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来源：网络资料图）

　　 中评社北京6月3日电（作者汪毅夫）胡适在《找书的快乐》里说：“我今年69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哪一门？是中国哲学呢？还是中国思想史？抑或是中国文学史？或者是中国小说史？《水经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禅宗史？我所说的本行，其实就是我的兴趣，兴趣逾多就逾不能收书了”，“我不是藏书家。但却是用书家”。“用书”就是“找书”：从书里找到同本行或者说同兴趣有关的材料，这是学术大师胡适愿意拥有、也愿意与同行分享的快乐。在我看来，晚年胡适学术上的兴趣和快乐至少有3个兴奋点：台湾地方史、《红楼梦》和《水经注》。 

　　胡适自称，1948年12月16日，离开北平时“只带出了先父遗稿的清钞本和这个甲戌本《红楼梦》”。胡适的父亲胡传曾历任台湾营务处总巡和台东知州，胡适从北平带出的其“先父遗稿的清钞本”是胡传的《台湾日记》和《禀启存稿》。1949年3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请借抄胡传遗稿，胡适喜诺。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将《台湾日记》和《禀启存稿》合编为《台湾记録两种》，刊印发行。其后，胡适将《台湾日记》和《禀启存稿》按年、月、日，编録为一册，名《台湾日记与禀启》，于1960年交台湾省银行刊印发行。胡适誉是书为“最详细、最切实的台湾游记和全台兵志”，是台湾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胡适还钞録、校勘胡传的《记台湾台东州疆域道里地方情形》。1953年1月6日，胡适在“台湾省县、市文献委员会茶会”上发言，就台湾地方志编写、民族学研究和方言调查建言良多，并谈及有关“二·二八”事件的“不能用、不敢用或不便用”的史料之保存和发表问题。 

　　胡适从北平带出的“甲戌本《红楼梦》”，于1961年在台北“试验影印很成功”，胡适“决定影印500部，使世间爱好《红楼梦》与研究《红楼梦》的人都可以欣赏这个最古写本的真面目”。胡适还兴致勃勃地写了《影印干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缘起》和《跋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胡适在台湾还发现和发生了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见解。例如，关于《妙复轩评点石头记》，胡适据新得的资料指出：该书作者“太平闲人”不是道光年间任台湾知府的仝卜年，而是台湾知府衙门里的幕客张新之。 

　　1952年12月19日，胡适在台湾大学文学院演讲《水经注考》，详细介绍他多年研究《水经注》的心得。1959年3月，胡适又有《记杨希闵〈水经注汇校〉的手稿本》，介绍他在台湾新得的《水经注》研究“可供采择的资料”。《水经注汇校》完成于1881年，是杨希闵“掌教”台湾海东书院期间的学术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