙上阴影，中央官员和内地主流媒体批评这种破坏法治的行为，内地民众在网络上出现港人无理取闹、自我削弱的言论；西方媒体冠以“雨伞革命”的推波助澜，令中央政府心生警惕，消耗大量外交资源应对。目前看，“占中”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其造成的多输局面必将深刻影响今后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
　　
　　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