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19日电（作者汪毅夫）《台湾新报》1897年8月6日第一版“开列”了“台南各区举人、贡生、廪生、训导、秀才”名单。这份名单包括台南1—4区（日人做的区划）的举人2名，贡生4名，廪生22名，秀才107名，总数135名（这份名单也许在该报第一版未开列完全）。 

　　在我看来，这份名单应该同日据台湾初期，日据当局在台湾实行的文化笼络政策有关。日人据台之初，就对台湾文化人士有警犬般的警惕，他们意识到：“持有旧政府（汪按，指清朝政府）时代学位（举人、贡生、秀才）者，全省尚存不少。渠辈费多年努力获得之学位，在新生台湾（汪按，指日据时期的台湾）等于一片废纸而成无何价值，故其不平不满，实有难于掩蔽者。彼辈概为地方指导者，具有相当势力，漠然置之不理，洵为不可忽视之一大问题也”。出于对这个“大问题”的考量，日据台湾当局曾采取笼络政策，如实行“颁发绅章制度”、召开“扬文会”、吸收台湾诗人参加诗社等，“创设优遇具有学识资望者之途，俾能均沾皇化”，“收罗文人学士共会一堂，施优待之典，以同赞文明之花”，实现“彼我相忘望，新旧不间”的同化、奴化的目标。然而，日据台湾当局的文化笼络很快就缩紧为文化管制、限制和扼制。台湾诗人、彰化秀才洪弃生曾记当时情形说：“今则时迁地易，九儒仅居十丐之上。彼族之官吏，每以读书为无职业之人，载之户籍，明用稽查，今且悬之禁令。此境此情，何堪回想！”曾受到笼络的少数台湾文化人士，后来无一不在屈辱和打压中度过余生。例如，王蓝石、蔡国琳是清光绪八年（1882）福建乡试壬午科的同榜举人，王蓝石曾参加“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举办的“扬文会”，后来也受到日据当局迫害；蔡国琳在1897年5月8日（《马关条约》规定的“台民去留”的最后期限）后，“不舍家产，首先回台，请入日籍”，所以也得列入“学位”名单。但据其老友台湾进士许南英说：蔡国琳“半路清人又日人”的晚年生活过得很是不爽，“乡人鄙之，日人亦有贬词焉”。当然，絶大多数台湾文化人士并不接受日人的“优遇”，拒不同日人合作。台湾诗人、彰化秀才洪弃生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台湾新报》开列的台南“学位”名单之分类是有问题的。秀才是府、州、县学生员的俗称，它包括廪生（廪膳生，享受伙食补贴，属于计划内招收的生员）、增生（相当于扩招生）和附生（相当于寄读主）；增生、附生入学后学业优秀者可升等享受伙食补贴；廪生、增生和附生合称“诸生”。贡生是从在学生员中选拔的，分岁贡、优贡、拔贡、恩贡和副贡，五贡都属“正途出身”；另有例贡，是捐纳而来的“学位”。训导则是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的副职，是职务而不是“学位”。