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两岸媒体人“一同”印发的单页《号外》。（来源：汪毅夫提供）

　　中评社北京6月25日电（作者汪毅夫）我手头的这张传单，是1947年3月2日下午8时，由台北市大明报、国是日报、人民导报、民报、中外日报、重建日报、经济日报、工商日报，和上海市大公报、新闻报台湾办事处，即由两岸媒体人“一同”印发的单页《号外》。 

　　当时台湾二·二八事件刚刚发生，事态尚在发展。传单开篇就说：“此次省垣发生不幸事件”，各报“未能照常出报，殊为歉疚”，“本日戒严令业已”实行“而市面秩序未尽恢复常态”，记者乃“综合”各种“情形”，“根据民众之讲述，爰以舆论界之立场，向长官公署”提出“建议”，包括“受伤者迅由各医院收容，治疗费用由政府负担”，“伤亡及失踪，集中报告于市政府，俾便访问调查”，“军警巡逻（以下7字模糊不可辨识）不必全列武装以缓民心”，“关于本案死者由政府抚恤”，以及确保市场“供应民众”、保释被捕者等（汪按，传单部分文字模糊不可辨识，未能照録原文）。传单并开列当时已经被捕的30人的名单（包括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意在引起社会关注以保全其生存权。 

　　这一页传单，关注的是事件的伤者、死者、失踪者和被捕者的生死安危，关注的是事件后同民众紧密相关的社会秩序和市场供应，俱见两岸媒体人共有的“舆论界之立场”、共有的人文情怀。尤其令人有感的是，传单公布被捕者名单以保其生存权的良善用意。台湾俗谚所说的“哗拍哗刣（喊打喊杀）”“看热闹不怕代志（事情）大”“咀咒让别人去死”，是不良媒体的行径。 

　　附带言之，我在《战后台湾政治案件丛书》里看到，1950年代军法审讯官还在追查《中外日报》参与的这页传单（《号外》）的来由和下落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