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中国的独特所在。从19世纪后半期的被迫割让（租借）到20世纪末期的和平回归，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到“纽伦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美誉，从港英政府一百多年的漫长统治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年轻特别行政区，这座城市承载了近代中国的屈辱与奋进，像一面镜子，照出国人在波诡云谲的世界风云中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艰辛与坚定。
　　
　　“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体现实事求是、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先生基于对当时香港和内地的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形势的思考提出了“一国两制”方针，它着眼于台湾的和平统一，先在香港、澳门开始实践。一个国家之内，有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内地和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从酝酿到实践的数十年时间，其藴含的人类发展理念、治理模式的思考超越了意识形态，是基于事实与客观条件的解决一国或一个地区面临的重大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尝试。这是中国的一次试验（test），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的一次实践，也是人类追求更美好发展的一次区域性社会试验。两种制度、两种发展模式，在“五十年不变”的探索过程中能否实现各具特色、同向而行的融合式发展？“一国两制”能否为中国的治国理政提供更为多元但殊途同归的治理之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含的“一国两制”特色能否为人类追求多元共存、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提供新的思路？这些重大理论问题都可以通过“一国两制”实践得出答案。
　　
　　2022年是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一国两制”实践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既是社会治理实践，过程难免有起伏波折。回顾过去，总结香港“一国两制”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仅对香港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而且对“一国两制”理论的发展、相关制度体系的完善、台湾统一后的治理方式等都有重要意义。
　　
　　从政治学角度看，1997年香港的回归意味着国家主权与治权的统一。香港重新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被割让（租界）的历史不代表中国主权的丧失。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次年3月，我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香港和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对香港和澳门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用适当方式加以解决。”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同意了中国的意见，并在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908号决议中确认。中国政府不承认香港、澳门的殖民地性质，从根本上防止了香港、澳门按照殖民地的处理办法可能“独立”的风险，也为日后解决香港、澳门回归问题提供了政治和法理基础。
　　
　　从社会学角度看，香港回归后实行不同于内地的资本主义制度，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意味着对香港原有发展模式的一种承认和保护，而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模式是否要与时俱进进行改善？虽然邓小平有过变与不变的论述，“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但当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变”才是人们考虑的重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后，又迎来内地改革开放的发展机遇，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流行文化兴旺……港英时期别有用心的麦理浩治港大纲1971年，麦理浩赴香港就任港督之前，向英政府提交一份名为“香港候任总督指引”的治港文件，分为三部分：长远规划、内部政策、香港与中国。长远规划属絶密级，旨在淡化和避免香港前途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出现，并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以增加英国未来与中国谈判香港问题的筹码。如计划在最短时间内让香港各方面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尽量抛离中国内地，突出香港社会和制度优势等；内部政策部分列出了为达至长远规划所定目标而采取的改善香港社会和经济的具体政策措施；香港与中国部分阐释如何处理与中国关系，如释放1967年被判入囚人士来缓和香港与北京关系等。可参见李彭广《管治香港：英国解密档案的启示》，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客观上确实令香港在许多方面的发展远超内地。在香港回归前后，内地以一个后进者向先进者学习的谦虚心态，生发再造几个香港的豪情，人们对来自两种不同政治理念、社会价值、生活方式的碰撞，以及随着内地的快速发展两地之间会产生的摩擦、矛盾缺乏预见。
　　
　　香港的回归，对内地人而言，是近代以来民族耻辱的洗刷，是国家强大起来的体现；对部分香港市民而言，是恐共、拒共心理被小心掩藏，是担心“被内地化”以致矫枉过正。两地矛盾埋下伏笔，直到2008、2009年开始显现。
　　
　　为更形象地说明香港与国家的关系，笔者在文中把香港回归后实施“一国两制”喻作嫁接新生，即把香港嫁接到以内地为主干的中国大树上。嫁接的初衷当然是希望既有利于香港的成长，又有利于整体中国的发展，反映的是中国政府的良苦用心——希望在“一国两制”方针下，香港这枝洋紫荆长得更为茁壮，花开得更为繁茂。然而，由于两地在政治文化、价值理念、法治思维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处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状况，令嫁接后产生了一些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更多的来自香港，相对而言，内地根深叶茂，植株粗壮，受到的影响较小。
