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典范意义不仅在于它是第一个实践者，而且在于中国如何管理一个英国的前殖民地、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一个与中国内地城市有着较大差异的地方。两制和平相处，相得益彰，就是“一国两制”的成功；相反，若两者在相处过程中都难以找准自己的位置，互相妨碍，甚至两败俱伤或一方受到重创，那不仅违背“一国两制”设计的初衷，而且将是“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挫败。
　　
　　因此，“一国两制”的实践，实际上是在一个国家之内，两种不同制度的相处问题，具体而言，是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相处问题。本文集中论述两地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之道。
　　
　　一、历史记忆：中国人？香港人？
　　
　　谈论今日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关系，离不开两地错综复杂的历史牵连。今日两地间出现的诸多摩擦，乃至冲突，有不少是历史的种子结出的苦涩之花。从19世纪40年代英国攫取香港到1997年把香港交还给中国，香港在行政管理上脱离中国长达150多年，这种“脱离”带来的影响不仅是政治经济上的，更是社会文化、日常感情上的。香港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下，与中国内地的关系从熟悉到隔膜，从“家乡”到“他乡”，基本经历了“家在内地——家在香港（香港本土意识的萌生与发展）——中国成为疏离的‘他者’——主权回归，人心难归”的过程。基于这样的历史记忆，香港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英谈判，《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基本法的颁布，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中国等与香港未来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的看法也与内地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为回归后两地关系的发展投下阴影，但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数年，双方都没有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就两制对接、两地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1月，英军强行占领香港岛，1842年8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江宁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此后，英国又通过1860年的《北京条约》（《续增条约》）、1898年的《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获取了九龙半岛和新界的大片土地。至此，香港与中国在法律和行政管理上分离，但由于英国人主要是利用香港打开对华贸易，所以并没有在香港投入太多，且边境开放，人员自由往来，到香港的人多是出于“搵食”考虑，根基仍在内地。因此，从1841年到清王朝的覆灭，乃至中华民国时代，香港与内地在社会文化上并没有明显的分野。殖民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及对华经济利益，希望在香港塑造一种华洋共处、互相合作的局面，实际效果也确实如此，如20世纪20年代省港大罢工期间，一些华人精英主动协助英国殖民政府恢复社会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利用中国国内矛盾，继续霸占香港；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发表《和平砥柱》演说，冷战的铁幕落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的政治意涵陡然突出，它成为世界上主要力量的竞逐之地、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英、美、日、苏，中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利用这个城市收集情报，谋取政治经济利益，如美国希望英国保持这块殖民地，视香港为围堵亚洲共产主义力量的桥头堡，英国希望利用香港与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做生意”，中国则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利用香港分化英、美。1949年，港英政府颁布《1949年移民管制条例》，开始实行边境管制，限制中国内地人进入香港，并为香港居民发放身份证。这次立法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对抗刚刚成立的红色中国，但客观上也为生活在香港的华人建立起一种独立于中国内地人的身份。
　　
