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8月24日电（作者汪毅夫）退休后学会在微信上同师友联系，多了一条接受教益的渠道。近日，卢咸池教授慷慨发来一条资料：当年《申报》公布的《光绪六年庚辰科会试题名全録》，并指出我早年的一个错误。据《光绪六年庚辰科会试题名全録》，台湾进士张觐光的会试名次是127名。我在写作《台湾近代文学丛稿》（1990，海峡文艺出版社）时，从《嘉义县志》（1983，台北成文出版社）找到张觐光“赴殿试（汪按，应为会试）中第十七名进士（汪按，应为贡士）”的记録，又从《云林县志稿》（1983，台北成文出版社）得到一条佐证：张觐光“会试中式第十七名”，故称张觐光为“会魁”（会试第1名称会元，前18名合称会魁）。《嘉义县志》《云林县志稿》所记“十七名”显系从“一百二十七名”误抄而来，张觐光显然不是会魁。 

　　卢咸池教授还指出我近年的一条错误。我从徐珂《清稗类钞》之《各省乡试之中额》引述“顺天一百六十八名，内贝字号一百十五名”，却将贝字理解为“贡”的部首，将贝字号误解为“用于録取贡生为举人”。实际上，“顺天乡试分编字号名目，以辨省分，曰贝，直隶生员也”，贝是员的部首，贝字号乃用于録取“直隶生员”为举人。我对卢咸池教授的批评心存感恩，也为自己的错误深感愧疚。 

　　多年前，我在《〈台湾诗史〉辨误举隅》（收汪毅夫：《台湾社会与文化》，1994，海峡文艺出版社）一文里说：“作为大陆学者，我对廖雪兰博士辛勤的工作心存同情，并愿在指摘《台湾诗史》某些错误之时，纠正自己也曾不免的过失”。于今观之，当年对《台湾诗史》的批评不尽正确，“纠正自己的过失”也不完全。当年自我纠错，纠正了关于刘家谋生年、官职的误记，但忽略了关于其享年的误算（享年40误为享年50）。我批评《台湾诗史》，是因为书中“若干明显的错误，从该书油印本到铅印本、从1983年迄于1989年，作者本人乃至其指导教授、答辩导师竟然未加纠正”，“书中出现失误也在所难免，应该受到批评的是，有更正错误的机会时不加更正”。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学者的成长、学术的进步大有助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