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9月3日电（作者汪毅夫）梁永禄先生家藏文献里，有一封梁永禄写给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副主委何容的信。信中说了一个故事：“（我）从中学二年级就一直燃烧着归回祖国的情绪，为达到此目的，必须积蓄些钱，而不得不到一个乡村（台中县北斗区溪州乡）开业行医。遂得识该村牛稠子人、曾经留学过北平数年的陈文艺先生。趁此良机，承陈先生好意，立刻纠合该村青年、中年廿多名，组织了一个‘北京话讲习会’，于民国廿六年四月一日，陈先生指导之下，正式开课。是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虽于台湾各地都能很清楚地随便收听，但半句也不懂。又不幸，七七事件一发生，七月八日，北斗郡役所命令解散该会，因之陈先生成为被注意人物，不能和他密切联络。继之全岛禁听一切中国电台之广播。于是我们的苦学从此就开始了，讲习会的寿命只三个月，所学只不过注音字母及极简单的几课基本会话而已。舍下不居镇上，位于比较偏僻地方，所以只能严选几位同志，由弟领导，夜间秘密的开始研究。为使发音正确起见，想法利用收听南京的播送。遂在距住宅四角100米处配置四个监视人手拿着手电灯，如有警察或可疑人来时，以电光报告站于门外的另一监视人，以便立刻通知屋里人（弟与一二同志 ）停止接听。这种独学（汪按，自学）确是苦中之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日据台湾当局的警察统治之下，台湾人民连听听、说说自家的话，连“自家学话”都得如此担惊受怕！故事里的陈文艺后来被迫再次离开台湾到了北平，我在《台湾省旅平同胞名録》里看到陈文艺从“台中州北斗郡埤头庄牛稠子132（号）”迁居到北平“石驸马大街回回□11（号）”，还在《新台湾》看到陈文艺的连载文章《一个台湾人的自白》。 

　　梁永禄先生家藏文献里有《国语小丛书》之《“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从台湾话学习国语》《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以及主张“用自家学话的方法”即“从台湾话学习国语”的《国语小报》多种。它们都是光复初期台湾国语运动的证物。现在让我来讲一段故事，这段故事也同“自家学话”有关。我为写作讲稿《魏建功等“语文学术专家”与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收汪毅夫：《闽台区域社会研究》，2004），费时费力颇多。当我以此为题，在台湾某大学讲学时，有听众起身呛声：“我们亲历的国语教学并不是从台湾话学习国语，而是透过禁止台语来推行国语”。我礼貌地提示他，我的讲题是光复初期而不是其他时期，主导者是“语文学术专家”而不是教育行政官员，是台湾的国语运动而不仅仅是台湾的国语教学。呛声的听众即刻表示歉意，并说他对于这段史实闻所未闻，所以“应该特别感谢大陆来的教授当年主导了光复初期台湾国语运动的正确路径，也应该感谢大陆来的汪老师告诉我们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