　　此后，中国内地的战争与灾荒，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令不少内地人避走香港。这些人大都对共产党政权怀有深刻的不满，加之冷战爆发后，香港成为前沿所在，社会上普遍出现“恐共、拒共”情绪。不少来港的内地难民只求在香港生活下去，他们可以忍受殖民地的外来统治，对政治也表现冷感。然而，从社会心理学上讲，20世纪四、五十年代来港的人还是会认为自己是内地人（广东人、上海人、福建人等），他们的根在中国内地，香港只是“暂居地”，不是“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本土意识萌发。伴随着二战后婴儿潮一代的成长，他们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出现新的认知——虽然仍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中国内地已成为陌生的“他者”，他们开始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投入更多的关注。港人这种意识的萌生与发展，既与港英政府有意无意的引导、强调有关（如为回应“六七暴动”改进施政手法，麦理浩时期雄心勃勃的“香港发展计划”），也与香港社会自身的发展有关（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港人对本地劳工、福利等问题的关注）。总之，六、七十年代是香港社会急速变化的时期，经济快速发展，富裕人群增加，生活环境改善，政府改进施政手法，主动介入香港民间社会，社会运动不断出现，港人的本土意识与文化开始形成，“中国”的形象最终在忽远忽近中成为“他者”。
　　
　　这一时期香港发生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社会事件，包括因反对天星小轮加价引发的九龙骚动（1966年），“反英抗暴”（1967年），民政署成立（1968年），六七十年代之交的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保钓运动（1971年），1972年的清洁香港运动、“十年房屋计划”，1973年的“香港节”活动，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香港证券交易所联会成立，1975年香港观察社成立，“居者有其屋”计划（1976年），金禧事件、艇户事件（1977年），1978年全港实施九年免费教育，1979年政府发表《进入八十年代的社会福利白皮书》，等等。其流行文化（以粤语为主的本土文化）也随着电视传媒业的发展开始兴起，并在八十年代蓬勃发展。可以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已经在政治上、文化上开始确立一种有别于中国内地的身份意识，虽然大部分香港人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这种“中国人”的内涵已与内地的中国人不同，类似“高等华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问题的谈判提上议程，并于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的前途已定。中英谈判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事，中方反对“三脚凳”，也就是香港不可能作为独立的一方参与谈判。围遶谈判的一波三折，以及在13年过渡期中中英双方的政治角力，香港社会出现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有的见诸于报端，有的深埋于民间，构成一种普通民众对回归的情绪性、感受性认知，为回归后香港与中国内地关系的发展埋下争议的伏笔。
　　
　　1997年的香港，因天时地利人和之因素，已由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发展为一个经济高度发达、开放的资本主义城市，傲然跻身于“亚洲四小龙”的行列。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结构、身份认同、本土文化等都开始发生变化。香港经历了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中的迷茫，在对中国内地进行“他者”区隔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如果说中国人是一种国族意义上的认同，那香港人则是伴随着在香港出生的一代人的成长形成的一种地方/本土认同。在150多年的殖民统治中，尤其是殖民统治后期，英国人着力塑造的是一种“香港人”的身份，而不是英国人或者中国人。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1997年下半年的“市民的身份认同感”民调，认为自己是纯粹香港人的占35. 9%，广义香港人的占59. 5%，广义中国人的占37. 8%。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http://a2012.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hkCitizen/halfyr/eid_half_chart.html，http://a2012.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hkbroad/halfyr/eid_half_chart.html，http://a2012.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chibroad/halfyr/eid_half_chart.html。浏览于2015年8月30日。对于1997年香港的回归，中国内地的主流叙事（包括官方与民间）是“百年耻辱一朝雪”。很多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内地的中国人大都认为，这是中国强大起来的一种象征，是民族感情的一次凝聚。在整个回归过渡期，尤其是1997年7月1日那一天，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很多内地人想当然地以为香港人也会同样抱有“普天同庆”的心情，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对于回归，香港不同阶层不同世代的人持有不同看法。面对1997这个年份，港人心态复杂，不一而具，从“九七大限”、“有钱有办法，没钱基本法”等流行语，以及九十年代的移民潮和诸多被视为有政治寓意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可以窥见这个城市“无助、无奈”的微妙情绪。
　　