　　
　　香港近些年发生多次重大政治社会事件，从“占领中环”到“旺角暴乱”再到“修例风波”，法治受到冲击，社会出现撕裂，“一国两制”实践遇到挫折。所幸，“一国两制”实践的主体并非只有香港、澳门两个特区，而是整个中国。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负有明确的法律和主体责任。让“一国两制”运行得更好，不仅是香港、澳门两个特区的职责，还是中央的职责。
　　
　　2004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完善香港治理是重要一环。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治理策略大致经历了回归之初的“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式的“无为而治”、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的“有所作为”、2014年开始的强调全面管治权的“积极作为”几个阶段。当前中央治港思路体现在习近平治港治澳重要论述中，也体现在近年中央对香港重大政治社会事件的处理中，以及出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等一系列具体举措中。在香港政治秩序基本稳定后，后续会致力于解决经济、民生、社会方面的深层次矛盾，主要是积存多年的土地房屋、贫富差距过大，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就业、置业、向上流动等问题。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香港社会新秩序的方向，也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着优势之一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发展的应有之义。因应形势不断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促进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本身也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体现。
　　
　　2022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从2012年的十八大到2022年的二十大，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香港形势快速变化的十年。两种社会治理理念、两种社会治理体系的摩擦、碰撞，有时充满内耗的无奈、撕裂的痛楚。香港融入国家的进程不仅是收回了土地的管理权，还有土地上生活的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前者一蹴而就，后者却经历曲折，受到香港自身、中国内地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影响。这种融入之痛是香港认识自己的过程，也是不断调试自我、适应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和快速变化的世界的过程。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也是世界的香港。作为经济金融领域成功的范例，香港尽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成功塑造开放、包容、多元、自由的形象。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过往时代造就的佼佼者同样处在风口浪尖。百年风云，从香港这座城市的演变看到整个中国的发展和世界潮流的浩汤。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的时间刚好与香港、澳门回归五十年的时间点交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未来是怎样的？香港在中国这艘大船驶向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航程中会起到怎样的作用？世界大变局，中国新时代，香港下一个二十五年，取决于自身的定位与努力，离不开中国内地的发展，也依然受国际力量博弈的影响。
　　
　　在本书中，笔者主要选取从2012年至今在公开刊物发表的文章，算是对自己过去十多年从事港澳研究的思考作一小结。书中文章集中于香港，也会涉及澳门、台湾，但专写澳门、台湾的文章并未收録。所选文章体例、长短不同，内容也各有侧重，原汁原味记録当年“当时”的思考。现在回头看，既是当年事件的点滴记録，也反映个人在港澳问题上的思考脉络。港澳研究是一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学问，是一个边发展理论边用于指导实践，边在实践中迅速得到反馈的研究课题。囿于个人能力和视野，相关思考肯定仍有提升、深化的空间。
　　
　　本书按内容编排为四大部分，即理论发展、香港实践、外部力量和中评专访。第一部分为理论发展。收録了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笔者围遶“一国两制”理论与发展的一些思考，一直到最近的习近平关于港澳治理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发展。第二部分聚焦香港实践。围遶中央的政策、特区政府的管治、香港社会风起云涌的变化等进行论述，草蛇灰线，窥斑见豹。香港对内地、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客观认识需要时间，而情感连接在经过波折后也需要时间恢复，两地民众需要更多的集体记忆，香港与国家要站在一起、长在一起，才能实现由过往更为强调的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的转变，最终实现人心的回归。第三部分关注外部力量。香港是国际化城市，高度开放，外部力量的存在本属自然，但需警惕有外部势力借香港行干预之事。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斗争中，香港成为中美等大国博弈的短兵相接之地，然而眼光放长远，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相处下去，香港可以成为中美博弈的缓冲地带，而非中美关系破局之地。第四部分收録了中评社对笔者的部分采访。不同的记者，同样深入的思考，对香港的关注，家国情深。笔者认真对待每一次访问，也从对问题的思考、与记者的互动中获益。
　　
　　最后，感谢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感谢为本书撰写推荐语的学界前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民先生、新范式基金会总裁邵善波先生、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郭伟峰先生。他们不仅是香港问题专家，还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见贤思齐，与他们的交往令我受益匪浅。
　　
　　2021年9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