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港澳研究所李环博士日前接受了中评社专访，对“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香港如何真正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央治港思路变化、“爱国者治港”可能面临的挑战等议题进行了剖析。
　　
　　李环表示，“一国两制”在港实践逾廿年，有两个根本性问题始终解决得不好。经济方面，港府践行“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未能妥善处理土地房屋、贫富差距等深层次矛盾；政治方面，中央与泛民之间未能建立互信，在香港的民主发展问题上有极大分歧，泛民裹挟民意向中央施压，且手段愈发激进。
　　
　　李环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两大背景交织之下，香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部分，需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维护国家安全，而不是成为国家安全的缺口；第二，确保“爱国者治港”，承担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义务；第三，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挥香港长处，服务国家所需。
　　
　　谈及“爱国者治港”，李环认为，为选拔和培养有才干的爱国者设立机制化的程序，是日后推进落实“爱国者治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泛民要在新形势下获得发展空间，须调整路线，回归创党“初心”，重返“一国两制”正轨，尊重国家的根本制度，尊重特区政府的宪制秩序，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履行在立法会的职责，监督特区政府施政，服务香港市民，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以下是访谈全文：
　　
　　一、“一国两制”需要中央和特区共同维护
　　
　　中评社：“一国两制”进入历史中期，您认为过去二十多年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中，暴露出了什么的问题？
　　
　　李环：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按五十年来算，明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过半，也就是你所说的进入历史中期吧。就过去的24年来看，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虽然经历风雨，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香港社会整体保持了繁荣稳定，各方面不断取得进步。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社会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如住房问题、贫富差距、青年问题等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久而久之，形成民怨，特别是青年问题最为典型，他们面临着就业难、“上楼”难、（向）上流（动）难等问题。近年香港出现的社会抗争活动，也多以年轻人为主。从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科”到2014年的非法“占领中环”，再到2019年的“修例风波”，都能看到不少年轻人的身影。年轻人充满热情、理想，当社会对他们关心不够的时候，他们会用比较直接的方式表达不满，有些人还容易被煽动，做出激进或违法行为。在每一次较大型的抗争行动后，社会都有反思，在“修例风波”之后，香港也有反思，主要聚焦教育、传媒、司法等领域，但如果我们继续深究，就会发现香港长期以来，有两个问题一直解决得不好，成为“一国两制”实践的掣肘。
　　
　　第一个是经济方面的问题。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的腾飞得益于自由贸易，所以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十分强调自由市场的力量，反对政府任何形式的干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大市场小政府”。然而，过度信奉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也导致香港不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缺乏长远谋划，在解决土地房屋、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时比较困难。加之回归以来，特区政府实际上比较弱势，行政主导难以实现。这些都使得香港经济虽然一直在增长，即使遭遇了199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中央的强劲支持下，也能较快恢复，但是普通民众分享的经济增长红利相对有限，市民产生相对被剥夺感，心生怨气。 
　　
　　第二个是政治方面的问题。香港回归24年来，中央政府和泛民主派之间的信任一直没能建立，或者说信任基础一直比较脆弱。这集中体现在香港的民主发展问题上，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希望按照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来发展民主，这些年实际上已经制定了普选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但泛民从他们的角度看，认为中央政府在故意拖延，应尽快实现普选。因此，香港有关普选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每隔四五年就会出现一次。而且泛民在立法会选举的地区直选中长期占有约六成的选票，也让反对派议员号称代表民意不断向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近年来，立法会内充斥着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恶意“拉布”等行为越来越多，有反对派议员为反对而反对，很多民生议题无法进行讨论，遑论解决。第六届立法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从选举到宣誓，再到议事大厅里的肢体冲撞等，都予人香港民主在走向劣质化之感。