　　根据1982年公布的三项民调，均显示维持现状的比例高企。香港革新会民调显示，超过80%的受访者希望英国能继续管治香港，只有4%的受访者希望将香港主权交给中国；“82年香港革新会民调：只有4%港人希望回归中国”，林鸿达，《辅仁媒体》，2014年1月10日。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1/10/59941，浏览于2015年8月30日。浸会书院访问了共雇佣超过10万人的545间机构，结果有85%机构希望维持现状，继续由英国统治三十至五十年，但主权则可回归中国；参见《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録》，钟士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页。香港观察社委托香港市场研究社，面对面访问了1000名15岁至60岁的香港居民，87%受访者接受由英国继续管治。参见《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録》，钟士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页。不过，在过渡期的后期，支持回归的比例大为增加，主要是商界人士和“民主回归”论的支持者。
　　
　　因此，有关香港的回归，除了中国大陆的主流叙事以外，还有香港叙事的一条辅线，且在这条辅线之中，也有多股不同的细流，它牵扯着欢庆与欣喜，也承载着无奈与仿徨，但区区650多万人的喜怒哀乐，如果不仔细倾听，在13亿人的欢腾声中必然细不可闻。
　　
　　二、现实碰撞：一国两制，嫁接新生
　　
　　“一国两制”的构想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酝酿，首先针对的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1979年3月，麦理浩访京时，邓小平主动提到香港问题，称“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李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1页。。1981年9月，针对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叶九条”“叶九条”指的是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的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发表，后演化为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阐明瞭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同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和62条为特别行政区的设立、“一国两制”方针的落实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第62条第13款规定，由全国人大“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此后，中英两国政府围遶香港问题的解决展开谈判，历时两年，于1984年12月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199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1997年7月l日起实施。
　　
　　从中央对港政策的形成、以及香港回归的过程可以看出，“一国两制”是在一国之内接纳一个与己不同的地方，这个地方（香港）是“外来的”，不是从一国之内派生出来的。香港与深圳、前海、横琴等区域不同，后者本来就是中央治下的地方，只是因应时代的变化，成为经济金融领域“先行先试”的特区。而香港，是与内地存在较大差异的一个地方“嫁接( grafting)”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嫁接是把要繁殖的植物的枝或芽接到另一种植物体上，使它们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独立生长的植株。到了中国。因此，香港回归，从政治学角度看意味着主权与治权的统一，从社会学角度看意味着两种政治理念、社会价值、生活方式等的碰撞、融合，从具体的园艺工作角度看，嫁接可以扩大根系的吸收范围和能力，增强植株的抗病能力，有利于提高产量，把香港嫁接到以内地为主干的中国大树上，不仅有利于香港的成长，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这恰恰是中国决定收回香港时所期待的，也反映中央的良苦用心——希望在“一国两制”方针下，香港这枝紫荆长得更为茁壮，花也更为繁茂。
　　
　　香港在与中国主权分离的150多年时间里，有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与轨迹，与中国内地的城市差别较大。1997年“嫁接”回归，能否存活下去难免受到质疑，美国《财富》杂志曾在1995年预言“香港之死”(The Dead of Hong Kong)。如果依据嫁接之说，可以从亲和力、嫁接技术与过程、嫁接后的管理三方面来考察香港的“成活率”。从目前情况看，后期管理工作任重道远。
　　
