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9月7日电（作者汪毅夫）谈起日据时期（1895—1945）台湾汉奸（俗称二鬼子）史，人们念念不忘、首先会提到的是，辜显荣之流开门揖盗，迎接日本侵略军入城的丑态。然而，日据台湾时期漫长的50年里，附敌帮凶的汉奸罪行和认贼作父的汉奸恶念，也是不该被淡忘和被忽略的。本文着重谈附敌帮凶一节。 

　　1946年11月1日“中国陆军总部拟定”、同年11月10日“行政院发内政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各省市政府”的《台湾人处理办法》之第一条规定：“凡在日军中服务之台湾人，仍与缴械后日军官兵暂不区分，由各受降区一并集中交由当地政府管理”；第三条规定：“曾任日军特务残害同胞，或帮同日人逃避物质转卖军用品者，均依法惩处”。台湾学者杜武志指出：“自从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侵华野心越来越露骨，而在这期间，士兵阵亡多，又与全世界为敌，所以不得不征召殖民地人民，（被征召在日军中服务者）有因而阵亡者，或成B.C.级战犯而被处决者”。日据当局在台湾最初并未实行兵役制（义务兵制），但有部分台湾人被骗或被迫充当日军“军属”（即军队雇员，如翻译、护士）和“军夫”（车拉肩挑以运输军粮、军备）者，属于“在日军中服务之台湾人”，他们通常也被视为“台籍日本兵”；日据当局于1942年和1943年，开始在台湾实行陆军和海军志愿兵制后，所招收的台籍日本兵当然也属于“在日军中服务之台湾人”。当年，“日本与全世界为敌”，“在日军中服务之台湾人”参加了日本对中国、对各受害国的侵略战争，他们中有人犯下“残害同胞”的汉奸罪行，以及负有“战争罪”（B级战犯）、“违反人道罪”（C级战犯）等罪责。此外，台湾“1929年共产党员大检举”的告密者和变节附敌者，在日军占领地及其他重要地区充当特务残害同胞的台湾汉奸，等，他们的犯罪事实是日据时期台湾汉奸史必须铭记的内容。 

　　在今天，当年开门揖盗和附敌帮凶之辈已经死亡殆尽。但他们认贼作父的汉奸恶念尚有流毒。在政界，我记得某位老台胞在大会发言时说：“台湾经济起飞靠的是日本在台湾打下的基础”。这一番认贼作父、歪曲历史的言论还曾刊于报章，厦门大学历史系林其泉教授当即撰文予以驳斥；在文化界，哈日、精日、媚日的表现和表演，时或有泛滥成灾之势。 

　　附带言之，编写和出版《日据时期台湾汉奸史（1895—1945）》，此其时也！吾人翘首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