　　
　　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至今，取得的成功不容否认，但上述两个根本性问题一直没能有效解决，成为“一国两制”实践中难以绕开的问题与挫折。
　　
　　中评社：中央政府和泛民及其背后的民意，他们之间的互信应该怎样建立？良性互动应该如何开启？
　　
　　李环：实际上，中央政府和泛民之间一直是有沟通的，中央政府沟通的大门也一直是敞开的。以前泛民议员会赴内地参观、考察；2010年政改的时候，民主党更是走进中联办，进行直接沟通。中央政府一直对泛民采取比较包容的态度，认为既然他们被选民选入立法会，就是建制体制的一部分。后来，立法会一些泛民议员出现“为反对而反对”的情况，中央和泛民之间的信任基础愈发脆弱，现在看来，短期内要恢复信任相当困难。
　　
　　信任的基础是尊重。中央尊重泛民的存在，希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致力于香港的繁荣稳定，泛民也要尊重中央政府，尊重国家的宪制体制和特区的宪制秩序，在此基础上，实现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现在是泛民需要真正反思、放下心结的时候了，要在“一国两制”的平台上来扮演自己的角色，真正为香港的未来，为市民的福祉与中央政府一起努力，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而不只是一味的批评与指责。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是在理想与原则的引导下，寻求最可能和最可及的良好结果，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我刚才所言，中央政府沟通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相信絶大多数的泛民主派人士都是爱国爱港的，希望彼此的互动能从单个人变成整个党，从台面下走到台面上，从零散的、有事才沟通变成经常性的、机制性的互动。香港社会也要对这种沟通抱乐观其成的态度，毕竟，社会的发展需要所有持份者理性、客观表达意见，这是真正对香港市民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对香港未来和“一国两制”未来负责任的态度。
　　
　　中评社：作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从回归之日起，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但从香港的各种乱象来看，好像香港并没有真正地、完全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您认为，下一步应该如何真正将香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当中？
　　
　　李环：为更好地实践“一国两制”，确保其不变形、不走样，中央政府近年也在不断完善与宪法和基本法实施有关的制度、机制，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从香港国安立法到选举制度改革，其实都是在完善制度，在拨乱反正，让受到破坏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生活回到正轨，让“一国两制”实践回到正轨，最终实现政治上的有序发展、经济上的持续增长、民生上的不断改善。对中央来说，港澳从回归之日起，就重新被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中，建设好香港、澳门就是对“一国两制”最好的坚持和完善。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视察香港时指出的，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
　　
　　但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不是单方面的。中央需要努力，香港也需要努力，尤其是当前香港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这两大背景之下，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国家治理面临更多挑战，香港治理也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
　　
　　第一，维护国家安全。香港需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尊重国家的根本制度，遵循香港的宪制秩序，不能成为国家安全的缺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两制”之间的良好互动，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
　　
　　第二，确保“爱国者治港”。近年来，外部形势复杂多变，香港的作用比较独特，地位亦比较敏感。一方面，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承担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责任；另一方面，香港也是世界的金融、经贸平台，是主要大国角力的场所。只有确保“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得到落实，才能保证“一国两制”继续实行。
　　
　　第三，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是中国对外联通的重要窗口，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桥梁。虽然香港近年受到社会事件和中美博弈的冲击，但它独特的优势并没有改变，依然是国际金融中心。香港需要继续发挥它的长处，不断成长的同时，服务国家所需。
　　
　　中评社：当香港完全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香港完成了“二次回归”？
　　
　　李环：香港有150多年被殖民的历史，回归后，一些人仍然有“恐共”“惧共”“疑共”心理。中央政府是知道的，也一直用包容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情况。在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过程中，尊重香港的现实情况，强调以爱国者为主体。现在讲爱国者治港，也不是要搞“清一色”，只要不做危害国家安全的事，都可以参与到香港的管治团队中。
