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1月9日电（作者汪毅夫）近年来，已有多种论著涉及“中华民族”的概念史研究。我也曾留意查找有关“中华民族”的边角材料或者说稀见史料，并报告过如下3个事例：

　　1.1924年，蒋渭水在“治警事件”的法庭辩论时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语，骄傲地宣称：“台湾人明白地是中华民族”。 

　　2.1945年10月18日，《台湾新报》载《高山兄弟欢天喜地》，其文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视察员王万得，17日自山界归来，访问本社。关于日本降伏后的山界情形，言明如左。我三星期以来，巡访新竹州下竹东、大湖及兰阳方面的山界。各地的高山兄弟，听到日本降伏之喜讯，也同我们兄弟一样，手舞足跳。他们极喜欢，切实要变中华民族，这样希望也要本省人后援始可达其目的。又关于‘高砂族’的名称也希望抹消，叫做山的兄弟可也。山的兄弟有日中遣代表要欢迎陈长官之计划云”。王万得“巡访”台湾“山界”的时间是1945年9月26日至10月17日，其时“陈长官”即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尚未到台主持受降仪式，台湾少数民族以“切实要变中华民族”而“高兴得手舞足跳”，这是很可注意的。 

　　3.1975年8月15日，台湾党外运动的重要刊物《美丽岛》的发词谈及“中华民族”。其文略谓：“我们认为，在历史转折点的今天，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让民主永远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在台湾1800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所能做的最大贡献”。后来，从台湾党外运动酝酿、催生而来的民进党，其代表人物陈水扁2000年、2004年两次“就职演说”，蔡英文2016年、2020年两次“就职演说”，都避而讳言“中华民族”。 

　　如果我们将思考的尺度放开，我们会发现，在特定的语境里，“中华之弃民”以及“弃民”、“孤臣”、“逐臣”和“孤儿”等有明显怨恨情绪的概念，同“中华民族”是有意义关联的。

　　1895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4.17）签订，农历四月十四日（5.8）批准、换约的《马关条约》，除了割地、赔款，还有弃民的条款，该条款规定：（自批准、换约之日起）“限两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徏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也就是说，1897年5月8日，是“台民去留”的限期，逾期仍留居台湾者即被动地失去中国国籍、被动地沦为日本的“二等公民”。当时各地发起的抗议请愿运动是以“痛失山河”为普遍号召的，在京会试之台湾举人的公车上书，针对的却是“弃民”。他们在请愿书里说：或谓徙民内地，然田园庐舍，谁能挈之而奔？祖先坟茔，岂忍弃之而去。呼吁朝廷万勿割地弃民。日军入侵，台湾沦陷。吴德功《让台记》乃有“中华之弃民”的说法，洪弃生《台湾战纪》开篇就讲“弃民”，丘逢甲《离台作》有“孤臣无力可回天”句，施士洁离台时则高呼“逐臣不死悬双眼”，日据时期的台湾小说里也有“孤儿”的形象。与自诩“日本臣民”完全不同，自称“中华之弃民”（以及“弃民”、“孤臣”、“逐臣”和“孤儿”），语带怨恨，心中却是对于“中华民族”割舍不断的依恋。 

　　我们应该瞭解台湾人民特殊的历史遭遇，应该理解台湾人民特殊的心态，应该将“中华之弃民”（以及“弃民”、“孤臣”、“逐臣”和“孤儿”）的书写也列入“中华民族”叙事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