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2月18日电（作者汪毅夫）2019年2月农历新年里，媒体报导说台湾有人问：“我们今天还在跟随中国农民系统的农历，是不是很废呀”。今年2月，台湾又有人用“过年”制造问题，这回是台南一位苏姓名人自已在脸书上呛声，用的也是提问之法：“台湾是否改过‘新历过年’呢？大家的意见呢？”“毕竟17世纪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所订的农民历，是以农业社会的农耕文化为基础的，而且也是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天文观。是不是应该随着天文科学的进步，以及农业社会转型为工商资讯社会时代，也应该与时俱进，调整改为过新历过年呢？”老苏过不过农历新年可以是他个人的选择，但他提问的用意乃在于“大家”随他起舞，把农历新年给废了。 

　　面对网络上用“过年”制造问题的不当言论，我选择呛声，选择用“过年”做话题：2019年写了《台湾旧诗和现代生活里的“三正”》《“去中国化”祸及“农历”？》，今年已经写了《新历、旧历和新旧合历》，今天还要说说老苏的情调和论调。老苏言语间流露的对农民、农业社会和农耕文化的鄙视，是不健康的情调，这可以由他自已去检讨。我要说的是，老苏的论调充斥了无知，是个一捅就破的脓包。须知，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农历是从夏历、从先秦时代中国人对日月星辰的观测和天体运行规律的认识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到了老苏所说的17世纪即明末清初时期，中国人李之藻、徐光启、李天经先后主持《崇祯历书》的编写，该书“内容包括历法和作为历法基础的天文学理论、计算方法、天文表等，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创立的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引进了地球和地理经纬度、球面天文学、视差、大气折射等概念，介绍了哥白尼、伽里略、开普勒等人的部分科学成果和天文数据，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的著作”（郑师渠总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清前期卷，第559—56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老苏所谓“17世纪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所订的农民历”，其实是入清以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删定而成的《时宪历书》（也称《时宪历》）。《时宪历书》完全是《崇祯历书》的翻版，也完全是“一部应用西洋法数，保留旧历结构的历书”。因为无知，所以无畏。老苏并不知道他贬损的“农民历”是在中、西天文历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用“过年”制造问题，用贬损农历来号召废除农历新年，看来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这是老苏在农历新年里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