　　
　　为什么有人觉得香港需要“二次回归”？其实是回归后香港在管治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要反思的，即在管治上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我们要有大国的胸怀，所谓“国之大者”，不单是指经济上的，还有政治上的、精神上的。“一国两制”是中国人为世界解决此类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精神性公共产品。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另一方面也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下一步，为了更好地治理香港，在我们对“一国两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暂告一段落后，就要把目光聚焦到经济发展龢民生改善上，为香港市民生活素质的提高及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做更多的努力。
　　
　　二、内外形势变化促使中央治港思路转变
　　
　　中评社：中央已经两次运用“人大决定”＋“立法/修法”的方式来处理香港问题，是不是意味着中央治港的思路和手段有了新的变化？
　　
　　李环：中央的考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形势，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国际形势比以往更为复杂。最明显的就是中美关系的变化。中美经历了较长的一段相对友好时期，即使有分歧也是可控的。但是自2018年以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前任的对华策略，但表现得更有耐心、更有章法，更重视盟友的作用。因此从整个国际形势出发，中央对维护国家安全非常重视，香港由于其特殊和敏感的地位，更不能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缺口。
　　
　　二是香港自身的情况，我们都知道香港回归逾23年，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一直未能完成立法，2019年又发生了“修例风波”。面对内外形势，中央在2020年不得已从国家层面堵塞漏洞，进行国安立法，以避免后续产生更多的风险。完善选举制度也是一样。香港的政改进程充满争拗，社会每隔四五年就围遶此问题有一次大的争议，甚至有主张“港独”的人被选进立法会，上演宣誓闹剧。在这种情况下，选举制度很有必要进行完善，防止极端势力及“港独”分子进入管治团队。
　　
　　中评社：您曾经提到，涉港国安立法是中央对香港近年一系列政治、社会事件的法律回应。其实今年的选举制度改革，中央也是用了修改基本法附件的法律手段对香港的社会现实做了回应。您认为类似的“法律回应”会不会越来越多？
　　
　　李环：这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到，要坚持和不断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就涉及外交、国防、国家安全等不属于特区政府高度自治范围内的问题，从国家层面来制定或修改法律和制度，例如制定香港国安法等，合法合理。另外，香港自身也需要围遶内部和外部的现实情况，对本地的法律做一些调试和完善，例如明确公务员宣誓制度等。
　　
　　我认为今后这类“法律回应”肯定还会有，因为这是根据现实情况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过程。 
　　
　　中评社：在“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与推进中，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挑战和问题？
　　
　　李环：从香港回归之初到现在，中央一直在强调“爱国者治港”。但是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现在的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因此中央对爱国者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就目前来看，怎样算是真正的爱国者？怎样选拔出有才干的爱国者来治理香港？这需要一个完善的程序来界定和遴选。另外，对于后续爱国者人才的培养，也需要一个比较成熟的机制。
　　
　　治理香港的爱国者，需要有三方面的素质：第一是管治能力；第二是国家意识，能够把香港利益和国家利益较好结合；第三是国际视野。如果能把前面提到的（爱国者的）遴选、认定、培养三个问题解决好，那在今后落实“爱国者治港”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能更容易解决。
　　
　　三、“一国两制”下泛民的生存空间
　　
　　中评社：中央近年频频出手，进行了涉港国安立法、重申了“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完善了香港选举制度，泛民主派应该如何因应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路线？
　　
　　李环：香港泛民主派的发展，如果从政党的角度看，大致经历了四波，第一波是回归前成立的，如民主党、民协等；第二波是2005年政改之后出现了公民党、社民连等；第三波是2010年政改前后成立的新民主同盟、人民力量等；第四波就是2014年非法“占中”之后，香港出现一些打着本土旗号的激进政党，他们后来有的实体化了，有的以网络群组形式运作。
　　
　　从泛民主派政党的简单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激进和抗争是伴随着香港政治争拗而产生的，这些激进力量不断挤压原本属于温和泛民的空间，导致传统泛民被这股力量裹挟着，必须做出选择：要么跟着激进势力走抗争路线，要么接受议席越来越少的现实。2016年立法会选举后，激进本土、温和泛民和建制派可以说是一度“三分天下”，这促使大部分的传统泛民为抢夺票源，走上激进道路。另外，温和泛民内部也经历了代际更替，年轻一代跟过去相比也更为激进。
　　