　　所谓亲和力，指接穗与砧木在内部组织结构、生理和遗传上彼此相同或相近，从而能够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的能力。亲和力高，嫁接的成活率高；亲和力低，嫁接的成活率低。香港与内地山水相连，同宗同祖，具有较强的亲缘关系。两地同为华人社会，无论是从历史渊源、发展历程，还是从人们的社会活动等方面来看，都有较强的联系。然而，香港毕竟被英国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留下很多英国的痕迹，如它通过一套高明的统治策略，表面上接受中国的传统和既有文化，但并不认为这是种先进的、值得倡导的文化，而是将被统治者的人生方向引向“黄皮白心”的“小英国人”，让人觉得后者才是值得提倡、欣赏的，是华人精英的最佳奋斗方向。此外，长期与内地的隔絶令港人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人生信念都与内地人有所不同，即便是与广东、广西同样的语言——粤语，也形成港式粤语中英文混杂的特色。百多年来的文化冲突与调和的结果，形成了香港一种既中且西，又可说是不中不西、以至忽中忽西的文化和生活模式。“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殖民地教育经验”，叶建源，《本土论述2009——香港的市民抗争与殖民地秩序》，漫游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9年，第72页。所以，回归前后，两地的差异不容忽视，虽然有部分香港人自认为是中国人，但他们口中的“中国人”的内涵与内地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存在差异。如果不能正视这种差异，可能会对港人的一些思维方式、行事风格不理解。如以前我们把一些惠港政策称为中央给香港“送大礼”，这种本来是双赢的事情，却因为宣传上的一些失误，令香港部分人认为中央或内地存在“恩主”心态，产生逆反心理。
　　
　　嫁接之所以成活，需要接穗与砧木之间血脉相通，砧木的营养能持续不断地输送给接穗，接穗也必须从砧木中汲取营养，加上自身的光合作用，才能健康成长。这个过程不是谁对谁的恩惠，也不是谁给予谁多的问题，因为从接穗被接上砧木的那一刻起，它们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央和香港都希望“一国两制”成功，繁荣稳定是中央的期望，也是香港的愿望。
　　
　　在植物实施嫁接过程中，技术最为关键。中国通过《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直通车”或临时立法会等一系列的法律、政治安排，确保了整个回归历程的平稳、顺畅。不过，过渡期内发生的一些情况，也对回归后香港的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港人参政、议政的热情因回归谈判被激发了出来，在回归前已不复“政治冷感”；谈判期间发生“六四事件”，对香港社会的政治生态、民情舆论影响深远；等等。
　　
　　嫁接后的管理是让接穗与砧木真正结合在一起，长成一个完整的植株。从目前香港的情况来看，作为接穗的香港与作为砧木的中国内地之间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的状况后期管理仍有不小改进空间。以回归后两地关系大致经历的三个阶段来论之。
　　
　　第一阶段是1997年至2003年（井水不犯河水）。在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前，中央与香港基本上处于“相安无事”状态。双方本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尤其是中央一方）在处理涉及两地关系的问题时都比较克制。这样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归过渡期的惯性延续。在回归谈判过程中，邓小平曾论述过两地之间的关系，但主要是从香港自己发展自己的，内地不会干扰香港，也不会给香港添麻烦等角度来谈，如“中国的根基在大陆，不在台湾，不在香港。四化建设，香港出了点力，以后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但我们不希望小。中国的建设……主要靠自力更生，靠大陆的基础，……所以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不要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向你们伸手，不会的。”《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58页。然而，香港并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它受到各种各样的外部影响。“井水”与“河水”总有打交道的一天。
　　
　　第二阶段是2004年至2010年（两地摩擦初现）。2003年的大游行以及作为香港宪制责任的基本法23条立法的挫败令中央吃惊。中央对港政策转为强调“有所作为”。2003年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推出，这是两地关系中里程碑式的事件，为拉动香港经济增长、改善就业、增进两地民众间的交流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奶制品爆发三聚氰胺事件等均引发港人空前关注，无论是迅速向汶川人民捐款，还是就三聚氰胺事件促有关部门尽快解决，都显示了港人对国家、对内地事务的关心。2008年上半年的民调显示，港人的中国人认同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认为是纯粹香港人的占18.1%，广义香港人的占47. 3%，广义中国人的占51. 9%。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hkCitizen/halfyr/eid_half_chart.html，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hkbroad/halfyr/eid_half_chart.html，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chibroad/halfyr/eid_half_chart.html，浏览于2015年8月30日。然而，内地的一些负面事件经港媒炒作后，持续发酵，也损害中国内地在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港人心目中的形象。
　　
