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历来是外部力量汇集的地方,同归后亦不例外。美、英、欧盟等通过多种方式“密切关注”香港政治、经济、人权自由等状况。这种持续的“关注”在香港政局平缓时是一种“例行公事”,如美英均以自己的方式发布香港政策报告,而一旦香港出现重大政治动向或较大争议性事件,就会升格为利用香港向中国施压。近年,香港政治形势急剧变化。本土、自决乃至港独之声不断出现,引起中央政府关注的同时,美、英等国也积极与这些人士接触,多方评估事态。因应香港目前形势及美英等国内政外交变化,未来美英等外部力量对香港事务的关注点也出现微妙变化。
香港政治形势出现新变化。“占中”后,多个新政团出现,包括本土民主前线、青年新政、香港众志、香港民族党等,他们在“本土优先”的基础上,有的认为香港基于“历史、文化、语言等因素,已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即香港民族,有的主张发动“公投自决”,称“香港2047后的命运由香港人民决定”,更有甚者,直接喊出“香港独立”的口号。这些新成立政党不同于以前的传统泛民政党,他们也自谓“没有泛民那种爱国情结”,“香港政治要强调主体意识、独一无二的身份认同”。这些政党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力却不断增加,并拥有一定数量的稳定支持者。在2015年11月区议会选举、2016年2月立法会补选和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这些新兴政党积极参选,并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绩,尤其是9月立法会选举,主张本土自决的人士共获得40余万票,6人当选,一举改变立法会力量格局。以往建制—泛民两大阵营对垒的情况变为建制-泛民-本土“三分天下”,显示香港政治生态出现重大转向。从目前情况看,新当选的本土、自决派议员与泛民的“共鸣”远较建制派多。此次围绕梁颂恒、游蕙祯宣誓事件,泛民议员变相支持,建制派议员则主动采取离场手段迫使流会,令两人的宣誓无法完成。立法会内的对立与争斗是社会政治变化的缩影,各方力量的博弈更趋复杂、激烈。
香港内部发生较大变化的同时,美英等国内政也出现变化。在美国,总统大选如火如荼,特朗普的异军突起反映社会的深层不满,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政治将出现重大改变。而如果希拉里当选,其内政外交将大致沿着奥巴马时期的政策前进,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在英国,6月份的公投令民众“戏剧性”地选择了“脱欧”,卡梅伦辞职,特雷莎·梅成为新内阁首相。10月2日,特雷莎·梅在保守党党代会上明确表示,英国不会晚于明年3月底启动脱欧程序。脱欧后,英国将成为一个完全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不管有些人是否愿意,英国已经在公投中选择离开欧盟,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真正)离开欧盟。我们将成为一个完全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不再属于任何一个超越我们议会、我们的司法之上的政治联盟。这也意味着我们将对很多事情都拥有白己的决定权。”与卡梅伦时期英国重视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关系相比,特雷莎·梅政府并没有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特别的热情,欣克利角核电站的一度暂停以及财政部商务大臣奥尼尔(Jim O′Neill)9月的辞职,均显示英国在外交上出现某种意义上的“收缩”。至于德国,默克尔仍未从难民危机中走出来,面对右翼民粹的选择党的凌厉上升势头,明年的总统大选鹿死谁手尚难预测。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美英等国内政变化的同时,派驻香港的总领事也出现调整。8月27日,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Kurt Tong)赴港履新。唐伟康在获委任前是美国国务院经济及商业事务局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是国务院处理经济事务最高级职业外交官。他熟悉经济事务,熟悉亚洲,在其外交生涯中,曾被派往中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9月下旬,英国新一任驻港总领事贺恩德(Andrew Heyn)扺港,他出身工贸部门,曾主管外交部辖下的经贸部门,2009年至2013年任驻缅甸大使,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开放以及昂山素季的重获自由”。
因应上述内外形势的变化,未来一段时间,美英等国对香港事务的关注点也会出现微调。一是将更为重视与香港经贸关系的发展。无论是英国外交大臣致力于开放商业、维护和平与安全以及做国际规则有力支持者的“全球英国”计划,还是美国驻港总领事所持的香港虽然不是TPP成员,但也会从中受益的观点,都显示英、美重视与香港的经济联系。
二是将更为强调司法独立。随着香港司法复核案件的增多,美国对香港司法领域事务的关注也在增加。上半年发生的“李波事件”令美英着力强调香港司法独立的重要性,视之为“一国两制”之最核心因素,认为任何香港以外的任何机构,未经香港同意,都没有在香港境内执法的权力。10月12日,英国公布最新一期香港半年报告中,外交大臣约翰逊再次强调“在所有案例中,都普遍运用正当程序,尊重(内地与香港)两套司法系统的不同”;“‘李波事件’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促请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严守‘一国两制’,避免再发生任何同类事件”。9月22日,美国总领事唐伟康在美国商会发表题为《建基于成功之上的美港关系》的演讲,可视为当前美国政府对港政策的官方表述。在演讲中,唐伟康论述了美港关系在方方面面的发展,认为香港的成功亦得益于美国的支持,并强调了香港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性在文化上体现为中西结合,在政治上体现为拥有“一国两制”的保护。唐伟康称,“‘一国两制’不仅是独一无二和特殊的现实,而且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和港人——就这点而言,也包括美国——致力于维系的一个构想”,“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护”;“美国在《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中明确表明支持香港高度自治,而现在,‘一国两制’面临许多威胁……”。10月6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同样指责中国在“李波事件”中“严重侵犯‘一国两制’”。其主席史密斯(Chris Smith)和卢比奥(Marco Rubio)在写给奥巴马总统的信中,建议政府依据《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的第301条款继续每年发布香港报告,“如果香港的自治和自由被进一步侵蚀,是否还值得依据《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给予香港(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差别待遇,这需要府会联合决定。”
三是高度关注“本土派”的冒起,且在立法会选举中取得议席。实际上,早在这些本土派政党成立后参与区议会及立法会补选之时,美英领事馆人员就积极与他们接触,关注其诉求以及中央政府对此的取态。“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香港民族党”的陈浩天以及传统泛民的接班人如民主党林卓廷等都是美、英、欧等的观察与访谈对象,有鉴以往的做法,不排除他们会在与“本土派”的接触过中指点一二,然而,就目前态势而言,英美两国政府均不会为激进本土势力乃至“港独”“背书”。唐伟康在美国商会的讲话中明言“毫无疑问,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英国的香港半年报告也认为“尽管面临一些挑战,英国仍相信‘一国两制’在过去近20年中为香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框架,未来亦如是”;英前任驻港总领事吴若兰离港前也明确表示,对英国而言,‘港独’或‘归英’都是不切实际的。
随着近年香港形势的变化,香港问题也逐渐成为中美、中英双边关系中的一个议题,尽管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从美英两国政府层面来看,由于要处理的对华关系议题实在是太多,且香港毕竟已经回归,是中国的内政,所以希望香港问题在双边关系中“可控”;然而,从议会角度来讲,无论是基于国内党派(政治)斗争的需要,还是源于对华不友好势力的“兴风作浪”,都将继续利用“香港问题”来施加压力。
2016年10月
书目分类 出版社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