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2日，香港警方宣布修订《警察通例》中传媒代表的定义，由以往的“持有报馆、通讯社、电视台及电台所发出的身份证明文件，持有香港记者协会会员证或香港摄影记者协会会员证的记者、摄影师及电视台工作人员”，改为“已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GNMIS）的传媒机构，或国际认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闻通讯社、报章、电台和电视广播机构”的工作人员。这意味着警方因应近年香港形势的发展，着手从法律层面来进一步规范与市民及传媒的关系，自身严格、透明执法的同时，也期待后者更好地瞭解警方的执法理据与过程。说得再直白些，就是在一些重大社会事件如大型游行示威活动中，保护合资格的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采访报导，杜絶打着各种旗号捣乱、甚至无中生有歪曲报导的假记者。
　　
　　可以想见，香港警方这一因应形势的调整，必然会触碰些所谓“新闻机构及人员”的奶酪。他们宣称此举是“变相由新闻处发牌”，封杀“网媒和学生记者”，“破坏新闻自由”，全然不顾这样的理由根本经不起推敲。
　　
　　试想，如果是有志从事新闻报导的本地机构，自然要在 GNMIS登记，既享有采访便利，也接受业界监督，且登记程序并不复杂。目前GNMS有205家传媒登记，其中近50家为网媒，包括港人讲地、癫狗日报、立场新闻等网媒，颜色有蓝有黄。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没有登记的传媒又是出于何种理由？其所聘记者又是否受过专业的训练？如果对自己的专业素质三缄其口，只是攻击别人破坏新闻自由，那无异掩耳盗铃。
　　
　　再试想，如果没有近年大型示威活动尤其是去年“修例风波”中打着记者旗号、实则干扰警方执法的各种行径，或者干脆道听途说、妖言惑众的“新闻报导”的出现，警方又怎会想到区分合资格采访者与一般公众？
　　
　　规范记者采访，并非否定自媒体的价值，而是令社会真相更全面、客观得以呈现。在人人可以报导的时代，并不是人人可以成为记者。尤其是在香港这个传媒高度发达、资讯高度自由的城市，新闻记者手握“第四权力”，更应具备高水准的素质与专业操守。捍卫新闻从业人员的客观、理性与专业，本身就是对新闻自由的捍卫。
　　
　　当前的香港，社会争议性议题仍不断出现，疫情刚刚缓和之际，又有激进分子在网上号召游行。有游行，就有新闻点，就少不了新闻记者的身影，保障游行和平地进行，不仅是警察的责任，是所有游行示威者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新闻记者的责任。毕竟，除了极少数激进分子，没有人愿意看到和平的游行变成暴力的冲突。而新闻报导的价值在于促进社会各持份者之间的瞭解、令当权者的政策更切合民间实际，而非加剧社会的分化与对立。
　　
　　新闻自由是港人珍视的核心价值。为了捍卫这一价值，理应对互联网时代野蛮生长的“新闻记者”进行一定的规范。有相应资格的，按照自己的专业操守客观、公正报导；无相应资格、但有兴趣的个人，可自行在公众地方采访报导，只要遵守法律，也没有人会无端限制。
　　
　　良好的传媒生态，既帮助公众瞭解事情真相，又帮助政府把握社会脉动，在香港，这不仅是普通市民的心愿，也应是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诉求。
　　
　　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