　　在选举制度完善之后，泛民面临着路线调整的问题，而这种调整恰恰是回到他们的“初心”，回到“一国两制”的轨道上，在“一国”之下寻找香港本地政党的存在空间。香港回归初期，泛民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承认“一国”、尊重“一国”，在这个前提下对本地事务实行高度自治，以及寻求香港民主的进一步发展。
　　
　　从早年间的温和，到越来越激进，再到现在被迫重回理性，实际上泛民走了一圈弯路。个中原因除了刚才提到的被激进力量裹挟、抢夺票源之外，还有一个信任的问题。泛民与中央之间的信任基础脆弱，一有风吹草动，例如或大或小的社会事件出现，这种信任马上就会出现裂痕，甚至破裂。另外，目前的国际形势确实非常复杂，中国承受的外围压力比过去大很多，外部势力通过介入香港传统政党或是新兴激进政党图谋分裂中国、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对此，中央政府有强烈的担心和警惕。
　　
　　因此，现在的泛民要调整路线，继续在香港参政议政，需要尊重“一国”，尊重国家的根本制度，尊重特区政府的宪制秩序，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这个基础上，履行在立法会的职责，监督特区政府施政，在合法范围内采取各种方式表达意见、提出建议，最终的目的是服务香港的市民、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中评社：有学者认为，泛民的路已经走歪了，幷且凭藉歪路吸引到大批支持者，走回正路则会失去支持，所以泛民的路线调整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李环：这些年因为社会氛围，以及一些右翼媒体的推波助澜，一些选民确实表现出了非理性的一面。但整体而言，香港的选民还是比较理性的，他们会看政党的所作所为，对政治人物有自己的观察。最明显的例子是2010年的“五区公投”，由于建制派集体拒絶参与，公民党和社民连的候选人虽然重新进入了立法会，但投票率只有17%，非常低，而且泛民在来年的区议会选举中得票大跌，说明选民不认可浪费公帑、为反对而反对的“作秀”行为。所以如果泛民能够回归当年的“初心”，在“一国两制”之下继续服务香港市民，致力于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选民依然会支持他们。况且民意是可以引导的，是会变化的，选民一时激进不等于永远激进。
　　
　　四、发展港式民主须坚持“一国两制”
　　
　　中评社：您提到国际形势非常复杂，因应内外形势的变化，国家提倡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作为中美博弈的前沿以及中国“外循环”的枢纽，您认为香港目前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如国际金融中心等，是否会有所变化？
　　
　　李环：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美国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一些官员进行了制裁，也取消了给予香港的不同于中国内地的特殊待遇，所以香港肯定会受到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也不必逥避。但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我们讲“百年金融”，说的就是这个过程的漫长。
　　
　　美国商会在5月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有42%的会员有意向撤离香港，其中近一半计划在3-5年内离开，主要考虑因素是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同时，58%的会员打算继续留在香港，絶大部分理由是香港的生活质素和营商环境较好，还有48%的会员认为香港接近中国市场。这也给了我们启示，想要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从生活质素、营商环境，包括法治、税率、社会秩序等入手，留住及吸引更多的国际企业。此外，中国要练好“内功”，让香港保持“有钱大家赚”的品牌形象。如果能做好这些，相信香港的地位在短期内不会动摇。
　　
　　中评社：香港如何才能发展出一套，与西方选举制度和内地选举制度都不同的“港式”优质民主制度？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和特点？
　　
　　李环：在“一国两制”之下，只要香港的民主发展能够符合实际情况，那一定是有自身特点的。民主制度包含了一整套系统，选举只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絶不是全部。
　　
　　“一国两制”的初心是实现国家统一，在香港未来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抛弃这颗“初心”。如果出现分裂国家的危险，那就是违背了“一国两制”的初心，香港近年制定国安法、强调爱国者治港、进行选举制度改革等都是围遶捍卫初心展开的。因此，坚持“一国两制”是发展香港特色民主制度的首要要素。
　　
　　第二，“港式”民主要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首先，要均衡参与，兼顾各方利益。香港是个多元的社会，有很多持份者，需要照顾各方利益。其次，要坚持行政主导，这在基本法中已经有所体现，在现实运作中，行政主导也要切实体现出来。再次，要有原则的包容。一些重要职务要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来担任。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目前有二十多个这样的职位，包括行政长官、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各司司长、副司长，各局局长，廉政专员，审计署署长、警务处处长、入境事务处处长、海关关长等。而一般的公务人员，甚至是立法会的部分议席，都是开放予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外籍人士的。
　　
　　第三，要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香港基本法正文明确提到了循序渐进的原则。循序渐进是为了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制度设计者不希望因发展民主而出现剧烈社会动荡，因为动荡既不符合香港的利益，也不符合整个国家的利益，还会对国际投资者造成伤害。
　　
　　2021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