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6日电（作者汪毅夫）台胞谢大姐的父亲是老革命、抗战将领。近日，谢大姐随旅游团到了贵州。她在观景台上拍了弯弯曲曲的抗战公路“二十四拐”的照片，兴冲冲地发给我。我告诉她，贵州镇远和平村也是有名的抗战遗址。于是，她请假离团两天，又兴冲冲地到镇远去也。没想到，和平村正在修整和重新布展，她只能在村口拍了外景（图一）。我为参观、参会，曾三次到古城镇远。为了让谢大姐少些遗憾，老弟我应该当一回讲解员，向谢大姐、也向各位朋友介绍我所知道的贵州镇远和平村的若干情况。 

　　和平村是抗战时期“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的别称，和平村随战事几经迁移，最后定址于贵州镇远。让我从和平村的主任管理员康大川（图二）讲起。康大川（1915—2004），原名康天顺，台湾苗粟人。1938年3月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奔赴祖国参加抗战，转战于桂北、湘北前线。1942年6月22日，经由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商议决定，康大川奉派到贵州镇远和平村任主任管理员，参与开展对日本战俘的教育感化工作，将“和平村的最大多数俘虏”从战争罪犯转化为反战人士。多年后，从和平村释放遣返的日本战俘，仍念念不忘康大川让他们翻译、阅读和钞写《论持久战》、《新华日报》、《群众》等书、报、刊的情形，念念不忘康大川对他们的教育和照顾。和平村收容的战俘里也有台籍日本兵，他们很快觉醒并参加了反战的工作。譬如，1941年1月15日，台湾义勇队创办的《台湾先锋》第6期发表台籍日本兵林琬钟的“和平村通讯”，题目是《和平村村员台湾人》，文中说：“祖国当局宽大为怀的爱护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把握住人生的意义，能分析侵略与反侵略的是非曲直，最大多数的俘虏都已觉醒，回忆到以前的行为而战栗”。 

　　作为学者，我在多年前曾送给和平村管理机构一本《日本反战士兵与日中战争》（香港，光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2月版），这本日人菊池一隆编写、厦门大学朱家骏教授译审的书里，有很多和平村的史料；我还就布展工作谈了意见，其中包括：作为俘虏收容所，和平村的医务室是必不可缺的，应予复原。史料里也有关于和平村医务室的记载，如林琬钟《和平村村员台湾人》所记：“卫生组：内设医务室、医药丰畗的药室，村员凡有疾病每日上午由医官诊察配药”。据我所知，和平村的“医官”是由驻地在贵州贵筑（贵阳）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派驻的，1941年6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到访和平村时，有“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派医疗队陈队长、蒋医师以及各位队员驻在村里”。陈队长的姓名是陈生白，蒋医师即蒋昂，驻村医疗队先后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182区队、第19中队。

　　附带言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创队总队长林可胜是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的公子。1940年8月10日，厦门大学创办人陈嘉庚，以“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的身份到访驻地在贵州贵筑（贵阳）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向救护总队部“在筑全体工作人员训话”；1944年1月27日，曾任厦门大学教授的林语堂，以“美国医药援华会”董事的身份，到访贵筑（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今年4月6日是厦门大学创校100周年纪念日，故特别附记此一段厦门大学与贵州的历史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