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8月9日电（作者汪毅夫）康熙三十四年（1695），户部郎中王廷抡出知福建汀州府。话说这知府老王到了任，很快就发现汀州府属各县讼师“唆讼而网利”的社会问题：汀属宁化、清流、上杭、永定等县讼师熟识省会各衙门，惯能遇事生风，顶名包告，于中诈骗。老王知道兹事体大，未可等闲视之。乃于任上惩办讼师，所办大案要案，其《临汀考言》（康熙刻本）有所记焉；另一方面则鼓励官方准予代写讼诉状子的代书人（称“官代书”）守其本分，其《谕代书曹人凤》谓：代书人对诉讼状子，“不许一概代写”，须查明案情，登録在簿；遇证据不足、越级控告、已审结并无冤屈者，则应当“婉为劝解，令其回家安业”，“仰体本府爱民无讼之意”也。王廷抡所针对的讼师“唆讼而网利”的社会问题，发生于福建汀州府，也发生于福建省属其他各府，包括福建台湾府，如康熙年间陈瑸和蓝鼎元分别报告“台俗健讼”和“台地讼师最多”。闽、台两地，事事相同，包括讼师“唆讼而网利”的社会问题也大致不二。王廷抡强调的“官代书”应守的本分，清代福建官府文件汇编《福建省例》所收《条款状式刊入省例》等也有所强调。福建官府的文件，福建省属各府，包括福建台湾府，当然须“一体遵行”！ 

　　官府认可的“官代书”参与官司、代写诉讼状子，民间信赖的其他代书人则不参与官司、仅代写家信，他们长期活跃于闽、台两地市井和乡土社会。以厦门为例。厦门是著名侨乡，侨属、侨眷里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往往会委托代书人代写书信。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我曾亲见在厦门局口街有代书摊子，也曾亲见代书人为委托人读来信、听委托人讲委托事项，代写信件后又读给委托人听的过程。附近居民至今记得，代书摊子挂个写着“代书”二字的布条，摆着简易桌椅，代书人“长得挺斯文，人很本分”。与我同龄的厦门友人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在厦门市区其他地方（如“中梅理发厅”附近）和近郊也曾见代书摊子。守其本分是代书人共同的伦理，厦门居民从未听说代书人泄露委托人信息的事情。代书曾是一种职业或行业，“三百六十行”里应该“可以有”。 

　　附带言之，我读大学本四时曾代人写过、也代人读过情书。某日，母校福建师大第一膳团的厨工老张找到我，说是他同“建筑联社”的女友见了几次面，现在想给她写信、想“把她娶回家”。我乃用平实的语言（而不用中文系男生的基本功）代他写了一信。又一日，傍晚时分在操场上，同学小黄收到读英文的女友让人捎到的英文字条。操场上没有《英汉字典》，情急中他让我看看。我的英文可能比他还“菜”，但认得字条里cinema和underthetree是“电影院”和“树下”，他听了大叫一声“哦，老地方”，即刻飞奔而去，留下我站在寒风里。当然，我是守其本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