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月14日电（作者汪毅夫）1946年5月13日，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在给许寿裳的信里谈了设立台湾省立编译馆的想法。略谓：在编的方面，“台湾经过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文化情况与各省两样。多数人民说的是日本话，看的是日本文。国语固然不懂，国文一样不通。对于世界与中国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重要工作，是心理的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心理的工具——语言文字——须先改造。各省所出书籍报纸，因为国文程度的关系，多不适用。台湾的书报在二、三年内，必须另外编印专适用于台湾人的。第一要编印中小学文史教本（国定本、审定本全不适用）；第二要编的是中小学教师的参考读物，如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等月刊；第三为宣达三民主义及政令，须编适于公务员及民众阅读的小册；第四，一般的参考书如辞典等。这是就台湾的应急工作而言”；在译的方面，“我以为中国必须像以前的翻译佛经一样，将西洋名著翻译五、六百部过来，使研究任何一科的学生，有该科一、二十本名著可读”，“这一笔费用，较诸军事费，一般行政费，真是九牛一毛，可是对于促进学术，帮助很大。在中国却是一种伟大的工作，可与大藏经媲美了”。当时，许寿裳已答应来台担任省立编译馆馆长，陈仪在信中表示“很高兴”，并为许寿裳来台途中、到台以后诸细节详加交代。 

　　1946年6月，台湾省立编译馆正式开张。“馆中同人”包括从大陆和在台湾招聘的学者许寿裳、李何林、李霁野等和赖子清等。据我所知，由于“额隘”即名额有限，1946年北京大学毕业的薛绥之、厦门大学毕业的陈贤禄都曾申请到馆工作而被“婉谢”。薛绥之随即出任《世界日报》驻台记者，并在台湾多个学校兼课，晚年是山东大学教授；陈贤禄则携妻女到了高雄冈山中学，陈贤禄夫妇当年是、后来也是名师。

　　1947年4月24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奉令改制为台湾省政府；同年5月I6日，台湾省政府第一次政务会议议决撤销台湾省立编译馆。许寿裳在6月25的日记里写道：“来台整整一年矣，筹备馆事，初以房屋狭窄，交通阻滞，邀者迟迟始到，工作难以展开。今年一月始得各项开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难，停顿一月，而5月16日即受省务会议议决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见未遑，曷胜悲愤！馆中工作专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现款专案移交者百五十余万。知我罪我，一切听之”。许寿裳后来改任台湾大学教授，又不幸于1948年1月18日遇害逝世于台北寓所。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有台湾省立编译馆同人程仰秋“归途中被击数拳”，又有“馆中编审张常惺、刘世模二人被警备司令部拘去”（后经许寿裳保释）；当“馆中同人”李何林上街听演讲，“听不懂但觉得很热闹”，当场有台胞劝他离开以免不测；当“馆中同人困守一夜不敢出”，又有馆中干事、台胞赖子清“送来便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