　　与此同时，香港内部也发生变化。围遶市区重建，不少港人开始关注“集体记忆”、“本土议题”等。在这些新的价值转向中，“80后”冒起，一系列由年轻人主导、参与的“新社会运动”引发社会讨论。这些运动起自2006、2007年间的保卫天星、皇后码头，2009年、2010年之交的反高铁拨款活动则把香港的“80后”“第一次连结起来”，被称为“时代冲突的一面镜子”。“80后”为反对高铁拨款，先后组织多场抗议活动，在2010年1月16日财委会最终通过拨款后，约有数百人兵分多路“占领”中环多条要道，一度使中环路面交通瘫痪。现在回看，这就像2014年“占领中环”行动的一次小型演练。
　　
　　2010年初，反对派发起“五区总辞，变相公投”活动，虽然惨淡收场，但围遶政制发展问题的争拗并没有停止。2010年6月，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民调显示，认为中央政府有落实一国两制的受访市民跌至35%左右，创10年新低。市民不满意的除了政制发展问题的争议，最主要的是民生施政。
　　
　　第三个阶段从2011年至今（两地矛盾突出）。“自由行”带来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香港内部出现“本土”思潮乃至“港独”声音，两地矛盾逐渐突出。
　　
　　港人对特区政府的施政不满意，具体的矛头指向则是内地人：楼价高企是由于内地人来香港买楼、炒楼，公立医院产科床位紧张是由于内地产妇来港产子（“双非”孕妇），“奶粉荒”是由于内地人大量采购奶粉，学位紧张是由于跨境儿童来港抢占教育资源，内地“水货客”影响当地人生活……上述情况确实存在一定关联，但并不是絶对的因果关系，比如楼价高企与特区政府停建居屋有关，“奶粉荒”是奶粉供应链存在问题，学位紧张与特区政府的“杀校”有关，等等。但香港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集中攻击这些问题，一则打击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威信，二则恶化两地关系，增加香港的离心倾向。此后，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斗转直下。
　　
　　2011年3月，网络上出现“香港本土力量”群组，反对向内地新移民派发福利；4月，一首名为“蝗虫天下”网络歌曲更为激烈地将内地人形容为“餐厅酒店商铺内乱叫喧哗”“爱侵占地盘”“蝗虫大肚”来港产子“抢获身份证”，歌曲在YouTube、Facebook等广泛流传；12月，鼓吹香港自治的《香港城邦论》出版；12月26日，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向总理温家宝述职时，当面提出内地孕妇来港分娩所衍生的问题；2012年初，先后发生D&G拍照事件2012年1月，有港人发现D&G门口让内地游客拍照而不让本地人拍照，这让港人感到在自己的地盘上“受歧视”，于是，有人号召大家都去D&G门口拍照。，内地人港铁进食事件，有内地人和香港人互骂“狗”与“蝗虫”事件；7月底，有香港网民成立“我哋系香港人，唔系中国人”Facebook群组；8月31日，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暂停开放原本在翌日实施的非深圳户籍居民“一签多行”措施；9月中旬，数十名香港网民发起多次“光复上水”行动，有示威者高举港英时期的“龙狮旗”，甚至举起“中国人滚回中国”的标语。立法会议员公民党的毛孟静和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也打出“本土”的旗号，主张两地区隔，反对普通话、简体字等。2012年，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民调出现耐人寻味的结果，上半年，港人自认为是香港人的比率高达45.5%，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hkCitizen/halfyr/eid_half_chart.html，浏览于2015年9月20日。下半年，虽然自称是“香港人”的比率大幅下跌为27.3%，但对“香港人”身份的认同感升至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的新高，由6月的8. 11分升至8. 43分。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港大民研发放最新香港市民身份认同调查结果”，2012年12月27日，http://a2012.hkupop.hku.hk/chinese/release/release987.html。浏览于2015年8月30日。
　　
　　2013年3月，香港开始实施“限奶令”；6月，支联会被迫低调处理“六四”烛光晚会口号“爱国爱民，香港精神”中的“爱国”一词；2014年，一些激进年轻人在内地人经常光顾的购物区进行“驱蝗、灭蝗”游行；“占中”清场后，香港出现“鸠呜（普通话购物的谐音）潮”，参与人员以“快闪”的方式在占领区内逗留；2015年初，“鸠呜”演化为“光复行动”（“光复屯门”、“捍卫沙田”、“光复元朗”等）；现在，“鸠呜”活动还时有发生，需要警方介入，“闹爆”内地人的同时，祸及当地人。
　　
　　两地矛盾的持续发展，不仅影响了两地民众间的感情，而且令香港本土思潮进一步抬头。围遶如何看待中国（内地）的问题，本土派衍生出多个派别，政治意味日益突出，如以陈云的本土城邦论为基调的城邦派，承认“一国两制”但主张两地区隔的自治派，主张“香港建国”的港独派等等。激进的“港独”虽然是极个别的声音，但它是一种对“禁忌”的突破，影响恶劣，2014年2月，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曾以“香港民族，命运自决”为题发表系列文章，对“香港民族”进行理论探讨。
　　
　　两地关系发展至今，不是断点式的，而是连续的。它既与港人的历史记忆相关，也与香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关，更与回归以来两地的互动影响相关。“一国两制”实践18年，两地关系中出现的摩擦和矛盾有些可以通过中央或特区政府的政策调整解决，有些则需要从根本的思想理念上进行改变。
　　
　　三、相处之道：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
　　
　　以嫁接来喻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是种形象的说法，双方真正结合为血脉相连、人心相通的命运共同体尚需时日。
