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6月4日电（作者汪毅夫）多年前，我到台湾屏东科技大学参访，受到师友热情款待，至今感念于心。屏东科技大学的前身是屏东农校。我记得，国立海疆学校校史资料记载，台湾光复初期该校有8名毕业生到了台湾屏东，分别在屏东农校和屏东中学任教。国立海疆学校创办于1944年，该校“创办的动机是为收复台湾而储备人才”，校址先后设于福建仙游、南安、晋江。我还记得，屏东历史名人郭国基在日据台湾时期因屏东东港事件坐牢，在台湾光复初期又为“二·二八”事件入狱。 

　　作为历史学家，胡适对东港事件和“二·二八”事件都很关注。1953年1月6月，胡适在“台湾省县市文献委员会茶会”上说：“二·二八事变是一个很不愉快的事情，但其造因如何？经过如何？也不能不讨论这个问题，但讨论这个问题，要避免有主观见解，能够顾到客观环境。关于二·二八事变的事情，就有许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不便用，但总要尽量保存这个史料，幷发表其可发表之资料，以留真相”（引自童怡《现阶段的文献工作》，载《台北文物》第5卷第4期，1956年6月30日出版）。1959年2月17日，胡适在给台南名人韩石泉的信里表示，希望从“更多、更详细的自传文字”中“更明白当年东港事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转引自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 

　　说来令人好奇，时至今日，东港事件近乎不被人记得、不被人说起，而“二·二八”事件则几乎成了“100年也谈不完的话题”；知郭国基因“二·二八”事件受难者众，而知其为东港事件吃苦者尠。所以然者何？政治偏见使然也。如胡适当年指出的，因某种“主观见解”而使“许多资料不能用、不敢用或者不便用”。吾人于此还要指出，基于为当局（包括日据台湾当局）辩护或辩解的“主观见解”来处理资料，造成的是个体乃至群体的选择性记忆。台湾史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