　　
　　首先要破除成见，增进瞭解。成见是头脑中固定的看法，其形成固然与价值观、世界观有关，但资讯不全面也是原因之一。如内地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香港的印象是“东方之珠”、TVB电视剧和“四大天王”的流行歌曲，却不知贫苦人群的笼屋与隔板间、达明一派和一众艺人的“民主歌声献中华”；1997年香港回归，内地人以为香港人也会欢腾雀跃，高唱《我的中国心》，却不知在回归前后出现的不少影视作品中都包含复杂的政治意涵如导演陈果的“回归三部曲”，1997年的《香港制造》，1998年的《去年烟花特别多》，1999年的《细路祥》等。；内地人看到香港人一副东方人的面孔，想当然的以为他们和内地人拥有一样的思维模式、文化价值、处事方式等，却不知港人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早己在不断“去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内地人认为去香港旅行购物是提振香港经济，是给香港人送钱，却没有设身处地想到零售业的利润大都进了商家的腰包，普通市民还得承受超时工作、奢侈品店挤走日用杂货铺的压力。同理，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成见也根深蒂固，贫穷落后时是北姑、表叔和阿灿，经济发展了是来香港生孩子、买奶粉、上学校，抢占港人的教育、医疗资源的“蝗虫”。在互联网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如果内地人或香港人都有选择地接受来自对方的资讯，而不是“兼听（看）则明”，那两地民众恐难以做到真正的瞭解。
　　
　　其次，强化命运共同体之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香港实施“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利用”成为此后两地关系发展的主线。1978年，中国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主要的招商引资来源地就是香港，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区，“三来一补”、“前店后厂”的模式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也使香港经济走上快车道，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及至1997年香港回归，这一“利益共同体”的定位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中国（内地）眼中，香港的经济价值仍远远大于其政治文化价值。过分重视经济利益，实际上把双方关系异质化为“利益交换”关系，会产生“我待你好，你得知恩图报”或“我待你好，你就得听我的”之类的想法。在回归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内地）面对的仍然是一个“想象中的香港”（香港应该的模样），而不是一个“实际中的香港”（香港本来的模样）。这一方面导致了一些政策的偏差，另一方面在开放“自由行”之后，两地民众也开始在实际的接触中以“摩擦乃至冲突”的方式修正彼此的印象。
　　
　　香港与中国（内地）命运共同体的建立，首先是想象中的、叙事上的，对香港而言，人心回归首先是叙事上的回归，只有逐渐建立与中国内地一样的叙事体系，双方处在同一话语平台上，才能开始有共同的记忆。其次是远景规划上的，不仅经济上逐步纳入整个中国的长远发展规划，如“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文化上的亲近、接纳，逐渐完成港人的中国国民身份认同。再次是亲身参与的过程，想象中的命运共同体只有通过成员的亲身实践，才能产生“唇齿相依”之感。如当前香港年轻人中出现的分离倾向、“港独”思潮等在一定程度上与年轻人的发展问题相关，解决之不能单靠让香港年轻人在内地某个城市找到一份工作，而是应当让真正有心的人产生投身到国家建设中来的自豪感。香港的年轻人毕业后不应只成为律师、医师、会计师等专业技术人员，还应该有成为宇航员、职业军人、内地警察、乃至内地公务员等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讲，港人除享有香港居民的权利和义务外，也要逐渐享有身为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只有给予港人真正的“国民待遇”，才能凝聚其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力量的一部分。香港回归后，所谓的“去殖化”与其说是消除英国的影响，毋宁说是重建中国的意识形象。
　　
　　最后，“一国两制”之下，处理两地关系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和处理两制关系。两制关系实质上是两地关系。导致两地关系龃龉不断的主要原因是两种制度背后的政治文化理念差异和两个社会迥异的历史心理记忆。中国以一种“以我为主”的态度推行“一国两制”方针，在中国内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年12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回归后，香港这一制与内地一制的关系仍是小范围与主体的关系，小范围的资本主义“五十年不变”，在五十年之内两种制度怎样互相借鉴、相得益彰？五十年（2047年）之后，中国“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3页。现在谁也无法给出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如何令香港成功嫁接于中国之树，如何令香港与内地凝聚成血脉相连、人心相通的命运共同体，是关乎香港命运与中国未来的一大课题。
　　
　　《中国评论》2015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